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文格的散文《美食修辞学》从“鸿门宴”写起，在公元前206年岁末的那场盛宴中，菜肴的名称早已湮没在汪洋的历史长河中，一句“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振聋发聩，道尽了生存法则。“鸿门宴”被赋予了饮食之外的内涵，这场盛宴广为流传的原因并不在于美食，而在于人们对历史人物和历史细节无尽的想象，“鸿门宴”也因“宴”字而被无数文人食客津津乐道。不可否认，中国饮食也有着丰富的想象空间，不论是对食材的选取，还是“吃哪儿补哪儿，以形补形的理念”，抑或是词语的组合让人“生发出望梅止渴的联想”，由饮食文化衍生的想象空间是不言而喻的，这种想象最终具体落实到千百年来的饮食实践中去了。

美食作为一种修辞，具体体现在菜名上：“中餐的菜名也是想象奇妙，用尽了夸张、比拟、变形的修辞，虽然字里行间隐藏着吊诡的意味，但在善意的谎言背后，引发出食欲之外的好奇。”夸张、比拟、变形只是一种修辞策略，而菜名背后隐藏的饮食习惯与文化认同才是根源所在，在作者列举的一系列菜品名称之下，足以看出人们的独具匠心。食客的刁钻与厨师的精湛技艺，共同造就了中餐的斑斓多姿，它们构成了一部丰饶的饮食史书。在作者的叙述中，中餐的多样性与西餐的贫乏单调之间形成了某种分野，这实则是不同饮食文化的人群在生活习性上的差异。作者由此进一步得出结论：“西方人对健康饮食的要求重在量化，他们在菜单上会标明哪样菜含多少卡路里。”量化的指标传递出严格的理性思维逻辑，对身体摄入能量的管控意味着严格约束自己，自律与节制是前提。中餐与西餐的区分呈现出两种不同文化和饮食习惯，也是思维方式差异导致的必然结果。

谈及美食修辞学的文学谱系，怎么能少得了《水浒传》《红楼梦》《金瓶梅》中的饮食书写呢？在《美食修辞学》的第二部分，作者从文化的角度，对美食的修辞学进行了溯源，在那些经典化的文学作品中，人们的饮食打上了当时时代的烙印，也深深地影响着后来者的饮食习惯。《水浒传》中对“酒肉”的推崇，在作者看来是“把酒肉作为一种精神，一种象征，让身处传统束缚中的人们向往那种无拘无束、快意恩仇的江湖豪情”，酒肉生活与快意恩仇的江湖世界融为一体。《红楼梦》中的饮食多以建筑为依托，重在重塑“严格的饮食规矩和礼仪”，规矩和礼仪强调的是秩序，秩序感体现出社会生活对个体精神世界的规训，封建礼教对个人的束缚由此可见一斑。《金瓶梅》则被誉为“明朝饮食文化的好样本”，透过饮食可以窥探出不同的阶层差异化的饮食生活，底层平民与权力阶层的饮食对比，明朝官员与暴发户奢侈无度的生活跃然纸上，这无疑是对底层民众生存空间的一种挤压。《水浒传》《红楼梦》《金瓶梅》三者对饮食文化的差异化书写，展现出丰饶的美食修辞学，它与人性和时代休戚相关，与每一个个体的日常生活密不可分。

在我看来，《美食饮食学》是一篇学者型散文，它的长处就在于作者切入的角度，在于学理化叙事策略：从饮食见文化风俗，从文化风俗见时代特征，见微知著不失为一种有效的路径。令人称道的是，作者能从历史文献资料中將饮食与修辞关联起来，不论是对饮食现象的剖析，还是对文学作品中饮食特点的归纳，抑或是对饮食习惯背后隐藏的时代精神的挖掘，他都能做到游刃有余。倘若顺着作者的思路，我们进一步考察美食修辞的文学谱系，我认为周密的《武林旧事》中的《高宗幸张府节次略》不容忽略，那场绍兴二十一年十月的宴会，张俊花费巨资宴请宋高宗一行人，应该是中国饮食文化史上的标杆，那次宴会上花样百出的菜肴将中国古代历史上的 “美食修辞学”发挥到了极致。略显缺憾的是，作者并没有提及绍兴二十一年的这场美食盛宴，这也许是作者的有意忽略，也是作为读者的我的一种苛求。

周聪，长江文艺出版社编辑，湖北省作协第二届签约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