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晨蕾

——献给布鲁斯和他已故的妻子芭芭拉

在这个经济状况尚且过得去的临海城市，居民们若留心，便时常可以看到一群肤色各异的学生提着笨重的摄影器材在大街小巷穿梭。他们为着这里一所名气还不错的新闻学院从世界各地而来。

这个英文名叫“希尔”的中国女孩是他们中的一员。我认识她是在深巷中不起眼的一家二手书店。

那天下午，我并没有从书架上找到什么新惊喜，正要空手而去时，看见这位亚洲面孔的女孩儿在书店前台和店员沟通。她面露难色，似乎在请求什么，我经过门口时，大概弄懂了她想要做一个关于书店的采访，却遭到店员拒绝。

于是我推门出去后，等在门口，想要告诉她今天值班的这位老绅士性格生硬死板，明天会来一位稍微年轻的女士，非常和善，或许她可以明天再来试试。

我这么做了，她十分惊喜，甚至是有些夸张地一遍遍答谢了我。

我告诉她我是美国人，尽可以随意些说话。

没想到这成为了我们友谊的开端——我和这位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成为了朋友。我们的友谊日益深厚，以至于后来在她结束学业返回家乡前的最后一天是同我告别。我们在湿漉漉的公交站拥抱、挥手。她哭得非常厉害，不停说着“我们很快还会再见”这样的话，而我只是微笑着劝慰她。我的人生已经经历了太多次这样的告别——充满着对未来重逢的盲目信仰，固执又可笑，我完全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也早已经接受了这回事。后来回想，我或许不该说那句“我已经是个迟暮之人，也许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这对于她这个年纪的女孩来说太过沉重了。当然，这是后话了。

在我们认识的这一天，我们在书店外面握手告别。只是一刹那，这情景好像打开了我回忆的开关——我最美好亦是最痛苦的回忆。

1

离开书店，我漫步在“T”字形伸出绵延于海滩的码头，暮色降临，大西洋上的潮湿空气把天空染得粉紫交融，很像我家中悬挂的那幅她最喜爱的不知名画家的印象画。海风开始变凉，我决定回家了，我想冲一杯红茶，好好享用我昨天留在冰箱里的半块布朗尼。若芭芭拉在，一定会阻止我买它，她总是偏爱芝士蛋糕。

我在二手书店碰见的那个年轻女孩儿人很温和，但与她握手着实给了我一个激灵——她的手实在太凉了。如果我还知道这世界上有比这双手更冷的手，那非芭芭拉莫属。我起初以为是那个波士顿凉凉的夏夜作祟，后来才发现，这不过是这个女人身上的一个鲜明的、时常在我心里闪烁不定的特点。

我很快便走到了家，将湿漉漉的鞋放在门后的小毯子上——从前芭芭拉总这么要求我。我一向讨厌这些细枝末节，奇怪的是，现在总是记得，倒成了习惯似的。

在威尔士这个叫珀纳斯的海边小镇，我已经生活了快三年。它平淡无奇，整日挂着惨淡的云，时常雾气笼罩，海风每隔几小时就带来一阵急雨。但突然之间，在此刻，相比我作为纽约客的数十年和在波士顿度过的七年，它举足轻重——我决定停留在这里，直到死去。

我非常想念纽约，我很怀念在曼哈顿的马路横冲直撞的感觉。我曾经时常慢悠悠地在第五大道上晃荡，钻进大都会博物馆就是一天。如果碰巧在上西区，我也不会拒绝去自然历史博物馆看看恐龙化石。纽约是世界的中心，我常这么想。尽管孩提时代我就已经在中央公园整日疯跑，纽约从未让我司空见惯。

离开这个迷人的地方，是我始料未及的。

2

1984年，我三十三岁。

约翰，我青年时期最好的朋友，在波士顿升了职，也交到了一个女朋友。他急切地写信给我分享他的心情。没想到收到的回复却是我告诉他我刚刚结束了八年的婚姻，并辞掉了工作。

于是拯救可悲可怜的我变成了他和新女友的第一要务。

我和前妻非常体面地吃了告别晚餐，在肯尼迪机场送她登上了回日本的飞机。她厌倦了纽约的生活，决定回到家乡东京。此后的几天，我足不出户，在公寓完成了足足三个迷你木雕。我拼命想抹掉和前妻制造的回忆，失去彼此让我们都非常痛苦，但是我们一致认为这是成熟且正确的决定。

