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月岩 陈岩

摘要：当今社会已经进入人口加速流动时代，并日益呈现出家庭化流动的趋势，老年人逐渐成为流动大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术界称其为随迁老人。随迁老人的流动虽然为自身和子女带来了极大的流动福利，但是初来异地仍然面临着生活习惯、文化习俗等方面的问题。社区是随迁老人除家庭外进入最多的场域，推动随迁老人融入社区不仅关系家庭和谐、社会稳定，使其共享流入地的发展成果，还是解决人口老龄化和流动人口问题的关键所在。文章从情感治理的角度出发，根据N市S社区所获取的实地调研资料，研究随迁老人社区融入的路径，探讨情感生成促进社区融入存在的作用机制问题。

关键词：情感治理；随迁老人；社区融入

基金项目：2021年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KYCX21_0417）。

作者简介：孙月岩，南京理工大学公共事务学院；陈岩，南京理工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江苏南京210094）

中图分类号：D669.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5103（2022）08-0088-06

一、引言

在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核心的现代化背景下，社会出现了人口向大中城市迁移的现象，根据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现有流动人口高达3.76亿[1]。同时，随着人口流动日益呈现出家庭化流动的趋势，老年人逐渐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学术界称其为随迁老人，特指为异地养老、家庭团聚或为照顾孙辈来到子女所在城市的非本地户籍老人。随迁老人的产生是转型期间市场、社会、文化与国家四种结构性力量交互作用的产物[2]。通过流动为自身与子女带来了双重福利：一方面可通过流动与子女团聚，享受晚年天伦之乐；另一方面可为子女减轻家务劳动或照看孩子的负担，使其能够全身心投入工作中，免除后顾之忧。《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6》指出，截至2015年，我国有随迁老人近1800万，其中专程来照顾晚辈的比例达43%，与子女团聚或异地养老而流动的比例为25%[3]。

随迁老人离开熟悉的、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的故乡，来到陌生的、以“业缘”连接情感的城市社会，在生活习惯、价值认知、文化习俗、行为方式等方面都与当地人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社区作为城市社会最基本的组成单位，也是随迁老人除家庭外进入最多的场域，是否融入其中不仅关系到随迁老人自身发展，同时也事关家庭内部和谐以及社会稳定。但是由于语言不通、自身受教育程度较低、家庭成员关怀不足以及社区资源有限等问题，随迁老人的社区融入尤为困难。基于此，学术界从不同角度针对随迁老人融入问题进行研究：从社会工作的角度出发，主要通过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方法的介入帮助随迁老人适应城市生活，解决适应的困境[4]；从政策角度出发，相关学者发现随迁老人在融入中会面临户籍制度壁垒、政策地域差异、政策转接的缺失等问题[5]；从探索随迁老人融入过程存在的问题出发，学者们发现在其融入过程中，不仅面临着制度障碍、经济困境、文化差异、生活不适、心里不安等方面的困扰外，还受个体因素、代际关系以及社区社会资本的影响[6]；从理论角度出发，学者们基于助阻力框架[7]、社区记忆与社区融入的二维框架[8]、空间理论[9]进行分析，为随迁老人的社区融入提供了新视角。纵观学术界现有的研究，虽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仍然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如大多数研究主要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且局限于传统分析路径。鉴于此，本文从公共管理学科的角度出发，选择情感治理理论为依托，立足于N市S社区推动随迁老人社区融入的实践，并基于调研所获得样本资料，探索情感治理视角下随迁老人社区融入的路径是什么？情感生成与社区融入背后的作用机制是什么？推动随迁老人社区融入不仅能使其共享流入地的发展成果，而且还是解决人口老龄化和流动人口问题的关键。

