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生

20世纪90年代，我从国防大学教学岗位退休后，有幸参加一个写作班子，为革命老前辈、国防大学原政治委员李德生整理书稿。在北京西山一座绿树葱茏的楼房里，我们聆听了李德生极其丰富的人生故事。在多年的近距离接触中，我感受到一个勇敢坚毅、党性坚强、品德高尚、一身正气的共产党人的高大形象。

被错误开除党籍后“三过雪山草地”

李德生，1916年4月出生于大別山腹地河南新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30年2月参加红军。1931年11月，红四方面军成立后，编入第四军十一师三十二团二营四连。1932年2月，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李德生调到团部交通排当传令兵。他善于辨别方向，走路快，记性好，这有利于他完成任务。

1932年10月11日晚，红四方面军主力开始了从鄂豫皖根据地的西征风雨路，12月21日，胜利越过大巴山，进抵川北。不久以后，建立了川陕边革命根据地。李德生参加了西征三千里艰苦斗争的全过程，经历了军事生涯的初始锻炼。

1934年1月、8月，李德生先后到十二师三十五团、十师三十四团供给处担任政治指导员。同年9月，他又调到十师交通队当班长，同时担任党支部书记。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发起嘉陵江战役。5月初，开始长征，在到达松潘县镇江关时，作为党支部书记的李德生，在一次召集党小组长汇报后说：“现在战斗比较频繁，生活也相当艰苦，要加强思想工作，加强党的生活。最近几个月，我们党的组织生活有点松了，汇报不经常了，希望大家要抓紧。”这番话本来是符合实际的，但参加会议的一名支委是该师叶政委的秘书，他作了歪曲汇报。叶听后不作任何调查，就把李德生叫去，大发雷霆：“现在比过去好多了，你怎么说现在不如过去？”李德生申辩说：“部队好也好，不好也好，我是一个班长，是支部书记，我有什么责任？”这样一来，叶更火了，下令把李德生捆起来殴打，并宣布撤销他的党支部书记职务，开除党籍。

事情发生后，李德生思绪万千，怎么也想不通：自己贫苦出身，相信红军，相信党，坚定不移地跟党走，说了些实事求是的话，怎么就被开除党籍呢？时任十师师长的陈锡联得知后，马上找李德生谈话，了解详情，鼓励他放下“包袱”，战胜挫折，轻装前进，并在许多方面给予照顾。经过一段时间的思想斗争，李德生终于得出了结论：由于“左”倾错误路线的毒害，使得一些人思想方法偏激，办事绝对化了。为了革命事业，个人受点挫折算不了什么，这件事迟早会搞清楚的。因此，他下定决心，打击再大也决不消极，不退缩，不后悔，挺直腰杆，革命到底。李德生以“非党员”身份，又经历了三过雪山草地的考验。他说，在长征路上，我们衣不蔽体，食不果腹，那艰苦程度往往接近了体力的极限。李德生经受了锻炼，奠定了他革命一生的基础。

1936年12月，李德生到陕北后才重新入党。1946年，晋冀鲁豫军区第三纵队党委复查了李德生的党籍问题，认为“这是拿行政上的手段处理党内问题”，“宣布开除党籍，更是不应当的，没理由，不合党章规定”，这“是当时在张国焘错误领导的一系列错误表现之一”，决定撤销原来对他的处分，党龄从他第一次入党时的1932年2月算起。

率队全歼马坊日军

李德生一生指挥的战斗是很多的，其中精妙之作当数1945年春的马坊战斗。马坊镇位于山西省昔阳、和顺、寿阳三县交界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日军在北马坊东侧修筑了一座坚固的城堡式据点，对我太行抗日根据地构成严重威胁。时任太行军区第二分区第三十团团长的李德生，主动请缨铲除这个毒瘤。

