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维依　韩婷

内容摘要：本文从赵树理对农村题材的创作进行深入的分析，挖掘其农村题材小说创作的政治性、文化性、经济性，并从这三方面充分说明其农村题材小说的社会价值，通过对农村题材文学创作的思考，使之更好的服务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关键词：赵树理 农村题材小说 社会价值

农村题材的文学创作在中国有着悠久的传统，特别是五四新文学发生以后，农村、农民更是占据了文学的前台位置，对农村与农民的表现伴随着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立的全过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先驱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使农村成为中国革命的根据地，而农民则成了中国革命最可靠的同盟军，在中国革命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农民在文艺中的面貌以及作家表现农民的角度与传统相比也因此发生了巨大变化，从他们身上，人们能感到一种崭新的精神气质。

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展开，农村经历了土地所有制的深刻变革，这场运动动摇了千百年来中国传统根深蒂固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生产与生活观念。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农业、农民、农村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建设，特别是工业化建设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那个年代，农村题材文学创作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塑造了一大批性格不同的代表了那个变革时代的各种类型的农民典型形象，使农村题材的创作在中国新文学以来占有了无可比拟的地位。

赵树理农村题材小说在表现形式上呈现多样性，也别具特色。首先是他作品创作语言颇具风格，呈现大众化，可以说他的语言“土”的有味，令人回味。其次，是赵树理农村题材中一批形象鲜明的人物的刻画，这些人物来自当时特殊的时代，真切的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最后，就是在大的政治背景下，农村题材小说所反映的阶级矛盾，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阶级社会矛盾冲突严重，特别是农村题材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冲突，令人思考。赵树理的作品在文学史上的独特价值，主要体现在不同于所有的中国农村题材的文学作品，不仅仅是反映了农民的生活和农村的面貌，而是在于真正站在农民的立场上，以农民为对象，为农民说话，具有一定的政治价值。所以，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赵树理的作品不是对“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割裂，而是一种补充。此外，还有一种独特价值，那就是现实主义精神，宁可不写也不盲从。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宝贵而又日益稀少的精神财富。

社会价值是指通过自身和自我实践活动满足社会或他人物质的、精神的需要所作出的贡献和承担的责任。文学对人对社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整体的影响，赵树理的农村题材小说是对作者真实社会活动的反映，满足了当时社会以及人们的物质和精神需要。我们在评价一个作品的价值的时候，不能只看到作品对社会的某一方面的影响，而忽视对社会其他方面的影响。文学作品是一个艺术整体，赵树理的农村题材小说具有一定的政治价值、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

文学的社会功能是通过感染人、影响人来实现的。在中国，由婚姻组成了家庭，由家庭而组成了社会。赵树理写到的由一个个家庭组成的村庄，真实的再现了中国封建农村的社会现状。他的创作始终高扬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启蒙旗帜，坚守现实主义创作风格和民间文化立场，自觉地将写作与农村变革实践统一起来 写农村变革以及农民的命运、心理、情绪；他常写问题小说，以反映和揭示现实生活中的矛盾与问题为己任，充分发挥文学“干预生活”的职能。赵树理的作品政治性很强，在他的写作里经常有农村政治，特别是文化政治的内容。正因为他对农村的文化政治的特别关注，并且坚持他对这种政治的个人理解，在探索农民文化心理、价值观念、道德精神上有了新的思考。

赵树理农村题材小说最突出的社会价值在于，农村题材小说中反映了一批意识觉醒的农民，这些农民意识觉醒，对当时农村社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业。他的创作反映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塑造了社会中一批觉醒的农民形象，赵树理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人民争自由、求解放、谋发展的时代，赵树理注目于现代变革中的乡村世界，尤其是乡村的政治变革以及这个变革与农民切身利益的关联，赵树理以其如椽大笔及时展现了中国农村在风云激荡的大变革时代所呈现出来的新气象、新风貌。他的作品是农村变革的记录，是中国农民觉醒的宣言。赵树理执著地坚持为农民而歌的小说创作，体现了农民的情绪和愿望，他是翻身农民，尤其是先进农民的代言人。

赵树理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创作活动，对身处市场经济的当代文坛，是颇有借鉴价值的。在市场经济中，作家创作什么、怎样创作都是由作家本人决定的，其劳动成果（作品）也归创作者所有和支配。因此，作家的创作活动具有私人性，是一种私人劳动。由于社会分工的存在，作家的劳动成果又是为了满足他人或社会需要的，作家的创作活动又是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因此，作家的劳动又具有社会性，是一种社会劳动。