我怠于见人，约翰却对我不依不饶。最终我订了去波士顿的长途汽车票，只希望一个敷衍的会面能让他就此放过我。

那是个很热的夏天，大巴车上汗津津的气味把我原本就已经消极到零的出行态度拉低至负值，所以春光满面的约翰接到我时，我的脸色一定像在木桶里捂臭了的生蚝。顶着这么一张脸，我跟随他到了市里一家高级的龙虾餐厅。

服务生给我们斟酒时，约翰满脸歉意地告诉我他的女友无法出席，因为她今晚有一场很重要的音乐会要出席。

“哦，是什么乐团？会在纽约演吗？”我漫不经心地问。

“啊，不不，不会，这只是她个人办的一个小型独奏会。”约翰回答。

“哦，她是演奏者？”我多少有些吃惊。

“小提琴。”约翰闪过一个调皮的微笑。

我缓缓地点头撇嘴，迎合地表示赞许。

晚饭索然无味。我和约翰已经多年未见，有许多话题，聊得热络。或许对于他来说，这是完美的会面晚餐——既在和老朋友的叙旧过程中自然地透露了自己的美好生活，又成功地缓解了对方的悲伤。反过来，我在谈话中非常积极，也真心对我俩的相聚感到欣慰。可说到底，从约翰指望它对我产生某种积极影响的角度出发，它毫无意义。

感到幸福的人对于弱势者的鼓励往往是一厢情愿，我彼时深切地体会到了他人的善意有时是多么无用。

好在波士顿夏夜的风没有令人失望。在走出餐廳等出租车的时候，我终于感觉远离了纽约的燥热，获得了一丝轻松。身处剑桥区，我想这必定是年轻的气味、知识的气味。

我们在餐厅门外的走廊上站着吹了会儿风，等待约翰的女友，她直接从音乐厅赶来和我们会合，一起乘出租车去海边的酒吧，这是这对情侣为我安排的一个重要观光环节。

人们为什么总是一边控诉酒精，又坚持酒精和朋友的组合会使事情变好呢？我感到困惑，并认为这对酒精来说是极大的不公。但我什么也不会说的，我不能给朋友们的善意浇冷水。

约翰的女友来了，黑色礼服裙外面古怪地套了件休闲外套。她腾出拎琴包的手伸向我说：“你好。我叫芭芭拉，幸会。”

“幸会。呵，手可太凉了！”我打了个哆嗦，本能地把手往后缩。

芭芭拉立即收回了手说抱歉，干笑着搓起手来，这让我有些尴尬，瞬时意识到自己强烈的反应似乎不妥，好在随后她说了个关于此的什么笑话，具体内容我记不得了，只记得约翰当时笑得很大声，然后搂住了她。

我留意到芭芭拉谈话的方式很独特，她总是很高昂地开始某个话题，引得我们都参与其中，然后退居至倾听者的位置，话题进入尾声时，她会试图重新掌控话语权，并在此时阐明自己的观点，尽管她总是慢条斯理，毫无攻击性，敏感的我还是捕捉到某种——我当时总结为“潜伏式入侵”的倾向，于是我时刻警醒自己不要沉浸在这样陷阱般的交谈中。回想起来，她让我警惕的因素还有另外一个：她的笑容非常完美，充满魅力。她的脸颊很窄，五官十分融洽地分布，没有哪个部位因格外美丽或者丑陋而显得突兀，因此构成了某种亲和的标致感。如果非要挑出一个吸引眼球的特点，那就是她的嘴角，仿佛始终自然地微微上翘着。她的皮肤不算白，和一头棕发很合宜。我认为哪怕在时代广场的人潮中，我也能一眼辨别出约翰的女朋友，因为他们实在很相配。