为了使作战方案建立在坚实可靠的基础之上，李德生提出由他亲自深入虎穴进行侦察。在分区首长批准之后，经过精心准备，李德生带领几名侦察员，化装成农民，利用日军向“维持会”催要粮菜之机，在内应的配合下，由据点西门进东门出。进入据点后，李德生进行了仔细观察。院子里有队长室、电台、伙房、仓库、马厩、信鸽棚、军犬室。据点围墙呈圆形，紧靠围墙的一圈是相互贯通的立体建筑，墙上开有射击孔，可构成多层密集交叉火网。东门炮楼里有一门小炮和一挺重机枪。对据点东门外的地形、建筑，和通往昔阳的简易公路等，李德生也都认真观察记忆。在取得敌情的详细资料后，经过反复酝酿讨论，一个奇袭马坊的战斗方案形成了。分区首长对这个方案表示满意，并将其概括为四句话：隐蔽潜伏，里应外合，突然攻击，中心开花。

按照作战方案，战斗打响后，与敌人短兵相接的机会多，冷热兵器的结合使用，有利于歼灭敌人。于是，李德生从全团挑选了82名精干人员组成突击队，由他亲自率领和指挥。每个队员除配发枪支弹药外，还配备了一把新锻造出的锋利大刀，并进行了突击训练。

1945年3月4日上午，分区首长下达了攻击马坊的战斗命令。全团分两个梯队，从驻地双峰向马坊运动。李德生率领82名突击队勇士先行出发，参谋长张振华带领第二梯队跟进。当晚10时许，突击队秘密地进入据点东门外的三眼窑洞。3月5日清晨，在我地下工作人员发出信号后，李德生立即命令突击队长发起进攻。突击队员们手持大刀，冲进了虚掩的东门。一个班的日军正在靠近东门的一间宿舍盘腿坐着吃饭，枪支都放在枪架上。经过短暂的战斗，这个班的日军全被消灭。在李德生指挥下部队很快夺取了东南、东北、西南三个角上的碉堡，炸毁了电台，打死了信鸽，断绝了日军对外联系。残余的敌人纷纷逃入西北角的碉堡内，凭借工事负隅顽抗。李德生和参谋长张振华研究后，决定正面实行佯攻，另派两名战士绕到寨墙外，向碉堡射击孔里投掷了几枚手榴弹，消灭了敌人，最后夺取了这个碉堡。

在攻打西北角碉堡的时候，正站在东门指挥战斗的李德生，忽见一名日军手舞明晃晃的军刀，声嘶力竭地狂叫着，向东门夺路而来。李德生敏捷地举起刚刚缴获的一把军刀，挡开了那名日军的军刀，就势向他使劲砍去。敌人一闪身，军刀斜砍在他的毛衣上，没有把他砍倒，敌人逃出了东门。警卫员郭景义、侦察排长游树山立即追上去，开枪将敌人打伤活捉。原来他就是马坊据点里的日军小队长铃木。

这场激烈的歼灭战，全歼日军的一个加强小队，毙敌30余名，生俘8名，缴获轻重机枪各1挺，小炮1门，步枪20余支，炮弹、枪弹90箱，炸药10余箱，还缴获了一大批军用物资和一些文件。马坊战斗的胜利，拔掉了敌人苦心经营多年的巢穴，铲除了太行根据地的祸患，震动了整个华北。一二九师、太行军区通令嘉奖，延安《解放日报》社论赞誉其为“一场典型的歼灭战”。

“刀劈三关”勇夺襄阳

1948年7月初，为了开辟汉水中段地域，建立战略前进基地，刘伯承、邓小平命令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桐柏军区主力和陕南十二旅发起襄樊战役。在战役第二阶段，第六纵队司令员王近山受命统一指挥江汉南岸的部队夺取襄阳城。

襄阳三面环水，一面靠山。北与樊城隔汉水相对，城南有羊祜山、虎头山等制高点，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自古以来，兵家夺襄阳城必先夺南山，山存则城存，山失则城失。经过实地勘察，王近山发现城西有一条千余米宽的狭长走廊，直通城西门。从当时的敌我态势出发，他决定改变传统战法，首先夺取城西走廊的琵琶山、真武山、铁佛寺三座关卡，而后集中主力从西门实施主要突击。在作战会议上，李德生抢先表态，争取到了这个“刀劈三关”的任务。

