郑功帅 郑竹沁

摘要：当前，乡村振兴的深入推进、村民回归的红利释放、数字技术的动力支持都为未来乡村建设提供了难得的契机。但与此同时，乡土社会解构带来的松散化、乡村文化式微带来的离散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弱化带来的低效化都使未来乡村建设面临多重挑战。因此，要以打造未来乡村、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整合多元利益形成共建合力、复兴乡村文化强化感情归属、实施四治融合提升治理绩效，从而扫清未来乡村建设障碍，进一步助推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关键词：共同富裕；未来乡村；现实境遇；路径选择

作者简介：郑功帅，中共诸暨市委党校高级讲师（浙江诸暨311811）；郑竹沁，中共开化县委党校讲师（浙江衢州324300）。

中图分类号：F3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5103（2022）08-0103-04

乡村建设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持续改善，乡村面貌发生巨大变化。同时，乡村固有的一些短板，如基础设施不足、公共服务短缺、产业发展滞后等，越来越成为制约乡村振兴的关键因素。为了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未来乡村建设”在浙江应运而生。未来乡村是共同富裕现代化基本单元，是承载共同富裕愿景的重要载体。2022年1月，浙江省颁布实施《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未来乡村建设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要求“有农村区域的县（市、区）每年开展1～3个未来乡村建设。自2022年开始，全省每年建设200个以上未来乡村。到2025年全省建设1000个以上未来乡村。”这标志着浙江省未来乡村建设的正式开启。根据《意见》内容归纳，“人本化、生态化、数字化”是未来乡村的建设方向；“造场景、造邻里、造产业”是未来乡村的建设途径；“有人来、有活干、有钱赚”是未来乡村的建设定位；“乡土味、乡亲味、乡愁味”是未来乡村的建设特色；“缺什么补什么、需要什么建设什么”是未来乡村的建设原则。作为乡村振兴进程中的一种新探索，共创共富机制的未来乡村建设，对于加快补足乡村发展短板、推进乡村振兴进而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1]。本文从浙江乡村实践研究来看，未来乡村建设既面临难得契机，也遭遇现实困境。只有抓住机遇，走出困境，未来乡村建设才能达到既定的政策预期。

一、未来乡村建设的有利契机

（一）政策扶持酝酿难得机遇

自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国家的社会治理重心下移，各级党委政府不断加大对乡村振兴的政策扶持，为乡村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活力。国家层面，一系列重大政策相继出台，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若干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等。地方层面，配合中央政策，各地相继出台了支持乡村振兴的政策举措，从人力、物力、财力上对乡村发展倾力扶持。如浙江省2018年出台《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高水平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行动计划（2018—2022）》并配套出台“金融服务乡村振兴20條意见”、2020年出台《关于高质量推进乡村振兴确保农村同步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意见》、2022年出台《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未来乡村建设的指导意见》。此外，2021年我国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的全面完成，进一步为乡村振兴夯实了根基。

（二）人员回归释放人口红利

改革开放以来，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城乡之间形成了资源上的“汲取与被汲取”关系，城乡差距不断加大，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农村一度出现“空心化”“原子化”，原本“熟人化”的乡土社会逐步瓦解。人的“离场”使乡村发展的源动力逐渐丧失，乡村衰败呈愈演愈烈态势。针对这种局面，早在2015年，国务院就印发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的意见》（国办发〔2015〕47号），指出“支持农民工、大学生和退役士兵等人员返乡创业，通过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使广袤乡镇百业兴旺，可以促就业、增收入，打开新型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同发展新局面”。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一系列创业扶持政策在农村落地，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出务工人员和大学毕业生返乡创业。从“在场”到“离场”再到“入场”，人的渐次回归为农村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建设“人本化、生态化、数字化”的未来乡村提供了可能。

（三）数字技术提供动力支持

未来乡村与传统乡村相比一个鲜明特色便是“数字化”，这既是未来乡村建设的目标和方向，也是未来乡村建设的动力和基础。近年来我国相继出台的《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2019—2025）》《关于开展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工作的通知》等文件都对乡村数字体系的构建提出明确要求。与之相呼应，浙江省于2021年制定出台了《浙江省数字乡村建设实施方案》。该方案提出，到2035年数字乡村整体格局全面形成，乡村信息基础设施全面提升，乡村数字产业进一步壮大，数字乡村公共服务体系、治理体系全面建成，农民数字化素养明显提高，城乡“数字鸿沟”基本消除的建设目标。全省各县市（区）积极响应，在推进乡村数字治理方面不断取得新突破。如绍兴诸暨市打造了“浙里兴村（治社）共富”场景应用平台，通过事项一口归集、任务一贯到底、民情一键回应、干事一屏掌控、监管一览无余、评价一体多维、整体建立村社智治全链条场景，为乡村治理数字赋能。数字技术与乡村治理的深度融合，为未来乡村建设提供了强大动力支持。

