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

一

笔者得知岳阳君山有梵文字的摩崖石刻，是读到巫白慧先生撰写的《岳阳君山摩崖石刻梵字考释》一文，文章记述了他应岳阳市文物管理处和君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处的邀请，与温玉成、熊傅薪、孙宝刚和陈湘源一道于1999年4月26日对岳阳君山摩崖石刻梵文字的考察情况，该文原载于《岳阳职工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年第一期。后又检索到巫白慧先生的另外一篇文章，即《岳阳君山摩崖石刻的传说》，发表在《世界宗教文化》2001年第二期，两篇文章的内容大致相同但述说各有偏重。

巫白慧先生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曾经以僧人身份（白慧法师）受国民政府委派留学于由印度诗人泰戈尔与中国学者谭云山合作创办的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精通梵文、巴利文与藏文，当时即被时任中国学院院长的谭云山先生称之为“当代玄奘”，他对梵字的考释当然具有权威性。但是，他却既认为该梵字石刻“是属于佛教的咒语”，又称是“公元7—8世纪之间曾经有过印度密宗高僧，或通晓梵语的中国大德驻锡君山，进行过中、印佛教文化交流活动，离开时，特意在摩崖壁上镌刻和这两个梵字，留作永恒的纪念。因此，这面刻着悉昙体梵字的摩崖石壁，可以说是中、印文化交流史的见证，是一件稀有的、具有极高价值的历史文物，为它制定妥善的保护措施，是事不宜迟的。”此后，湖南省有关部门据此鉴定将其认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不要说用佛教的咒语作为“留作永恒的纪念”是否合适，考察组的所有人均忽视了一个最为重要的细节，就是这两通石刻所在之崖壁的位置，高于濒临洞庭湖湖水的滩头仅仅一米左右。每年洞庭湖水位始涨于4月，7至8月最高，此为洞庭湖的丰水期；11月至翌年3月为枯水期，当地俗谚有“洪水一大片，枯水几条线”“霜落洞庭干”之说。换言之，在每年的丰水期，这两通石刻均会被湖水淹没。如果是作为到此一游的纪念性石刻，应该镌刻在君山的某座山峰的崖壁上，而不会刻在仅仅只能在寒风凛冽、树木凋零并不适宜游览之冬季（含季前季后若干时间）才可以看见的濒水之崖壁上。这些，都是考证该石刻究竟为何时、何人所镌刻的重要依据。因而有人认为，这些摩崖石刻梵字经“专家破解后，引出更大的谜团”。

那么君山的这两通摩崖石刻梵字，究竟是谁以及在什么时间所镌刻？镌刻这些梵字的目的是什么呢？试作考证如下。

二

要对君山这两通石刻梵字的镌刻者、时间进行考述，首先必须知晓这是什么性质的石刻。

洞庭湖古称“云梦”“九江”和“重湖”，处于长江中游荆江南岸，跨岳阳、汨罗、湘阴、望城、益阳、沅江、汉寿、常德、津市、安乡和南县等县市。北纳长江的松滋、太平、藕池、调弦四口来水，南与西接湘、资、沅、澧四水及汨罗江等小支流，由岳阳市城陵矶注入长江，古代曾号称“八百里洞庭”。洞庭湖之名始于春秋战国时期，因湖中洞庭山（即君山）而得名。君山古称“洞庭山”“湘山”，相传为湘君（尧女舜妃）所游处，故名“君山”，为洞庭湖中的一个小岛，距岳阳城十五公里，与千古名楼岳阳楼遥遥相对，被“道书”列为天下第十一福地（宋·张君房撰《云笈七签》卷二十七“洞天福地·七十二福地·第十一君山”）。君山名胜古迹甚多，文化底蕴深厚，在古代甚至被视为神灵所居之“神山”。

