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伟

摘 要：吴白庄汉画像石墓中的高浮雕立柱，具有鲜明的外来文化因素，通过与西亚、北方草原及印度雕刻艺术的对比，探寻其中与外来文化交流的因素，并对外来文化的途径进行分析与思考。

关键词：吴白庄汉画像石墓;高浮雕;对外文化交流

DOI：10.20005/j.cnki.issn.1674-8697.2022.06.005

1 墓葬基本情况介绍

吴白庄汉画像石墓位于山东省临沂市南6千米的罗庄区吴白庄村西北角，坐北朝南，地面起冢，原封土高于地面近10米。1972年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清理收集画像石44块，画面59幅。墓室主体面积约130平方米，是目前所发现的汉画像石墓中面积较大、性质较为复杂的一座。

2 高浮雕立柱中的外来文化因素

吴白庄汉画像石墓立柱存在于墓室前室和中室中，现罗列主要内容如下：前室东过梁南立柱，双猴托举;前室东过梁北立柱，虎扑兔;前室中过梁南立柱，托举羽人;前室中过梁北立柱，半蹲胡人;前室西过梁南立柱，驮举胡人;前室西过梁北立柱，擎柱熊;中室中过梁南立柱，长尾羽人;中室中过梁北立柱，虎形怪兽（图1）。

其他汉画像石墓中与这组高浮雕立柱类似的，还有东海昌黎水库汉墓中的立柱、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藏立柱及临沂市博物馆藏画像碑以及洛阳30.14号汉墓等。英国大英博物馆收藏有一件汉代人像空心画像砖柱，其形制与其他人像柱稍有不同，并没有在人像上部设置托举之物，但从人像头顶的圆孔来看，柱上原应连接有承重的建筑构件。

我国美术理论家滕固在讨论南阳汉画像石的雕刻技法时曾将浮雕分为拟雕刻的和拟绘画的两类，并以此为基础将雕刻技法进一步细化。吴白庄汉墓中的高浮雕立柱显然属于近于希腊浮雕拟雕刻的那一种类型。滕固注意到了存在来自外来文化的影响，也为我们探讨这类画像石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指引。

2.1 来自西亚、希腊与罗马的影响

观察墓葬建筑的发展历程，从先秦就已出现的土坑葬开始，发展到吴白庄汉画像石墓所在的东汉晚期，砖（石）室墓已经成为当时墓葬的主要形式。墓葬的建造者有可能从石质建筑为主的西方建筑中汲取了灵感，这种装饰立柱的方法，与古希腊建筑中的人像柱相类似，其中最为著名的是阿格里真托宙斯庙以及伊瑞克提翁神庙。

阿格里真托宙斯庙建于公元前510—前409年。该神庙的突出特点之一是采用了巨大的男像柱作为建筑立面构图的要素。男像柱位于神庙的墙体前，立在多里克石柱之间的挑台上，用头和向上弯曲平置的手臂共同支撑着石柱上的楣梁。据考证，这些男像柱的支撑“在某种程度上是象征性的，因为在楣梁下柱子之间垫有铁块”。

伊瑞克提翁神庙建于约公元前420年，坐落在帕特农神庙以北。建筑南面是著名的女像柱廊，6个女像柱以前4后2的方式排列于一个高出地面的实心墙体上，以背后的长发加强颈背部强度，左腿或者右腿稍微弯曲，身躯稍稍内倾以增强视觉效果。

有学者认为：“人像柱并非源于古希腊，而可追溯到史前的非洲。非洲原始部落的住宅中所使用的人像柱表露了雕塑作为一种建筑艺术形式的原始特征”。有的学者认为，公元前9世纪小亚细亚和叙利亚地区的工匠在铁尔·哈拉夫神庙设计出了这种独具匠心的石柱形式。苏州大学教授沈爱凤认为铁尔·哈拉夫神庙入口的人像柱显然是西方人形柱的前身。但不可否认的是，人像柱在希腊得到了更为深化的发展，并且发挥了更大的影响力，对于后来的罗马建筑如庞贝广场浴室中的壁龛装饰人像柱和西方建筑增添了更加丰富的装饰元素。古代希腊与罗马雕塑的一大特点是十分客观、真实地反映雕塑对象的骨骼与肌肉，这与汉代石刻雕塑注重写意与氛围营造的特点不同。我们在观察吴白庄汉画像石墓高浮雕立柱时，可以发现雕塑者已经在尽力地去表现人和动物承重时的压迫与张力，给人一种不自觉的紧张感，但在部分雕塑的下部，还存在着鸟、兔等不能承重的动物形象，体现出了西式写实与中式写意的结合，这或许是中外文化交流融合的一种结果。

