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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耘陌上 四季耕织

2022-05-30逸舟

中华瑰宝 2022年9期
关键词:御制农耕康熙

逸舟

从南宋到晚清,一幅幅《耕织图》直观反映农耕经济的盛世图景和诗情画意,从而由民间走入宫廷,又从宫廷传布世界。种类繁多的《耕织图》实用与审美兼备、生活与艺术融合,是中华文明珍贵的农耕文化遗产。

我国农业历史悠久,数千年的农耕社会涵养了深厚的农耕文化,耕织就是农耕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自古以来“男耕女织”被视为理想的农耕社会状态。种类繁多的《耕织图》便是对古代农耕场景的具象表现,也是实用性和艺术性结合的典范。

楼璹巧绘《耕织图》

以耕作为题的艺术创作,可溯至新石器时代的岩画。之后,先秦彝器、两汉画像砖、魏晋墓室壁画及唐宋佛窟画,均有关于稼穑、桑织的场面,但这些图像多为零散而单一的“耕”或“织”图,并未系统化。直到南宋时期,耕织图才形成完整的体系,其功能也由装饰转为实用,科普劝农的同时兼具了朝廷鼓励农桑的象征意味。

现知最早的《耕织图》为南宋楼璹(1090—1162年)所绘,其后历代版本都是以楼图为祖本,或临摹,或复刻,衍生出数十种版本。

楼璹,字寿玉,一字国器,鄞县(今浙江宁波)人。他出身于仕宦家庭,有书画才能,传有《六逸图》《四贤图》等作品。史载,楼璹是一个十分关心民众疾苦的人。他在任婺州(今浙江金华)幕府期间,得知当地缴纳岁贡“素罗”超出了百姓的承受能力,便“为州将作奏,自诣行在所,具言利害”,最终“朝廷为损其数”,因而很受百姓爱戴。

宋绍兴三年(1133年),楼璹任於潜(今浙江杭州临安区)县令,虽然在任只有短短两年,却成就了他人生的高光时刻,在中国农业史、纺织史、艺术史上都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他“笃意民事”,体恤民情,深入田间地头走访调查,体验农夫蚕妇劳作之苦,记录劳作过程和耕织细节,研讨种田、植桑、织帛等经验和技术,然后结合自己的绘画特长创作了《耕织图》。

楼璹所作《耕织图》分为耕、织两部分,耕自浸种至入仓,共21图,织自浴蚕至剪帛,共24图,每图一事,并配五言诗一首加以说明,图文并茂地呈现了耕作与蚕织的各个细节。由此,《耕织图》成为系统性的农耕图谱,具有了农业科普的特征。《耕织图》开创了以图配诗、普及型农书的先河,是我国最早完整记录“男耕女织”劳作场景的画卷,也是世界范围内首部农业科普画册。《耕织图》绘有我国最早的脚踏缫车图像、我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提花机、我国最早窖茧的技术图像,比《天工开物》《农政全书》等农书还要早400多年。

楼璹利用《耕织图》“课劝农桑”成就显著,很快便引起了皇帝的注意。当时宋高宗赵构重视农业生产,“下务农之诏,躬耕耤之勤”,于是召楼璹进京。楼璹便带着《耕织图》来到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面呈皇帝。宋高宗一见大喜,对楼璹进行了嘉奖,并把《耕织图》“宣示后宫”,让宫廷内苑的人学习农桑之事,同时还让翰林院临摹,把摹本分发到各地。有了皇帝的加推,楼璹声名大振,各种《耕织图》摹本很快便流传各地,各州、县府的墙上都绘有《耕织图》壁画,供官员、百姓观摩。《耕织图》的推广客观上促进了南宋农业经济的发展,楼璹也因此平步青云,累官至朝仪大夫。可以说是一部《耕织图》成就了楼璹,也是楼璹成就了《耕织图》。

楼璹所绘原作《耕织图》共有两个版本:一为正本进献给了高宗,藏于宋朝的皇宫;一为副本,留在自己的家中。嘉定二年(1209年),楼璹之孙楼洪将《耕织图》以石刻墨版付印发行,后其曾孙楼杓据图再版,嘉熙元年(1237年)汪纲又以木刻复制拓本。惜楼璹《耕织图》原作今已无存,不过其主要内容和构图模式被后世画家继承下来,我们可以从中窥见《耕织图》的原始面貌。