关于冰凉手掌的笑话结束不久，我们三个土生土长的纽约客钻进了一辆出租车，在波士顿大街上讨论百老汇趣闻。我始终参与在这些对话中，以一种“在场”的方式。直到芭芭拉提出“死亡”的话题。

“那么，你们希望怎么死去？”

她以一种非常日常的口吻问。

“噢，咱们是怎么突然从上东区法国餐厅跳到死亡的话题上的？”前座的约翰打趣道。

“得了吧，我知道你脑子里有个答案，快说吧，约翰。”她说。

“好吧，好吧，我希望平静、体面地离开。”

“‘平静是指衰老和疾病吗？”她问。

“或许吧，我是说，我时常会想我死去的画面，或许在一个冬日，我躺在床上，午后的阳光照进来，我的爱人能握住我的手，直到我微弱的呼吸渐渐停止。”约翰说。

“这画面太悲伤了，约翰。”她深沉的语调中透着哀悯。

“那你呢，布鲁斯， 你曾经想过吗？”芭芭拉转向我问道。

她着实把我问住了。我从未认真地想过死去的画面。我不抗拒死亡，但我一直认为它该自然而然地发生。

“我不知道。”我茫然地摇头道，“我是说，我没想过。”

她没有就此罢休，“或许现在想想呢？”

我不知道该从何想起。我说，“呃，我不知道，也许死在爱人的后头吧。”

我说这句话时，想到了远在东京的前妻。如果我们还在一起的话，我不想把她丢下，除非她先丢下我。

然后出租车的后座陷入了几秒的沉默。

“啊，那可太伟大了，兄弟。”约翰说。

出租车驶过了查尔斯河。我能看见外面的风，像透明纸张似的一片片飘落，覆盖了波士顿。

两天后，我回到了纽约，恢复了那种城市探索的生活。我和前妻保持着越洋电话联络，我告诉她关于纽约的一切，给她讲述这个城市在如何变化着。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赋闲在家，在本子上乱写乱画，沉溺于到苏豪区逛小艺术馆，探索街头巷尾任何我感兴趣的咖啡店。我感到生活渐渐地恢复了平静，甚至开始规划起去东京探望前妻。我终于完全接受和适应了与前妻回到朋友的身份——那是我们开始的地方。

当然，这期间约翰和芭芭拉没少帮助我。我在波士顿和芭芭拉互留了一个邮箱地址——我总是倾向于写信，打电话在我这始终是个能躲则躲的麻烦事，因为电话接通前那恼人的“嘟——”声每次都让我无比焦虑，甚至想就此挂断电话。尽管我猜芭芭拉并不会有什么古怪的电话交流障碍，但她友好地迁就了我。在信件往来中，她总会给我发一些纽约市新鲜的展览、戏剧、音乐会资讯，嘱咐身在艺术天堂的我不要浪费机会，这些是她作为纽约客最留恋的。我则会挑选其中一些自己感兴趣的去，并在之后给她寄回我的反馈。大多时候，这些她推荐的活动都是我很乐意去的，当然偶尔也令人失望。有时我的反馈引发了更深入的讨论，我们的信件往来会一直持续数日，互相丢一些干巴巴、冗长的论证，当讨论进入白热化，对方的激烈情绪已能穿透文字扑面而来时，其中一人总会主动冷静下来，停止回信，于是争执便会戛然而止。之后或许长达一个月内，我们都没有对方的任何消息，直到突然的某天，当我再次收到她若无其事地发来的一连串新的纽约艺术活动信息，我就知道，是时候展开新一轮的邮件友谊了。

在所有这些邮件往来中，我和芭芭拉都没有提及在波士顿海港的那块草坪上的二十分钟。

那天晚上，在酒吧喝了一杯之后，我本想一个人出来透口气，没想到她端着酒杯出现了，并在我身边坐下。

“你怎么样？”她问我。

“啊，还好，我只是想出来吹吹风。”

“我喜欢这儿的夏天，尤其是夜晚。”她继续说，“这是纽约没有的气味。”

