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后，儿童文学事业在新的社会环境中迎来一系列发展，创作队伍的壮大即是显著的一点。在此时，投身儿童文学创作的，除去冰心、张天翼等在20世纪50年代前就已相当成熟的作家，还有新成长起来的一批写作者，如刘真、任溶溶等。与他们相比，知侠是颇为特殊的一位。从其创作生涯看，知侠并非专业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的作家。但在以《铁道游击队》蜚声文坛后，知侠又写出《“铁道游击队”的小队员们》这一小说。从带有传奇色彩的革命历史小说，到适于儿童阅读的铁道游击故事，知侠的创作行为与当时一系列“儿童版”作品的出版相契合，但作家主动的写作行为召唤出更丰富的信息含量。本文以《“铁道游击队”的小队员们》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作品生成過程的分析和具体的文本阐释，探究该小说怎样在内涵、外延中彼此激荡，以呈现最终的样貌。

一、主动的“儿童版”写作：“形”的变换与“神”的传承

1954年，《铁道游击队》在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小说发行后，在读者间引起热烈反响，并出版横排普及本。1957年，知侠又在《儿童时代》杂志开始连载小说《“铁道游击队”的小队员们》，①并于1959年发行完整本。

总体看，两本书都书写了铁道游击故事，但后者针对的阅读群体更清晰。而知侠的这种写作行为也与当时一系列作品相继推出“儿童版”有相似之处。20世纪50年代，少年儿童出版社曾在《水浒传》《三国演义》中，选取经典情节进行改写或提炼，供儿童读者阅读。此后，《水浒传》更经过删节连缀，出版了六十四回的少年儿童版。当时承担这一任务的更重要的角色是阅读难度更低的连环画。《孔乙己》《骆驼祥子》如此的新文学经典，《红旗谱》《红岩》这样的当代红色小说，以及国外的文学作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等，都曾以连环画形式出版过。包括《铁道游击队》也有连环画出版。

但是，与出版社对内容进行增删补改，或将文字内容改换为图像呈现这样被动、外在完成的“儿童版”不同，《“铁道游击队”的小队员们》是知侠亲自写作的儿童故事。仔细辨认情节能够发现，知侠没有把《“铁道游击队”的小队员们》直接处理为情节简化版、文字简洁版，而是在主人公的变与不变、情节的改动与保留中，更巧妙地完成了儿童可读的铁道游击故事。

在新的作品中，发生在铁路战线上的故事不再叙述刘洪、王强等的传奇行为，而是重新安排了人物。但“形”的变换并未引起“神”的转移，或者说，“形”的变换正是为了更好地传达“神”。《“铁道游击队”的小队员们》的主人公是三个在刘洪看来“年龄都太小”的孩子——小张、小银和小朱。但知侠没有就此搁置原先在《铁道游击队》里就已出现过的主要人物。一方面，小说一开始就说明，“铁道游击队的队员们，是很热爱孩子的”，小说此后的叙事也充分照顾到这一点，由此，在《铁道游击队》中已出场人物更具温情的一面得到刻画。但更重要的在于，借助人物的对位照应，知侠迅速地在儿童的年龄身份外，拓展出他们革命身份的可能性——小张“竭力要学刘洪的果断和冷静”，小银“很想学王强副大队长的机智、有办法、遇事好考虑”，小朱“很勇敢，很像鲁汉的性格”。在表面的叙事上，新的作品出现了新的主人公，但是在性格的相像上使革命形象与气质得以延续。

在叙事上，血染洋行、票车上的战斗这样惊险刺激、集中体现队伍“就像钢刀插进敌胸膛”的骁勇善战的情节被删去，扒火车、警告投诚的村主任这样的情节虽然得到保留，但已在叙事中增添了“儿童”参与这一新元素。在删什么、保留什么、增加什么之中，可以看到，知侠在写作时，努力顾及现实中儿童作为主体参与革命的途径、程度的可行性，显然，作家非常清楚地意识到，并非所有的情节都留有空间敞开给儿童进入，而只有恰当地选择情节，使儿童的活动内嵌于作品，小说才能够在更深入的层次作为儿童文学而成立，而非仅是一本经过缩略的简易版。