早期从印度或西域来华的佛教僧人，无论是经陆路或海路来华，他们一般都是驻锡于人烟密集之地，尤其是城市，佛教的寺院也大多是修建在城市及其近郊，既便于传播佛教，又便于获得檀越的供养，也方便信众的进香拜佛。中国化的佛教禅宗之南禅兴起之后，禅师们为了修证契悟，减少外界的干扰，才寻觅较为偏僻之地修建个人禅居的庵堂和僧人聚居的丛林及寺院，自耕自养，自给自足。五代时期，楚王马氏崇信佛教，在所辖地域内重修或新建了大批的寺院。即以岳阳地区为例，《岳阳风土记》云：“（岳阳）诸邑僧寺大小百区，多五代时所建。”洞庭湖是湖湘四水以及长江水系的经流之湖泊，烟波浩渺，波涛汹涌，在古代交通不便，故孤悬于湖中的君山有“人可至而不可居”之语，并不是一处合适的寺院修建之地。在唐代之前，君山并无佛教寺院；最早的寺院为楚王马氏所修建。《岳阳风土记》记载：“君山崇胜寺，旧楚兴寺也。有井曰柳毅井。”当时马楚在湖南的其他地方也修建有一些同名的寺院。例如在永州（零陵），《（光绪）湖南通志》记载：“楚兴寺，在县西四十里，五代时楚马氏屯兵于此，夜闻钟声，遂建寺以镇之。寺有高丽国僧铁山塔。”当时以“楚兴寺”命名的寺院多为新修，乃马氏楚国为国祚绵延长久祈福之寺院，故以此命名。此类寺院均免征科率，此即《岳阳风土记》所云：“岳阳旧隶武安军日，有天策府户部下免楚兴寺科率帖，开运三年二月二十四日……”据此可知，《（乾隆）岳州府志》记载：“崇圣寺在县西十五里君山上。据湖山之胜。晋建。有古银杏大数十围，即秦王火树。国朝康熙初年，僧徧奕住持重修。”称君山楚兴寺的创建时间为晋代，乃誤。

将君山的自然环境与社会历史梳理清楚之后，便可以看出，在唐代之前，君山上并无佛教寺院，因此不会是“吸引过四面八方的佛家僧俗前来参观朝礼”的“佛教圣地，佛事隆盛”，当然更不会是“曾经有过印度密宗高僧，或通晓梵语的中国大德驻锡君山，进行过中、印佛教文化交流活动”；而作为“神山”的君山，也不是随便可以刻石留念的，尤其是历代执政当局对于出家之僧、道管控甚严，对于异域来华的僧人尤其如此；如果他们在君山镌刻了谁都不认识的怪异文字，很可能引起民间百姓乃至官府的猜疑和制止。如果是“留作永恒的纪念”，也必定会留下镌刻的时间及人物姓名等，就像在湖南的其他地区如永州的浯溪、朝阳岩等处的摩崖石刻一样。况且，在古代交通不便的君山上镌刻如此较大面积的摩崖石刻，工程量及花费的时间必定不少，这也是游览君山的历代官宦文士非常之多，撰写的诗文更是不胜枚举，但在君山留下题咏石刻的却非常罕见的原因之一。

结合该梵字石刻的具体内容，要在君山上镌刻如此文字，必须具备如下条件：其一，该石刻的书丹者（镌刻当然另有石匠）必须精通佛教密宗的梵字；其二，既然镌刻在君山上，必然与君山或者洞庭湖直接相关；其三，必须取得当地官府的同意甚至支持；其四，清理石壁、镌刻文字的工程量不小，必须具备一定的时间和财力；其五，必须具有较强的针对性与目的性，而不是一般之即兴题咏；其六，最重要的是，该梵字石刻镌刻于濒临湖水之滩头的崖壁上并在丰水期将会被淹没，更将石刻内容的针对性与目的性指向了洞庭湖的湖水之内，这也表明，镌刻这些梵字石刻的时间必定在11月至翌年3月的枯水期内；其七，由于唐代著名文士张说于唐玄宗开元三年（715）贬谪至岳州担任刺史时游览君山，曾见过这些梵文字，故其镌刻年代应该是在梵文字悉昙字母系统出现之公元五世纪之后至张说看见这处摩崖石刻之前的这一不长的时间段内。

满足了这些条件，答案便呼之欲出了。其实，唐代张说已经给出了答案。

张说（667—730），字道济，一字说之。洛阳（今属河南）人。唐朝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他早年参加制科考试，策论为天下第一。历任太子校书郎、凤阁舍人、兵部员外郎、工部侍郎、兵部侍郎、中书侍郎加任弘文馆学士、中书令加集贤院大学士、兵部尚书、右丞相、左丞相等，又多次因故外放担任地方官，如相州刺史、岳州刺史、荆州长史、并州长史等，被封为燕国公。唐玄宗开元十八年（730）十二月病逝，享年六十四岁，获赠太师，谥号“文贞”。他前后三次为相，执掌文坛三十年，成为开元前期的一代文宗。