“没错，没错。”我说道。

我感到十分尴尬，这样的场景让我觉得不妥，我期待着约翰能加入我们，或者芭芭拉能再说点什么。

但她没有，空气于是很奇怪地安静下来。我通常是会努力寻找话题的人，尤其是在和陌生人打交道时，但那天我的脑袋仿佛停滞了，嘴巴也疲惫不堪。芭芭拉把空酒杯放在草地上，躺了下去。我依舊那么坐着。我们谁都没有再说什么。我在沉默中慢慢放松，感到舒适起来。

后来约翰终于发现我们不见了，他急吼吼地跑出酒吧，看到朝着海港发呆的我，和他已经在草坪上睡着了的女友。

“你们什么时候跑出来的？真是两个艺术家。”他对我开玩笑道，一边摇头，一边看了看手表。

“我想我们该走了，你也需要休息了，亲爱的。”他温柔地把芭芭拉叫醒，将她搂在怀里，两人摇摇晃晃地走在我前面，远离海岸线，走向城市公路。

在回酒店的出租车上，我坐在前排，感觉如释重负。

3

距离那个夜晚过去了半年有余，纽约市冬去春来，中央公园的松鼠又出来蹦蹦跳跳地挑逗行人了。我的东京之行仿佛被无限推迟了，芭芭拉持续不断发来的活动资讯让我离不开这座城市，也迅速消耗着我的钱包。

当我注意到我的银行账户只剩下不到一千块的时候，我意识到，享乐的生活是时候告一段落了——我得重新找份工作了。我很快和约翰提起这个计划，他非常兴奋，发来了一些波士顿的媒体工作机会，希望我搬去麻省。

我不敢想象自己离开纽约，但又仿佛隐隐对这种未知的可能性充满期待——纽约有太多陈旧的回忆，我想我理应觉得厌倦。芭芭拉什么都没有说，她无所谓我去不去波士顿。

犹豫之间，在一天早晨我打翻了牛奶后，我最终把简历发去了波士顿，以为我和纽约之间的强大连结最终会牵引我回到这里。

但没有。因为我生命中出现了一个更坚不可摧的连结。我甚至没有和我最爱的城市好好道别。

我安顿、计划好一切，最终搬去波士顿的时候，已经又是夏天了。约翰和芭芭拉早已在车站等我。新公寓的布置出乎意料地顺利，约翰腾出了一整个周末帮我挑选家具、办理手续，搞定这些繁杂却充满逻辑固定性的程序往往使他情绪高涨，充满动力。芭芭拉也忙东忙西，帮着我整理从纽约运来的几大箱杂物——大多是些无用的小玩意儿，如我涂画的草稿本，刻坏的木头，一些布鲁克林淘来的不知名画作，还有许多《纽约客》旧刊的剪报。其实我并不乐意她插手这部分内容——一些我自己羞于审视又舍不得丢的物件，它们悉数暴露在芭芭拉面前，甚至被她一一把玩、调侃、研究，之后精心布置在我新家的角角落落。我感到浑身不自在，仿佛被脱去了衣服。然而矜持和抗拒只是我单方面的，在对我的灵魂做出这个异常亲密的动作时，芭芭拉好像乐在其中，并未觉得怪异。

经历了这次搬家，我们的友谊又进入了新的境界——我是说我和芭芭拉。我得承认，从那时开始，她已经成为我心中比约翰更加重要的朋友了。

但当然，这是我后来回首往事才发现的事了。我一向是个“体验者”，我总是全身心沉浸在某个时刻，从不会跳出情绪来审视当下的情况。简单说，我对“经历”的总结总发生在“经历”之后。作为一个现代都市人，我仍具有冷静思考的逻辑精神，但我的这一特质是迟钝的，又或许被我刻意推迟了，它总是发生在“体验”之后。

正如在波士顿生活的那段时间里，我、约翰、芭芭拉维持着完美的友谊。我们一起吃饭、听音乐会、看电影、逛图书馆。显然，我重生了——我正常工作，开始储蓄，并交了几任新的女朋友。那段时光十分快乐，我清楚地知道什么“正在发生”，又完全不知道“正在发生着什么”。

