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瑶　陈志敏　何春耕

［摘要］21世纪以来，我国历史文化纪录片不仅以客观的态度较为全面地呈现历史文化内容，还通过史、人、事传递中华历史背后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我国历史文化纪录片突破了以往单一模式化讲述历史的形式，题材选择不再局限于静态的物质环境的历史表述，文化内容主题更加深刻。文章从拓展多样有趣的题材领域，奠定内容创新基础；呈现深厚文化意蕴的主题，提升内容创新高度两个方面探析21世纪我国历史文化纪录片的创新方式，以期更好地促进人们对未知历史与文化的深入了解。

［关键词］历史文化纪录片；内容创新；手法创新；传播方式创新

作为纪录片序列中的闪耀名片，我国历史文化纪录片的创作内容聚焦中国悠久历史，凝聚民族文化共识与集体情感记忆，是传承中华文化、建构国家形象的重要表现形式。21世纪以来，我国历史文化纪录片为适应时代发展，内容生产不断推陈出新，对我国历史文化纪录片内容的创新与传承具有积极作用。

一、关于历史文化纪录片和创新的含义

目前，关于历史文化纪录片与创新的含义，国内外学界并未提出十分明确的说法。笔者综合分析相关研究者的阐述，对历史文化纪录片与创新的含义进行了初步界定。

（一）历史文化纪录片的界定

20世纪70年代，埃里克·巴尔诺将历史文化题材的纪录片称为“寻访人类文明之源”［1］的类型。目前，国内还没有专门以历史文化纪录片命名的学术著作，学界对历史文化纪录片的研究主要还是以零星分散的形式呈现在各种相关的学术著作中。关于历史文化纪录片的含义，高鑫认为“它是对我们不同类型的民族历史与文化给予深沉反思与关照的纪录片作品”［2］；《广播电视简明辞典》的解释为“以影像、史料内容等形式对重大历史事件进行客观的描述与评价，对史实的尊重是其基本要求”［3］；欧阳宏生则把其界定为“通过对遗迹、景观等实物的纪录与表达，表现现代人民对过往历史与文化反思的诠释”［4］。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历史文化纪录片指以历史事件、历史文字资料、历史物件等为创作蓝本，通过影像创作的形式真实地再现民族历史文化，在还原和重现历史的同时引起人们对历史事件、民族文化的思考。纵观我国纪录片的发展历程，笔者发现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历史题材的纪录片以文献纪录片的形式存在。实际上，文献纪录片的存在和发展对我国历史文化纪录片的诞生具有奠基作用。例如，中日合拍的纪录片《丝绸之路》于1980年播出后，标志着我国历史文化纪录片的正式诞生。我国历史文化纪录片在20世纪90年代也得到一定的发展，尤其是21世纪以来我国历史文化纪录片的内容创作呈现新态势。

（二）创新的主要理论与理解

美籍奥地利学者约瑟夫·熊彼特论述了创新及其表现特征［5］，认为创新与发明的本质区别在于，发明主要为一种新观念或新方法的发现，而创新则侧重具体的运用。不少学者将创新定义为具体的技术创新，如罗伯茨认为创新并不单指创新内容或产品本身的产生，还包括其如何运用到市场，以及这项产品的具体运用也属于创新的范畴［6］。

虽然约瑟夫·熊彼特是从经济学角度对创新进行阐述，罗伯茨也主要从技术创新的维度探讨创新分支概念，但是随着时代发展与研究拓展，创新理论的范畴已包括知识创新、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制度创新、政策创新等多方面。正如美国学者埃弗雷特·罗杰斯在他的著作《创新的扩散》中的论述：凡是被人们认为是新事物的，都应该是一项创新。

结合不同学者对创新含义的阐述，笔者认为，创新指将新理念或新技术，抑或全新的方法融入创作与生产后，使产品本身与之前的形态展现差异的新变化。21世纪我国历史文化纪录片通过创作方式的革新以及内容文本的创新，形成了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同时通过选取全新传播渠道与拓展媒介，成功地吸引了新的年轻受众群体，实现了新技术的引进以及新市场的开拓，符合创新理论的基本内涵。

二、拓展多样有趣的题材领域，奠定内容创新基础

21世纪以来，我国历史文化纪录片革新自身创作理念，在题材选择方面，将多样化的历史题材类型纳入创作范畴，为内容文本的创新奠定了基础。

（一）题材单一化，创作陷入困境

20世纪80年代是我国历史文化紀录片发展的第一个时期，此时历史文化纪录片的创作主要以祖国大江大河等历史物质为表现内容，展现深植于历史物质下的民族文化内涵，或反映其在现实中的发展变革［4］。例如，1979年，中国与日本联合制作的《丝绸之路》打破了以往以形象化政论为固定形象的纪录形式。这部纪录片创造性地以采访方式融合丝绸之路的人文风光，回顾当时的历史文化，从而推广与传播中华民族的璀璨文明，我国历史文化纪录片由此萌芽。该阶段的历史文化纪录片主要就人文地理内容进行影像化的表达，虽然内容丰富全面，但是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对历史遗迹的诠释上，较少体现现实生活中的人文关怀［7］。在较长时间内，我国历史文化纪录片的创作题材集中在历史物质及其发展进程上，题材内容的选取与呈现方式相对单一，没有进行深层次的文化思考。

