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马克思主义“灌输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在历史、理论与实践的逻辑递嬗中生成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观察、解读、融合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与实践关系的思想武器与行动指南。深入考察马克思主义“灌输论”的理论特质，要从经典著作文本的本意表达入手，综合解构马克思主义自我灌输、反向灌输、正向灌输三个部分的内涵要义。立足新时代，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国内外形势，要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灌输论”的内在依据，全面挖掘其理论价值、党建价值、文化价值、育人价值、社会价值，这对于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灌输论”;生成逻辑;意识形态;当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22）05-0098-0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专项“新疆各民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教育路径研究”（20VMZ007）。

作者简介：周贝贝（1986-），男，河北廊坊人，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河北经贸大学学生工作部讲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国防教育。

马克思主义“灌输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伴生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向无产阶级“灌输”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培塑社会主义意识的理论钥匙，更是指导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指南，不论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还是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史上，均发挥着不可代替的作用。今天，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越是这样的关键时刻，越是不能缺乏理论的引领。因此，在生成基础与内涵解构维度阐释马克思主义“灌输论”之本质规定的前提下，从实践向度挖掘其当代适用性的现实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灌输论”的逻辑递嬗

马克思主义“灌输论”的出场具有典型的时代性，马克思主义經典作家的哲学思考赋予其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生命力，并在历史、理论与实践的逻辑递嬗中生成为指导无产阶级革命的先进思想。

1历史逻辑：马克思主义“灌输论”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马克思“灌输论”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哲学现象，而是应对资本主义新变化、开展无产阶级斗争的时代产物，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资本主义制度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属于历史范畴，其产生源于生产力的发展。自18世纪下半叶以来，资本主义大工业迅速发展，虽然“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1]33，但是资本主义的剥削性及其内部日益暴露的矛盾性，不断激化着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固有矛盾，并在对工人的政治压迫和剩余价值的榨取中，“促使”无产阶级成为独立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为指导工人运动，马克思主义应运而生。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灌输论”作为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应有之义，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产生而产生，无产阶级则构成马克思主义“灌输论”生成的阶级基础和灌输对象。从资本主义发展规律来看，其根本矛盾决定着只有无产阶级才能胜任“社会的头脑和社会的心脏”[2]14。然而，工人阶级起初对自身“解放整个社会”的角色地位并不了解，早期的斗争与反抗除了具备人数众多的外部优势外，往往限于罢工、砸烂机器等缺乏统一组织与科学思想引领的简单模式。鉴于“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2]11，无产阶级作为哲学的物质载体，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其人数优势才会转化为决定胜负的主导力量。因此，将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和科学理论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并转化为无产阶级践行历史使命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灌输论”的出场成为必然。

2理论逻辑：马克思主义“灌输论”是思想接力的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灌输论”作为马克思经典作家指导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理论，发端于马克思的概念引出，丰富于恩格斯的介质阐释，成熟于列宁的框架定型，呈现出完整的思想接力逻辑过程。马克思在1843年撰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首次凝练了“灌输”的概念，认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2]17，哲学“思想的闪电”一旦“击中”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就会解放为人，从哲学理论角度描述了灌输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恩格斯在1844年撰写的《共产主义在德国的迅速进展》中描述了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与进展，并突出了“图画”的灌输介质作用，强调它“当然给不少人灌输了社会的思想”[3]。列宁作为马克思主义“灌输论”的集大成者，积极倡导向无产阶级灌输社会主义意识，激发其政治自觉性，并在完成于1902年的《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一文中，详尽阐明“阶级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即只能从经济斗争外面，从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范围外面灌输给工人[4]363，全方位的论证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灌输论”的整体框架。自此，“灌输论”完成了完整的、系统的、全面的“升级”，成为指导国际工人运动的理论先导。