有时候我非常庆幸自己的后知后觉，因为它描绘着我的行动轨迹，在很多场景下神不知鬼不觉地阻止了一些事情的破碎和崩塌。

当然，现在站在一个回忆者的角度，我又能总结得头头是道了。

总之，我和芭芭拉的友谊逐渐建立起来，这是毫无疑问的。后来甚至约翰不在场时，我也不再有所顾虑和不安，所有杂念都消逝了，当芭芭拉以“我的一个朋友”，而非“约翰的女朋友”出现在我生活中时，我们可以快乐、自然地交往。就是在这段时间，我发现了她本人与我对她的第一印象有很多相悖之处，我时常感到有無数名为“芭芭拉”的碎片向我飞来，纷乱繁杂，最终我决定放弃定义此人。她并不像她男友那般容易概括，可以说她生活在一个酷似“约翰”的美丽外壳下，内部的世界却是神秘、千变万化的。我则相反，我拥有一个粗犷浪漫的外部线条（并为此沾沾自喜），内心却住着一个赶不走的“约翰”。当然，这绝非对我好朋友的贬低，我认为他是这世间最完美的一类人。或许我只是嫉妒他完美，才死守住自己那些明确的缺陷，并拼命把它们个性化，拒绝向所谓雷同的“完美”靠拢。

芭芭拉总是对一些隐秘事物表现出执拗的关注，这是我的另外一个新发现。

某次，芭芭拉声称拥抱是一切人类关系的内核。她说：“人类之所以是人类，就是因为他们懂得如何拥抱。”

我当时立刻反驳道：“那是因为他们会思考。塑造人的是大脑，而非一个简单的甚至本能性的四肢动作。”在这里，我使用了两个颇具贬低意味的形容词。

芭芭拉并没有被我的武断所冒犯，她看着我笑了，那样子仿佛是大人对孩童温情的注视。她慢慢说：“思考使人破碎，而拥抱就是碎片寻找碎片。人类的拥抱——”她说到这里时，很长地停了一下“——其实是一个无比高级的动作。”她说完仍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仿佛要检视我被说动的蛛丝马迹。我有些被她那种教导式的耐心惹恼了，认为这是她——一个古灵精怪的生活表演家——刻意塑造的姿态，就为了巩固她在谈话中的主导地位。我当时铁定进一步驳斥了她，但如今已不记得细节。这段记忆戛然而止于芭芭拉那句“碎片寻找碎片”。

之后有一阵子，我着了魔似的开始留意各种电影、照片中的拥抱，我仔细研究五花八门的拥抱姿势，甚至开始观察芭芭拉和约翰。起初，这只是为了积累反驳她的素材，但我惊异地发现这对情侣其实很少拥抱，比起拥抱，更多时候，他们喜欢快乐地勾肩搭背——他们并排，而非面对面地靠近对方。于是有一阵子，我很想就此质问芭芭拉：“既然你喜欢拥抱，为何从不践行？”但某个声音在提醒我：我不该问、我从这儿得到答复后或许并不会快乐、我以这种方式赢得辩论比赛是不光彩的……于是我最终没有发问，在这次“交锋”中默默认输了。时至今日，我觉得自己是明智的。一如我和芭芭拉之间无数悬而未决的争辩，“拥抱”的话题也很快就沉没了，没有再被提起。

4

麻省的夏季转瞬即逝，在这样一座“学城”，街道再次被年轻的面孔占据时，就说明秋天回来了。

搬去波士顿之后的第一个十月，我才算见识到秋天真切的姿色。

十月一直是我最爱的时节。在纽约的几十年，我一直信奉这里有最美的十月。当中央公园变成金黄色，哈德逊河面的余晖也灿烂到极点，连中城耸入云端的水泥柱子都在暮霭中显得温柔起来，曼哈顿是多么无可取代啊。