李德生受领任务后，立即率领各团领导昼夜进行阵地勘察，研究制订作战方案，组织落实各项准备工作。

7月8日，刀劈第一关—琵琶山。

琵琶山高约200米，从城西南高地前延伸下来，从山脚可以用火力封锁城西走廊。它背后的大山和东面的真武山，也可以对其进行火力支援。该山守敌构筑了以地堡、碉堡为核心的环形防御阵地。李德生命令五十团二营首攻琵琶山，未能奏效。翌日18时30分，在第四十九团团长苟在合的指挥下，该团三营再次向琵琶山发起攻击。经过15分钟激战，全歼守敌，攻克琵琶山。不幸的是，苟在合在阵地上触雷牺牲。

7月10日，刀劈第二关—真武山。

真武山在琵琶山东边，距襄阳城约1公里，控制着襄阳城南门和西面走廊，有“襄阳城的一把锁”之称。10日19时20分，李德生命令四十九团二营，在炮火掩护下对真武山守敌发起攻击，20分钟内接连摧毁敌18座地堡。20时许，占领敌人阵地，并打退敌人多次反扑，守住了阵地。与此同时，李德生又令第五十团一营攻克城西的张家堂，歼敌一个排，为我军向西关进攻扫清了道路。

7月13日，刀劈第三关—西关铁佛寺。

铁佛寺离西关大桥仅50米，与相距100多米的西门城楼成犄角之势，两处火力形成密集交叉火网，外层还有铁丝网以及十几米宽的雷区，敌人防守兵力有一个营，硬攻是难以奏效的。于是，李德生决定暂缓攻打铁佛寺，令第五十团先进行隐蔽作业，秘密挖掘地下通道。仅两天就挖出两条直抵西关的交通沟。接着，李德生又组织力量将敌地雷基本排除。准备工作就绪后，李德生即指挥部队从地面、地下分两路同時发起进攻。13日夜，第五十团一、二营和第四十七团各一部，沿交通沟攻占了铁佛寺及其附近的红土包子和同济医院，俘敌百余人，全部控制了西关。

“刀劈三关”之后，王近山决心采取高度集中的战法，把六纵全部兵力使用在西门主要冲击方向上，以第十七旅为攻城第一梯队，李德生担任攻城指挥员。总攻开始前，李德生带着副旅长宗凤洲深入到最前沿，认真勘察地形，仔细观察敌情，将敌人的地堡、炮楼、火力点绘成平面图并编号，把我方的各种火器也编了号，再根据攻击目标和火器性能，分工包干，对号入座，落实单位，坚决消灭。14日傍晚，担任突击队的第四十九团一营进到铁佛寺一线赶筑工事。随后，旅指挥所也进至红土包子。7月15日，我军对襄阳城发起总攻。16日16时，襄阳守敌被全歼，敌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康泽和副司令郭勋祺等被活捉，襄樊战役胜利结束。

上甘岭战役后期的第一线战役指挥员

在抗美援朝上甘岭战役后期，时任第十二军副军长的李德生，担任过第一线战役指挥员。1952年10月20日，三兵团命令，先将十二军三十一师九十一团，调平康地区，作十五军预备队，随时准备投入战斗。接着，九十二团、九十三团也相继接受了去上甘岭参战的任务。

一天，李德生接到命令，要他立即去三兵团兵团部受领任务。李德生带着作战参谋赶到兵团部后，王近山司令员对他说：“十二军现已调为兵团的战役预备队。全军同志从上到下，要准备全部投入战斗。……我们正在上报，准备在十五军指挥下，成立五圣山战斗指挥所，由你负责统一指挥在上甘岭前线作战的十二军、十五军所属部队。”他要求：“战斗情况及时直接报兵团，也要报十五军军长秦基伟。仗是在他们阵地上打的，要听从他们统筹调动指挥，相互搞好团结。”

李德生回到军部，向军里几位领导同志汇报受领任务和部队使用情况后，立即出发赶往上甘岭。到达十五军后，秦基伟军长、谷景生政委，向他介绍了十几天来的战斗情况和经验教训。经过研究，决定将十五军第四十五师撤出阵地，由十二军第三十一师接替，三十四师、三十五师的主力也全部拉上去，准备与敌人进行决战。

