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茵 刘芳华

【摘要】智能传播技术正在重塑网络舆情生成图景与传播机制。“智能体”成为舆情表达的另类主体，舆情生成场域“液态化”“惯例”的时空界限逐渐消融，舆情表达呈现“视听”为中心的多模态形式，这些新特征带来网络舆情的真伪失辨、时空失序及释义失准等新挑战。在深入剖析风险的基础上，文章对智媒背景下舆情治理思路与模式开展讨论，为治理实践提供路径设想。

【关键词】智能媒体 网络舆情 风险 舆情治理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687（2022）9-071-06

【DOI】 10.13786/j.cnki.cn14-1066/g2.2022.9.009

海德格尔认为技术本质即“座架”，它通过揭蔽或解蔽的方式促逼“世界图景”形成。[1]作为新一轮技术动力，人工智能技术正与各行业深度结合，传媒业亦由此进入智媒新时代，信息传播的全新图景由此拉开。一方面，在传统媒体行业领域，以算法为核心的人工智能已深嵌新闻业的诸多环节，引发了新闻传播实务诸多流程以及媒体组织结构等多方面的根本性变革;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驱动的平台型媒体凭借其大数据、算法和算力的强大优势，积极开展智能传播的实践创新。从发展形势看，平台型媒体从边缘进行突破，逐渐成长为传播格局中举足轻重的力量。而从更为宏观层面看，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全面重塑传媒生态，未来传媒生态将会是“消失的边界与重构的版图”。[2]诚然，智媒技术将会极大推动信息传播的内容创新和产能扩张，但鉴于对人工智能“不确定性”的普遍担忧，我们应在“风险社会”和“技术自反性”的视域下，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信息传播新困境以及新风险保持足够审慎和警觉。

网络舆情通过互联网表达和传播，是公众对自己关心或与自身利益紧密相关的各种公共事务所持有的多种情绪、态度和意见交错的总和。[3]舆情的生成与传播具有强烈的“技术依赖”色彩，不断迭代升级的网络技术形塑不同阶段的网络舆情生成传播特征。回顾可知，大众媒体时代，“中心化”的传播技术决定了舆情生成的被动性、间接性特点，舆情传播的时空范围、节奏强度等均可由传统媒体把控;社交媒体时代，媒介技术具有去中心、分布式、移动化等特点，直接催生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的大量涌现，UGC内容生成模式及社交传播成为该阶段网络舆情生成与传播模式，[4]舆情主体高度多元，表达主动而直接，舆情呈现全员表达、全程参与、全时空情景的爆发式传播特征。正是基于网络舆情与媒介技术的“同步”效应，本文结合智媒技术背景，对网络舆情的生成特征及风险等开展前瞻性思考，并尝试探究新技术背景下舆情治理的思路。

一、技术视野下舆情“智能化”生成图景与传播机制

以算法为核心的人工智能包括智能体、机器学习与数据挖掘、语义网络、认知信息技术等非常丰富的内容，[5]这些智能技术及相关应用对信息生成与传播带来深刻影响，也形塑了智媒时代网络舆情的新特征和新图景，尤其在舆情生成主体、时空场域及表现形态三个方面，其影响显著而深刻。

1. 舆情主体的“物”转向：从“人”到“智能体”

舆者，众也。舆情是民众表达的情绪与意见等，是人类的主观状态呈现，也即舆情生成主体是“人”。然而在智媒背景下，越来越多的“物”进入信息场域中，“人”不再是唯一的信息传播者，“物”将成为另一种类型的公共信息传播者。[6]“万物皆媒”的传媒生态格局中，“智能体”是信息生产和传播的重要角色，例如传感器、无人机、写作机器人、社交机器人、AI合成主播、智能语音助手等应用。基于“智能体”形成的SGC（传感器生成内容）、MGC（机器生成内容）、AGC（算法生成内容）等内容生成模式被广泛应用，“物”的信息生产效能、传播规模等已数倍于人力。

舆情生成过程中，信息（尤其是敏感信息）是触发舆情的源头与关键，这意味者具有强大信息生产能力的“物”将会成为引发社会舆情的重要力量。例如空气质量传感器、地震传感器等技术设備的数据公布、遥感摄像头、无人机等技术设备的影像公开等，都有可能引发社会关注与讨论、这些都是较为典型的“物”生成舆情;又如“深度伪造”技术，通过“对抗生成”模型，对图片视频数据不断学习和优化，生成“超真实”的合成视频，而在现实的政治博弈场中，形式逼真但实质虚假的“深伪”视频已成为点燃社会情绪的重要工具。尽管技术的恶意应用主要源自人类，但不可否认的是，具有深度学习能力的深伪技术已然成为舆情的“积极制造者”身份，舆情生成的“人机合谋”或成常态。