3实践逻辑：马克思主义“灌输论”是改造世界的方法指南。马克思主义“灌输论”是一个融于实践的逻辑过程，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实践性的本质要求和显著特征，一经诞生便被运用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实践当中。这也印证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但专于理论的灌输，更善于开展灌输的实践。马克思、恩格斯毕生致力于人类解放运动，深刻指出“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2]539。早在1847年的共产主义同盟创建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便引用“宣传工作”“鼓动工作”等概念表达灌输教育的内涵，在指导共产主义运动的同时，创立了国际工人协会、指导了巴黎公社起义，从欧洲三大工人运动中汲取工人斗争经验，以丰富马克思主义灌输理论，并在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表达了“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1]66的灌输态度，并发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1]66的宣言与号召。当马克思主义传入俄国，再由俄国推介到中国，经由走在时代前沿的革命者向国内传播并灌输给国人的时候，引发了“灌输论”的连锁效应。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的过程中，加强灌输实践，领导了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将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十月革命的胜利，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向中国的输入进程，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党的早期领导人，通过创办《新青年》、成立共产主义小组等方式将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并予以广泛传播。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离不开经典作家的国际关注与理论外输。中国历史、中国人民在选择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进而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指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篇章。

二、马克思主义“灌输论”的内涵解构

当前学术界关于马克思主义“灌输论”的话语表达整体向好且持肯定态度，然而，“教条论”“强制论”“过时论”“无用论”等错误论断仍充斥于学术空间。笔者认为，导致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灌输论”的动态掌握和全面理解，应从“自我灌输”“反向灌输”和“正向灌输”三个部分解析其理论特质和内涵本质，以消弭论争，明晰马克思主义“灌输论”的内涵要义。

1自我灌输：马克思主义自我更新。马克思主义“灌输论”的人民立场规定了自我灌输的自发性，而这种自发性是以灌输者的转变、立新与借鉴的接续运行完成的，因而马克思主义“灌输论”执行的前提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自身提前完成了世界观和政治立场的自我更新。其一，在转变方面。对于黑格尔等权威哲学家传统的“绝对精神”的思想灌输和观点浸润，马克思恩格斯发扬自我革命精神，与唯心主义划清界限，《德法年鉴》上论文的发表标志着两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同步完成世界观和政治立场的根本转变，逐渐转为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自此开启了在批判中建构、传播马克思主义话语的灌输路径。其二，在立新方面。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劳动者利益的十分忠诚与对剥削者斗争的十分坚决，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灌输论”主体的革命性、人民性、坚定性品格。正是基于对所处时代劳动者与剥削者的深入考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深刻把握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和资本主义运行特殊规律，在主动继承、吸收19世纪西欧三大先进思潮理论来源的基础上，经过与工人运动实践结合中的升华，探索、创立了马克思主义，而这一立新过程也是同旧世界的资产阶级进行无产阶级斗争、输出共产党人理论原理的斗争过程。其三，在借鉴方面。马克思主义“灌输论”的形成与发展除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的主要贡献之外，批判借鉴了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泰·德萨米的真理灌输思想、俄国机会主义者卡·考茨基灌输论的合理思想，丰富、完善了灌输论的主体内容。质言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灌输论的形成与发展不是一个封闭过程，而是一个开放过程，因而能够以科学的、完整的、系统的灌输理论，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乃至全人类的解放，指引由必然王国通向自由王国的康庄大道。