20世纪90年代，伴随我国电视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纪录片的创作逐步走向电视属性的范畴，《望长城》是其中的重要标志，该纪录片的纪实手法与审美观念一度成为当时历史文化纪录片制作的普遍价值共识，但是在历史文化题材的选取与拓展上并未产生较大变化。1993年，上海电视台《纪录片编辑室》与央视《东方时空》的播出，“不但标志着我国电视节目栏目化的定型，而且使得电视纪实语言风靡全国”［8］。《东方时空》节目将镜头焦点对准普通人，其平民化基调也成为当时历史文化纪录片创作的新追求。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历史文化纪录片虽然在起始阶段因形式初创而给观众耳目一新之感，但是其随着创作方式以及内容题材的固化，整体创作逐渐陷入困境与低迷状态。继《望长城》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历史文化纪录片领域未再出现具有时代意义的作品。在国内佳作匮乏以及国外纪录片竞争激烈的现实背景下，我国历史文化纪录片的创作和发展面临困境。直到21世纪我国历史文化纪录片在创作观念上呈现新的时代特点，历史文化题材也不再局限于某一类别，《复活的军团》《故宫》等优质作品应运而生，它们在内容选择以及叙事角度上独树一帜，迅速从创作困境中突围，助推我国历史文化纪录片的发展达到多元繁荣的新高度。

（二）题材多元化，拓展创作新领域

进入21世纪，我国历史文化纪录片的内容更加多元，具有史诗风格。一些历史文化纪录片从当代文化自觉的视角对历史、文化进行反思，加强了对历史的发掘和对现实的表达，在学术界和艺术领域大放异彩，还成为历史文化宣传和教育的影像范本。

一是丰富的物质文化遗产题材可供创作者选择。例如，《大明宫》《敦煌》等纪录片以深厚的文化意蕴深刻展现了国家形象和国家意识。2006年，纪录片《圆明园》进入院线，其采用更为逼真的三维技术以及真人扮演的还原方式，以戏剧化的方式讲述历史故事，更符合大众审美，也反映我国历史文化纪录片的商业价值属性具有新的可能性。2015年的纪录片《我从汉朝来》共有6集，通过描述汉朝留存至今的一些石材来展现汉朝历史以及深植于国人骨髓的汉文化血脉。2018年的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通过介绍国家文物瑰宝的故事，带领观众感受灿烂的中华文化。在历史文化纪录片领域，时代的发展使其创作内容和题材越来越广泛，且呈现形式也更加多元化，无论是具体的历史阶段，还是某个物件，抑或是某个群体，皆可成为创作蓝本。

二是历史文化纪录片展现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内容的发展与变化。例如，纪录片《京剧》和《昆曲六百年》聚焦中国传统非遗文化，从戏曲的诞生到繁荣及发展流变等历史角度出发，展现京剧和昆曲艺术的前世今生，同时折射当时社会的发展历程与沧桑巨变。传统文化与艺术技艺等璀璨文明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也是民族文化中具有传承意义的重要组成部分。21世纪我国历史文化纪录片在题材选择上，通过深挖和全面展现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积极促进中华文明与精神的传承与发展。

三是历史文化纪录片对重大历史文化事件的持续关注。例如，21世纪完成的纪录片《新丝绸之路》与之前中日合拍的《丝绸之路》呈现截然不同的创作立场和讲述角度，全新拍摄的作品是在新时代视角下对过去创作思路的革新与重塑。2005年，纪录片《郑和下西洋》等摆脱了史实史料的桎梏，采用情景再现的表现手法给观众带来新的审美体验。21世纪的历史文化纪录片采用较为广泛的现代化思维模式来重塑历史文化，不同时代的思维模式相互交融，使得历史文化的影像表达蕴含着多重文化内涵。

从2004年开始，历史文化纪录片作品已经不同于过去通过宏大叙事手法回顾历史的创作形式，而是利用物质实物、历史人物以及历史事件等多样化的历史文化题材丰富该类纪录片的内容表达。21世纪，我国历史文化纪录片的题材选择也不再拘泥于山河景观，物质文化、非物质文化、文化事件等丰富的历史内容都可成为历史文化纪录片的创作蓝本。

