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可欣 盛鹏程 严朝芳

编者按：中国人常说：“世间之事，除了生死，都是小事。”可是对于生、死，中国人的态度却迥然不同。由于受传统观念影响，我们普遍对“死亡”有所忌讳，更别谈将其作为一门课程来学习研究了。

可是，如果缺乏对死亡的正视，对生命的感悟岂非残缺？科学的死亡教育可以帮助我们正确地面对自我之死和他人之死，理解生与死是人类自然生命历程的必然组成部分，从而树立科学、合理、健康的死亡观。

新冠疫情发生后，封闭、半封闭的校园生活成为高校的常态，也给在校师生带来前所未有的心理压力，在此期间，大学生心理问题不断增多，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索生命和死亡的意义，死亡教育的需求凸显！

为了解云南在昆高校死亡教育现状，一群来自昆明医科大学的师生，从自身所处的环境出发，运用文献研究、个人深入访谈等方式，梳理了国内有关死亡教育的政策纲领，采访了省内若干从事死亡教育相关工作的专家和社会人士，包括开展死亡教育课程的老师、参与过死亡教育课程的学生、接触临终患者的医生、社会上对逝亲者家属提供临终关怀服务的社会工作者，以及民间推广死亡教育的“死亡咖啡馆”活动组织者等，收集他们对死亡教育开展现状、需求和对存在问题的看法。本期专题荟萃，我们聚焦“死亡教育”，刊发本组立足我省实际情况、具有现实意义的四篇稿件，希望能给读者提供一些有关死亡教育的认识和思考！

“怎么样面对生老病死这些问题，我觉得真的需要有人教一教……从情感上，从作为一个人来说，我还不知道应该怎样去面对这些东西……”受访者朱朱（化名）动情地说。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重生忌死”的影响下，死亡一直是一个让人们忌讳的话题，直到今天人们对于死亡这个话题也不愿过多地谈论。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物质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精神需求，国际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普及“死亡教育”。

“死亡教育”的开展，在当今时代是否真的需要

为弄清这个问题，昆明医科大学的师生们，就“死亡教育”这个话题，做了一系列的社会访谈。

我第一次面对死亡的心理创伤，现在都没有治愈……

面对我们的采访，某肿瘤科的医生朱朱斟酌了好一会儿，开口的第一句是：“我第一次面对死亡的时候，我觉得对我是有心理创伤的，而且我认为这种心理创伤至今也没有被完全治愈……”

她慢慢闭上了眼睛，好像这样可以回忆得更清晰些：“那时我应该是大三或者是大四，我刚刚进临床。那天下午一点，我就在值班室里面傻兮兮地待着的时候，突然护理老师和护士就过来叫我，说四十几床……四十二床！我都记得，说是就要去抢救病人。”

“后面实际上我去到那里的时候，病人已经不太行了，当我还懵着的时候，她们已经开始拔管了，护士老师就让我过去帮忙按着一下，我都不敢去看她，我的手虽然放在棉签上帮她按压，但是真的很恐怖，当时我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事情完了以后其他所有人就在收拾东西，陆陆续续走掉了，很快整个病房就剩下我和这个患者，一位刚刚才逝去的患者……”

回忆完毕，朱朱睁开了双眼，有眼泪在她的眼眶里一闪而过，她偏了偏头继续说道“； 这对于医务人员来说应该是很平常的一件事。但我觉得这对当时的我来说真的是一种心理创伤。虽然我是医学生，也上过解剖课，但当死亡突然来临的时候，我很害怕，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直到这个事情过去了一两个月，我觉得我都还在这种惊慌失措当中，病人名字我现在都还记得……”

语毕，我们和朱朱都沉默了。

我们看着现在已经是一位见过许多“生死”的醫生朱朱，安慰的话不知道从何说起。就像朱朱说的那样，在病人眼里仿佛救命稻草般的她，好像一直都是冷静且理性的。事实上对于朱朱来说，经历过的每一次由死亡带来的创伤都未曾平复，她表现出来的并不是面对死亡的坦然，而是一直沉溺在悲伤甚至无助之中的麻木。未被治愈的沉疴，一直被新的伤痛所覆盖，它们不会凭空消失，只会在记忆里生根发芽。

医生并非一台没有感情的机器，也不是天生就有一副“铁石心肠”，他们都是在经历一次次生死后，历经千锤百炼，终坚毅成钢！然而，他们在成为医生之前，曾经也许只是个怕黑的小孩。如果在教育的任何阶段，曾经有过“死亡教育”的照拂，这个特殊的群体，是不是会内心和外表一样坚强？心理的创伤会少一些？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参加死亡咖啡馆的活动，这可能也是一个需求吧？

妮妮（化名）老师是目前比较早在国内开展死亡咖啡馆的一批先行者之一。“死亡咖啡馆”英文名字是death café，最早是由瑞士的社会学家伯纳德发起，顾名思义是我们能喝着咖啡、吃着甜点在一个比较轻松的环境中去谈论死亡。

面对我们的采访时，妮妮老师并不常用“死亡教育”这个词，“就是其实我觉得死亡咖啡馆它并不能够称为是死亡教育，我觉得它只是让我们能够在这种公开的、公众的场合可以自如地谈论死亡。如果把它（死亡咖啡馆）说成死亡教育有点太……太高了。”她解释道。

