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兴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人物活动中，李淑一的生平事迹早已为人所熟知，此处无须多介绍。但相对而言，了解陈君葆的人并不多。陈君葆（1898—1982），香港著名的爱国人士、教育家、文学家，出生于广东省中山市，十一岁随父移居香港。陈君葆大学毕业后先到新加坡华侨中学任教，后在马来西亚任职，1931年9月由马来西亚返港，并自1934年起长期执教于香港大学，任该校中文系教授兼冯平山图书馆馆长等职。1941年2月，他参加了由宋庆龄在香港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负责宣传工作。抗战胜利后，及时协助有关方面做好港大及社会恢复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积极参与爱国事务活动，曾担任香港华人革新协会副主席、主席等职务。其著作有《水云楼诗草》《陈君葆诗文集》《陈君葆日记全集》《陈君葆文集》《陈君葆书信集》等。

自1951年起，陈君葆不顾港方的反对和阻拦，多次带领香港爱国师生到内地参观访问，并写成《北游纪事》等文章，在香港报纸连续发表，宣传新中国所取得的各项成就。1955年12月，陈君葆参与组织并以主人身份陪同香港大学一批英籍教授访问北京。次年，他又组织港大师生到内地观光，使更多人深入了解新中国的面貌。

1959年9月21日，陈君葆启程赴京，经广州、武汉等地，26日抵达北京，入住华侨大厦。27日参观全国工业交通展览会。28日、29日，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庆祝大会。29日下午，庆祝大会中场休息的时候，澳洲爱国华侨赵善钟与陈君葆交谈，并邀约陈君葆次日清晨一起去拜访李淑一。陈君葆非常乐意前往，但又考虑到第二天清晨前去拜访，“那不太突兀吗？”赵善钟说：“不会！李淑一先生为人很爽朗，她又最喜欢华侨。”稍微停顿一会又说：“并且你们又都是搞文学的呀。”陈君葆这才放下了心中的顾虑。

谈及李淑一，人们不禁想起一首词。1957年1月25日《诗刊》在北京创刊，其创刊号发表毛泽东诗词十八首。彼时担任长沙第十中学语文教师的李淑一在看到这些诗词后，朗读多次，爱不释手，她随即给毛泽东写信，并附上自己填写的一首《菩萨蛮·惊梦》，请毛主席指正。5月11日，毛泽东复信李淑一，并赠送一首词《游仙》。次年元旦，该词以《蝶恋花·答李淑一》为题刊发在湖南师范学院院刊上，后广为传诵。1959年9月17日，从教三十多年的李淑一退休后，便从长沙来到北京，住在儿子柳晓昂家中。故此，1959年9月，李淑一比陈君葆早到北京九天。

1959年9月30日早上8点刚过，赵善钟如约来到华侨大厦。陈君葆便和赵善钟一同出发，拜访这位“湘中女诗人”。赵善钟骑着自行车，陈君葆乘坐雇来的三轮车，他们一同经过景山公园前门，沿西安门大街，转取道出阜成门向南，来到位于复兴门外三里河的李淑一家里。

初次见面，陈君葆感到李淑一“为人很热情，有着湘中健儿的率直爽朗的气质”。坐定下来后，陈君葆想起一个隔别了很多年的朋友，于是问李淑一：“从前我有一个贵本家的朋友，也是贵省人，女性的，叫李仲思，认识她么？”

李淑一回答：“是我的妹妹。你怎认得她的？”

陈君葆说：“原来是令妹！二十年代，我们大家都在吉隆坡教育界服务，所以认得她。在当时一班朋友心目中，她也是个‘湘中健儿呢。她特别写得一手好字。现在她在哪儿呢？”

李淑一说：“她在长沙，在省文史馆里。”

陈君葆又问：“那么，还有当年新加坡华侨中学第一任校长涂开舆……都认识吧？都在哪里呢？”

李淑一回答：“他们都在省文史馆。”

陈君葆感慨，隔绝消息了好多年的几个朋友，现在知道他们都健在，并且都集中在湖南的省会长沙，这是令人何等欣慰的一件事情。他在心里计划，以后得找机会去长沙一趟看看他们。陈君葆早年结识的朋友当中，有不少是湘籍的。他常常觉得，“湖南人的气质，有点和广东人相近，但有些地方实在还要比广东人强。湖南人爽直，率真，一般地不怎样喜欢弄乖巧，这是我最敬佩他们的地方。‘刚毅两字，求之别处地方的人，不是失之过偏，相去以间，就是受了‘文胜质的影响，往往觉得不大容易说得上；可是湖南人，倒像是我行我素也似的。鲁迅先生是所谓骨头最硬的，但是如果我不是先已知道他是浙产，我倒真的以为他是个湖南人”。陈君葆感到李淑一很健谈。闲谈间，不知不觉把他藏在心里已久的对于湖南人性格的一些看法，“又搬动了出来翻版一次”。