约翰为了让我这个自大的纽约客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秋，提议了一次周末郊游。他有个朋友在麻省和新罕布什尔州交界的附近拥有一座湖边小木屋，并对我们的到来表示欢迎。于是在十月末的一个周五，我们三人驱车北上，开启了一次短途公路旅行。午后车程总令人困倦，除非沿途有惊人的景致。新英格兰地区森林茂密，湖泊星罗棋布，逼近州界时，红叶色泽的层次越来越丰富，秋天浓烈又忧伤的颜色在水光间交错、流转，最终沉寂下来。我不得不向驾驶座的约翰承认，这儿的秋确实是颇有看头的。

约翰的这位朋友叫戴维，是个单身汉，喜欢去野外徒步，拍些照片，都是关于大自然的。他的小木屋里还摆放了许多他自己制作的木工艺品、昆虫标本，十分有趣，我简直被迷住了。我很喜欢这位戴维，他有种温柔平和的气质，且这状态浑然天成，仿佛他与这个世界无比和谐，处在一种隔绝了任何挣扎、犹豫的生活中。那么我究竟是不是在把自己缠绕进一些无用的想法中呢——那天晚饭后，我们在共享一瓶威士忌的时候，我发自内心地困惑了起来，之后又不得不花费一整晚试图想通这些无用。我一边羡慕戴维，一边痛恨、却接受了自己无法洒脱的事实。

第二天早晨，准确来说应该是临近中午，我迷迷糊糊地走下楼，木屋安安静静，我看到桌上留的一张便条：我们去树林里散步了，懒虫们，早饭请自行解决吧。

是约翰的笔迹以及口吻。

我打开门，在廊下站了一会儿，觉得凉飕飕的，便又回到屋内。厨房有些速溶咖啡和面包片，对于早餐而言非常足够了。

“不煎颗蛋吗？”

我被吓了一跳。回头看到芭芭拉正坐在屋子的另一端，手里握着铅笔。

“天哪，我以为这屋子里只有我一个人。”

“哦，不好意思，吓到你了。”她淡淡地说，没有起身，而是继续拿起笔在腿上的板子画起来。

我端着咖啡走过去，看到她在描摹窗外的一棵老树。

“你还会画画？麻烦现在告诉我有什么是你不会的吧。”我略带讨好地夸张地说道。其实我知道，在相继得知她会做园艺设计、写剧本甚至讲中文这些事实之后，我不该再对任何突然出现在这个女人身上的才艺感到吃惊了。

“我知道你会雕木头的时候可没表现得这么夸张。”她必定感受到了我的奉承，于是便这样打趣我。

我一时语塞。很奇怪的一件事是，我一向非常讨厌尴尬的沉默;但每次和芭芭拉独处时，情况总是这样，我们突然没有人再说话，世界陷入了莫名的安静——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全感包围了我。我完全地放松下来，觉得自己可以这样待一辈子。我站着看她完成了整幅画作的轮廓，就仿佛走了一圈我人生的轮廓。

窗外正有一片红叶落下来时，芭芭拉突然站起来，转身便撞上了我手里的咖啡。

冷掉的棕色液体顺着她的头发、肩膀，和我的手臂往下淌，马克杯被我摔碎在地板上。

“该死。”

“天哪，对不起。”

“不不，对不起。天哪。”

我们两个一边咒骂一边相互道歉。

我随手抓起沙发上的一个毯子，试图帮她吸掉肩膀上的咖啡。

然后我们拥抱在了一起——我扶着她肩膀的手颤抖了一下，把她揽进了怀里。那是个无可争议的、十足的拥抱，我和她面对面站着，除双脚外，每一块皮肤都贴在一起，我的双臂用力很紧，几乎想要把她塞进我的胸腔。芭芭拉的頭发很软，我把脸埋了进去。