亦耕亦织亦传承

南宋一些有名的宫廷画家如梁楷、刘松年也曾画过《耕织图》,不过他们单纯是出于对前辈画家的欣赏和对农耕文化的怀念或向往,而非以宣传重农思想或推广农业生产技术为目的,其系统性和影响力远不及楼璹的《耕织图》。

自南宋后,临摹、改编、仿绘、镂刻、印制楼璹《耕作图》者众多,无论官府还是民间,各种版本的《耕织图》层出不穷。元延祐五年(1318年),司农司苗好谦编写《栽桑图说》,将元初李声临摹的《耕织图》一同编为《农桑图说》,印发给百姓。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有一部《耕织图》,依据明天顺六年(1462年)江西按察佥事宋宗鲁本翻刻,而宋宗鲁所据之底本是源于楼洪或汪纲的翻刻本,是最接近《耕织图》原始面貌的刻本。此外,存世的还有南宋绘本《宋人蚕织图》、元代程棨《摹楼璹耕织图》、明代万历刻本《便民图纂》和嘉靖刻本《王祯农书》等,均摹自楼璹《耕织图》或在其基础上加以改绘,其中程棨摹本被认为最近真迹。

元程棨《摹楼璹耕织图》为绢本设色,纵32.7厘米,横1049.8厘米,藏于美國弗利尔美术馆。其图分为上下两卷,分别为《耕图》和《织图》,《耕图》绘浸种、耕、耙、耖、碌碡、布秧、淤荫、拔秧、插秧、一耘、二耘、三耘、灌溉、收刈、登场、持穗、簸扬、砻、舂碓、簏、入仓等环节,共21幅;《织图》以浴蚕、下蚕、喂蚕、一眠、二眠、三眠、分箔、采桑、大起、捉绩、上蔟、炙箔、下蔟、择茧、窖茧、缫丝、蚕蛾、祀谢、络丝、经、纬、织、攀花、剪帛24个步骤详细介绍了从“浴蚕”到成布裁衣的整个生产过程。上下卷加起来共45幅,每幅都配有五言诗一首,与楼璹《耕织图》数量场景均相契合,基本还原了原作内容。

与其他摹本不同的是,程棨《摹楼璹耕织图》改册成卷,更方便系统化观赏。每幅图的配诗均以篆书写于画面右侧,并以楷体对照注释,字体清秀挺健,与画面相得益彰。虽然我们不知道楼璹真迹的题字和构图面貌,但其距楼璹生活年代较近,应该是见过《耕织图》原作,并忠实于原作进行临摹而成。程棨《摹楼璹耕织图》清新合理,且画面生动,描摹细致,具有较高的艺术欣赏价值,对研究古代农具和农耕技术、探究楼璹《耕织图》原貌也极具参考价值。

各个不同版本的《耕织图》传承数百年不绝。明清时期,《耕织图》系统性得到进一步加强,绘制更加精致,成为帝王青睐的劝农工具,也是朝廷鼓励农桑、宣扬政绩的一种象征。

康熙《御制耕织图》

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康熙第二次南巡途中,江南士子进献的藏书中有一套宋版於潜公(楼璹)《耕织二图诗》,由此推断楼璹《耕织图》在当时尚有版本传世。康熙读罢,十分喜爱,感慨道:“古人有言,衣帛当思织女之寒,食粟当念农夫之苦,朕拳拳于此至深且切也。”即令宫廷画家焦秉贞(1689—1726年)根据楼璹原意另绘耕、织图各23幅,康熙亲自作序,并“于每幅制诗一章,以吟咏其勤苦,而书之于图。自始事迄终事,农人胼手胝足之劳,蚕女茧丝机杼之瘁,咸备其情状。复命镂版流传,用以示子孫臣庶”,这就是《御制耕织图》。