谈话中，赵善钟向李淑一说明此次拜访的目的之一，即想让陈君葆也看看毛主席的几封亲笔信，其中有一封是关于《送瘟神》一诗的解释。陈君葆又补充说：“尤其是关于《送瘟神》的解释的一封，因为有一个时期，大家纷纷其说，莫衷一是。”关于毛泽东《送瘟神》二首，陈君葆《给三儿文达信》（1958年10月9日）中曾说“前几天又在报上看到毛主席的《送瘟神》二首，是非常好的诗，寓意甚深，于是乎解的人也就不少了……不过大家都没有明白解释‘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这句。我想两句大概指中国的山河大地言，中国的河流以千计，那是很可能的，牛郎是农夫，也是天上的星，那么，巡天遥看是十分自然的了，不过这仍是我很初步的领会。”所以，当有机会了解毛泽东自己对《送瘟神》的解释时，陈君葆自然充满好奇。关于陈君葆的请求，李淑一说：“本来都没有问题，不过不巧得很，那关于《送瘟神》的解释一封，刚给人借去，要今晚才能够送回来，等送回来，我抄一份寄给你吧。”李淑一又解释道，那不是给她的信，而是毛主席写给湖南省副省长周世钊的一封信，随后她把信的大致内容讲了一遍。

另外，李淑一将毛泽东1957年5月11日写给她的信拿给陈君葆看。陈君葆读着这封信，注意到两点：其一，在这首词本文前面，还写着一段话“有‘游仙一首为赠。这种游仙，作者自己不在内，别于古之游仙诗。但词里有之，如咏七夕之类”，这几句话像是那首词的序言，说明一种创格；其二，词下半阕“寂寞嫦娥舒广袖”一句，在信上是漏掉“娥”字的，自然是笔快的缘故。李淑一告诉陈君葆：后来报上发表，是将这个“娥”字添回去的。陈君葆认为，从这两点“可以看出那巨人的作者，在日理萬机当中，是怎样挤出一点子时间来写这一封信的”。他猜想，“词是在着笔时才想起的，因此，这也就是底稿了。这一点从词中有两处涂过的地方可见。一处是‘骄杨之前本先写了个‘杨字；另一处是‘忠魂舞三字曾叠了一次，是单纯的误复呢，抑或是他在刹那间忽然想到另一个词牌上去呢？这些揣测自然是多余的了，而且作为从心理上来推论这首词的成长的企图，根据也是不够的”。道别时，李淑一还将这封信的一张照片送给陈君葆作为纪念，并说：“这是手上所有的最后一张了。”

次日，即10月1日，陈君葆收到李淑一寄来的“录毛主席写给周世钊副省长信内一段”。信云：

（一）坐地日行八万里……是有数据的。地球直径约一万二千五百公里，以圆周率三点一四一六乘之，得约四万公里，即八万华里。这是地球的自转（即一天时间）里程。坐火车、轮船、汽车要付代价，叫做旅行。坐地球不付代价（即不买车票），日行八万华里，问人这是旅行么，答曰不是，我动也没有一动。真是岂有此理！囿于习俗，迷信未除，完全的日常生活，许多人却以为怪。

（二）巡天，即谓我们这个太阳系（地球在内）每日每时都在银河系里穿来穿去。银河一河也，河则无限。“一千”言其多而已。我們人类只是“巡”在一条河中，“看”去可以无数。

（三）牛郎，晋人。血吸虫病，蛊病，俗名鼓胀病，周秦汉累见书传。牛郎自然关心他的乡人，要问瘟神情况如何了。大熊星座，俗名牛郎（是否记错了？），属银河系。

陈君葆读后，深深感到“这比其他任何解释都更为详尽明确。经此一解释，一切疑团都可以说一扫而空了”。

值得注意的是，陈君葆后来仍关注着有关《蝶恋花·答李淑一》和《送瘟神》的解释。1959年12月20日，有人和陈君葆谈论诗词创作问题，并建议陈君葆：诗可以写得通俗一点，句子浅明一点，用典少一点，那么阅读的人可能更普遍一些，更显得诗能大众化一些。陈君葆本来也有此种想法，不过在他看来“这究竟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关于诗词，陈君葆指出“毛主席最近还写了两首《送瘟神》诗，命题自然个个人一见就懂得，可是一谈起内容来就不十分容易了解了，否则，何以会引起许多人的揣测，而至于要毛主席自己来解释一番呢？……又像‘我失骄杨君失柳那首《蝶恋花》，便有些不是一读即明白的地方了。在这种情况下，大概诗人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居首要地位，而怎样求读者了解，似不能不也无可如何不使它屈居次要的地位，这也不是尊重不尊重读众的问题”。诗词作品的通俗性，应考虑诗词本身所要抒发的情感和主旨，考虑诗词创作的背景以及作者的心境等诸多因素，其内在自有一定的尺度，不能为了通俗而通俗。

1959年陈君葆拜访李淑一的这次经历，令他记忆尤深，以至于十多年后，他在《给三儿文达信》（1976年12月23日）当中仍提及此事。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而言，陈君葆、李淑一的这次见面涉及毛泽东诗词的解读、陈君葆对湖南人的印象等话题，值得相关研究者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