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萍

关键词：《扶桑游记》 日本女性形象 他者 自我

王韬（1828—1897）的《扶桑游记》是晚清域外游记的一种，记载了作者1879 年在日本的经历。王韬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见证了历史的变迁。经由传统文人到西学倡导者的转变，他的身上有着传统与现代两方面的特征，这种自我形象是伴随着对他者形象的塑造而确立的。自始于1849年的墨海书馆时期起，他就踏上了对西方文明的認知之路，出游异域更是使其能够直面他者。他者形象实为自我建构，《漫游随录》和《扶桑游记》这两部异域游记中的“他者”正是“自我”的言说。

记录作者1867年末至1870年初的欧洲之行的《漫游随录》是传统与现代相交融的文本，其中的中西比较颇具主体意识。王韬自觉地审视西方现代文明，观照中国传统文化。然而，东游日本的王韬不是“过渡时代”的“思想家”，而是一位“文士”。《扶桑游记》中的日本形象与中国一本同源，现代性元素被压缩殆尽。在这一文学时空中，日本历史的独特性难以彰显，明治日本的近代感难以传达。日本原本是相异性他者，游记中却弥漫着古代中国的流风遗韵。按照中国社会文化的模式来刻画日本形象，导致他者的面目湮没难辨。

《扶桑游记》中的王韬是“中华名士”，这一形象中的“东方儒者”与“风流才子”分别对应于日本友人形象与日本女性形象。日本友人大多是维新之士，还有汉学家和浸润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文人，也有些新旧、中西兼任。作者无意于深究其身份区别与思想倾向，而是津津乐道于“苔岑之契，金石之交，乃得之于海外”，“厚意高情，殊可感也”。尽管旅日之时的王韬已声名远扬，但他始终没能实现“学而优则仕”的理想，日本友人的盛情和礼遇恰是对于这种遗憾的弥补。追根溯源，“同道中人”的相知与敬重又是“两邦之亲睦”的传承。作为“东方儒者”的新晋成员，他强调中日交通的历史，极力宣扬本土文明：“夙昔同文本一家，泮宫制度似中华;极知洙泗宗风远，不独蓬莱胜地夸。”

“东方儒者”的自我形象投射于日本友人形象，“风流才子”的自我形象则投射于日本女性形象。王韬引用“信陵君醇酒妇人”的典故，澄清自己的初心;借用《国风》之好色、《离骚》之美人，表明自己“狂而不失于正，乐而不伤于淫”;将“嗜酒好色”当作“率性而行，流露天真”的体现，反对“不好色之伪君子”，赞赏“好色之真豪杰”。他以“乐天老去樊川谪”自况，塑造了“有情王郎”的形象;以“至理无异”之说将“谈道学”与“说莺花”相提并论。他充分享受“三千年作蓬莱游，得遇仙姝缘不薄”之乐，感叹“人生此即万户侯，何须再要千钟粟”。这些“夫子自道”中是怀才不遇、名士风流的自我形象，这种自我形象决定了《扶桑游记》中日本女性形象的存在形态。

二、异地烟花，殊乡风月

在日本女子中，艺妓的出现频率最高。作者笔下的艺妓形象极富中国本土文化色彩。在《芳原新咏》十二首的“题解”中，王韬对东京的“烟花之盛，风月之美”做了中国古典式的描摹，展开了一幅由中国古典文学意象构成的烟花风月图：“每当重楼向夕，灯火星繁，笙歌雷沸，二分璧月，十里珠帘，遨游其间者，车如流水，马若游龙，辚辚之声，彻夜不绝，真可谓销金之窟也。”他悠游其间的际遇和情怀也全然是传统文人式的：“余偶从诸名士买醉红楼，看花曲里，览异乡之风景，瞻胜地之娟妍，觉海上三神山即在此间。”期待中，这七绝十二章“敢作柳枝之新唱，或可补花月之旧闻”，呈现方式是“聊付小红，藉浮大白”。他将日本形象凝固在“海上三神山”这一遥远的时空中，又将诗酒美人安置其间，这样一来，异域的风花雪月就进入了中国的神话传说系统，染上了风雅叙事的色彩，映照出他风流自赏的文人形象。