从舆情扩散来看，以算法为典型应用的智能技术应用成为舆情扩散规模、流向和时间范围的重要控制力量。社交机器人是指社交媒体上由软件操纵的账户，可以一定程度模拟人类行为并介入公众讨论，此类账号可以自动发布内容，也可以与其他账号互动，以期实现影响公众观点的目的。[7]例如机器人账户转发URL链接，设置话题标签等以扩大特定信息或观点的传播范围，有力引导舆论走势。[8]尤其在国际政治舆论争锋中，社交机器人通过算法伪造舆情的规模和扩散趋势，制造舆论认同。由是可知，以社交机器人技术为典型应用的舆情运作机制已成为国际政治舆论场中 “公开的秘密”。

2. 舆情传播“液态”场域：消融的“时滞”与“疆界”

休谟曾在《政治论丛》中提出货币的“时滞”效应，大意是指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对经济的影响存在时间滞后现象。[9]麦库姆斯和斯通考察议程设置效果时，也用“时滞”描述媒介对公众的影响从发生到产生效果所需时间差。从管理角度而言，“时滞”具有重要实践价值，倘若管理主体在事发之初到事件效应显现之间的“窗口期”积极介入，有效地开展应对处置，将会有力主导事件发展态势。在社交媒体时代，舆情信息流动与扩散嵌入多级复杂“社交关系”，因此社会民众信息接收过程中存在复杂时间差序，逐级累加所耗散的时间最终带来“时滞”。一方面，从舆情生成规律看，舆情热度与时间维度呈现负相关，“时滞”越大意味着舆情热度越可能趋于自然减弱或缓解;另一方面，从舆情治理角度看，舆情生成的“时滞”越大，窗口期就越充分，更有利于应对主体的引导和干预。

进入智媒时代，5G技术必然成为其基础网络架构，超大带宽、毫秒级时延和超高密度连接将大幅提升万物互联和交互的速度，各类信息将极速传播扩散，尤其是超大像素的图片、动图、视频等信息的传播时效将得到极大提升。这意味着，尽管信息在人际多层级的关系性流动与扩散，但“之间”的时间差序被大幅压缩，“时滞”几近消失，社会全体民众将处于同步知晓、共时表达、交互扩散的信息“流瀑”状态之中，信息的高度流动性使网络舆情越过缓冲酝酿的阶段，快速进入瞬间爆破的“高潮”阶段。

网络舆情生成“时滞”消失，也将进一步导致舆情生成与传播的物理空间消融和空间意义的混乱。马克思曾在《资本论》中以“用时间消灭（完胜）空间”描述商品快速流动对市场空间的决定性影响。麦克卢汉也有类似表达，即“速度会消解人类意识中的时间和空间”，也即传播速度越快，信息在空间运动的时间越短，跨越的空间距离越大。[10]齐格蒙特·鲍曼曾描述“液态社会”时空特征，即在以光速运动的软件世界里，空间可以在“须臾”之间穿越;“远在天边”和“近在眼前”之间已经没有差别了。[11]事实上，“接近瞬时”的智媒技术也带来舆情生成与传播的“液态”场域，舆情将更大程度上超越地域性限制，脱离物理场景与关联，空间流动性将进一步增强。近年来，在智能传播技术的助推下，地方性舆情动辄被放置于全球话语平台，在世界围观和全球讨论中被逐级放大扩散为国际性舆情，这大大增加了“脱域”公共危机的治理难度。[12]