1948年7月，时任晋冀鲁豫军区六纵队十七旅旅长的李德生于襄樊战役后留影

接着，李德生冒着敌人的炮火，沿着崎岖的简易公路，驱车直奔五圣山指挥所。李德生和师、团领导一起召开会议，发扬军事民主，边摆问题边研究解决方法，很快就在弹药运输、食物供应、工事构筑、通信保障等方面找到可行的办法。在兵力和火力的运用上，李德生作了“兵力前轻后重，火力前重后轻”的战斗部署。实践证明，这种富有创造性的部署，既能避开敌人的火力优势，大大减轻自己的伤亡，又能有效地发挥我军的火力，给敌人以毁灭性的打击。笔者曾向李德生提问，您怎么会想到这样好的部署？他严肃地说，在残酷的上甘岭战役中，在火力对比上敌强我弱，不少干部战士都想到了这样的部署，有的在自己的权限内已经付诸实行了。

上甘岭两侧的597.9高地（敌称“三角形山”）和537.7高地北山（敌称“阻击兵岭”），是志愿军五圣山主阵地前的两个连的支撑点，阵地突出，直接威胁到敌人的金化防线。十二军三十一师接防后，千方百计地打击敌人，守住了阵地。11月1日至5日，敌人以营、团规模兵力，在飞机轰炸、坦克冲击下，向九十一团防守的597.9高地各阵地发起了数十次攻击，均被我击退。11月7日，毛泽东在亲自起草的军委给志司和三兵团的电报中说：“此次五圣山附近的作战，已发展成为战役的规模，并已取得巨大胜利，望你们鼓励该军，坚决作战，为争取胜利而奋斗。”

1952年，李德生于上甘岭前线指挥所

11月11日下午4时半，在我猛烈的火力袭击和掩护下，九十二团的突击连分三路迅猛突入敌阵。经过35分钟激战，将敌大部歼灭，夺回了537.7北山阵地。从11月12日至12月4日，美军又多次纠集营、团规模的兵力反扑，均被击退。537.7北山阵地牢牢地控制在我军手中。

上甘岭战役进行了43天，从10月14日至31日，是第十五军打的，共18天，第一线战役指挥员是军长秦基伟。从11月1日至25日战役结束，是以第十二军为主打的，共25天，第一线战役指挥员是副军长李德生。11月28日，三十一师奉命将597.9高地全部防务移交十五军。12月15日，一〇六团奉命将537.7北山阵地移交十五军。五圣山前线指挥所亦奉命撤销。

上甘岭战役的胜利，是所有参战部队协同作战、英勇杀敌、团结奋斗取得的。这次战役共毙伤俘敌2.5万余人（其中美军5200余人），击落击伤敌机270余架，击毁击伤敌大口径火炮61门、坦克14辆。李德生说：上甘岭战役的胜利，是第十五军和第十二军团结协作，同生共死，并肩杀敌的光辉典范。

“郭兴福教学法”的培育者和倡导者

在和平时期，军事训练是部队的中心工作，是提高部队战斗力的基础途径。担任十二军军长的李德生，十分重视部队的军事训练。20世纪60年代享誉全军的“郭兴福教学法”，就是李德生亲自下连队抓典型、培育出来的。

1961年初，李德生亲自带领军、师、团联合工作组到三十四师一〇〇团二连蹲点。一天，工作组对连队进行了不打招呼的检验性实弹射击考核，只打了个及格，暴露出不少问题。李德生找主管训练的副连长郭兴福进行了长谈。尽管郭兴福对这次突然袭击式的考核有些想法，但经过李德生的谈话教育，也认为当前的训练状况急需改进，并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议。

李德生和工作组确定，从单兵、小組和班的战术训练开始，对训练内容、训练方法做一些改革。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演练，终于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于是，军里召开了具有实战经验的营以上主官参加的训练现场会，要求大家用实战需要这把尺子衡量实验分队的作业。大家认为，郭兴福的教学方法很好，教得细，教得活，内容丰富，切合实战，并提出200多条改进意见。为了总结出真正管用的训练经验，李德生决定将抗美援朝战争中以舍身爆破英雄伍先华命名的二连三班作为试点班，人员不作调整，只派一名副排长去当班长，由郭兴福任教练员。