艺妓诞生于江户时代的元禄年间，在幕府末期被卷入历史动荡之中。明治时代是艺妓的鼎盛期，她们频频参加各种社交活动，也是报纸和杂志所瞩目的对象。游记中艺妓屡屡现身于作者与日本友人的聚会，确是明治时代的写照。尽管艺妓生涯的起伏盛衰打上了历史变迁的烙印，但她们所演绎的依旧是江户时代古朴而精致的传统世界。于是，作者沉浸于艺妓所营造的氛围，回避了眼前的新世界。这表明，作者只是从艺妓身上找寻自己所缺失的东西，并不真正了解这一特殊的日本女性群体，其现实需要导致了认知的偏差。

艺妓是日本历史文化传承的结果。艺妓在艺术方面造诣颇高，其穿着、打扮、行为举止高度艺术化，她们所修习的各种高雅技艺原本就是日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艺妓本身也是日本社会的一种高级艺术品，是女性美的典范，她们忠贞、典雅、娇美、柔顺，将日本人欣赏的女性气质发挥至极。艺妓是色艺俱佳的艺术表演者，其主要任务是为聚会制造和维持气氛，她们与客人之间身份壁垒森严，社会地位悬殊。“ 艺”与“ 色”之间界限并不分明，但艺妓绝不等同于青楼女子。王韬已知艺妓“但能为当筵之奏，不能为房中之曲”，可他笔下的艺妓却并不眉目清晰，而是与青楼女子以及其他日本女性形象相差无几。

进而，所有的日本女子被混为一谈，成为中华古典女子的异域重现。可资为证的是，“刘阮遇仙”的典故被用于形容不同的日本女子。娼楼、色妓、歌妓在这一传说中被一概而论：“蓝桥觅路，玉杵乞浆，胡麻饭熟，刘阮曾来，神仙眷属，自古有之，况于世人乎哉！”即便是“能操西音”、游历国外的日本女子也被融于其间：“此何异刘阮误入天台而饱吃胡麻饭也。”可见，作者视日本为神山仙乡，塑造了自己游仙窟的文人形象。

再如，“扇影衣香”所指代的不同日本女子皆用来点缀日本的风俗画。在“东都名胜所”柳岛，“楼外之黛色波光与楼中之扇影衣香相掩映”，但“扇影衣香”的真实身份并不明确;在“两国桥川长楼小饮”一节中，“扇影衣香”为“所呼艺妓三人”;在“至两国桥观放烟火”一节中，“波光黛色，鬓影衣香”既包括“荡舟来游”的寻常妇女，也包括“艳游者”所携艺妓，二者在游赏中的角色一般无二。

从而，所有的日本女子如出一辙，仿佛从中国的古书中移步而来，作者风流才子的形象在“异地烟花、殊乡风月”中得以确立。其一，日本女子复现了中国的风气和习俗，印证了中国的古法和典籍。妇女的装着打扮、行为举止难辨中日：云鬟多盘旋作髻，疑是隋唐遗俗;夜睡多用高枕，孩提多襁负于背，大抵古法，皆如粤东;舞之步法，亦有古意。艺妓可比唐宋时营妓、官妓，及彼时京师之梨园子弟;此风正如粤东、扬州所行;其歌舞技艺、动作风流，如梁《羊侃传》所载;扮相妆容、脂粉镜盒，与岭南、沪北相似。

其二，对日本女子的刻画并无殊异，而是充盈着中国的古典意蕴。当垆之女、司茗女子、西京女史的风神情韵与古无异，都是妩媚绰约、秀美曼妙的窈窕佳人。艺妓聚居之所堪比“昔日之平康里”;名妓下楼邀客“如洛神出水、天女坠空，仪态整齐，不可逼视”;艺妓被置于当地游赏的风俗画中，翻演了中土繁华。游记中用于艺妓的典故还有“藏娇金屋”“柳下坐怀”“范蠡一舸载西施”“白傅浔阳之感”等。

