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宜学

第一个邀请泰戈尔访华的中国人，可能是蔡元培。

蔡元培深入研究过印度哲学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因此对恢复中印文化交流十分重视。1910年，蔡元培在《中国伦理学史》中分析汉唐文化时就指出，这一时期印度的“佛教流入，其哲理契合老、庄，而尤为邃博，足以餍思想家……故其教遂能以种种形式，流布于我国”。1912年，蔡元培出任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其发表的新教育方针认为，“五育”之一的“世界观教育”，“就是哲学的课程，意在兼采周秦诸子、印度哲学及欧洲哲学，以打破两千年来墨守孔学的旧习”。他也是在中国大学里第一个推动设置“印度哲学”课程的校长，主講北大“印度哲学概论”课程的是梁漱溟。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提出了“兼容并包”的办学宗旨，并致力于推动中西文化兼容并进，鉴于泰戈尔的思想和文学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早在1920年，蔡元培等中国知识界人士就邀泰戈尔访华，只是因为泰戈尔当时为筹措建设“国际大学”的费用正在欧洲各国游历、演讲。待其回国，又陷入政治争论和国际大学繁杂事务，终未能成行。但不可否认，虽然最终是泰戈尔访华恢复了中断千年的中印文化交流，但第一个试图打破中印千年文化交流沉寂局面的人，是蔡元培。

也许就是因为这份渊源，1923年4月，当泰戈尔安排助手恩厚之来中国联系访华事宜时，就首先找到北京大学的相关部门。可惜的是，蔡元培已于同年１月辞去了北大校长职务。但北京大学仍表示欢迎泰戈尔访华，只是因为各种复杂的原因，也担心经费——蔡元培辞职就是因为教育总长彭允彝克扣教育经费，最终遗憾地表示无法承担接待工作。但仍邀请恩厚之在北京大学做了一次有关泰戈尔的演讲，题目是《太戈尔及其事业》，恩厚之向北大的师生们介绍了泰戈尔的身世、哲学观的形成、思想特点和主要作品。而这可能是中国第一次关于泰戈尔的演讲。

恩厚之一腔期待和热情在北大遇冷，颇感失落。这时有朋友建议他去找徐志摩想想办法，他是大才子，结交广泛，或许有办法。徐志摩一听泰戈尔拟来中国访问，顿觉千载难逢，马上去找讲学社，而讲学社的主心骨是梁启超、蔡元培等人。讲学社立刻答应承担泰戈尔访华的接待工作，并向泰戈尔发出邀请，希望他当年8月份能成行。

泰戈尔接受了邀请。但因各种原因，直到1924年4月12日，他才踏上中国的土地。

4月23日下午，泰戈尔一行抵达北京。蔡元培到站迎接。泰戈尔在京期间，蔡元培亦尽地主欢迎之谊，支持与参加相关欢迎活动，并与泰戈尔结下了深厚友谊。

国际大学的中国后盾

1931年，为筹备中印两国的中印学会，推动国际大学的中国研究，谭云山带着泰戈尔的嘱托和建设“计划书”，回国寻求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支持，商议中印两国交换学者和成立研究机构之事。而时为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是他首先拜访的学者之一。蔡元培明确表示支持，并给谭云山引见了其他一些学者和机构，使谭云山获得了政府机关和诸多社会名流的支持与赞助。中国中印学会的筹备工作，也因此顺利得出乎谭云山的意料。中印学会的成立，蔡元培可以说功不可没。

按照泰戈尔和中国学者的设想，中印学会成立后即可“举行种种有关两国文化之事业。如创办学院，交换教授，交换学生，互派考察团，等等”。实际上，蔡元培推动中印文化交流的心情是很迫切的。中印学会尚在筹备之中，经谭云山推荐，他就安排魏风江到国际大学学习和研究印度历史、文学，时为1933年12月。泰戈尔见到魏风江非常高兴，称之为“一二百年来到印度的第一个中国学生”。他还亲笔为魏风江写了一幅题辞：

伟大的先哲，在古代从印度走访中国，谒见你的祖先。我现在作为一个古代文化的代表，同时又代表着现时代的文化，与你相见。这是一个古今文化混合的时代——一切尚未令人满意地固定下来。你不能期望在这个时代，会产生任何伟大的人物和福音。我只愿你认我为一个与你同样的人，不可视我为你的导师或先驱。