以小说中，小张帮助队伍警告投诚敌人的蓝山庄胖地主这一事件为例。在这一章节中，送信的任务交由小张完成：“虽然胖地主为了清理内部，曾经在全庄进行了搜查，逮捕了和铁道游击队有关系的一些人，但是他们没有往小孩群里去搜查，小张还是被保存下来了。”任务的大功告成，调动了小张作为儿童拥有的先天优势，叙事由此是妥帖而合理的。而在儿童之外，小张作为小游击队员的一面也得到了锻炼。也正是在年龄外，却开拓出小主人公新身份这一意义上，人物最终达到了小说最后一章所写的那种境界，“他们成长起来了”：这既是一种陈述，也含有评判色彩。而这也是从《铁道游击队》到小游击队员“儿童版”写作中，真正要保留，并在细致自觉的改动中得以传承的精魂。

二、成长叙事：怀有期望的儿童方案

放在儿童文学的整体版图中观察，上述小张送信的情节并非孤例，在《鸡毛信》《小英雄黑旦子》《小侦察员》等作品中也出现了送信情节。这一模式反复被调用，并非偶然，能够体现出作家们对儿童的共同期待，也折射出儿童文学本身的叙事动力。

将送信情节加以比较，可以发现，它们共同表现出“抵达”的性质。一方面，儿童在这种情节里历经坎坷传递信件，完成革命任务。这一行为的圆满完成意味信件的抵达。与此同时，这一过程也使儿童经历了磨炼，主体的品格得以养成。如《鸡毛信》中，海娃在送信途中遇到敌人后，急中生智把信藏在了羊的尾巴下，并巧妙地和敌人周旋，把他们引入了伏击圈，立下功劳。由此，海娃也从被妈妈叮嘱不要淘气的普通儿童，成长为被张连长大加赞赏的小英雄。而与送信模式构成相似的，其范围或可更加广泛，甚至包括《“铁道游击队”的小队员们》在内的一系列儿童文学作品的内在精神：在斗争中积累革命经验与智慧，在思想和行动上实现进步——抵达成长。知侠描述完成两次秘密侦查任务后，孩子们的内心：“他们亲眼看到了自己的行动给予战斗成果的贡献，他们是多么欢欣啊！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再和庄子里的孩子们在一起玩耍时，他们才感到一种真正的欢乐，这是游击队员经过艰苦的战斗，而终于获得了胜利后，从内心发出的欢乐。这种欢乐，其他的孩子是不能来共享的，只有在小张小朱和小银的内心中才能领会。他们三个在彼此的眼光中充分地感受到了这一点。而在欢乐的同时，他们也感到神秘，因此，他们更热爱自己的工作了。”这种描写打通了情与理的界限，在符合孩子的心理特征中，也带有教育色彩与榜样意义。

而成长不仅仅是小说的主题要求，也是必不可少的叙事动力。巴赫金对此早有注意，“考验的主题，使得人们能够深刻而郑重地围绕着主人公组织起各种不同的小说材料”。在《“铁道游击队”的小队员们》中，知侠围绕主人公在困境中的反应与经历，组织起各种不同的难关，形成一个个有机的、推进的叙事单元。小张等主人公并非无所不能的天然“超人”式英雄，而是展示出儿童成长的丰富内涵和动态过程。小银在执行一次任务时，需要在夜晚漆黑的荒野里，冒着暴风雨把信件送到墓地的一个树洞中。这对小银一个儿童而言，并非轻而易举，他也会产生恐惧情绪。小说的这一情节逼真地刻画出儿童的内心世界，在思想斗争中把小银的前后变化予以对照，推动情节前进，人物由此活跃在过程中，显示出成长的生命力。

在现代中国的文化和社会领域，鲁迅在《狂人日记》发出的“救救孩子”的声音，是一种寓言性的存在。这种声音折射出对民族此刻存在的焦虑，以及由此引发的对下一代的希望、怀疑等本身即构成悖论张力的心态。从知侠以及其他一批作家笔下带有共性的成长叙事中，可以看出，他们理想中的儿童形象可以性格各异，乃至顽皮淘气，但都对品性有要求，而作家也努力勾勒出他们成长的轨迹，这不失为他们的真诚期望和儿童方案。