二、情感治理理论基础与情感共同体分析框架

（一）情感治理理论的内涵

情感治理的关键在于对情感的理解，情感是文化、社会结构以及认识等方面共同作用于人的结果，受到社会文化和结构的建构和规约，同时也可以作为影响他人的一种社会性应用，对社会联结和文化联结具有重要的作用。虽然情感很重要，但是关于情感主题的研究却一直处于被忽视的状态，直到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转机。滕尼斯意义上“共同体”的逐步消失，帕特南所描述的“独自打保龄球”现象已经普遍存在[10]，种种现象的出现引起了人们对理性、制度和技术治理的反思；同时，诸多社会实践表明，传统的治理方式已经不能达到社会治理的目标，需要去探索新的治理方式。在这种情况下，情感被认为是在国家治理体系中不可缺少的要素[11]，情感治理也应作为一种新视角被引入到社会治理中。作為治理过程中的重要维度，情感治理有利于柔化国家在治理中的刚性权力结构，重建成员间的关系，优化资源配置[12]。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学术界逐渐形成了一些本土化的情感治理的概念，如“情感体制”[13]“心灵治理”[14]“缘情治理”[15]等。目前，情感治理更多地被运用于基层治理中，学术界关于情感治理内涵的认识主要包括把情感作为治理的对象和把情感作为治理的手段，本文对情感治理内涵的认识倾向于前者，认为情感治理是公共管理者本着以人为本的理念，通过运用相关策略满足居民需求以促进情感的再生产，从而协调和重构社区各主体之间的关系，增强居民的认同感，构建社区共同体的过程[16]。

（二）情感共同体分析框架

社区共同体的本质是情感共同体，因此，情感生成是重中之重。本文的研究意从空间营造、资源整合与关系再造三个维度探讨随迁老人情感产生的方式。

1.空间营造。学者列斐伏尔认为每个社会、每种社会关系都会生产自身独特的空间，同样空间也会反作用于某种社会关系。社区空间营造的过程就是社区关系营造的过程，其相互影响、彼此建构。通过空间营造，不仅可以强化随迁老人对社区整体的认知，将自己视作社区的一份子，而且还可以通过在空间中的互动调整人们之间的关系。因此，基于社区内随迁老人不断涌入的现实，营造社区公共空间有利于促进随迁老人产生正向的、积极的情感。

2.资源整合。社区治理应将横向资源和纵向资源进行有效链接，最大化发挥各类资源的价值。纵向资源更多的是指制度性资源。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后国家明确提出建立社会治理共同体，而社区共同体则是其基础，这就为社区治理指明了方向；横向资源更多的指社会性资源，如社会组织、社区志愿者。通过两类资源的整合，随迁老人的情感生成与社区融入有了强有力的保障。

3.关系再造。随迁老人离开了以地缘和血缘建立关系的乡土社会，来到陌生的城市社会，原有的社交网络几乎中断，且因语言不通等原因不容易在异地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关系网络。社区通过开展相关活动，为随迁老人提供交流交往的平台，重构该群体的社交关系，推动其情感生成。

另外，情感具有流动性。一方面，情感在个体内部流动。社区是个体生活的场域，其是否能够顺利进入公共空间决定着居民能否在社区产生自我关联性情感。当居民顺利进入社区空间，并在空间内与社区工作者以及其他居民产生关系时，才会具有情感反应，产生情境性情感。当对社区的人与物都产生情感时，才会对社区整体具有认同感与归属感，结构性情感由此产生。因此，在个体内部，情感按照自我关联性情感、情境性情感、结构性情感由内向外流动，且彼此之间相互影响。另一方面，情感在个体与个体间之间进行流动，当个体对社区产生情感时，其所产生的行为以及主观态度也会影响其他个体的行为与态度。具体分析框架见下图。

三、案例分析：N市S社区随迁老人的情感生成过程

为了贯彻落实国家的号召，玄武区民政局自2018年起便开启了推动随迁老人社区融入的相关项目。2019年S社区在项目竞标中脱颖而出，并充分利用高位推动下的政治势能，将随迁老人召集在一起，通过种种活动的举办，激发了该群体对社区的正向情感，提高了对社区的认同感与归属感。该社区也向建立社区共同体迈出了关键一步。

本文采用案例研究方法，目的在于回答“如何促进随迁老人的社区情感生成，以及情感生成与社区融入之间存在怎样的作用机制”。笔者选用N市S社区为研究案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研究资料的收集方式主要是以访谈和参与式观察为主，同时辅以相关政策文件、新闻报道以及项目活动记录等。笔者通过电话采访到玄武区民政局该项目的参与者，了解政府层面开设该项目的初衷，并多次走进该社区，与社区工作者、社会组织人员以及参加活动的随迁老人进行交流。通过实地调研得知，在项目签订后，社区对项目进行了详细规划并通过一系列活动的开展推动了随迁老人的情感生成与社区融入。