经过半年多的艰苦努力，郭兴福和他带的这个班进步很大，在教学上已经有了一套较成型的方法。郭兴福也改变了原来简单粗暴的作风，学会将政治工作渗透到训练中，针对每个战士的思想状况、身体条件、接受能力、性格特点等因人施教。在郭兴福的带领下，这个班的战士个个生龙活虎，朝气蓬勃。

李德生在郭兴福的教学中倾注了智慧和心血，经常到训练现场，亲自作示范，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不断把自己几十年来的实战经验和带兵经验传授给郭兴福和试点分队，并帮助他们解决训练中的难题。李德生还让郭兴福带领小分队到十二军各师进行表演，广泛听取意见，对教学方法不断加以充实和改进。

1961 年，李德生指导士兵开展郭兴福教学法训练（前左一为李德生，右一为郭兴福）

通过实践，李德生对“郭兴福教学法”进行了思考和总结。他认为，“郭兴福教学法”的独到之处，就是始终把握住“一切从实战出发”这个首要前提。其特点是：方法多样，教活练活；既讲全面，又有重点；严格要求，一丝不苟；军事民主，教学相长；思想工作，贯彻始终；政治挂帅，练为战是根本，等等。在李德生的指导和帮助下，后来被总结为军事和政治、理论和实际、行动和思想、战术和技术、演练和讲解、言教和身教都结合得很好的基层练兵法—“郭兴福教学法”诞生了。

1961年8月的一天，总参军训部《军训通讯》杂志副总编郝云虹等路过十二军，在得知军里正在抓典型之后就留了下来。他们在观看郭兴福班的战术训练表演后，连声称好。10月2日，《军训通讯》特地出了一期增刊，专门介绍郭兴福的教学经验，并将原发行范围由团扩大到连。

1963年12月24日，主管全军军事训练和院校教育工作的叶剑英，专程到南京军区参加现场会，观看了郭兴福任教的单兵战术作业。12月27日，他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呈送报告，建议在全军推广郭兴福的教学方法。毛泽东在报告中“一个个都像小老虎一样”的描述下面，画了一道鲜明的红杠，说“这一条我最感兴趣”；看到“郭兴福教学法继承了我军传统的练兵方法”这一句时，又写下批示：“不仅是继承，而且有发展”。1964年1月3日，中央军委转发了叶剑英的报告，号召全军立即行动起来，掀起一场学习郭兴福教学方法的运动。“郭兴福教学法”的产生，对全军的军事训练产生了强大的推动力和深远的影响力。

“三支两军”作出贡献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安徽的形势十分动荡，从上到下分成两派，发生了武斗，且愈演愈烈。时任十二军军长的李德生，奉命到北京接受“三支两军”（“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新任务。1967年7月29日晚，周恩来和李富春、杨成武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他。周恩来简要地介绍了安徽形势，宣布党中央决定，十二军立即从苏北防区开赴安徽，执行“三支两军”任务。会议明确规定，所有驻皖部队的“三支两军”，由十二军统管，由党中央、中央军委直接领导。有关“三支两军”的问题，直接向党中央、中央军委请示报告。

李德生感到，解决安徽“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比带领部队打仗复杂得多。他反复阅读和思考周恩来、李富春的谈话记录，悟出一个真谛，那就是周恩来的讲话，一没有提揪“走资派”，二没有提支哪一派，强调的是要坚决制止武斗。他反复思索，认为紧紧抓住坚决制止武斗、稳定局势这一条，就是把握住解决安徽问题的一把钥匙。

1967年8月6日，十二军分别采取铁路和摩托输送的方式，从苏北向安徽开进，按计划分别部署在安徽各主要地、市和武斗最严重的地区。李德生率军部轻便指挥所，提前三天到达合肥。李德生首先召集驻皖各部队领导开会，传达中央指示，统一思想，要求部队必须坚决按中央指示办事，对两派群众组织一视同仁，公平对待，绝不偏向哪一派，做到“一碗水端平”。通过了解到的情况，根据上面的部署，李德生很快形成了在安徽“三支两军”的工作思路，这就是制止武斗、实现联合、组织“三结合”的“三步走”，并立即抓紧组织实施。