三、改进中的写作：两个故事与“一本书”作家

在《铁道游击队》出版后不久，华东作家协会就针对这部作品组织两次座谈会。在第一次座谈会上，王元化就小说的人物描写表达意见，“没有站得更高的去看他的人物，因之这些人就被写得过于单纯，似乎只有一种‘颜色’，而且读者也看不出他们在革命斗争生活中的成长和变化”。在第二次座谈会上，魏金枝则指出，阅读《铁道游击队》时能够感觉到作者是在“大喊大叫”，语言上不够克制，而且由作者代言的部分过多，“好像作者是忍不住了的样子”“没有把政治热情和艺术的热情结合得很好”。知侠本人亲自参加了第二次座谈，并在最后发表了感想，认为大家提出的意见能够帮助他“更熟练地掌握艺术武器”。结合其《“铁道游击队”的小队员们》的创作看，知侠的这番言论并非应付之词，而是有切实改进。这一点同样为批评界及时捕捉。

陈伯吹在谈论《“铁道游击队”的小队员们》一书时，就将《铁道游击队》引入讨论范围：“可是还在小学校里的儿童……对于这样大部头的书究竟还吞不下，或者吞了下去也难于消化吧。刘知侠同志写出了这本‘铁道游击队的小队员们’，正满足了孩子们殷切的愿望，并且鼓舞了他们爱国主义的精神，对于他们思想品质的成长，肯定是有益的。”

陈伯吹的评价有两层含义。一是相较于《铁道游击队》，《“铁道游击队”的小队员们》更适合儿童阅读。二是其实也说明知侠已把“难于消化”的部分做了处理。在《“铁道游击队”的小队员们》中，较少出现此前的“大喊大叫”，李正式的说教内容也很少直接出场，更多是由故事本身完成教育目的。在这样的设置中，可以看出，知侠对王元化等人意见的吸收。不过，在知侠充分重视情节的生动，重视把人物还原到过程中之外，《“铁道游击队”的小队员们》依然被评论界注意到仍然存在不足。而这种不足，也许是典型的。

陈伯吹认为，小说的不足之一，就出现在小张穿过敌占区把命令传给司令员这一部分。在小说中，为表现小张保守秘密的坚决意志，知侠安排了这样的情节：小张因为不肯泄露秘密，而遭到“敌人”吊打。直到后面才揭晓，原来小张并没有落入敌人手中，而是侦查员伪装成特务，对小张进行的考验。然而，这样的叙事尽管凸显了主人公的性格，“事情本身却是错误的描写，因为这种做法，不管误会不误会，都是我们部队所不允许的，更何况是对待一个小孩子”。

从“大喊大叫”的批评，到主动克服，再到错误叙事的批评。其间涉及写作尺度与分寸的问题，同时，也指向知侠等革命历史小说作家试图在“英雄”“传奇”“真实”“浪漫”间加以调和的努力。这或许是像知侠这样的“一本书作家”在当时面对的更严峻的创作难题：不仅是艺术水平或写作资源的问题，更在于历史意识对其所提出的更高要求，而后者并非简单地“掌握艺术武器”就能解决。

四、结语

在笔者看来，作为一部儿童文学作品，《“铁道游击队”的小队员们》并非因为其尽善尽美而具备阐释的必要。相反，恰恰是因为它做的诸多尝试和努力，包括达与不达两端，使它成为一个值得再解读的文本。而在对往昔文学作品的回顧中，一个不能忽视的现实是，这一时期的一系列儿童文学作品，如《小兵张嘎》《宝葫芦的秘密》，包括具有更广泛意义的《让我们荡起双桨》等歌曲，时至今日仍可焕发其情感教育力量，在集体记忆中熠熠生辉。在更多元的文化形式包围儿童的今天，这些儿童文学作品提供了思考的契机。

注释：

①本文所参考《“铁道游击队”的小队员们》为《知侠文集》，青岛出版社2000年版，下文不再一一标注。

参考文献：

[1][俄]巴赫金，著.小说理论[M].白春仁，晓河，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178.

[2]陈铃.1954年《铁道游击队》内部讨论会[J].新文学史料，2017（03）：103-107.

[3]陈伯吹.儿童文学简论[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59.

[4]蔡翔.重述革命历史：从英雄到传奇[J].文艺争鸣，2008（10）：37-61.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1年中央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自主科研项目“‘十七年’期间儿童文学研究”（项目编号：SZKY2021112）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闫二鹏，女，硕士研究生在读，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责任编辑 王瑞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