3. 舆情呈现方式：以视听为中心的多模态表达

社交媒体时代，网络舆情的高发空间包括了BBS论坛、微博、微信公众号等传播平台，网民多以网帖、博文、推文等曝光事件引爆舆情，文字、图片等静态符号成为舆情的主要表现形态。随着网络带宽大幅度增长，信息从传统文本、少量文本加图片的形式转向文本、图片、视频，甚至未来VR等混合形式，舆情信息将呈现携带丰富元素的多模态形式。而在多模态形式中，视听语言将取代文字语言成为社会交流的主要表达形式。[13]与此相应，网民的舆情表达也将倾向借助视听手段（音视频、直播等）再现或还原事件，增加事实信息的真实性和“临场感”;在观点、情绪、意愿、态度等主观诉求表达上，网友同样乐于借助视听手段，生成评论视频、戏仿视频、戏谑段子、动漫视频等视频化舆情信息。随着抖音、微信等大力发展“短视频+社交”平台，这些带有情感和观点（尤其是负面情绪、极端观点等）的短视频极容易在网络上流传扩散，汇集成集体情绪和舆论。人民网总裁叶蓁蓁认为视频的直观增强了网民的信任感与参与感，致使舆情容易快速发酵，越来越多的舆情源于短视频。网络舆情的视听化趋势还可能伴随视听影像技术演进发生新的变化，例如从时长上看，短视频可能转向中长视频;从动态上看，视频表达可能转向直播表达;从临场感和沉浸感看，基于“虚拟现实”技术的视听内容也存在引发舆情的潜在可能。这些技术的调整和演进都可能带来舆情传播形态的新变化，因此需对此有充分前瞻与预判。

二、智媒时代网络舆情的风险前瞻与治理难点

乌尔里希·贝克认为，风险是“未然事件”，与预期相关，是基于现存可计算的破坏作用在未来的延续。[14]因此，对“风险”的研究必须立足于合理前瞻的视角。伴随人工智能技术在信息传媒业的深度融合和广泛应用，其引发的社会风险不断显露并日益呈现“不可计算性”。就网络舆情而言，人工智能技术重塑舆情生成传播的特征、机制及生态，应对其引发和即将带来的伦理挑战、社会风险以及治理难点等应有前瞻的思考与研判。

1.“人—机”主体迷思与舆情真伪辨别之难

舆情原本是社会民众的主观表达，“人”是舆情生成与传播的行动主体。智媒背景下，“智能体”深度参与到信息生产传播过程中，在生成舆情、扩散舆情、引导舆情等一系列重要环节扮演重要角色，成为实际的舆情行动主体。在舆情场域中，作为社会性主体的“人”和技术性主体的“智能体”混合莫辨，形成人机共存、人机共话的复杂话语格局。更值得追问和思考的是，以数据与算法等为基础的智能主体，是否能客观、完整、全面地反映现实，是否存在遮蔽或放大等信息操纵行为，是否能价值无涉、立场超然？这些依然是伦理风险讨论的焦点所在。彭兰指出，“物”可能以自己的方式构建一种拟态环境，大数据具有偏向性和歧视性，[15]“物”是有选择性地生产和传播信息。从本质看，智能技术的信息选择行为多暗含政治或经济的利益诉求和逻辑偏向，这也决定了网络舆情可能被智能主体片面地、虚假地建构呈现，舆情失真是实然存在的风险。

在实践层面，“伪舆情”生成与传播主要由智能算法驱动，包括机器人水军、热点趋势伪造以及深度伪造视频等典型应用。近年来，智能技术操纵或伪造的虚假舆情、虚假民意持续增多并已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有研究指出，以机器人水军为典型代表的“伪舆情”已深刻影响商业领域、思想文化领域乃至政治领域。[16]由于人机之间信息生产能力相差悬殊，“伪舆情”信息往往在生成规模、传播时效甚至仿真程度上都超过真实舆情，进而对真实舆情形成遮蔽或歪曲，最终造成民众的认知偏向和行为偏差，引发全面的社会风险。谢耘耕等指出，社交机器人对网民的影响及互动可能造成“人机乌合之众”的非理性氛围，[17]舆情的风险因素在非理性氛围中更易放大、扩散甚至极化。智媒背景下，舆情主体人机混合、舆情真伪莫辨成为新难题，因此对机器账户的精准识别、对伪舆情的准确辨别、对深伪视频的鉴别等是开展后续治理的先期基础性工作。

2. 智媒时空无序与舆情时空策略之困

无论是在传统大众媒体时代还是社交媒体阶段，信息传播遵循“时间序”原则，即按照时间的顺序或倒序逻辑来布局信息流，具有时间的线性规律。然而，智能技術的出现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时间感。信息推荐算法力求让信息在“合适的时机”被用户看到，这反映出算法媒体格局正在产生新的时间体制，即“适时时间逻辑”。[18]这种基于个性化的适时推送一定程度上导致信息分发时间乱序（或者说非线性），也导致舆情在多个时间点位上交错暴发和无序扩散。此外，在“智能+社交”的双重媒体语境下，信息的多元生产以及社交传播更为活跃，也更趋于无序。各类信息生产与传播皆处于“共时场域”，在信息交共的过程中，变异、衍生和再创造的可能性增多，不稳定性加剧，在时间上难以切割。[19]网络舆情演变和发展的萌芽期、酝酿期、暴发期和消退期等的边界将被智能技术消融，原本存在的“时滞”也被大大压缩。智能技术彻底改变了舆情发生传播的时间规律，传统的时间策略难以发挥其治理效用。一方面，“时滞”消失使得舆情应急处置和早期干预的时间窗口几近封闭;另一方面，舆情在个性化的时间点位上无序和错位的暴发和扩散使基于“线性时间序列”的研判与处置逐步失效。