坚决制止武斗，是重中之重，更是当务之急。十二军进驻安徽各地后，哪里发生武斗或即将发生武斗，部队即迅速派出机关干部和连队赶到现场，有时李德生还亲自参加。他们举着《毛主席语录》，组成人墙，插到两派中间，用高音喇叭宣传政策，劝阻两派收起武器，停止斗殴，不准开枪。有的武斗人員开着火车、汽车去寻衅闹事。部队在劝阻无效后立即组织成连的人员“卧轨”“卧路”阻止。干部、战士在遇到危急情况时，做到了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以理服人，以情感人。从8月6日到9月6日，仅仅一个月时间，安徽各地的武斗就得到了制止。接着，李德生又抓住贯彻毛泽东批发的“九五”命令时机，大造舆论，扩大宣传，派出大批小分队深入到群众组织中，边动员边收缴武器。仅两天就收缴各种枪支近3万支，火炮290门，以及大量弹药和凶器。这些情况，新华社《国内动态》作了报道。9月13日，毛泽东阅后即批转全国，进一步推动了安徽形势的稳步发展。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李德生考虑，该进入解决安徽问题的第二步，实现“大联合”阶段了。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两派群众组织同意联合开会，并主动提出“倒旗联合，并肩游行”。9月19日，组成大联合委员会。9月20日，两派各组织10万人，在合肥市体育场召开“拥军爱民”群众大会，会后两派并肩游行，受到群众热烈欢迎。周恩来得知后，让李德生将当天的报纸加印20万份，派人乘飞机送到北京，由中央分发全国，推广安徽的做法。

随着全省两派大联合速度的加快，李德生考虑，该进入解决安徽问题的第三步，也就是成立有领导干部、群众组织和解放军代表参加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三结合”的关键是老干部和群众组织代表怎么产生？李德生决定在合肥市举办“万人学习班”，向“无政府主义”思潮发动攻坚战，解放了80%以上的干部。接着，李德生又将全省地、市、县群众组织的头头，全部集中到省里，让他们自己先行研究组建革委会的方案，解决各自的矛盾。很快大部分地、市、县都成立了“三结合”革委会。1968年4月，安徽省革委会成立，中央任命李德生为省革委会主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后来成立中共安徽省委时，李德生任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成立后，地方政府恢复行使职权，省军管会随之结束，群众组织全部解散，工人回到工厂做工，农民回到农村种田，学生回到学校上课，社会秩序进一步稳定。

正当安徽形势向好的方向发展时，1968年6月26日，爆发了轰动全国的芜湖事件。从这天开始，不断有成百上千的人冲击部队领导机关，一周内共抢走各种枪支800多支，子弹、炮弹近10万发，抢走和砸毁汽车34辆。1300多名干部、战士被打，被打伤200多人，一名解放军司机被打死。为了摸准情况，解决问题，李德生带着革委会工作人员和两派头头来到芜湖。一出李德生“单刀赴会”的故事，很快传播开来。原来一个武斗组织提出，要李军长一人到他们的据点去接见他们。这个据点设在二层楼上，门窗、楼梯、通道全被堵死，只留一扇窗户用活动竹梯出入。许多窗口用沙袋垒成工事，架上步枪、机枪，随时准备开火，俨然一副战场情景。李德生乘坐吉普车来到楼下，警卫员王楚林喊话，让他们把梯子放下来。李德生的突然到来，让那些武斗头头一时慌了手脚，赶快放下竹梯。李德生进到楼内坐下后，严厉地批评他们抢枪搞武斗、违反中央规定的行为。他们没有什么理好讲，只好说当地驻军有偏向，使他们受压，诉起苦来。李德生说，如果对部队有意见，可以坐下来谈，部队真有错误、缺点，可以改正嘛，怎么能抢枪、武斗、冲击部队呢！你们现在先要交出武器，承认冲击部队、抢枪的错误，再坐下来讨论问题。最后他们不得不表示：“我们听李军长的，愿意交出抢夺的武器。”李德生看他们有认错的表示，就表扬他们知错能改，改了就好。随后又“视察”了这个据点，边看边批评，指出他们的错误行为造成了工厂不能生产，学生上不了课，市民无法过正常生活的严重后果。在李德生亲临现地的严肃批评教育下，第二天他们就开始交枪了。接着几天，李德生与芜湖驻军和革委会的领导同志走遍了两派的主要武斗据点，向他们宣传政策，也批评他们的错误行为，芜湖事件平息下来了。