片刻后，她好像在我胸口啜泣起来。我不能确定，总之是一股热热的东西流进我的毛衫里，我不清楚那是眼泪还是她的呼吸，但莫名其妙地，我的眼泪掉了下来。

我们定格在这个拥抱中，谁都没有动。但我感觉自己掉进了一个无底黑洞，正在无法控制地迅速下坠，我感到一阵眩晕，于是更不敢松开她。

直到窗外的鸟叫声再次进入我的耳朵，我才回过神来，抬头看见窗外又有一片红叶落下，我茫然地以为这还是方才那一片，它在空中无穷尽地飘。突然之间，我仿佛被什么东西实实在在地接住了，于是渐渐松开了手，一股黏腻、潮湿的热气在我们之间迅速消散。芭芭拉把头抵在我胸口，她抓着我手臂，手指甲嵌进了我的肉里。

然后她转身上了楼，并没有看我。

我在那摊残局里默默蹲下，一片片捡起了杯子的碎片。

十二点刚过的时候，我清理好地板和毯子，上楼换了一件干净的毛衫。约翰和戴维回来了，带进来一阵清新的凉气。

“实在不好意思，我打碎了一个杯子。”我对戴维道歉。

约翰问：“芭芭拉呢？”

我说她在楼上。

“在楼上？”约翰看上去有些困惑，但还是脱掉外套后“哒哒”地上楼去了。

“亲爱的，你感觉不舒服吗？”——我在楼下听到他渐行渐远的脚步声……

之后，在我记忆可触及的范围内，突然就是冬天了。鹅毛大雪开始模糊掉这座城市。波士顿冬季有趣的事情似乎更多。从万圣节到圣诞节，这座城市的年轻人非常懂得要怎么玩闹。但从新罕布什尔归来后，无论约翰怎么给我打电话，我都以各种理由拒绝出席任何活动。

“兄弟，你怎么了？你在躲着我吗？”终于有一天，我自信开朗的好朋友约翰发问了。

或许是吧。

“怎么可能，你想到哪去了，老兄，没有的事！”我拿出自己和他说话时一贯的风趣语调。

“不不，你肯定有事。告诉我吧，朋友，出了什么事？”

出了件很大的事，我根本无法处理。

“没什么，不过是工作罢了，工作上那些恼人的事。不用担心。”

“你确定我没有得罪你吗？你这样开始让我担心了，真的。”约翰肯定在电话那头单手叉腰，笑着摇头。

是的，你大大地得罪了我！你什么都不用做就把我得罪了！

“没有的事，你在说什么呢，约翰。”我也模仿着他松快的口气甚至动作说道。

于是我几乎缺席了十一月和十二月所有约翰和他女友组织的约会，但这并不代表我无事可做，我一个人去看了好几场电影，一个人去市立公共图书馆打发时间。我终于渐渐再次感受到了宁静。

你必须主动远离。

平安夜当天，我计划着回纽约去。毕竟在我疏远了我最要好的两位朋友之后，我在这座城市算是孤立无援了，于是我想到了我的家人们，是时候回归家的怀抱了。此外，我也真的想念被红绿白三色装点起来再撒一层金灿灿的粉末的曼哈顿，从来都只有那儿能满足我对圣诞节和新年所有的期待。

我草草地塞了一背包的行头，准备上锁离开，在公寓的走廊看见约翰迎面而来。

他冻得鼻头发红。

“要回家吗？”他问。

“没错。怎么突然来找我？”我把手提包靠墙放下。

“没什么，兄弟，就是想和你说声圣诞快乐，还有新年快乐。”

我把包重新拎起来，拍了拍他的肩膀，边往外走边说：“谢谢，你也是，你有什么打算？”

“我会留在波士顿，不回纽约了。”

我在公寓门口拦下一辆出租车，转身拥抱了约翰，“节日快乐，等我回来咱们再见。”

“当然，当然。”他也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鉆进出租车对司机说：“南站，谢谢。”

约翰扶着我的车窗说：“再见，布鲁斯。代我向他们问好。”

他说的“他们”指我的父母亲。我们从小一起在纽约长大，对对方的双亲都非常熟悉。

“当然。”

我看到他的皮手套上有一道很明显的刮痕，本想开口提醒他趁着节日去买双新的，司机却等不及，发动了车子。

从波士顿到纽约的交通状况没有糟到不可想象。我顺利地赶上了家庭圣诞晚餐，并按照计划在甜品时间与家人分享了许多波士顿生活的趣事。看到我又重新容光焕发，他们显得十分开心，我也是。人或许确实是需要间断性地离开家的，“归来”总让人有重获幸福的感觉。