舆情发生传播时间规律变化也同时改写其空间规律。在智媒背景下，物理空间边界进一步消融，信息流动在趋于无穷的空间和无限场景之中，舆情“脱域”（或者说“流动性”场景）生成与传播成为常态，舆情信息在无限空间与场域运动，与各场域中的思想文化观念碰撞和糅合，舆情流变复杂多态、层出不穷。这意味着囿于物理空间边界的“属地”治理原则（诸如地方性规则、组织性规则、国家性规则等）难以完整有效覆盖当前舆情治理实践。[20]总体而言，智媒背景下，舆情治理的传统时空策略趋于失灵，舆情失控风险增大。

3. 智媒视听化转向与舆情释义之惑

智能媒体技术在5G网络支持下，传播的视听转向更加显著。与此相应，舆情将更多地以视听符号呈现和扩散。尤其是在短视频和直播平台上，更是汇聚大量的视听类舆情。喻国明认为，相较（图文类舆情）而言，视频（舆情）的监测、分析、管控难度加大。[21]从舆情数据抓取层面看，视频处理需要更高级别的存储硬件。研究显示，智能手机以1920×1080画面分辨率拍摄的视频文件大小达2.2MB/s。倘以某一短视频社交媒介每天发布2 000万条视频计，每条视频时长为15秒，一天的短视频数据存储量超过620TB。[22]视频数据存储量需要服务器有与之匹配的承载量，成本投入将大幅增加。从视频识别与意义分析的深层技术看，在精准性、正确性等方面尚有巨大提升空间。当前，技术对文字和图形等静态符号抓取已较为准确，语义分析上相对成熟;但技术对声音影像等动态符号的有效抓取仍存在难度，尤其是镜头的分割和关键帧的提取技术仍有待攻克，导致视听类舆情抓取准确率较低。更大的难点在于，技术手段如何从价值、道德、审美等角度准确解析视频符号的真正意义，尤其是分析视听影像通过隐喻、象征、反讽、戏仿等方式衍生的深层意义，相关技术进展仍十分缓慢。2016年，Facebook删除了普利策获奖新闻摄影作品《战火中的女孩》，该照片由美联社驻越南战地摄影记者于1973年拍摄，照片中一名9岁的越南女孩因为汽油弹炸伤，裸体惊恐地奔逃，其所蕴含的反战意义、人文价值等不言而喻，却只因其呈现裸体而被界定为色情图片。总体而言，由于智能化程度仍处较低水平，技术对视频类舆情的意义解析经常陷入误判困境，对其抓取和研判的效率低下，导致视频类舆情成为社会风险的高触发因素。

三、智媒时代网络舆情治理思维及模式

智媒技术带来网络舆情在主体、时空域及樣态等方面的深刻变化，舆情治理主体应立足当前新形势及面临的新问题，应时而变地进行舆情治理思维升级与治理模式创新，唯此才能有效提升舆情治理能效、应对和化解舆情危机。具体而言，舆情治理应从程序前置性、技术创新性及整体应对性三方面积极开展尝试与探索。

1. 预见性思维下网络舆情的前置治理

智媒背景下，网络舆情多点生成、共时传播、无序扩散等新特点使舆情治理主体的处置窗口期日趋狭促，以“舆情监测”为重点的“事后”治理模式已显示其局限性和滞后性，无法适应当前技术新形势。因此，相关治理主体应确立“预见性”思维，将治理工作重心从“舆情监测”前移至“舆情预警”，有效开展前置治理。