李德生回到合肥后，采取各种措施，巩固处理芜湖事件的成果。从7月2日起，按照统一部署，全省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声讨芜湖事件、声援芜湖驻军的活动。7月15日，省革委会又召开一次全省范围的芜湖问题报告会，使大家认清芜湖事件的真相和性质。当时的安徽省报接连发表了两篇揭露和批判资产阶级派性的社论，《人民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都进行了转载和转播。舆论宣传和法制措施的结合，产生了巨大的威力，芜湖的形势迅速改观。省革委会和十二军党委联名向中央写了报告，毛泽东阅后批转全国，进一步稳定了安徽形势。

1968年11月，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李德生列席了会议。当毛泽东询问李德生安徽问题是怎么搞的时，他简单答了一句：“就是大造舆论。”李德生的回答引起了毛泽东的兴趣，并对“造舆论”问题作了历史回顾和充分肯定。

九一三事件中坐镇空军作战指挥室

1971年９月12日晚上，对于李德生来说，是紧张的一夜，难忘的一夜。因为这一夜，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而李德生正是参与处理这一事件的亲历者。

当时，李德生正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周恩来主持的一个小型会议，讨论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草稿。晚22时左右，周恩来离开会议室去接电话未回。13日零点过后，周恩来把李德生叫到电话间严肃地说：“林彪乘飞机逃跑了。你立即赶到空军指挥室，替我坐镇指挥，随时向我报告情况。”接着他又命令道：“你24小时都不能离开指挥位置。”

像战时接到作战命令一样，李德生立即乘车快速赶到空军指挥室，担任值班的空军副司令员曹里怀、副参谋长白云将他迎进值班室。在场的还有作战、侦察、情报、通信等有关参谋人员。李德生立即将在天安门参加国庆阅兵排练的空军参谋长梁璞找来，后来空军政委王辉球也来了。在空军指挥室，李德生通过专线电话不断地将飞机的位置、高度、方向、到达地点等情况向周恩来报告。

眼看飞机马上就要飞出国境，李德生着急了，赶紧请示周恩来：怎么办？要不要派飞机拦截？周恩来答复说：“在你之前，吴法宪也请示过。毛主席说：林彪还是我们党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飞吧。”周恩来又强调说：“林彪是党中央的副主席，把他打下来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呀！”梁璞等人不知道飞机上坐的是什么人，所以又一次焦急地问李德生怎么办。“这架飞机不能打，不能拦截，让它飞！这是总理的指示。”李德生只能这样告诉他们。

9月13日凌晨1时50分，飞机飞出了国境线。周恩来反复让李德生告诉空军的同志，查清256号飞机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时带了多少油，在山海关机场究竟有没有加油，根据飞机所携带的油量，判断出究竟能飞多远的航程。李德生根据查实的数据和计算结果，断定这架飞机飞不到乌兰巴托，立即将有关情况和看法，向周恩来作了报告。

林彪叛逃后，周恩來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发布了禁空令：关闭所有机场，所有飞机停飞，开动全部雷达监视天空，并派陆军部队进驻全国所有军用和民用机场，实行警戒。13日凌晨3时15分，沙河机场报告：“起飞了一架直升机，正向张家口飞去。”李德生立即向周恩来报告。周恩来请示毛泽东后指示：“这架飞机，无论如何不能让它飞出去！要它迫降，不迫降就打掉！绝不能让它飞走！”这架直升机是林彪死党周宇驰、于新野等人劫持的，机上携带有大批国家机密文件和美钞，企图外逃。李德生让梁璞查问沙河机场：为何在接到禁空令后还让飞机上天？机场报告说：“周宇驰出示了林副主席的手令，调度室就让直升机起飞了。”地面电台一直向直升机呼叫，令其返航，但直升机不回答。