唐玄宗开元三年（715），张说贬谪至岳州担任刺史。在此期间，他游览了岳州各地的名山胜水，留下了许多诗文。其《游洞庭湖湘》二首之二中有句云：“岩坛有鹤过，壁字无人识，滴石香乳溜，垂崖灵草植。”（载《张燕公集》卷八）在诗中，张说将君山之镌刻有梵字的这处石壁称之为“岩（崖）坛”。结合梵字的内容，可以得知，他所见到的是一处曾经举办过佛事之曼荼罗坛场的遗址，只是他已经不知道此坛场为何人所修建，也不认识崖壁上的梵字。巫白慧先生等人其实已经确认该梵字石刻“是属于佛教的咒语”，但却未与张说的“岩坛”之说相联想，真可谓失之交臂。

张说是一位佛教居士，他曾经以“翻经学士”的身份参与对唐代著名译经僧义净（635—713）所翻译之佛教律部经典《根本说一切有部尼陀那》、佛经翻译家三藏法师菩提流志（？—727，南印度人）所翻译之佛教宝积部经典《大宝积经》等佛经的中文译稿进行审读工作（分别见唐·义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尼陀那》卷第一，以及唐·菩提流志译《大宝积经》卷首），又曾经分别给著名高僧玄奘法师（602—664）所译撰之《大唐西域记》和唐代佛学高僧法藏法师（643—712）撰述之《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略疏》撰写叙（序）言（分别见唐·玄奘译，辩机撰《大唐西域记》卷首，以及唐·法藏述《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略疏》卷末）。他虽然不认识梵字，不懂梵文，但对于唐代极为流行之各种佛教密宗的坛场（曼荼罗）还是比较熟悉的，也应该见证过曼荼罗仪轨的活动，因此，他在诗歌中判定此处镌刻有摩崖梵字的遗址原为一处“坛场（岩坛）”，是毋庸置疑的；尤其是他在一千多年之前所看到该遗址的场景，显然比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东西要多，可能还有其他的遗迹，字迹当然也更为清晰。

曼荼罗为梵文的音译，又可音译作“曼拏罗”“曼陀罗”等，意译为“坛”或“坛场”，是举行各种佛事活动的结界或场所，亦可以结坛（修建“坛场”）作为施行佛事仪轨的场所。

当我们知晓这里原为一处佛教密宗的坛场之后，就可以与前文所述之必须具备的七个条件完全合拍。也就是说，这是一位精通佛教密宗梵字（密咒）及曼荼罗仪轨的高僧，于某年冬季的洞庭湖枯水季节，在取得当地官府的同意甚至支持下，修建了这处针对（作用于）洞庭湖的坛场，以实施某种仪轨。所谓“仪轨”，也是从梵语中迻译过来的，原指密部本经所说诸佛、菩萨、天部等，于秘密坛场之密印、供养、三昧耶、曼荼罗、念诵等一切仪式轨则，后转为记述仪式轨则之经典的通称。全称为秘密瑜伽观行仪轨、念诵仪轨、秘密仪轨、三摩地仪轨等，或称修行法、念诵法、供养法、三摩地法、密轨等。