二、未来乡村建设的多重挑战

（一）乡土社会解构带来的松散化

中国乡村原本是一个富有黏性的乡土社会。“农耕社会”是中国乡村的典型特征，当时的乡村“皇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2]，不断发展壮大的宗族组织和富有极强约束力的“村规民约”是乡村社会得以维系的主要力量。这种以乡绅为核心、以宗族为主导的乡土社会把村民紧密团结起来，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利益共同体。新中国成立后，在城乡二元体制下，国家采取汲取乡村资源的方式支持工业的发展，并通过“人民公社”这一政权组织对乡村进行管理。于是，“宗族治村”逐渐退出乡村历史舞台。人们围绕“人民公社”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实现了从“社区共同体”到“政治共同体”的转变。改革开放以后到2005年，随着人民公社的消亡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国家改变了对乡村的管理模式。而业已退出历史舞台的“宗族势力”已经无法形成“治村力量”。此时的乡村暂时呈现出“治理主体缺位”的状态，乡村治理趋于弱化。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大批农民外出务工，计划经济时代培养起来的集体意识逐渐被个体意识取代，村民与乡村的联系日益松散化。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任务，但总体上看，由于整个社会的发展所带来的乡土社会解构趋势仍在延续，而且越是偏远的农村这种“松散化”的情况便越是严重。

（二）乡村文化式微带来的离散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特别是思想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丢掉了思想文化这个灵魂，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立不起来的。”足见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重要性。在绵延几千年的中华文化宝库中，乡土文化是一颗瑰丽灿烂的明珠，是中华文化的根脉，也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根源。可以说，没有乡村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就没有乡村的繁荣发展和乡村文明的复兴[3]。但不可忽视的现实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乡村这个原本文化兴盛的地方已经或正在出现农民与赖以生存的土地的日益剥离。乡村文化因“土”而生。数千年来，中华民族借助生之养之的土地，孕育出了灿烂辉煌的“乡村文化”，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大量农民外出以及城市发展对农村土地的侵蚀，越来越多的农民与土地剥离了关系。这使得乡村文化赖以传承的根基出现动摇甚至垮塌。文化是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向心力的资源，乡村文化是凝聚村民、使村民产生认同感和归属感的重要因素。原本依靠乡村文化把心灵维系在一起的村民，逐渐从心理上出现离散化。这种离散化表现为村民对村庄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日益淡化，给以“乡土味、乡亲味、乡愁味”为建设特色的未来乡村带来较大阻力。

（三）农村基层党组织弱化带来的低效化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农村基层组织作为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组织者和引领者，其领导力和组织力的强弱，直接关系到乡村振兴的成败。近年来，一些乡村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出现了弱化、虚化、边缘化问题，并由此引发基层组织的低效化，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农村基层组织过度行政化。农村基层组织本不是一级行政组织，其主要任务是维护农村的发展稳定。但近年来随着乡镇权力的下沉，农村基层组织被动承担了过多的行政任务，几乎成为乡镇一级的附属行政单位。部分农村党员干部尤其是主职干部整天忙于上级下达的行政任务而无暇顾及本村的发展。二是村庄治理中的形式主义。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乡镇一级组织在下达给农村基层组织任务时，都要求通過手机拍照、存档做台账等形式留痕并上传到数字信息系统。有时过度留痕的形式主义令农村党员干部苦不堪言，使农村基层组织效率低下。三是村庄发展经费紧缺。农村税费改革后，乡镇财政出现“空心化”，已经无力承担农村基层组织经费拨付任务，这导致农村基层组织经费严重依赖县一级政府，然而由于“僧多粥少”，一些农村基层组织因经费紧缺而使服务村庄发展的能力低下。

