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培凯

伊丽莎白一世时期戏剧的繁兴，固然是风云际会，出了一批优秀的剧作家，如牛津、剑桥出身的年轻作家克里斯托弗·马洛、罗伯特·格林、乔治·皮尔、托马斯·纳什、托马斯·基德、本·琼森以及没上过大学的莎士比亚，但主要还是因为出现了平民剧场，拥有技艺精湛的演员，能够迎合老百姓的喜好，在舞台上展现人生百态。虽然伦敦市政府时常打出政治敏感的旗号来干预演出，加上保守教会与清教徒认为戏剧演出败坏世道人心，动辄就想封闭剧场，好在伊丽莎白一世与一些宫廷大臣喜欢看戏，支持剧团演出，成了剧团的保护伞，有助于戏剧在民间的勃兴。十六世纪八十年代之后，伦敦市郊区盖了许多剧场，也就是通常说的“伊丽莎白剧场”，是一种露天剧院，设有高起的舞台演剧空间，三面环绕的看台座席，还在舞台前面的空地容许人们站着看戏，站票只收一便士，市民观剧的热情更加高涨。

比起现代剧场的建筑设计，伊丽莎白剧场相当简陋，情况和中国乡间酬神唱戏搭起来的戏棚也差不多，只不过多了固定的木结构建筑，可以常年演戏，不是随搭随拆的临时剧场。然而，剧场虽然简陋，却上演了精彩的戏剧，让莎士比亚这样的写手大展才华。普罗大众看戏辛苦一点，付不起贵价的座席，站在露天的空地上，刮风下雨无所遮盖，还踩得满脚泥泞，却挡不住他们看戏的热情，支持了演剧事业的繁兴，从而孕育了莎士比亚流传千古的剧作。

当时剧作的写手主要来自出身大学的年轻作家，他们一方面潜心诗文，追求文学天地的名声，希望得到皇室贵胄的青睐。另一方面则撰写剧本，卖给剧团赚快钱。剧本卖出之后，就属于剧团的财产，任由剧团按演出要求删改，写手拿个五镑到十镑的报酬，版权卖断，从此无权置喙。一旦演出成功，连番演出的卖座收入，累积起来就相当可观，却与剧作家无关。演员可以从中得到丰厚的分成，活得十分滋润，许多人还得以买房置业。以莎士比亚为例，就在自己家乡斯特拉特福一带买了大宅与田地，还在伦敦投资高档地产。

罗伯特·格林自认为才情过人，发现演员的收入比剧作家丰厚，心理十分不平衡，由羡生恨，以十分恶毒的评语指斥演员个个都“自高自大”“贪得无厌”“厚颜无耻”。他和同是学院出身的作家汤姆·纳希把演员比成《伊索寓言》里面的乌鸦，偷了别人华丽的羽毛来装饰自己：“你们像伊索的乌鸦一样，用别人华丽的羽毛装扮起来，感到骄傲吗？你们自己一句话也不会说……观众叫好鼓掌的一切戏词，都是我们的发明，来自我们知识的秘密。”在这些剧作家眼里，演员一文不值，只是“劳动的机器”，演出的剧本才是才子的心血。

格林一生放浪形骸，鲜车华服，不畏物议，经常钱财到手就随意花费。到了1592年夏天，格林罹患重病，一文不名，觉得自己不久人世，突然自愧平生作为，写了好些忏悔的文字，由出版人切特尔编辑成书，即《格林的吉光片羽》。其中述及他的戏剧生涯，提到他的剧作家朋友，如马洛、纳希、皮尔，劝告他们停下手中的笔，不要再给舞台演员写戏：“为了那些鄙夫的欢乐，委屈珍稀才人的聪明才智，实属不值。”他再次辱骂舞台演员，说他们是“猿猴”，是“庄稼汉”，是“画了油彩的怪物”。演员是一群“说着我们言语”的傀儡，“拿我们的光彩装饰自己”。他特别讨厌一个会写剧本的演员，虽然没有指名道姓，明眼人一看便知，他在痛骂莎士比亚：“有一只新起之秀的乌鸦，用我们的羽毛装扮自己。他的虎狼之心披上了演员的画皮，还擅用诸君的本事，爆出无韵体诗句。简直是‘文武全才的约翰，是我们国家自诩为天下第一的‘摇撼场景。”