那么是谁、在什么时候、为了什么目的修建了这处坛场呢？答案就是：活动于六朝梁、陈至隋代的著名高僧、天台宗的创派者智顗禅师（智者大师）为了超度洞庭湖的水族所修建。

三

智顗禅师（538—597），俗家姓陈，字德安。祖籍颍川（今河南许昌），晋代时家族因避战乱徙居荆州华容（今湖北监利），后人以此落籍于荆州华容。他七岁时即好往伽蓝，诸僧口授普门品一遍，即诵持之。年十八，投湘州果愿寺法绪座下出家受十戒。未久，奉师命诣慧旷律师学律藏。后入大贤山，研读《法华经》《无量义经》《普贤观经》，又进修“方等忏”等。陈文帝天嘉元年（560），入光州大蘇山参谒慧思，慧思为其示普贤道场，讲说四安乐行，遂居止之。他二十三岁时拜慧思为师，修习禅法，证得法华三昧。既而代慧思开讲筵。陈光大元年（567），慧思临去南岳时，智顗受其嘱咐入金陵（今江苏南京）弘传禅法。陈太建元年（569），智顗于瓦官寺开讲《法华经》，从而树立新宗义，判释经教，奠定了天台宗教观之基础。他住瓦官寺前后凡八年，除讲《法华经》而外，还讲《大智度论》和《次第禅门》（即《释禅波罗蜜次第法门》），写出《六妙法门》等书。陈太建七年（575），他离开金陵，初入天台山创立伽蓝，又往寺北的华顶峰行头陀行，昼夜禅观，并建降魔塔。陈太建十三年（581），收灌顶为弟子——灌顶后来被崇为天台宗五祖。陈至德三年（585），他再到金陵，住灵曜寺，为陈后主讲《大智度论》《仁王般若经》等。后移居光宅寺，讲《法华经》。弟子灌顶随听随记，录成《法华文句》。此后智顗所讲经义多由灌顶笔录成书。陈亡入隋后，他以时方丧乱，遂游化荆、湘二州，又慕慧远之高风而隐修于庐山，弘扬天台教义。隋文帝开皇十一年（591），晋王杨广为扬州总管，遣使到庐山坚请智顗往扬州传戒，他即前去为杨广授菩萨戒，被授予“智者”称号。自此人称其为“智者大师”。次年（592），他回到故乡荆州，于当阳县玉泉山创立玉泉寺。此后两年（593—594），在玉泉寺讲《法华经玄义》和《摩诃止观》。开皇十五年（595）春，智顗又从杨广之请再到扬州，撰《净名经疏》。同年九月，辞归天台，重整山寺，习静林泉，时年五十八岁。开皇十七年（597）圆寂，世寿六十岁，僧腊四十年。他生平造寺三十六所，度僧一万五千人，写经一十五藏，造金铜塑画像八十万尊。入寂后，晋王杨广依其遗愿在天台山另行创建佛刹，后于大业元年（605）题名为国清寺。智顗为中国佛教天台宗四祖（一般追述印度龙树为初祖，北齐慧文禅师为二祖，南岳慧思禅师为三祖），也是实际的该宗派创立者。

智顗在中国佛教史上的贡献巨大，这里只谈其与本文题旨相关之事迹。智顗在陈太建年间入锡天台山后，便因“此山溪接江源，连亘海际。渔捕簄业，交横塞水。杀戮既多，煮炙无算。夭伤物命，有足悲者”，因而开法宣讲《金光明经》。《金光明经》的全名为《金光明最胜王经》，在古代与《法华经》《仁王经》同为镇护国家之三部佛经。这部经典有五种译本，分别为北凉昙无谶译四卷本《金光明经》、南朝陈真谛译七卷（或六卷）本《金光明帝王经》、北周耶舍崛多（一说阇那崛多）译五卷本《金光明更广大辩才陀罗尼经》、隋代宝贵等合（糅编）八卷本《合部金光明经》与唐代义净译十卷本《金光明最胜王经》（简称《最胜王经》）。智顗至少可以读到前二、三种早期的译本。这部佛经开宗明义便称“是金光明，诸经之王”，其重点在《寿量品》以下之四品。其中的《忏悔品》《赞叹品》则谓金鼓光明之教法、金光明忏法之功德；此后之诸品则叙说四天王镇护国家及现世利益之信仰。古代中国金光明忏法之流行，均因信仰本经所致。对智顗放生、护生思想影响尤其巨大的是该经卷第四《金光明经流水长者子品》，简称《流水品》。该品经文叙述的主要内容是佛坐在菩提树下，对树神说了这样一个故事：