当我们问道“死亡咖啡馆”的受众，妮妮老师说道：“以我这几年做活动的经验看，我觉得反而是更年轻的群体对这个话题会更感兴趣，更愿意去聊。因为其实大部分，就是可能80后、90后甚至00后他们在家里其实是不能够很自然地去谈论死亡的，能自然谈论死亡的家庭很少，所以他们其实有很多自己相关的经历、恐惧或是一些情绪想要去表达的，但是又没有这样的一个能够表达的地方，所以他们会来参加死亡咖啡馆的活动。而且我认为受众会越来越年轻化，那这可能也是这样的一个需求所在吧。”

但是妮妮老师又补充到“不过我认为，‘死亡咖啡馆的受众不只是年轻人，老人和小孩也同样需要，中国现在进入了老龄社会，死亡这个话题往往会给老人带来很多的焦虑和不安。我们只能更真实、坦诚地去面对它。其实大家有很多东西是可以去谈论的，比如说现在经常听到说哪家哪家老人得了绝症，家属要不要告诉他这类的问题……很大一部分家属是选择不告诉的，认为好像不告诉老人才是对老人最好的保护。但是如果家属能够正确面对死亡这个问题，不选择隐瞒，而是告诉老人，也许老人就有机会努力去完成自己还没有完成的愿望，为自己活一把。”“还有，其实我觉得特别有必要和孩子谈论死亡。现在我们时常会看到有孩子因为受挫而跳楼的新闻，真的非常让人惋惜。很多时候，并不一定是孩子的承受能力太差，受不了小挫折，而是他不明白死亡意味着什么，在那一刻，他不知道他的人生还有很多可能性，却因一时冲动将宝贵的生命永远地停留在了那一瞬间。”

“死亡咖啡馆”用一种轻松的氛围把令人恐惧和忌讳的死亡变更加温馨，每个人在述说自己故事的过程中，疗愈自身的伤疤；在倾听他人经历的过程里，获得释然的勇气。

作为一种普及死亡知识的新形式，“死亡咖啡馆”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然而，这样的普及效率其实很低，覆盖的人群也非常有限。妮妮老师接着为我们介绍“死亡咖啡馆”在国内的开展，她说：“这个活动形式在全国是已经进行了很多年了，最近一两年才比较密集一些，但总体上说也不算太多，大家现在全国可能做过六百多场吧。所以这个数字其实还是很小的，很小很小……”

任何一个事物不会凭空出现，包括“死亡咖啡馆”，需求才是背后的原因。每个人都会面临生死的问题，但不见得每个人都能获得“死亡咖啡馆”这样的疗愈。但接受教育的机会是人人都有的，因此开展 “死亡教育”的意义就非常必要了！

那死亡教育到底意义何在呢？我们继续看……

在悼词准备的过程中，这个孩子在父亲去世后第一次睡着了

小芃老师（化名）主要是从事与死亡有关的心理和社会支持的，她一直致力于为受到过死亡创伤或面临死亡的人做心理的疏导。提及死亡，小芃老师语气中透出的是出乎我们意料的乐观。在我们问到死亡教育的意义的时候，她给我们讲了一个关于“遗体告别”的故事。

“有一位广西的先生，五十岁左右因肺癌去世了，他二十多岁的孩子，就向我求助……他说‘父亲死后，我们不敢回家去，也不敢去医院。在医院也不知道干什么好了，连步都不敢迈。我们很清楚，因为那是他的父亲，至亲的人，才有会那么大的创伤，现在悲剧已经发生了，我们觉得最好的解决方式就是给他做一个告别仪式，就是举办一场追悼会。”

我们很疑惑，在我们印象中的追悼会里，不论是亲人还是友人，无不是凝重且悲伤，这样压抑的氛围，对于这个正在经受痛苦的家庭不是雪上加霜吗？

小芃老师好像看出来我们的疑惑，继续说道：“在准备着这个追悼会的期间，我让这个孩子来准备告别仪式的悼词，那时候孩子的妈妈不相信她的孩子做得了，她说这个孩子平常根本都不太说话，哪还能在那么大的场合还敢说话，尤其是这个时候。”

“但是结果恰恰相反，那天葬礼上这个孩子做得很好，他在我们提供给他的背景音乐中，凝重却充满感情地和父亲做了一个告别。”“最让我们惊喜的是，在整个悼词准备的过程当中，他和他母亲的情绪都已经慢慢地得到释放。也就是在准备悼词和音乐的过程当中，母亲和孩子自从父亲去世后第一次睡着了……”

“在整个过程中，那种不是说靠道理就能治愈的创伤得到恢复。而是通过一场告别让他们能够正常地进入他们的哀伤期。”

听到这里，我们恍然大悟。面对死亡，大多数人都会因为接受不了这样巨大的悲伤，选择逃避。但深爱之人离去的痛苦不是那么轻易就可以遗忘的。存在于在世之人记忆中的他们的笑颜，他们的声音，他们的一切都会一遍又一遍唤起剪不断的思念。

一味压抑，不如索性直面。以一場告别，宣告世界，离世之人他们存在过；以一场告别，告诉世人，离世之人我们深爱过。

“当我们的那种告别的特殊音乐响起，那些家属从那种灰头苦脸的情绪逐渐转变过来，然后眼睛里又有了光。”小芃老师说这话的时候，脸上露出一丝意味深长的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