2反向灌输：批驳非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灌输论”的革命立场决定了反向灌输的斗争性，而这种斗争性是由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关系决裂引发的，因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必然要拿起灌输的武器，争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灌输的主导权。其一，清除无产阶级头脑中的资本主义错误思想。只有向无产阶级灌输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促使无产阶级摆脱资产阶级思想束缚，认清行动条件和斗争性质，既“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1]52，又“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1]52，充分激发其寻求社会主义真理、投身人类解放运动、完成科学社会主义任务的自觉性。其二，戳破资产阶级的谎言。面对资本主义过渡时期的暂时繁荣和劳资矛盾“消失”的假象，马克思、恩格斯理性剖析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尖锐地指出资产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2]552，并在观念表达上“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2]552，进而灌输给无产阶级。其三，回击修正主义者的错误解读。面对伯恩施坦、俄国经济派等修正主义者曲解马克思主义，试图将这种错误思想灌输给工人群众的恶劣行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加快革命思想和斗争意识的灌输进程，在撰写大量论战著作予以回击的同时，提出了“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4]311的经典论断，目的在于通过理论斗争清算修正主义者的错误影响，巩固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理论基础，推动无产阶级从个人走向联合、从盲目斗争转向扛起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3正向灌输：灌输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灌输论”的科学立场观照了正向灌输的全面性，而这种全面性是同马克思主义理论灌输于无产阶级的逻辑过程相关联的，因而要回答好“为何灌输、灌输什么、怎么灌输”的时代之问。其一，“为何灌输”问题。马克思认为科学社会主义只能由转到无产阶级立场的一部分资产阶级思想家提出，否定工人运动中的自发产生。列宁也指出，由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4]317，因此，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4]317。其二，“灌输什么”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都坚持给工人灌输严格的科学思想和正确的学说，列宁则具体地提出“我们应当积极地对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教育，发展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4]342，生动诠释了灌输内容的科学性和政治性。其三，“怎么灌输”问题。一是反对强硬灌输。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反对强硬灌输，认为只有坚持耐心讲解，才能确保灌输效果。二是坚持因人而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主张普遍性灌输与特殊性灌输的结合，“要在一切人民阶层中进行宣传和鼓动”[4]366的同时，对于“培养共产主义青年，决不是向他们灌输关于道德的各种美丽动听的言词和准则”[5]，而对于农民则要依靠榜样力量和日常实际生活深化灌输认识，真正做到因人而异，确保灌输成效。三是提倡通俗易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始终强调“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6]，认为“我们应当既以理论家的身份，又以宣传员的身份，既以鼓动员的身份，又以组织员的身份‘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4]366，将马克思主义理论通俗化地灌输给工人群众，并帮助工人领会和践行相关理论，不断壮大无产阶级队伍。

三、马克思主义“灌输论”的当代价值

新时代践行马克思主义“灌输论”的内在依据源于国内外复杂变幻的环境局势。从国际来看，当前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调整大变革时期，霸权主义与强權政治依然充斥于国际社会，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遭受威胁;从国内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与人们思想变迁对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出了新要求。因此，唯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灌输论”，全面挖掘其当代价值，才能为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保驾护航。

1理论价值：为捍卫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构筑屏障。理论价值是马克思主义“灌输论”当代价值的根本价值，是捍卫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定盘星。坚持马克思主义“灌输论”，一方面有利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深化理论教育。在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与资本主义思想体系的角逐较量中，只有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与教育，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灌输到人民群众的头脑中，并使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才能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过程中，防止马克思主义理论边缘化，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巩固群众基础，从而推进理论创新，形成抗御风险的群众伟力。另一方面有助于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应对外来冲击。面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冲击性、垄断性与扩张性与日俱增的全球态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灌输只能加强，不能减弱，要反守为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灌输，反击资产阶级意识与价值观念“灌输”，粉碎西方国家颠倒黑白的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等错误论调，不断提升辨别西方马克思主义、新自由主义等非马克思主义的能力。

2党建价值：为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注入力量。党建价值是马克思主义“灌输论”当代价值的关键价值，是强化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的催化剂。坚持马克思主义“灌输论”，一方面有利于赓续发扬自我革命精神，提升斗争水平。自我革命精神在党的建设中发挥着长远作用，以信念、毅力、品格的方式存在于党的思想、组织、作风的方方面面，当遭遇严峻考验和巨大事变之时，这种实践自觉将转化为斗争自觉。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苏共亡党的惨痛教训昭示着马克思主义政党如果放弃自我灌输，将会脱离群众，削弱战斗力，后果将不堪设想。另一方面有助于统一党员思想认识，增强组织向心力。党组织整体力量的强弱，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每个党员的政治觉悟和思想坚定程度，因而必须将党的章程灌输给每个党员，并强调每个党员都要严守党的纪律，自觉维护全党统一。在新时代中国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强化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思想灌输，既是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厚植理想信念的根本保障，更是践行党的初心使命、永葆优良作风的现实要求。唯有坚持灌输并贯彻党的理论、路线、方略，牢牢把握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这条主线，才能不断夯实治国理政的党建基础。