流水长者子在天自在光王国内，以高尚的医德和医术妙方，使一切患病者都得到平等救治、痊愈、恢复、快乐。他还修行布施，多作有益于社会的福利事业。人民都尊重恭敬地称他为大善人，必定是救苦救难的菩萨。流水长者子有两个儿子，分别名水空和水藏。有一天，流水长者子带领二子次第巡诊于城镇村落，最后来到一处空旷草泽中，望见有虎、狼、狐、犬、鸟等禽兽都向同一处驰奔而去争食肉血。他便尾随其后逐散禽兽而观之，见有一池泽，池水已枯竭干涸，其中有一万尾鱼（原文为“十千之鱼”）濒临死亡。流水长者子见之心生救济众生痛苦的大悲。经过多方设法运水、引水救助，又将家中可食之物与之施食，终于使鱼转危为安。流水长者子心想，现在世以食物可使鱼饱腹，于未来世中应供养法食；又想到，曾经听闻过有一位比丘在空闲处读诵大乘无量义的经典，经中说如有众生临命终时，有因缘听闻南无宝胜佛名号，即可往生天上。他便为此一万尾鱼解说义理甚深的十二因缘法。过了一段时间后，一次流水长者子宾客聚会醉酒而卧于床上，突然大地震动，一万尾鱼于同日命终，后得往生三十三诸天所居之忉利天，成为一万尊天子。后来，流水长者子由此慈悲因缘而获得福报。最后，佛对菩提树神说，昔日流水长者子，就是今日我释迦牟尼；昔日的长子水空，就是今日的罗睺罗（佛陀十大弟子中为密行第一）；昔日的次子水藏，就是今日的阿难（佛陀十大弟子中为多闻第一）。昔日的一万尾鱼，就是今日的一万尊天子。以此因缘，佛今日为一万尊天子授菩提记。昔日之现半身树神者，便成为今日的你菩提树神。

宋代著名高僧宗颐在《金光明经·序》中称：“长者流水之济鱼，有始有卒，则菩萨依真之行也。”（载北凉·昙无谶译《金光明经》卷首）所谓“有始有卒”，指的是既救拔鱼类的现世之苦难，又超度鱼类往生净土。对于虔诚的佛教信徒来讲，这个佛祖现身说法的佛经故事，无疑会引起震撼。

智顗于陈太建七年（575）初入天台山创立伽蓝后，禅修讲经之余，便以拯济众生为要务。他曾经率领弟子们捐资，从当地乡民孔玄达等人处赎买他们用于在江海中捕鱼的竹器（簄）以及拦截水流以捕鱼的设施（鱼梁）等，以救护鱼类等水族，欲意使天台山附近水域之“簄业永作放生之池”“鱼梁翻成法流之水”。陈太建十三年（581），智顗应宣猛将军临海郡内史计尚儿之请开讲《金光明经》，又应前云骑将军临海郡内史陈思展等人之请宣讲《法华经》；并劝请毗邻天台山之临海郡辖域内的渔人舍弃捕鱼的器具簄、梁以建放生池。有严续祖、羊公贺等一百多位簄主积极响应，诚恪立誓，共舍弃簄业及鱼梁等合六十三所（处）。智顗将此事呈报当时陈朝的皇帝（陈宣帝），获得敕谕云：“此江若无乌贼珍味，宜依所请永为福池。”陈宣帝并令时任通直散骑常侍国子祭酒的著名文士徐孝克（527—599）撰写了《放生碑文》。述事之后，徐孝克称被救助的鱼类“嗷嗷岌岌，万万千千。鼓鳃掉尾，相望自然。壁网无挂，任钩不牵。歌舼静拽，响俎停羶。行满业大，弘生为最”（隋·灌顶纂《国清百录》卷第二“天台山修禅寺智顗禅师放生碑文第二十一”）。

陈亡入隋后，智顗游化荆、湘二州。后于开皇十二年（592）开法于当阳玉泉寺。在此期间，他曾经于开皇十四年（594）十月来到岳州（今湖南岳阳）为岳州刺史王宣武传授大乘戒法；又应学士昙捷之请讲《金光明经》（见宋·志盘撰《佛祖统纪》卷第六“东土九祖第三之一·四祖天台智者智顗”，以及同书卷第二十三“历代传教表第九·隋文帝开皇十四年”），昙捷由此成为智顗的法嗣之一，其后并出家为僧，灯录文献称其为岳阳昙捷禅师（见宋·志盘撰《佛祖统纪》卷第九“诸祖旁出世家第五之一·智者旁出世家·岳阳昙捷禅师”，以及同书卷第二十四“佛祖世系表第十·四祖天臺智者大禅师·岳阳昙捷禅师”）。