三、未来乡村建设的路径选择

（一）整合多元利益形成共建合力

马克思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相关。”而有共同利益的人们会聚集在一起，为了一个相同的目标而奋斗。当前因乡土社会的解构而导致的村民松散化，进一步导致人们的利益分化，建立在不同经济基础上的利益群体在乡村发展上存在较大张力。单靠村民自己已经无法寻找到最大利益公约数，因而无法缓解这种张力。而未来乡村建设需要把这些不同村民群体的利益进行整合，进而使其在共同利益基础上团结在一起，形成推动未来乡村建设的强大合力。当然，这种利益整合决不能以牺牲个人利益为前提，而是建立在各方都寻求到最大利益的基础之上。马克思强调，“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乡村多元利益群体的整合也应以此为原则。一是要搭建实现利益整合的平台，通过改善乡村生态环境，培植乡村特色产业，制定金融扶持政策等，让各种利益群体都能在乡村找到实现自身经济利益的舞台。二是要借助资本运营下乡实现利益整合。乡村振兴政策实施以来，大量资本实体从城市涌向农村。但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地方由于监管不到位，出现了损害农民利益的情况。在未来乡村建设中，必须强化“共建共治共享”，在引入资本运营的同时通过强化制度监督约束资本张力，让资本实体真正给全体村民带来福利。三是要强化农村基层组织的利益整合能力。一方面，要为农村基层组织减负，防止各种形式主义影响基层组织的利益整合能力；另一方面，要打造善于进行利益整合的农村基层组织班子，农村基层组织不只是会管理，还要懂经营、善协调，能够最大程度维护整合乡村各利益群体的利益。

（二）复兴乡村文化强化感情归属

未来乡村是由“原乡人、归乡人、新乡人”形成的利益共同体。但要吸引更多的“归乡人”，仅靠利益吸引并不能实现，必须通过复兴乡村文化让离乡人找回“感情归属”，进而成为“归乡人”。与利益的吸引相比，这种感情的回归更具有根本性和长远性。只有从内心深处对乡村产生认同感和归属感，才能激发出内心的激情和动力，也才能汇聚起未来乡村建设的磅礴力量。需要强调的是，复兴乡村文化并不是简单地复原，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判断标准，以有利于乡村振兴和满足广大村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为根本目的。一是要对乡村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挖掘和传承。乡村原有的自然风貌和传统建筑、服饰、饮食、民间民俗工艺品以及乡规民约、民间故事和传说、农耕活动和民俗节庆，都属于乡村文化的范畴[4]。也正是这些有形或无形的乡村传统文化，成为萦绕在人们心头挥之不去的“乡愁”。对这些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挖掘和传承，对找回离乡人的归属感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有组织、有规划的挖掘与传承，让乡村文化真正成为“未来乡村”建设的重要推力。二是厚植乡村文化底蕴。要引导乡村文化进头脑，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教育，让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识在每个村民头脑中扎根。三是发展乡村文化产业。乡村文化的吸引力最终还要体现在经济效应上。地方政府要在中央大政方针指引下，大力开发与乡村传统文化有关的特色产业，并通过培植示范性企业、创设扶植性政策，吸引更多的离乡人归乡创业。

（三）实施“四治融合”提升治理绩效

治理有效既是“未来乡村”本质特点，也是建设未来乡村的前提和基础。因经济效应基础和社会效应基础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既不能留恋传统的乡绅治村模式，也不能期望恢复“政社合一”的乡村治理形式，这是不现实的。针对农村基层组织普遍存在弱化现象，要在去除农村基层组织行政化、保障农村基层组织日常经费的基础上，大力构建“自治、法治、德治、智治”四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四治融合”的乡村治理模式强调以“自治”为基础，发挥村庄的“自治”功能，最大程度激发村民的“自治”动力；强调以“法治”为原则，村庄的一切事务，都要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只要违背法律，“自治”和“德治”便失去前提；强调以“德治”为支撑，道德伦理和公序良俗是支撑乡村治理的四梁八柱。与此同时，强调充分发挥数字化、信息化的作用，通过运用数字设备和技术，依托“智治”提升“自治、法治、德治”的成效。具体而言，一是要提升“自治”能力。实施村民“自治”能力和素质提升工程；传承和创新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制度和程序上更好保障村民的“自治权利”。二是要强化法治建设，深入实施全民普法教育，让法律思维和法律意识成为每个村民的基本素养。三是要重视道德建设，通过制定村规民约，约束不道德行为；制定奖惩措施，让有德者有利。四是要实施数字治理工程，借助数字化改革东风，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开设数字素质提升班，提升村民数字素养。

参考文献：

[1]黄祖辉，胡伟斌，鄢贞.以未来乡村建设推进共同富裕[J].农村工作通讯，2021（19）.

[2]项继权.中国农村社区及共同体的转型与重建[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48（3）.

[3]马新妍.文化社会学视域下的乡村文化危机及其破解之道[J].理论导刊，2019（4）.

[4]刘正阳.乡村文化的传承与保护[J].人民论坛，2018（21）.

责任编辑：聂慧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