趙树理所进行的大众化文学创作，在艺术形式上对中国文学传统做了充分的扬弃，既保留了文学传统中有生命力的部分，又与时俱进，对陈腐部分进行了彻底革新，形成了其别具一格的富有中国特色与中国气派、真正为中国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新评书体小说，满足农民迫切的精神需要。率先打破了新文学与中国百姓之间的森严壁垒，使之有了第一次亲密拥抱。赵树理的文学创作，无论是语言的运用（通俗化、口语化），还是结构的安排（情节完整、趣味性强），抑或是人物的塑造（对人物言行刻画），总之，凡是小说艺术形式的一切方面，赵树理都充分尊重农民读者的欣赏习惯与审美情趣，因而获得了中国农民读者的空前欢迎，进一步也带动了我国农村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抗战期间，为了争取一切抗战力量，组成最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农民与地主这原本势不两立的阶级也必须暂时联合起来一致对外，在抗日时期，我们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为此，党对根据地采取了特殊的土地政策，不是从根本上去动摇不合理的封建土地所有制，而是全面执行扶助农民、减轻地主剥削的减租减息政策，维护了群众的切身利益，为农村经济快速发展打下基础。

在市场经济中，准确的市场定位可以造就无限商机，带来滚滚财源。根据自身的创作动机与客观条件，对自己的创作活动进行市场定位：“我写的东西，大部分是想写给农村中的识字人读，并且想通过他们介绍给不识字人听的。”立志为农民写作，这就是赵树理的创作定位。从市场商机这一尺度看，赵树理的定位无疑是科学准确的。他生于农村，长于农村，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与农村、农民打交道，他对农民是真正的知根知底，对他们每个人的环境、思想和那思想所支配的生活方式、前途打算是无所不晓。有了对农民兄弟如此这般熟悉的资本，在进行文学创作时，赵树理所写的是地道的农民生活，塑造的是地道的农民形象，这样的劳动成果，能引起农民兄弟的共鸣，广大农民读者是倍感亲切、乐意接受的。

赵树理的选择从一开始就是很明确的：“我写的东西，大部分是想写给农村中的识字人读，并且想通过他们介绍给不识字的人听的，所以在写法上对待传统的那一套照顾的多一些。但是照顾传统的目的仍是为了使我所希望的读者乐于读我的东西，并且要继承传统上那一种形式……我在文艺方面所学习和继承的也还有非中国民间传统而属于世界进步文学影响的一面，而且使我成为职业写作者的条件主要还来自中国传统文艺的缺陷。可见，赵树理的选择是立足乡土、照顾传统、 消化洋法，从而形成为中国农民喜闻乐见的表现手法。

赵树理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审美选择，一方面是由于他深受农村民间文艺的熏陶，另一方面是由于他深刻地感受到了正在出现的时代的精神要求和审美要求。赵树理从小酷爱农村文化娱乐活动，精通地方戏剧、民间曲艺和民间乐器。在民主革命时代，当他意识到翻身农民对艺术的渴望后，就不满于当时文学和农民分离的现象，立志实现文学的大众化，有意识地为农民写作。在时代精神要求和审美要求的召唤下，他的民间文艺的修养就在创作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解放区生活的巨大变革，大大改变了中国农民传统的心态和性格。农民心灵深处的质朴、坚韧、坦诚、率直、同情心和斗争性在赵树理笔下得到充分的开掘。小二黑、小芹出污泥而不染；李有才仇恨人心的挣扎苦斗，顽强求生，能忍耐讲策略，成了四邻闻名的“气不死”；这些无不显示着农民文化心态中闪光的东西。当然，作为解放区作家的赵树理并没有深刻意识到解放区农民告别传统的奴性心理、软弱性格，成长为时代新人的漫长历程。

此外，赵树理特有的“山药蛋”、“土窖”、“吃烙饼”，浓郁的山西农村的土色土乡的艺术风格，成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学样式。赵树理重视创作语言的大众化表现。

语言是文学的第一要素，也是民族形式的第一个标志。“我的语言是被我的出身所决定的。”赵树理的大众化创作倾向体现在语言上，就是成功地用活了农民群众的口头语言，行文走笔尽量避免学生腔和书卷气，具有通俗晓畅、简洁生动、质朴明快、幽默风趣的特点，还要求力求句子合辙压韵，以便读起来朗朗上口，因为纵然是最乏味的韵脚，也比最深刻的含义更能印入人们的脑海而牢记不忘。