智顗离开岳州后的次年，即开皇十五年（595），他应晋王杨广之请再赴扬州。旋于次年（596）辞归天台山。此时智顗大师离开天台山已十二年，寺久荒芜，人踪断绝，遂重整山寺。他发现以前在天台山与临海郡所赎买以及渔民们舍弃的簄业鱼梁，官府又命令重新安置修建。原因据说是隋文帝下旨令“江南收捕海族”，临海县县尉便发布公告拟恢复渔民的簄业鱼梁。为此，智顗给时任临海镇将的解拔国写了一封洋洋洒洒有近一千五百余言的信函（《国清百录》卷第三“智者遗书与临海镇将解拔国述放生池第一百四”）。该信函是研究智顗禅师及其天台宗护生思想的重要文献。智顗在信函中追述了十二年前宣讲“《金光明经》至《流水品》，檀越羊公贺等闻斯妙句，咸舍簄业，凡五十五所，遂使水陆沾濡，人虫荷泽”，并报请陈宣帝敕令“宜依所请永为福池”的往事。在恭维表彰了隋文帝与晋王杨广一通之后，称：“且大王（引者按：指晋王杨广）亲有符旨，开许放生，何容在所，私行壅遏？贫道辞还幽谷，有二因缘：一为大王功德，治葺旧寺；二为案行江溪，修营福会。共诸檀越，远建菩提，爰被存亡，庄严□□。永愿一人有庆，保盘石之基，使十千之鱼（引者按：“十千之鱼”即出自《金光明经·流水品》），恣相忘之乐。”进而质问：“余州镇防，不边江海，既处高源，采捕无地。未闻亡身他境，带病还乡；岂复必须水族，以资身命？直令采捕，尚乃非宜，况有毁他放生，以给军士。”因此，如果官府一意孤行，他便要赴京告状。当然，智顗在信函之中也对解拔国的品德表彰了一番。解拔国收到这封软硬兼施的信函后，便不再提恢复渔民簄业鱼梁之事。

正是在这封致临海镇将解拔国的信函中，智顗追述了他到岳州为岳州刺史王宣武传授大乘戒法，又应学士昙捷之请讲《金光明经》的往事。这是考证洞庭湖君山梵字石刻为智顗所镌刻的重要证据。智顗云：“昔贫道西游，路经岳州，刺史王宣武仍结香火，禀受大乘。而彼地民不事农桑，专行杀捕之业。学士昙捷请讲（《金光明经》），遂即停留，一州五县咸舍其业，凡一千余所。以事表台，降敕开许。自是岳州频降祥瑞，使君宣武旌赏倍常。”智顗接着将临海县与岳州相比较，称临海县“江溪狭小，不及岳州一基之地，又止有杂鱼，本无海族”，可见他在岳州感化渔民劝善护生活动之规模庞大。宋代僧人志盘所撰《佛祖统纪》也在多处记载了智顗岳州之行的事迹。如称：“（开皇）十四年。……是年过岳州。刺史王宣武请授大乘戒法，学士昙捷请讲《金光明》。其俗专业杀捕，及闻法感化，于是一郡五县、一千余所咸舍杀业。”（见《佛祖统纪》卷第六“东土九祖第三之一·四祖天台智者智顗”）“（开皇）十四年……冬十月。智者过岳州为刺史王宣武授戒法，沙门昙捷等请讲《金光明经》，其俗闻法感化，一郡五县、一千余所咸舍渔捕。”（见《佛祖统纪》卷第三十九“法运通塞志第十七之六·隋文帝·开皇十四年”）

众所周知，佛教僧人在举办放生活动时，必定同时举行相应的仪轨，唱诵相应的经文和咒语。灌顶所纂集其师事迹言行与天台宗要旨的《国清百录》卷第一之中，收录了与《金光明经》相配套的“金光明忏法”“方等忏法”与“请观世音忏法”，其中“金光明忏法”所奉请的诸佛中便有“宝胜佛”；“方等忏法”中详述了“十二因缘法”的“念生”“护生”等功德；“请观世音忏法”则是普度众生的重要仪轨。在这些忏法仪轨中也都记述了要修建与之配套的坛场。这些都是诸见于前述《金光明经·流水品》中流水长者子为救拔鱼类往生忉利天所举行之法事活动的内容。可见智顗禅师对这些忏法仪轨非常熟悉，当然也是他在救拔护养众生时必然要施行的仪轨。这些仪轨还作为天台宗的重要法事内容传承下来，并且传入日本，成为日本天台宗的重要经典。顺便述及，智顗禅师及其天台宗的僧人对于密宗经咒非常熟悉，此处不再赘述。