（一）空间营造：随迁老人情感生成的基础

社区是随迁老人除家庭外进入最多的空间场域。有效的空间营造是随迁老人参与公共生活、促进其情感生成的基础。基于空间正义的价值导向，社区工作者必须要消除和避免对弱势群体的空间剥夺和空间边缘化，为其能够公平地进入空间特别是社区公共空间，参与公共生活提供相关保障[15]。首先，S社区加强有关减少外来人口歧视、人口一律平等的宣传教育，并保障社区公共空间向所有居民开放，忽略户籍限制，让所有人共享社区发展成果。这部分公共空间为随迁老人进入社区提供了初步的基础。其次，S社区还专门划分了室内区域，为随迁老人设立了“老漂室”，成为节日庆祝活动、兴趣技能活动以及亲子活动举办的重要场地。“老漂室”一方面作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场所使随迁老人对社区产生了最直接和最原始的情感，从而形成了随迁老人对社区的情感基调；另一方面，“老漂室”连接着时间、空间与情感，是随迁老人们在社区的另一个家，承载着他们对社区的情感寄托。通常认为，拥有共同记忆的居民更容易情感相通，彼此之间的正向情感能够在活动过程中得到再生产。公共空间的营造能够让随迁老人感受到社区对其的关爱，进而提高随迁老人对社区整体的认同感。同时，通过各项活动的参与逐渐地将自己视作社区大家庭的一部分。在营造社区公共空间的过程中，随迁老人心中的正向情感被唤醒。

（二）资源整合：随迁老人情感生成的保障

随着现代国家建设的起步，国家力量逐渐进入基层治理场域。因此，基层社区治理的开展既要链接各种横向资源，也要吸收转化各项纵向资源。在此过程中，不仅重构了社区治理秩序，而且也为随迁老人的情感生成提供了保障。

首先，纵向资源整合，畅通政策执行通道，形成随迁老人情感生成的制度性资源保障。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社区共同体作为基本形态则是实现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关键。随迁老人作为社区居民的组成部分之一，能否顺利融入社区是建立社区共同体的重中之重。

其次，横向资源整合，联合多方力量，成为随迁老人情感生成的社会性资源保障。社区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需要处理大量的群众性工作，且由于社区人力、资金等资源的限制，在随迁老人社区融入相关问题的处理方面显现出“心有余而力不足”。鉴于此，在有政府引导的情况下，S社区将自身资源与社会组织以及志愿者资源进行了有效链接，由此形成了政府、社区、社会组织与志愿者四方联动共同推动随迁老人社区融入的局面。其中，政府扮演引导者的角色，社区提供平台，而社会组织与志愿者则是服务的提供者。在该过程中，不仅激发了社会组织的活力，提高了志愿者的实践能力，而且也提高了社区的服务水平，解决了社区因资源不足所面临的難题。

资源是推动随迁老人社区情感生成的基础条件，也是持续生成情感的关键。纵向资源整合，畅通政策执行通道，形成随迁老人情感生成的制度性资源保障。横向资源整合，联合多方力量，成为随迁老人情感生成的社会性资源保障。正是在横纵资源整合的过程中，随迁老人的情感生成具备了资源保障。

（三）关系再造：随迁老人情感生成的关键

情感是在互动中产生的，互动的频率、时间都对情感生成有着重要作用。在空间营造与资源整合的基础上，通过一系列活动的举办，实现随迁老人之间、以及他们与社区居民、社区工作者之间的关系再造，这是情感生成的关键。

首先，以传统节日为契机，举办推动随迁老人情感生成的核心活动。中国历史源远流长，流传至今的各种传统节日有较强的价值导向，具有凝聚人心的作用。随迁老人群体大部分已年过半百，对各种传统节日尤为看重。虽然老人来自五湖四海，但是传统节日却是相通的。鉴于此，S社区以我国重要的传统节日为契机，举办各种节日活动，如在春节时组织随迁老人包饺子、吃年夜饭；在端午节包粽子。其次，以兴趣技能为基础，举办推动随迁老人的情感生成的特色活动。S社区在项目期间先后举办了各种兴趣技能活动，如插花、面点培训。各种特色活动的开展不仅进一步加深了随迁老人彼此之间的关系，而且还提高了他们的各项技能。最后，以家庭关系为起点，举办推动随迁老人情感生成的主题活动。随迁老人初来异地，家庭是其后盾，但却常常面临子女关怀不足、两代人代沟加深等问题。基于此，S社区设计了诸多亲子互动，如亲子阅读、亲子游，在活动中拉近两代或是三代人的心灵距离。