李德生问了梁璞一些技术问题后，立即指示梁璞命令北京空军：起飞八架歼-6战机拦截直升机！夜航作战，全凭机上雷达导航，而歼-6战机和直升机速差非常大，又是从高空往下搜索，低空飞行的直升机和各种地面物体，都反映在飞机雷达上，如满天繁星，歼-6战机难以找到目标。后来采取地面导航，指示目标，引导歼-6战机开炮，即使打不到，也能对直升机造成威胁，迫其降落。这一措施收到了效果。

事后得知，直升机驾驶员陈修文发现林彪死党周宇驰、于新野要叛逃，就想往回飞，但周宇驰懂飞行，用枪逼他继续北飞。正在这时，歼-6战机开炮了，虽然没有打中，却给陈修文找到借口，说要躲避射击，东转西转，将飞机飞回到北京郊区怀柔县沙峪迫降。丧心病狂的周宇驰竟向陈修文开枪射击，陈壮烈牺牲。周、于两犯开枪自杀。同逃的李伟信在“集体自杀”时朝天开枪，没有死，被民兵捉住。

在九一三事件中，李德生五天五夜没有离开空军司令部，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及时、妥善地处理了有关事宜。海内外传说，“256号飞机是被导弹打下的”，李德生的亲身经历作了权威的否定回答。后来，我们还访问过九一三事件发生时担任空军作战值班的参谋徐心德（后任空军副参谋长，少将）。他证实，在李德生坐镇空军作战值班室、处理林彪叛逃的整个过程中，毛泽东、周恩来和李德生等首长，从未下达过动用导弹和任何对空武器向飞机射击的命令。

以“三个不随便”保持“一身清”

李德生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而最令人称奇的是，在大动乱的“文化大革命”中，相当多的领导干部包括军队的许多高级干部无不受到冲击，有的甚至身陷囹圄，长期得不到解放。然而，李德生却从一名军长进入中共中央领导核心，到党的十大召开已是党中央副主席了。时隔不久，李德生又被诬为“大军阀”、扣以“上了林彪‘贼船”的罪名，被迫辞去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副主席的职务，直至“四人帮”被粉碎以后才得到平反。

李德生与本文作者瞿定国合影

李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这种特殊经历，可谓顺境逆境参半，虽历艰险而平安度过。这就使人们对他产生了许多悬念、许多猜想，有的甚至是误解。他的一位战争年代的老上级曾开玩笑地问他：“老李！你在‘文化大革命中，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都打过交道，怎么没有陷进去？你是怎么‘爬出来的啊？”

历史的真实是，在当时特定的条件下，李德生奉命率部赴安徽“三支两军”，平息武斗，促进联合，为稳定局势作出了贡献。这既为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所肯定，也为当时的安徽两派群众所信服。所以，调到中央工作的李德生，既不是“造反起家”的造反派，也不是先被“打倒”后又“结合”的领导干部。

李德生调中央工作后，置身于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斗争的政治漩涡中，也不是没有一点异样的感觉，有时也迷惑不解。于是李德生给自己提出了三个“不随便”以自律。他说：“处于这一斗争中，我只有按组织原则和政治原则办事，即使有什么差错，也是错在明处。我除了参加正式会议，不随便到处走动；除了发的文件，不随便打听消息；除了按原则办事，不随便说话批东西。这样做也符合我的性格，我从来不搞那些拉拉扯扯的事情。”这三个“不随便”，朴实简练，内涵深刻，体现了共产党人应有的党性原则。正是有了这三个“不随便”，李德生顶住了形形色色的拉拢利诱。一次，江青向李德生示好，提出要到他家里看看。李德生委婉地表示，他们经常在会上见面，而且他住的地方胡同小，不便行车，请江青不要去，江青只好悻悻作罢。

毛泽东在揭批林彪集团的罪行时，多次讲过“李德生除外”。邓小平在揭批江青集团的罪行时，明确指出“李德生同志一身清”。1980年中共中央正式发出文件指出：“对李德生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一律予以推倒”，说李德生“‘推行林彪路线‘上林彪贼船是不合乎事实的”。上述评论和文件还了李德生的清白。

（责任编辑 崔立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