四

在中国佛教史上，天台宗是最早提出并最重视和实施护养众生尤其是护养水族鱼类的宗派，并以此成为该宗派的传统。而《金光明经》则是天台宗最为重视并经常宣讲的经典，这在历代尤其是唐宋时期天台宗传人的传记文献可以见到。中国历史上最早修建“放生池”的就是智顗禅师。值得指出的是，与后世所见修建于寺院等场所的人造“放生池”不同，智顗及其天台宗的放生池是天然水域，使水族在自然界的生物链中自由生存活动，这与现代生态环境保护的思想完全一致，而其提出并实施的时间要早十几个世纪；作为佛教徒的智顗及其传人还为天然水域的水族提供护养并为其超度。与之相比，修建于寺院池塘的人造“放生池”却类似于囚禁水族的“动物园”，对于水族之自然生存繁育无疑不利，说得严重一点，不免有“作秀”之嫌；至于将鱼类捕捞之后又将其“放生”，更是无聊之至。

智顗在开皇十四年（594）十月于岳州宣讲《金光明经》后，“其俗闻法感化，一郡五县、一千余所咸舍渔捕”；同时，他在岳阳洞庭湖的君山修建曼荼罗坛场，为这片浩瀚水域中的水族开法超度，其行为与《金光明经·流水品》中流水长者子运水、引水救助鱼类免难之后，再为其诵经超度的行为如出一辙。换言之，智顗在君山修建坛场超度水族，是其护养水族活动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缺少了这一环节，整个护养水族的佛事活动便不完整了。洞庭湖及其径流之诸大、小水系，覆盖着岳州的一郡五县，而作为“神山”的君山当然是修建坛场的最佳处所，因此，君山的这处摩崖梵字石刻就是当时坛场的遗址。旧历十月，相当于公历的11月，已经进入洞庭湖的枯水期。作用于洞庭湖水族的坛场密咒在每年的丰水期将被淹没于水中，其针对性不言而喻。试想，如果此处“岩（崖）坛”不是智顗禅师留下，还会有谁会在君山镌刻这些每年将会被淹没于水中的梵文字呢？作为智顗禅师受戒弟子的岳州刺史王宣武，他必定会积极支持智顗禅师的这一功德法事，并为其提供一切物资、交通、工匠（石匠）等等便利，因为这已经不是智顗禅师的个人行为，而是岳州当时的一件重要法事活动。至于为何这一摩崖梵字石刻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载，则是由于，这类法事活动是佛教的一种常规活动，留下记载的只会是这种护生活动的本身，绝不会连当时修建坛场镌刻了一些什么密咒都留下记载。智顗禅师当年在天台山的放生、护生活动，如果不是陈宣帝接到奏报后敕令徐孝克撰写了《放生碑文》，那次活动的详情也可能被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之中。

君山摩崖石刻的梵文字究竟是一些什么梵字呢？本文是一篇学术文章，这里只介绍一下其大致含义，不作阐释。

岳阳君山的二通石刻一共五个梵字。经笔者考释，去除重复，实为三个梵字，分别为“”（，汉语拼音为ǎｎ，汉语音译字一般为“唵”）、“”（，汉语拼音为ｈōｎｇ，汉语音译字一般为“吽”）与“”（ａ，汉语拼音为ā，汉语音译字一般为“哑”，亦作“阿”）。居东之甲方石刻的二个梵字自左至右为“”、与“”，居西之乙方石刻的三个梵字自左至右为“”“”“”。