“文武全才的约翰”，美国莎士比亚学者斯蒂芬·格林布拉特译成“Jonny-do-everything”，换成中国式的说法就是“文武双全的张三”“文武昆乱不挡”，是带着諷刺口气说的“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在舞台上肆意摇撼，制造场景，花样百出。格林自创了“摇撼场景”一词，是为了谐音“莎士比亚”的前面两个音节“莎士”，讽刺他是摇着“长矛”撼动舞台的人。格林故意创造新词，目的就是要人联想到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是当时最负盛名的“宫内大臣剧团”的股东兼演员，也是剧团最重要的写手，收入颇丰。格林痛骂的文武全才的乌鸦，能在舞台上摇撼出场景，几乎已是明人不说暗话，直指莎士比亚了。至于格林说“他的虎狼之心披上了演员的画皮”，则影射莎士比亚写的《亨利六世》下篇第一幕第四场，约克公爵大骂玛格莱特王后的词句：“啊，虎狼之心披上了女人的画皮。”可见格林即使临终写了自我忏悔之词，对莎士比亚还是充满了嫉妒与仇恨，认为莎士比亚竖子成名，是欺世盗名，盗取了他们这一批牛津、剑桥写手的才情与文辞。

《格林的吉光片羽》出版人名叫切特尔，据说已经删去了不少骂人的话，包括辱骂马洛是“无神论者”的段落。斯蒂芬·格林布拉特推测，莎士比亚知道格林的辱骂，虽然没有公开驳斥，但私下还是有所反应的。或许是通过中间人的缓颊，让切特尔知道他的为人宽厚与才华出众，也就使得切特尔很后悔没删去辱骂莎士比亚那一段：“我十分抱歉，感到其中的错误都得归咎我自己，因为我观察到他（指莎士比亚）循规蹈矩，而且术业成就极高。”他还说，从各方听到的说法都称赞莎士比亚人品高尚，处世正直，诚实忠厚，而且文笔诙谐得体，是演艺的表率。

莎士比亚为人低调，在十六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到伦敦加入剧团之后从不惹是生非。他出身平民阶级，背井离乡，进入伦敦演剧界，全靠自己努力奋斗才站得住脚，十分珍惜这份演员兼写手的剧场工作。他在伦敦生活俭朴，基本上以剧团为家，不但饰演各种角色，还善用一切余暇时间配合剧团演出的需要，撰写观众喜闻乐见的剧本，成为剧团最受欢迎的写手。他撰写的剧本一般都有故事原型，或取材自当时的历史传说，或改编自欧陆流行的剧本，经过他的生花妙笔点铁成金。若说他用别人的羽毛来装饰自己，也不完全错，只是其他飞禽的羽毛到了他身上，就成了光彩夺目的孔雀开屏。莎士比亚的人生目标十分清晰理性，他在乎银钱的经营管理，锱铢必较，积攒储存收入所得，为的是挽救中落的家道，为父亲偿还债务，求田问舍，重振家声，光宗耀祖，晚年终于晋身家乡的绅士阶层。

格林的诋毁与切特尔的称赞，反映了莎士比亚在伊丽莎白时代演艺界的身份与地位。他是粉墨登场的著名演员，同时也是为剧团写戏的优秀剧作家。他不因自己的戏子身份感到卑微，也不因写出备受赞誉的剧本而傲视别人。他上了舞台，能说能演；下了舞台，能编能写。处世不卑不亢，以平常心待人，受到演艺界与文学界的尊重。莎士比亚在当时是大家公认的好好先生，本·琼森赞誉其为“温文的莎士比亚”。对格林的恶毒诋毁，最好的回应方式，就是不理不睬。时光会洗净一切无稽的污蔑，莎士比亚剧本的光辉与日俱增，到了十八世纪已经成了英国公认的文学经典，没有人记得格林的诋毁了。

类似的“文人相轻”情况在中国文学史上也经常出现，倒是无足为怪。韩愈曾写过一首诗，盛赞李白、杜甫，批评那些毁谤他们的人，开头是：“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格林当然不会知道韩愈的诗句，不过，以此评论他对莎士比亚的诋毁，简直是丝丝入扣，好像量身定做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