赵树理注意语言的大众化、通俗化，还表现在对自己家乡土僻方言的适当采用上。“我是山西人，说话非说山西话不可，而写书则不一定都是山西话，适当用一点是可以的。作品中适当用方言，使作品有地方色彩，乱用了也会搞糊涂的。”至于在代词的运用上，在赵树理的作品中更是找不到一个山西的方言用语，作家将“啥、咋、咱、俺”等完全换成了“什么”、“怎样”、“我”之类的普通话字眼，以方便让更广大地域的读者接受。

除了人物语言大众化之外，赵树理创作的叙述语言也无不是地道的群众口语。“即使给他们介绍知识分子的话，也要设法把知识分子的话翻译成他们的话来说，时候久了就变成了习惯。说话如此，写起文章来便也在这方面留神—‘然而听不惯，咱就写成‘可是；‘所以生一点，咱就写成‘因此。”他的小说不光能看，也能朗读转述，直接照顾了农民群众的欣赏水平和习惯，这是对现代白话小说表现力的再次创新。

在赵树理的笔下涌现出一批鲜活的人物形象，他们代表一个时代的真实面貌，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赵树理在人物的创造上，总是喜欢将人物安置在一定的斗争环境中，放在这斗争中的一定地位上，全面的展开人物性格的活动。每个人物的心理变化都决定于他在斗争中所处的地位的变化，以及他与其他人们相互之间关系的变化。

赵树理刻画最深刻的就是农民中的积极分子和工作干部，他们站在斗争的最前线。这些积极人物的典型，都是“小字号的人物”，他们都是普通的农民，身受豪绅地主的剥削压迫，迫使他们不得不走向革命。他们在苦难和斗争中逐渐成长起来，渐渐地学会了斗争的方法和策略，他们敢说敢做。可以说斗争教育了农民，赵树理的创作就反映了农民的智慧、力量和革命乐观主义。

作者还出色的描写了地主恶霸和他们的“狗腿”的形象，他的重点放在与农民的对立上，与新政权的对立关系上。例如，他们对于农民要求减租减息、改组村政权等活动时，进行了坚决顽强的抵抗，甚至使用狡猾的手段抵抗。同时，作者還描写了一些农民中的落后分子，让读者看到这些落后的人物在斗争的环境中发生变化。其实落后分子的转变正是着力说明环境的力量。

赵树理是我国近现代文学史上创造农村题材小说最具代表性、专一性和持续性的作家。他出生在山西的农村，从小受当地地理环境的熏陶，其农村题材小说的创作立足于晋东南的农村，从真正的民间立场出发，以农民所熟悉的语言、风格、表现形式描绘了农村新一代的农民形象，刻画出小二黑、李有才等一批鲜活的人物形象。同时，因为特殊时代的要求，赵树理的文学创作受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影响，更加深入到农村的生活中，立场也转移到工农大众中，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改造着自己的主观世界。

从农民中来，到农民中去，在现代文学史上，赵树理真正地用农民自身的视角审视和观察农民的生活形态与心理状况，创作出了为农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小说作品，可以说是第一位拥有最广大农民读者的作家。赵树理的农村题材小说反映了中国农民从封建压迫下走向民主、自由、解放的真实历程，具有极为丰富的社会价值。

农村与农民受到文学的特殊关注，是由中国特殊的国情决定的，其重要根源在于中国社会的变革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离不开农民。没有农民的参与，革命难以成功。同样，没有农业的支持，就难以完成工业化改造。而没有农业、农村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就不可能真正实现。这就是中国的社会革命、中国现代化与农村、农业的互相依存的内在逻辑关系，也是农村题材文学创作何以兴盛的历史必然性。由此看来，农村题材文学创作仍具有历史的内在要求和坚实的现实基础。

中国的现代化、特别是农村和农业的现代化还远没有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艰巨的任务还是在农村。如果说整个20世纪是农业支持了中国革命和工业建设，那么，到现在可以说中国社会已开始意识到并以国家行为来启动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在这个世纪背景下，国家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战略决策。可以预见，在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强大保证与有力推动下，农村将经历巨大变化。毫无疑问，这对农村题材创作是一次新的机遇，我们有理由期待文学艺术创作深刻反映这一历史进程，塑造出新的农民形象，为新农村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持，帮助农村实现社会的的全面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这也可以说是文学艺术之于时代无法替代的历史作用，使文学更好的服务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参考文献

[1]郭沫若、茅盾、周扬等.论赵树理的创作[M]，第2版.冀鲁豫出版社.1947

[2]戴光中.赵树理传[M]，第1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7

[3]韩玉峰等.赵树理的生平与创作[M]，第1版.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

[4]赵树理研究资料汇编[M]，第1版.山东师院中文出版社.1960

本论文为《疫情常态化背景下的新媒体平台助力新疆文化产业链优化发展研究》前期研究部分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