先看乙方石刻梵字的含义。这三个梵字的汉语音译字作“唵哑吽”，亦作“唵阿吽”。西夏天庆七年（1200），根据传世之华（汉语）、梵（梵文）密宗文献编辑而成的《密咒圆因往生集》（西夏僧人智广、慧真编集，金刚幢译定）云：“三字总持咒：唵哑吽。《瑜伽大教王经》云：‘唵字是大遍照如来，哑字是无量寿如来，吽字是阿閦如来。又《成佛仪轨》云：‘由诵此‘唵字，加持威力故。纵观想不成，于诸佛海会。诸供养云海，真言具成就。由诸佛诚谛，法尔所成故。由适诵‘哑字，摧灭诸罪障。获诸悦意乐，等同一切佛。超胜众魔罗，不能为障碍。应受诸世间，广大之供养。由‘吽字加持，虎狼诸毒虫，恶心人非人，尽无能陵屈。如来初成佛于菩提树下，以此印密言摧坏天魔众。”“唵哑吽”这“三字总持咒”又称之为“三字明咒”。施行仪轨时，咒语之中的三位“如来”均为奉请临坛诸佛之列。唐著名译经僧不空译《瑜伽集要救阿难陀罗尼焰口轨仪经》云：“语诸佛子，今与汝等作印咒已，由此印咒加持威力，想于印中流出甘露成于乳海，流注法界普济汝等一切有情充足饱满。是时行者即以右羽持甘露器，面向东立，泻于坛前（或净地上，或大石上，或所净瓦盆，亦名盂兰盆，生台亦得），或泉池江海长流水中；不得泻于石榴桃树之下，鬼神惧怕不得食之……若于斋时尽于一日。但加持饮食水等布施，飞空鸟兽水族之类，不拣时节但用施之……又为汝等将此净食分为三分：一施水族，令获人空；二施毛群，令获法寂；三施他方，禀识陶形。悉令充足，获无生忍。”该书所述之“印咒”，在同为不空所译、西夏·不动金刚重集之《瑜伽集要焰口施食仪》中有图形，为一手印之上绘有梵字“”，并附有图解文字称：“二羽合掌，忍愿两度相押外相叉，傅着手背，二头指相蹙如宝形，诵普供养真言。”又在诵唱汉语音“唵哑吽”以及其他一些咒语之后称：“诸佛子等，虽复方以类聚，物以群分，然我所施，一切无碍平等普遍不择冤亲。……又为汝等将此净食分为三分：一施水族，令获人空；二施毛群，令获法寂；三施他方，禀识陶形。悉令充足，获无生忍。”明代著名高僧袾宏在补注《修设瑜伽集要施食坛仪》中对这段坛仪文字的相应注释为：“方以类聚者，如前召请四方四隅各以其类，而此安置聚集一方。物以群分者，物即六道生灵之物，各随群队而分之也。……水族者，即湿居鳞甲之属。由无明故，愚于我相，深生贪著，情多下堕，故坠水族。一沾法水法食，顿获人空。毛群者，即飞禽走兽之类。……未得法忍者，食此饭时，即得法忍。若今之甘露法食，但有沾之者，皆离苦得乐，究竟证于无生法忍也。”所谓“获人空”，按照五代后唐·景霄纂《四分律行事钞简正记》的解释是：“谓能观四大五蕴俱空，便获人空，即成阿罗汉。”此处通过施行“三字明咒”仪轨而超度水族以“获人空”而成就“阿罗汉”，正是《金光明经·流水品》中所述流水长者子超度鱼类行为的直接翻版。

再看甲方石刻梵字的含义。这两个梵字的汉语音译字分别作“唵”“吽”。值得注意的一个细节是，这两个梵字并非相连镌刻在一起，而是之间留有一个字距的空白。换言之，这是两个独立的修结坛场的梵字密咒，其含义分别为：“（）唵字者，金刚萨埵法智印明也。”“（）吽字者，云金刚法智印明也。”与其他代表着“欲”“爱”“悦喜”“慢”“意”“春”“秋”“冬”“色”“声”“香”“金刚”等的十五个梵字一起共十七个梵字，是建构曼荼罗坛场的“十七菩萨种子”。不空译《大乐金刚不空真实三昧耶经般若波罗蜜多理趣释》对此阐释称：“此密言十七字，则为十七菩萨种子，即成法曼荼罗。若画一一菩萨本形，即成大曼荼罗；若画本圣者所执持幖帜，即成三昧耶曼荼罗；如前種子字各书本位，即名法曼荼罗；各铸本形安于本位，即成羯磨曼荼罗。”此为隋唐时期佛教密宗的咒语，是建构各种特定坛场的核心种子，有着特殊的含义和作用。当时在建立洞庭湖君山曼荼罗坛场时，周边应该还有一些其他的密咒梵字及坛场设施，只是因时间久远、每年不断的湖水冲刷而消失。但是，还是可以据此残文得知智顗禅师在岳阳君山修建之曼荼罗坛场的大致形制。

岳阳洞庭湖君山的古梵字石刻在全国绝无仅有，其考古和文化学术研究价值自不待言。根据现有的文献资料信息，结合隋唐时期佛教密宗经典的记载，完全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恢复智顗禅师当年所建之曼荼罗坛场的大致面貌以供游客参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