推动随迁老人的情感生成不仅需要空间营造与资源整合，更需要关系再造。活动的举办使随迁老人得以组织聚集，并在互动中使彼此之间的关系得以再造。在活动参加的过程中，随迁老人走出狭窄的社交圈，扩大了交往范围，新的社交关系网络得以建立。与此同时，新的社区情感也在互动关系中得以生成。

四、加快推进随迁老人社区融入的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通过培养随迁老人的社区情感可推进该群体的融入进程，但是除此之外，随迁老人仍然存在社会福利难以保障、角色困境、养老焦虑、心理消极等方面的问题，破解此难题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

（一）定位需求，实现政策精准供给

在制定针对随迁老人的相关政策中，政府作为供给方，在制定和执行相关的政策时，应把随迁老人的需求放在第一位，制定切实改善随迁老人实际生活状况的政策。随迁老人作为政策的需求方，最大的期待莫过于政府出台给自己带来切实的利益政策，缓解异地生活的困境。因此，着准随迁老人的需求，才可以实现政策的精准供给。一方面，在异地生活面临着户籍壁垒的难题，关于异地医疗报销具体各省市所能办理业务范围也各有不同，后期应该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加快完善；另一方面，随着二胎政策、三胎政策的出台以及随迁老人年龄的增加，政府应进一步建立健全相关的政策，例如异地养老、托育服务，这既有利于孩子健康的成长，也有利于为随迁老人减轻照看孙辈的负担，同时也为该群体的异地养老提供保障。

（二）消解困境，实现角色的有效转变

随迁老人是在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各因素共同作用下所形成的特殊现象，其在异地生活始终处于一种进退两难的尴尬状态，外加自身年龄、受教育水平等方面存在的弱势，因此一直面临着多重角色的困境：对于子女的小家庭而言是“多余人”，在家庭相处中是不受重视的“边缘人”，在社区相处中是“陌生人”，同时还是在新城市生活的“异乡人”。这些角色困境很大程度上困扰着随迁老人，并使他们对异地生活产生排斥感。最大程度地消解这些困境，可以更好地促进该群体的社区融入。首先，子女应该把父母看作家庭的一份子，凡事多同他们商量，让父母感觉到存在价值。鉴于父母的年龄日益增加，子女也应多花费些时间与精力在父母身上，而非单纯地只注重自己孩子的成长。其次，社区是“老漂”参与公共生活的重要场所，社区工作者应提高自己的动员能力，将该群体纳入社区的服务范围。当前雖然有些社区这方面做得比较好，但是由于社区资源禀赋的差异，在相当部分社区，该群体依然处于“被无视”状态。最后，随迁老人自身也应持有积极乐观的态度面对异地生活，用开放的心态去学习，逐步融入社区生活中。

（三）提高支持力度，保障家庭养老服务

现如今社会主要存在着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两种养老模式，而家庭养老仍占据着养老模式的核心地位。家族养老主要是指以家庭作为养老地点，养老服务由子女提供的养老模式。随迁老人群体自身的显著特征便是“老人”，养老问题不容忽略。另外，随着国家放松生育政策，“三胎时代”的到来更是让随迁老人和异地城市紧紧地连接在一起。等到将孙辈照看大，这群老人也将面临身体状况危机，养老服务问题更是重中之重。虽然当前社会养老事业发展势头较为猛烈，国家对此方面的财政投入也在逐渐增加，但不可否认，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以及社会养老机构尚不健全，家庭养老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仍然会是主要养老方式，其不仅可以承担养老的功能，在心理安慰、精神支持等方面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曾就“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构建家庭养老支持体系”相继发文。但对家庭养老的支持只停留在鼓励和倡导方面，缺乏具体可操作的措施。未来对于家庭养老应从法律、经济、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等方面进行支持，最大程度地减轻子女的养老压力，也为让随迁老人放心留在城市打下坚实的基础。