舆情的生成既是偶然，也是必然。某一舆情之所以必然发生，是因为它在社会中长期酝酿、累积了巨大的“冲突势能”。[23]而以“舆情预警”为重心的前置治理模式正是对尚处青萍之末、微澜之间的舆情事件开展预测性研判，从中洞察其“冲突势能”，预判未来趋势，有效降低社会风险。2016年，重庆市率先建立网络舆情风险评估机制，[24]即在决策实施之前，围绕决策的可行性、民意认可度等方面，对项目进行预判，进而调整决策、建立风险防范和处置措施，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风险，确保决策顺利实施;2018年，人民网与北京延庆区委宣传部共同组建“北京（延庆）世园会·冬奥会舆评中心”，成为全国首家专业性的“舆评”和舆论风险评测机构;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2019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明确指出要加强舆情风险研判与预防，对政府出台的重要改革措施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认真做好舆情风险评估研判，制定应对处置预案。这些舆情治理实践都蕴含预见性思维下舆情治理前置的工作思路，也是智媒背景下舆情治理的必然要求。

2. 技术思维下网络舆情的创新治理

技术逻辑是贯穿网络舆情演进发展的重要逻辑，也应成为网络舆情治理的重要逻辑。就当前舆情技术而言，网络舆情监测系统仍停留在以爬虫为核心技术的数据挖掘及较为初级的语义分析层面，对于深层次上的行动网络、情感判断、意义解读等深度分析仍借助人工标注和研判，机器学习程度不高，效率低且成本大;社交机器人的伪造舆情、深度伪造技术生成视频舆情的真伪核实仍无法有效破解。因此，加大新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在舆情行业的开发与应用，提升舆情治理的智能化程度，是当前亟待攻坚的课题。

2019年阿里达摩院研发了“AI谣言粉碎机”算法程序，通过对网络信息发布者画像、信息源头追踪、与知识库匹配验证等步骤，识别破除网络谣言的同时也能快速有效地引导社会舆情;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研发的Botometer智能算法程序通过对账户的身份画像、社交网络、行动轨迹等进行计算赋值，判定其是否是社交机器人，有力辨别舆情伪造和操纵的情况。[25]面对智媒技术带来的网络舆情新挑战，治理主体应高度重视技术变迁，将技术逻辑有机融入治理实践，积极创新舆情治理方法，大力提升舆情治理能效。

3. 系统思维下网络舆情的多元协同治理

智媒时代，网络舆情生态的复杂程度将全面升级，舆情治理应在系统观念的统领下整体谋划、多元协同统筹开展。从既往经验看，网络舆情治理主要力量为党政和事业机构以及主流媒体单位等，但重大舆情危机应对时，仅依靠上述有限的主体力量往往力有不逮，处置效果不尽如人意。因此，如何在“利益相关者”框架下，有效动员和引导科技商业公司、社会组织、专家智库乃至社会民众等广泛力量积极参与到舆情治理中来，建立有效的多元协同网络舆情治理体系与机制，将是未来实践探索的重要课题。

余论

人工智能技术对舆情生成与传播的主体格局、时空场域以及呈现样态正在进行深刻全面重塑，并由此带来“人—机”主体迷思与舆情真伪难辨、智媒驱动舆情生成传播的时空无序、智能技术对视听舆情释义失准等多重困境。智媒环境中，应在前置思维、技术思维和整体思维下积极开展舆情治理创新实践。未来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舆情引导的智能化探索与实践。相较于舆情监测、分析与研判、发布回应等应急处置，舆情引导是更为积极主动的治理行为。人工智能背景下，借助算法、深度学习等智能化技术，在对用户特性细致描摹的基础上，开展精准的个性化舆情引导，其引导效果将可能远超既有的原子式舆情引导模式。事实上，近年来，一些国家兴起了“微目标”传播模式，并在商业推广、公共决策、政治选举等活动中取得较好的效果。这实质上就是一种智能化引导策略，即根据每个用户特点，为其构筑个体化的信息流和意见环境，从而有力地影响选民的个体认知和行动。舆情引导的智能化实践可以此为启发，探索技术路径、提升舆情治理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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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Opinion “Intelligentization”： Generation Prospects and Risk Examination

XIONG Yin1， LIU Fang-hua2（1.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22， China; 2.School of Marxism，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22， China）

Abstract： Intelligent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will profoundly shape prospect and mechanism of online public opinions， which will manifest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intelligent agents as alternative subjects of public opinions， the disorder generation of liquid public opinions in space-time continuum， and multi-modality representation of audio-visual center public opinions expression. All those new features of public opinion will undoubtedly bring about new challenges： confusion of authenticity of public opinions， disorder of space-time continuum and the failure to analyze deep meaning of audio-visualized public opinions. The paper also discusses countermeasures to deal with the new risks of public opinions in the context of intelligent media and provides new perspectives as well as references for governance practices.

Keywords： intelligent media; online public opinion; risk; public opinion govern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