三、呈现深厚文化意蕴的主题，提升内容创新高度

21世纪，我国历史文化纪录片从物质文化、历史文物角度出发，深入发掘多元历史元素的深刻内涵，不断创新文化意蕴与主题思想的表达方式，使历史文化纪录片的主题思想提升到新的高度。

（一）精彩的历史文化拓展主题广度

在中华文化的悠久历史进程中，我国建造了众多大型建筑群，其中的历史文化遗迹本身就是我国历史文化最好的代言者，而20世纪我国历史文化纪录片在物质文化纪录片创作方面以展现真实建筑为主，忽略了其中的深层文化内涵。在《望长城》中，尽管其以长城中的人和事为主线，但还是以实拍手法呈现实物为主。该纪录片第一集拍摄了爬华山的人群，其中一个场面为一位正在攀爬的妇女把长城称为土龙岗，关于别人对长城的更正与介绍，其表示并不清楚。在当时的背景下，很多民众对历史物质文化并不了解，因此通过纪录片的形式来完成宣传教育是这一时期呈现历史物质文化的重要方式，其目的在于以鲜明的真实记录手段与宏观的角度来介绍历史物质文化。

如果说20世纪我国历史文化纪录片对物质实物题材类的创作以展现物体为主，那么21世纪其则将历史物质文化作为内容蓝本，挖掘悠久的物质文化内涵，创新主题思想的表达形式。一方面，历史文化纪录片的发展历程本身就是一种典型的文化符号象征；另一方面，其从实物角度出发却又不止于物质层面，而是以此为载体纵向上升至文化的传播。这在增强纪录片真实性与权威性的同时，还能让更多观众深入了解历史和文化，拓展深层文化主题广度。

1.以物证史，以事喻理

物質文化题材类纪录片通过还原大型建筑群的历史发展全过程，凸显朝代更替下人们对物质文化及人类命运的思考。金铁木导演的纪录片《大明宫》讲述了大明宫建造的历史缘起到正式落成的恢宏以及最终衰亡的全过程。导演以大明宫从无到有的历史脉络展开叙述，虽然中间贯穿了几代帝王的故事，但是始终没有脱离大明宫这一物质主体，且大明宫昔日的繁盛与现今的萧条形成强烈的视觉对比，直接通过视觉观感给观众带来深层的内心冲击。纪录片《紫禁城》以紫禁城这一悠久建筑为物质载体，但是并非简单介绍紫禁城基本形态、设计缘由等基本情况，而是以此物质主体为背景，展示紫禁城内历史人物的处境及命运走向，从而呈现朝代发展和更替的历史。每一座大型建筑群的存在都具有深层历史动因，而21世纪我国历史文化纪录片正是通过内容和形式创新，呈现物质实体在历史沉浮间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及其文化传承意义，进而完成对主题广度的扩充。

2.聚焦文物，呈现演变

各个博物馆不同类型的文物作为21世纪我国历史文化纪录片的内容创新文本，其在扩充内容序列的同时，也创新主题思想展现的维度。例如，纪录片《我从汉朝来》《如果国宝会说话》聚焦各类文物，从各文物的特点出发，根据文物源起及发展还原中华文明的历史脉络，同时完成叙述主体以及历史史实的双重扩充。纪录片《河西走廊》展现了古驿站、敦煌壁画、嘉峪关城等众多不同类型历史物质，使得河西走廊悠久历史的呈现效果更具视觉表现力。同时，该纪录片的第十集中还展现了河西走廊现今的工业产品，过去物质与现今工业化产品的对比，增强了河西走廊这一历史载体的现实感和时代感。

通过影像形式来呈现历史实物成为21世纪我国历史文化纪录片表现与传承文明的象征符号，这类作品成为当代文明传承中活的文化符号［9］。故宫、大明宫、圆明园、敦煌莫高窟等众多悠久的物质文化遗址是中华文明的文化传播载体，21世纪我国历史文化纪录片的创作基于恢宏悠久的历史物质文化，并在这一物质载体上阐释相关的人和事及其沧桑巨变，从而不断深化历史文化纪录片的内容表现力。

（二）厚重的文化意味拓展主题深度

历史文化纪录片因受题材和内容限制，多为宏大的叙事，但是21世纪以来的历史文化纪录片创作者通过創新思维突破了这一限制。在历史人物的呈现上，他们并非将其置之高楼，而是选择一种观众更能感同身受的新方式，生动地呈现历史人物的故事和经历，各式各样的历史人物代表不同的精神文化，共同拓展了主题深度。