（四）注重心理健康，完善社区心理服务体系

2016年，国家卫生计生委、中宣部等22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心理健康服务的指导意见》充分表达了加强心理健康服务的重要意义。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要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建设，培育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

随迁老人为了照看孙辈，背井离乡，来到异地城市生活，在生理以及心理都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孤独、委屈、憋闷等负面情绪一直围绕着他们，时间长了，难免会情绪堆积，产生心理问题。相较于心理健康来讲，人们往往更重视身体的健康，没有意识到心理健康也是健康的一部分。许多随迁老人更多强调自己生活的不适应，反而忽略了心理上的不适或者即使发现了心理问题，也没有渠道寻求帮助。为改变这种现状，必须完善和提升社区心理健康服务。社区心理健康服务主要指社区工作者在服务过程中，要学会运用心理科学理论和原则保持与促进人们的心理健康[16]，比如利用社区公告栏、讲座等宣传有关心理健康的知识。社区工作者还可以针对随迁老人群体开展心理服务活动，从根本上缓解、疏导老人的情绪，以防老人因情绪堆积发生不可避免的后果，逐渐让其从内心深处接受新城市的生活。总之，提高对心理健康的关注度，加强心理建设，对于提升随迁老人的异地生活幸福指数具有重要的意义。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当今社会人口加速流动的时代，在迁徙大军中，随迁老人是一个容易被忽视、但又极需关爱的群体。他们面对的不仅仅是饮食、文化等生活上的不适，更多的是精神上、心理上的不适。通过对本案例的分析可知，通过空间营造、资源整合、关系再造可以最大程度上促进随迁老人的情感生成，从而推动其融入社区。但是不可忽略的是，除此之外，他们依然面临着社会福利难以保障、异地养老难等难题。因此，如何让随迁老人在异地生活得更幸福，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发力，这对于提高随迁老人的生活质量、增进其家庭幸福以及解决流动人口与人口老龄化问题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参开文献：

[1]许加明，华学成.流动的老年：“老漂族”的形成机制与多重角色困境[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5）.

[2]史国君，黄海.“老漂族”市民化机制研究[J].南京社会科学，2019（12）.

[3]杨芳，张佩琪.“老漂族”面临的政策瓶颈与突破路径——基于广州H社区的实证分析[J].社会保障研究，2015（3）.

[4]刘亚娜.社区视角下老漂族社会融入困境及对策——基于北京社区“北漂老人”的质性研究[J].社会保障研究，2016（4）.

[5]王慧娟.基于“助阻力”框架分析老漂族的社会融入问题[J].中国老年学杂志，2019，39（15）.

[6]张新文，杜春林，赵婕.城市社区中随迁老人的融入问题研究——基于社会记忆与社区融入的二维分析框架[J].青海社会科学，2014（6）.

[7]杨菊华.空间理论视角下老年流动人口的社会适应[J].社会学研究，2021，36（3）.

[8]曾莉，周慧慧，龔政.情感治理视角下的城市社区公共文化空间再造——基于上海市天平社区的实地调查[J].中国行政管理，2020（1）.

[9]何雪松.城市文脉、市场化遭遇与情感治理[J].探索与争鸣，2017（9）.

[10]文军，高艺多.社区情感治理：何以可能，何以可为？[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49（6）.

[11]成伯清.当代情感体制的社会学探析[J].中国社会科学，2017（5）.

[12]刘太刚.心灵治理：公共管理学的新边疆——基于需求溢出理论和传统中国心灵治理范式的分析[J].中国行政管理，2016（10）.

[13]王雨磊.缘情治理：扶贫送温暖中的情感秩序[J].中国行政管理，2018（5）.

[14]潘小娟.基层治理中的情感治理探析[J].中国行政管理，2021（6）.

[15]郑娜娜，许佳君.易地搬迁移民社区的空间再造与社会融入——基于陕西省西乡县的田野考察[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9（1）.

[16]张斌，杨凤池.北京城市居民社区心理健康服务需求及满意度调查[J].中国全科医学，2016，19（7）.

责任编辑：聂慧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