以泰戈尔地位之尊，能视一个普通的中国学生为“同样的人”，除了表明泰戈尔的人格伟大，也足以显示出其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民的尊重与感情。

蔡元培与泰戈尔就这样共同恢复搭建起中印文化交流之桥。

1934年5月，印度的中印学会宣告成立，泰戈尔任主席，尼赫鲁任名誉主席。

对印度中印学会的成立，中国官方、民间都很重视，予以高度赞扬并寄予厚望：“中印民族文化复交与复兴之期当不远也。”中国人视印度中印学会的成立为“东亚文化复兴运动”，视为甘地领导的民族复兴运动、泰戈尔领导的印度文化复兴运动的一部分，“尤值得吾人之注意同情与崇敬”“今日两国之关系，实更为重要。不论在任何方面言，两国实有急急携手与联络之必要，即孙总理所谓联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是也”。泰戈尔也一直在积极推动中国中印学会的筹备。他还在印度发起签名活动，邀请印度各界著名人士联名致函中国学界，希望在中国成立中印学会。

1934年12月，谭云山以印度中印学会主干的身份回到国内，接洽中国各界人士，推进中国中印学会的成立进程。他随身带着泰戈尔9月28日给蔡元培写的一封信，信中说：“我愉快地邀请‘中印学会把我在圣地尼克坦的大学用作它在印度的活动中心。”

1935年5月3日，在蔡元培、戴季陶的支持下，“筹备甚久之中印学会”假借南京新亚细亚学会举行发起人大会。出席者有蔡元培、戴季陶、陈立夫等二十四人。会议推举蔡元培为会议主席，讨论通过了学会章程，议定“中印两国人士赞成该会宗旨，曾受高深教育，对于中印学术文化有相当研究并热心者皆得加入为会员”。会议推举蔡元培、吴稚晖、王震、陈立夫、段锡朋、谭云山等九人为理事，会议随后举行第一次理事会，推举蔡元培为理事会主席。

在给蔡元培的信中，泰戈尔还希望中国学者能慷慨帮助谭云山实现一个计划，即“建立一个便利中印文化交流的永久性机构”。

这个“永久性机构”，即中国学院，他希望蔡元培能帮助筹措创建中国学院所需款项。

泰戈尔的信直到1935年初才转到蔡元培手里。2月6日，他复信泰戈尔，表明支持创建中国学院：

历史上，印度曾一度对中国文化产生无可比拟的影响。尽管近几个世纪来，我们两国知识分子间的联系有所减少，可是对于我们每个珍视自己祖国文化传统的人来说，没有什么能比恢复这种传统的友好联系，以便我们学习贵国的使古代文化适应现代社会的方法和经验而更受我们的欢迎了。

我们感谢您慷慨地允诺“中印学会”把圣地尼克坦的国际大学作为它的总部。关于谭教授筹款建立国际大学中国学院大厦一事，我当尽力和他合作，尽管我们目前财政困难，谭教授仍然在竭力筹措。

請允许我向您致以良好的祝愿和亲切的问候。

蔡元培没有辜负泰戈尔的厚望。他多方筹措，积极宣传。

1935年8月4日，泰戈尔写信告诉谭云山：“中印学会已经寄给我作为建筑中国学院费用的三万一千七百十二卢比七安那半的支票。我已经给他们回信，告诉他们支票收到，并表达我的感激。”

中印学会还为中国学院图书馆购买了十万卷中文图书。蔡元培还准备为国际大学购买一部《四部备要》，包括经史子集数百部。

从1936年4月起，蔡元培还从中央研究院经费中按月汇两百元，作为谭云山在印度讲学的津贴。

蔡元培与谭云山还确定了中国学院接受捐款的基本原则。谭云山曾对泰戈尔说：“在蔡元培先生的影响下，著名人士纷纷响应在印度国际大学设立中国学院，以便两国学子相互研究学术文化。但坚持着一个原则，凡对中印文化交往的意义有深切认识的人，我们才接受其慨助。否则，虽欲解囊，我们也婉拒了。”

泰戈尔表示赞赏。

在中印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学院的建设进展顺利。1936年10月，泰戈尔致信蔡元培，希望他能出席并主持中国学院的成立典礼。12月，蔡元培复信泰戈尔，感谢泰戈尔的邀请并祝贺中国学院建造成功。但因其恰患严重伤寒症，“健康不佳，碍难远涉重洋赴印访问”，所以他请谭云山作为他“个人及我国人民之代表，参加这一有历史意义的盛典”。