1.以平民化、生活化角度呈现，多维度刻画不同类型的历史人物

纪录片《敦煌》的《探险者来了》《无名的大师》《守望敦煌》等剧集都从具体人物出发，用贴近生活的方式展现敦煌莫高窟背后的历史故事。最后一集《守望敦煌》讲述了敦煌守望者樊锦诗的故事，既包含她个人的选择与坚守，也包含家庭成员对她的理解，看似将镜头重心置于敦煌工作者，实际上体现了敦煌历经风霜后依然能较好保持原貌的原因，说明中华民族人民始终坚守岗位和维护国家利益，观众自然能从中产生情感共鸣。

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则立足于大众熟知的故宫，以文物修复师这一相对冷门的人物类型出发，将其职业日常与文物故事融合，创造性地挖掘故宫新的文化内核。该纪录片在哔哩哔哩网站的播放量破千万，以平实的内容创新呈现获得年轻群体的喜爱，也增进了大众对故宫和故宫文物的了解以及其背后的精神内涵。

敦煌、故宫等历史建筑涉及的文化较为广泛，且有诸多内容是大众已经较为熟知的，如何以创新的方式将蕴含多层次内容的历史物质文化呈现给受众，是新时代纪录片创作者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一方面，若是运用过于官方的叙事话语来解说这些建筑，显然无法有效吸引当下年轻受众的目光；另一方面，如果仅直白地给观众呈现建筑历史和背后的文化内容，也容易因内容的广泛抽象使得传播效果大打折扣。而历史文化纪录片通过深挖历史人物的背后故事，用以小见大的方式来解说历史文化，往往能获得较好的传播效果。

2.不同人物、不同角度交织，加深历史文化纪录片的内涵

我国历史文化纪录片不仅是传播中华文化、弘扬民族精神的重要手段，更是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树立中国形象的重要媒介。纪录片要展示历史和文化，其类型必须尽可能地全面且权威，因而其所展现的历史人物故事必不能是单一的，多样化的人物叙事方式是将历史故事讲得深、讲得好的有力推手，其在进一步体现纪录片权威性的同时丰富了作品内涵。

纪录片《穿越海上丝绸之路》包含丰富多样的人物，故事主角和担任采访及点评的专家的呈现画面相互交织，共同丰富了该纪录片的内容。例如在第六集中，世界各地的医生与中国医学生因为中医学而汇聚中国，这是中国文化瑰宝在世界广泛传播的体现。同时，该纪录片包含了不同国别、不同年龄层的人物，能够促进该纪录片在不同国家的观众群体中获得更强的认同感。在纪录片中穿插当今不同学者的研究观点或是点评论述，既能丰富纪录片的叙述视角，也让其更具权威性。例如，《敦煌》就穿插了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兰州大学教授王冀青、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巫新华等人对敦煌历史和当时人物的行为的评论、讲解，从而让观众通过多元维度掌握历史文化。

此外，一些历史文化纪录片因题材小众与晦涩，观众不易理解，因此创作者不得不采访大量的研究学者，让他们从专业的角度系统、全面地介绍历史文化纪录片的内容。对此，纪录片创作者需要思考的是，如果采用大篇幅重复地播放单一的专家采访内容，在如今快节奏的社会生活状态下，观众可能很难静下心来理解创作者所要传递的内容。因此，要使历史文化纪录片真正达到预期的传播效果，创作者就必须考虑到受众的观看接受习惯，让他们能在多元的人物描写中探索文化魅力，在多样的视角中感受深层文化内涵。

四、结语

综上所述，21世纪以来，我国历史文化纪录片的内容创新与表达摆脱了以往单一模式化讲述历史的形式，题材选择也不再局限于静态的物质环境的历史表述，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其中宏观的历史进程与微观的人物命运走向都可作为纪录片的创作内容。面对受众对历史文化认知的现实需求，我国历史文化纪录片从多角度深入挖掘历史相关事件、人物以及文化等的深层内涵，通过现代化创作手法不断创新文化意蕴的呈现方式，在加深受众文化认知领悟的同时，也促进了我国历史文化的传播与传承。

［参考文献］

［1］埃里克·巴尔诺，单万里.寻访人类文明之旅：当代历史纪录片概观［J］.当代电影，2000（05）：65-70.

［2］高鑫.电视纪实作品创作：电视栏目节目策划［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

［3］广播电视简明辞典编辑委员会.广播电视简明辞典［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9.

［4］欧阳宏生.纪录片概论［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

［5］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对于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M］.何畏，周家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6］李文军，齐建国.创新驱动发展：理论、问题与对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7］方方.中国纪录片发展史［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

［8］陈国钦.纪录片解析［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9］包来军.“一带一路”纪录片传播研究（1980—2015）［M］.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18.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一般课题“基于创新扩散理论的数字时代我国历史文化纪录片发展研究”（项目编号：20YJA760018）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何瑶（1989—），女，湖南长沙人，湖南工业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陈志敏（1999—），女，湖南郴州人，湖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何春耕（1962—），男，湖南永兴人，湖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