3文化价值：为推进中国文化强国建设提供启迪。文化价值是马克思主义“灌输论”当代价值的基础价值，是推进中国文化强国建设的助推器。坚持马克思主义灌输论，一方面有利于传承中华文化文脉，增强文化自信。中华文化认同不仅是中华民族思想观念中最深层次的认同，更是马克思主义“灌输论”的天然优势，通过启发、引导、促进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在知行合一中充分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灌输基因，为新时代中国文化强国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基础。另一方面有助于推广中国价值观念，扩大世界影响。国家的自信在本质上是文化的自信。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方向，打破西方长期在文化领域的意识形态灌输局面，通过创造展现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面貌的文化成果，在加强与各国、各地区文化交流与借鉴的同时，不断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构建中华文化的国际话语主导权。

4育人价值：为创新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指明方向。育人价值是马克思主义“灌输论”当代价值的核心价值，是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压舱石。坚持马克思主义“灌输论”，一方面有利于坚守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生命线，提供方法保障。思想政治教育灌输理论的应用，历来是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取得胜利的最大优势和制胜法宝。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的思想观念与社会环境也相应发生改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作为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在新时代被赋予新的意义，其作为马克思主义“灌输论”的表征方式，为做好新时代的立德树人和培根固本工作提供了方法保障。另一方面有助于坚持思想政治教育铸魂育人长效机制，创新教育方式。新的历史方位、新的时代课题对构建思想政治教育铸魂育人长效机制提出了新任务、新要求。对此，马克思主义“灌输论”提出解决方案，在坚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的同时，“要坚持灌输性和启发性相统一，注重启发性教育，引导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思考问题，在不断启发中让学生水到渠成得出结论”[7]。而达到这一灌输目标的前提是提升思政课教师以专业知识、教学水平、沟通技巧为核心的灌输能力，不断深化课程思政全课堂建设，切实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

5社会价值：为解决当前社会主要矛盾开拓思路。社会价值是马克思主义“灌输论”当代价值的增值价值，是助力解决当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新引擎。坚持马克思主义“灌输论”，一方面有利于深化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知，掌握解决方法。马克思主义认为，事物是发展变化的，发展变化是有规律的，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变化当中。对于新时代已发生转化的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要从马克思主义“灌输论”的角度，采用通俗易懂、贴合实际的方式，向人民群众加强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理论宣传，以赢得人民理解、获得人民支持。另一方面有助于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夯实思想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象征，规约着人们的道德修养与行为举止，宣传和灌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有效缓解和逐步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满足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对于社会建设领域、人际关系领域的境界追求。因此，“要通过教育引导、舆论宣传、文化熏陶、实践养成、制度保障等，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8]，从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心聚力。

结语

马克思主义“灌输论”生成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的演进与同构之中，并在自我灌输、反向灌输与正向灌输的内容特质新解中获得全新的内涵诠释。深入挖掘其理论价值、党建价值、文化价值、育人价值、社会价值，是丰富马克思主义“灌输论”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时代需要，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理论需要，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国需要。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灌输论”的诸多争议，唯有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予以理性分析，还原其科学性、真理性、人民性的真实面貌，才能促使马克思主义“灌输论”在新时代贡献更大的理论智慧和实践力量。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590.

[4]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5]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92.

[6]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91.

[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331.

[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164.

【责任编辑：张晓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