1937年1月12日，蔡元培与戴季陶联名发出通函，群邀全国“法绘名家”“各策群力”，给中国学院捐赠绘画，以丰富中国学院图书馆馆藏，促进中印两国艺术领域的合作与交流。3月，蔡元培又将中国学院的宗旨写于横幅寄给泰戈尔。

1937年4月14日，中国学院举行典礼，这一天正好是孟加拉新年的第一天。国际大学笼罩在一片欢乐的气氛中。蔡元培、戴季陶以中国中印学会名义来电祝贺：“中国学院正式开幕，极感庆幸。亟欲与阁下合作以阐扬东方文化学术，而使全人类获得亲爱和平与幸福，并实现全世界之伟大协和。谨祝中印文化合作顺利成功，并颂阁下及贵校同人健康。”

泰戈尔在开幕式上发表演讲《中国与印度》。他说：

今天对我来说确是一个伟大的日子，我久盼着这个日子的来临，为我们的人民偿还从古已许下的夙愿，就是要维护我们印度人民与中国人民之间的文化交往和友谊，这是在一千八百年前，我们的祖先以无与伦比的忍耐和牺牲奠好了基础的。

中国学院在今天开幕了。中印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友谊与日俱增。学院将成为这种了解的一个核心和象征。中国学生和学者将来到这里和我们同甘共苦，为着一种共同的事业，各尽其能，重建两国人民间的友好关系，这种关系，已中断了十个世纪。

中国和印度接壤数千里，通道不计其数。这些通道不是战骑和机枪开发出来的，而是和平的使者，往来不绝，一步一步踏出来的。两国人民，现在要把这些通道，开阔平整起来，使之畅通无阻，以便更密切地交往。而这开阔平整的任务，我们已经开始，有赖我们和我们的后人，继续努力，以期迅速完成。

抗战情谊深

1937年卢沟桥事变，中国陷于日寇铁蹄之下。同年秋，泰戈尔染重病卧床。1937年9月18日，蔡元培、戴季陶等人联名以中国中印学会的名义发去慰问电，请谭云山转告泰戈尔：“谭云山先生：本日报载太戈尔先生抱病重，不胜遥念。请即代元培传贤暨中国中印学会同人等恳切致问，并敬祝早复健康。”

谭云山将信翻译给泰戈尔听，并特意说明，此时的中国正在日本飞机大炮轰炸之下，“此电还不仅表示中印学会同人对您之怀念，并可代表全中国人民对于你老的关注与敬爱之意”。泰戈尔听闻非常感动。因为他生病，周围的人未让其看报，所以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情况不太清楚，听谭云山说“日本军人的疯狂是一天甚似一天了。他们近来在中国境内所为的种种暴行，真是一言难尽”。他非常吃惊，立即叫来秘书，口授了一封回电，时为9月21日。泰戈尔首先对中国友人“在生死存亡奋斗之际”仍挂念着他的病情深表感谢。他明确表示：“贵国人民此次对于所加于贵伟大和平国土之非法无理之侵略，作英雄勇武之抵抗，余已不胜钦敬，并切祷阁下等之胜利。”

泰戈尔病后，世界各地发来的慰问信、慰问电堆积如山，他不但没复，连看都来不及看，但他首先回复蔡元培的电报。泰戈尔的一般来往信件都是由秘书处理的，但蔡元培的来信泰戈尔则是自己亲自处理，他还对魏风江和谭云山说：“外来的侵略者，一心要摧毁我们中印人民源远流长的文化关系，他们知道我们这两大民族的亲睦团结意味着什么。不自量力的英帝国主义者和日本军国主义者怎能阻挡历史的巨轮呢？”

1937年底开始，蔡元培避居香港，但仍关注中国学院的事宜。据蔡元培1938年5月11日的日记：“谭云山来，携示泰戈尔函，约我为‘国际大学·中国学院之护导（相当于中国的大学董事会董事）。”6月27日，蔡元培复函致谢，欣然接受。而早在三年前，蔡元培即发表“启事”，宣布“辞去兼职；停止接受写件；停止介绍职业”，此时又身体羸弱，而他依然接受此“兼职”，足见蔡元培对泰戈尔友情的珍视和对中印文化交流的重视。

1940年3月，蔡元培辞世；1941年8月，泰戈尔辞世。但他们共同建造的中国学院，至今仍在发挥着中印文化桥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