我就像接连拆开无数个圣诞礼物盒子的小孩子般享受幸福，然后拿到了约翰的信件——

亲爱的布鲁斯：

我和芭芭拉已经分手。我下午本来是要当面告诉你的，却发觉自己无法做到。祝你圣诞快乐！

约翰

我反复地读纸张上这仅有的三句话，茫然、欣喜、无措和惊慌同时向我袭来。我听着客厅里断续传来家人们的欢声笑语，一边在卧室里踱步。

然后我第一次拨通了芭芭拉曾经留给我的电话。

“你肯定早就看出来了，我们两个行不通的。”芭芭拉只用一句话就打发了我拙劣、做作、不知所措的安慰。

很显然，在这个平安夜，我们三人的友谊破裂了。但我很久之后才回过神来。

5

如今六十八岁的我，还保留着那双我在第五大道买给约翰打算作为新年礼物的皮手套。我没能把它们送出去——我没再见过我的这位朋友。

我听说他后来回到了纽约，或许现在仍在。

而在威尔士的，只有我。

这个多雨的海港小镇是一年前我和妻子共同决定的目的地——要在这里结束我们之前已经足够忙碌的人生的目的地。她在今年七月的一个傍晚时分离我而去了。 那个格外安静的黄昏，外头只有海鸥的叫声。鸽子停在我们窗前，我坐在床的一侧，搂着被癌症化疗蚕食的她瘦弱的身躯，我们紧紧拥抱在一起。她的呼吸一点点弱下去，好像褪去的海潮，越来越远，无可追寻。

她不再回答我喃喃的废话的瞬间，我突然心生怨恨。这对我太不公平了，她成为了那个丢下一切离开的人。虽然我说过我宁愿是个留在后面的人……我本是一个享受孤独者，是她让我开始习惯陪伴，让我变得这么婆婆妈妈、软弱、无助。我愤怒地嚎啕大哭，窗外的海鸥似乎也是。

我开始为所有倾向于建立亲密关系的人感到遗憾，为所有亲密关系感到悲伤，因为在所有陪伴的结尾，都是加倍的痛苦。

我切断了一切和身在纽约的家人们不必要的联系。我向他们保证我不会自杀，我会在这个岛屿的小角落活着;但我决定此生不再返回家乡，我实在不需要再一次经历那样的时刻了——那种似乎否定之前的一切、拥抱新生活的感觉，这世上再也没有什么地方值得我“归来”。

此刻，我坐在空荡荡的厨房，经受着人生无可避免的终极孤独。

她或许还在某处，但我无法拥抱。

6

那个叫希尔的、手掌冰凉的朋友离开有一段时间了。有一天，我沏好茶，打开电脑，收到了她发来的一封电子邮件，上面写道：

亲爱的布鲁斯：

我在北京一切都好，希望你在珀纳斯也都好。我已经开始上班了，尽管是一份枯燥的工作，但我感觉总算在这个城市安定下来了。这些天，我总会想到你的故事，其实我在英国时也常常想到它。它是我听过的最美的故事。无论如何，我写信来是想告诉你，我很想写一个关于你和你妻子的故事，如果你允许的话，它对我来说意义重大。

我猜想珀纳斯现在又在下雨，或者笼罩在雾中，一如既往。北京很晴朗，但是，我此刻很想念珀纳斯，也很想念我们一起喝茶的时光。

祝你一切都好。

希尔

我合上电脑，向窗外望去。现在，小镇在蓝灰色的薄雾中沉静下来，渐渐被蓝灰色的海囊括进去，我和我的公寓漂浮在其中。在一片忽明忽暗的氛围里，我看见那束被芭芭拉叫做“永生花”的纸质手工雏菊在书桌上伫立，如这汪空寂的蓝色里微弱的烛火。

不知从何处，海鸥又开始疯狂地鸣叫了。我打开电脑，开始给她写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