其三，借由日本女子渲染情境，滿足传统文人的情感需要。一是酿造才子佳人的美梦：旅途偶遇的女子“红裳碧襦，姿容艳丽，冒雨登山，冉冉入树林深处，其殆神仙眷属欤！”二是寄托诗酒快意的情怀：艺妓“弦韵即调，歌声齐发”，令人“急呼快甚，共浮大白”。三是抒发世事沧桑的感慨：艺妓伴随着“词人墨客，游屐所临”，见证了游赏之风的兴衰。四是将“烟花薮泽”化为参禅悟道之所：“释迦牟尼大彻大悟，当作如是观。”

三、洋场才子的风情书写

将《扶桑游记》中的日本女性形象置于中国人的日本女性形象之中，能够发现个人形象与集体形象的关系。早在乾隆年间汪鹏所著的《袖海篇》中，就出现了与《扶桑游记》中的艺妓相似的“妓”;时至晚清，《日本琐志》中的“髫龄女子”庶几相同。旅日期间，王韬还与何如璋、张斯桂、黄遵宪等驻日使团成员有所交往。何如璋的《使东杂咏》中，尽管日本女子有“殊为可怪”的一面，但仍然“古秀而文”，观之“如观仕女图”。张斯桂的《使东诗录》中有三首直接描绘了日本女性形象，他运用中国的典故和诗文来诠释东京女子、东京妇人，将东京女子师范学校中的女学生比作中国古代的才女，只在注中提及“考尚西法”;还有一首演绎了“吾妻桥”的传说，将日本女子的悲欢离合化为中国女子的爱恨情仇。同一时期的游记中，黄遵宪《日本杂事诗》中的日本女性形象最为丰富，但作者将其放置在与中国高度同质化的日本民俗之中进行描摹，日本女子最终未能展现出真实的面貌。由此可见，《扶桑游记》中的风情书写不为孤例，反映了中国人的集体形象。

对构建自我形象来说，《扶桑游记》中的日本女子与《漫游随录》中的西方女子，其功能不尽相同。作者将西方女子置于西方社会的政治结构中进行书写，审视了她们的社会身份。西方女性的才情和修养表明了西方政教礼俗的优越，表达了王韬学习西方的诉求。就此而言，西方女性形象是从属于其民族国家话语的。另一方面，对西方女性的肯定和赞赏并非出于他对女性独立人格和主体地位的认知和尊重，其中的性别意识亦非导源于西方天赋人权的男女平等观念，而是在更深的层面上遵从了儒家诗教传统的评判标准。西方女性形象体现出的西学与儒学、西方与中国的张力，是他的自我形象中同时存在开明知识分子与儒家道统维护者两种面相的表征。

相比之下，日本女性形象折射的是风流才子的形象。这一形象看似与古无异，实则是在新时代的刺激下形成的。与古代的风流才子不同，王韬是一个洋场才子，是生活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新型文人。首先，他长期以来生活在上海、香港等大都市，在世俗的洋场社会中产生了强烈的怀旧感与疏离感，于是通过对旧时风月的追忆和重现搭建了属于自己的情感乌托邦，在物欲横流的喧嚣场中开辟了理想的风雅之地。进而，围绕着日本女子产生了一个多维度的梦幻世界，海外异域空间中有着对中土前尘往事的想象性再现。为了与中国文化的经典情境相融通，日本女子的特质是没有必要存在的。

其次，日本冶游空间又是现实中的中国都市冶游空间的延伸。《扶桑游记》 开篇即从在上海与友人及“陈氏绣凤校书”会饮写起，第二天又至朋友家“招一绮龄玉貌者来”，而青楼风月正是上海冶游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行至日本，王韬的风月叙事也表现了冶游文学的传统。日本的享乐文化与颓废美学本来自有传承，又在城市现代化的市场化进程中大放异彩。从而，作者使用的冶游文学符号更加纷繁，游记中的冶游之风更加盛行。

最后，如此刻画日本女子，还因为王韬是由传统文士向现代职业文人转变的先行者，作为一位期刊专栏畅销作家，他具备近代市场观念，在书写中具备相应的读者意识。借用中国古典文学的审美意象将日本女子描摹成中国美人，渲染才子佳人的海外情缘，能够适应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满足其期待视野。换言之，中国化的日本女性形象给中国读者提供了恰如其分的选择，是为潜在的形象接受者量身打造的文化展销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