传世康熙《御制耕织图》有两种版本,一种是彩绘本,一种是木刻套印本。彩绘本为纸本设色,封面有康熙御题“一犁杏雨,三径桑云”,然后是康熙书《御制耕织图序》,现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木刻套印本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由内府刊刻,是历代《耕织图》中最具盛名、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作品,也是中国古代版画史上一部传世经典。两者都遵循了楼璹的构图原则,但图中的风俗易为清代,在题材选择和内容编排上也有独创之处。

焦秉贞在耕图中增加了《初秧》《祭神》2幅;织图部分删去《下蚕》《喂蚕》《一眠》3幅,增《染色》《成衣》2幅,合共 46 幅。彩绘本为对开册页,左诗右图,图上保留楼璹的五言诗,左侧标明图中农耕环节名称、图序,并写康熙御制七言诗,诗与图一一对应,画面清雅,装帧精美。木刻套印本卷前有康熙三十五年御制序,序文前后钤“佩文斋”“康熙宸翰”“稽古右文”之章;每诗前后钤“渊鉴斋”“康熙宸翰”“保和太和”之玺;“成衣”图下镌刻有“钦天监五官臣焦秉贞画,鸿肪寺序班臣朱圭镌”。此版构图与彩绘本大同小异,采用两图对页装,图序有变化,每图楼璹的五言诗位置也与彩绘本不同,康熙帝御制七言诗在图上页边处。诗与图有不相符的地方,墨色深浅亦有不同,应该是采用套版或拼版技术印刷而成。

焦秉贞是一位善画人物,并能融合西洋画法、中西合璧的宫廷画家。《国朝院画录》中称他:“参用西洋法……善于绘影,剖析分寸,以量度阴阳向背,斜正长短,就其形之所著而色,分浓淡阴暗焉。故远视则人物、花木、屋宇皆直立而形圆,以至照有天光,蒸为云气,穷深极远,均粲布于寸缣尺楮之中。”可见他的绘画功底是相当深厚的。

焦秉贞在《御制耕织图》的画面处理上并没有照搬楼璹的《耕织图》,而是对一些细节做了艺术调整。如:楼图多为正面取景,焦图多以成角透视,按远景、中景、近景顺序取景,使得空间透视感加强;楼图人物多以正面描绘,焦图则多是四分之三侧面,人物形象更丰富多变。这些特征在彩绘本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再者,楼图简约粗率,古朴自然;焦图工丽秀雅,多了几分刻意。焦秉贞作为宫廷画家,势必追求宫廷审美取向,又是奉命御制粉饰太平之作,难免有些刻意雕琢痕迹,他笔下的农夫多显软弱无力,举手投足之间更似书生;农妇则婀娜娉婷,宛若大家闺秀,难称神肖形似,过于追求精美反失其真。这也是官刻“御制”作品的通病。就反映农家现实生活气息而言,焦图反而不如楼图。

在焦秉贞绘制《御制耕织图》的过程中,其弟子冷枚也曾参与创作。后来,在乾隆年间时,冷枚也绘制了一套《耕织图》,基本复刻了焦秉贞的绘画内容;另一位宫廷画家陈枚所画也基本延续了焦秉贞的画风,内容上再无创新。冷枚、陈枚所绘耕织图没有镂版刊行,原作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耕织图》歌颂农家劳作,经过宫廷审美的改造后,兼具观赏和实用价值,对农事题材的艺术创作起到了示范作用。自康熙三十五年《御制耕织图》初版后,坊肆私家多有摹刻,故传世版本极盛。在康熙本朝,就有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张鹏翮翻刻本、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内府刻本、内府白描本、彩绘《胤禛耕织图》;乾隆年间有康熙、雍正、乾隆三帝题诗刻本,内府刻《授时通考》本,乾隆四年(1739年)内府拓刻本,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北京刻朱墨套印本、木刻填色本,圆明园拓本,欧洲铜版《耕织图》数种,等等。乾隆帝把清漪园(颐和园)一处富有田园风光的景色命名为“耕织图”,惜景已无存;《雍正耕织图》更是深藏故宫三百年,被后世视为镇馆之宝。

形态纷呈的《耕织图》不仅在国内传承千载,还流传到了朝鲜、日本及东南亚、欧美地区,其所载承的已不仅是农耕技术,更是农耕社会下中华民族的智慧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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