2.2 来自欧亚草原文化的影响

秦汉时期立于宫廷外的铜制雕像—金人，可能是吴白庄高浮雕立柱的另外一种来源。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铸造的金人，共十二个，因着夷狄服饰，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又称其为“金狄”。据汪受宽教授考证，其具体形象是一套有十二枚人形铜的编钟，形态可以参考曾侯乙墓中出土的承托编钟的铜人。王双怀教授认为，作为钟的十二金人的姿态应为跪坐。王裕民教授并不认同金人为钟的说法，认为“十二金人乃各自独立的个体，面目形制皆不同，且身着夷狄之服，呈跪坐之姿。”李零教授認为：“秦阿房宫有铜翁仲十二，汉移长安宫，是以异族神像做承托钟的巨人，类似西方建筑上的阿特拉斯柱（Atlas）。”虽然学者们的见解有所不同，但我们可以归纳金人的形象应是呈跪坐之姿或承重之态，起到守卫作用，这与吴白庄汉画像石墓的高浮雕立柱形象有着十分相似之处。

汉武帝所获匈奴祭天金人，是在元狩二年（前121）派霍去病击败匈奴所得。既然该金人是反映匈奴信仰的神偶，自然不会是中原汉人的形象。扬雄在《甘泉宫赋》中描写：“金人仡仡其承钟虡兮，嵌岩岩其龙鳞。”从功能特征来看，其所指的应不是匈奴金人，有可能是在甘泉宫按照秦始皇铸造金人模样制作的。班固在《西都赋》中描写未央宫中有：“列钟虡于中庭，立金人于端闱。”《汉书·郊祀志下》也有记载：“（甘露元年）其夏，黄龙见新丰。建章、未央、长乐宫钟虡铜人皆生毛，长一寸所，时以为美祥。”此外，东汉灵帝时“复修玉堂殿，铸铜人四，黄钟四，及天禄、蝦蟆，又铸四出文钱。”可见这类金人在汉代宫殿中已经十分常见。

在“事死如事生”的丧葬观念影响下，地下砖（石）室墓葬的建筑形式，多以地上建筑为参考。作为宫殿和器物装饰物的金人，从金属制成变为石质雕像，从日常生活的地上宫殿移至地下安息的墓葬中，是当时墓葬发展的一种普遍现象。李零教授认为：“它们（笔者按：铜人、铜兽）是从帝王日常生活的宫室移用于他们死后安息的墓葬。这种移用不是孤立的，而是成组成套的，不仅翁仲来源是宫室，其他墓上石刻也往往如此。”李零教授未提及墓中的石刻，但翁仲在东汉乃至魏晋六朝以后成了墓前石刻的葬仪定制之一，同时也是汉画像石墓中极为常见的题材。翁仲与其他瑞兽，不仅仅存在墓葬之上，也存在于墓葬之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龙国认为：“大型胡人雕像与东汉晚期画像石上的胡人画像及浮雕像风格相同，如山东临沂吴白庄画像石墓前室西过梁南壁及中过梁北壁支柱上的浮雕胡人像，其面部形象几乎与大型胡人雕像相同。”可以发现，翁仲在发展过程中存在了两种不同形象的线路：一是立于墓前;一是进入墓内，从托举宫室、青铜重器变为托举墓室横梁。

2.3 印度佛教建筑的影响

在印度次大陆上的佛教建筑中也有类似人像柱的形象。位于印度中央邦首府博帕尔以北，建造于公元前1世纪末的巽伽王朝时期的桑奇大塔是现存最古老的佛塔，在四个塔门上雕刻着女性形象承托横梁。法国学者雷奈·格鲁塞曾经提及：“这人像在一定程度上相当希腊的女像柱。但女像柱始终是跟人形的柱子，由于在建筑上的人物，被造成固定不动，而山奇的女药叉像则自由地悬挂于整个结构之外。”从建筑风格中来看，印度佛教雕刻吸收了希腊与印度本土的影响，但女药叉像更多的是通过抽象而非写实的方法去雕刻人体形象，用夸张的手段去再现女性的躯体，与希腊人像柱中较为忠实地再现人体骨骼与肌肉稍有不同，但共同点在于都着重在表现用力托举的姿态。

3 外来文化因素分析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赵超在论及碑石的发展时曾提道：“石室墓，尤其是画像石墓的流行，直接促进了碑石的产生及广泛应用。而墓碑等碑石形制的定型，可能还受到西亚北非等外来文化因素的影响。”那么与墓碑共同为作为墓葬建筑一部分的画像石，自然也不可能“独善其身”。山东省石刻艺术博物馆的杨爱国认为：“山东发现的汉代建筑构件中，多角石柱是典型的外来物，另外，临沂吴白庄和莒县沈刘庄画像石墓中的弧面过梁也是外来物。”从吴白庄汉画像石墓可见，该墓在很多具体细节上都能体现出较为明显的外来文化影响，高浮雕立柱便是其中之一。结合上文所分析的吴白庄汉画像石墓中高浮雕立柱的三种来源，笔者认为，这种建筑形式是受到了西亞、希腊、罗马风格与欧亚草原文化的共同影响的产物。北京大学汉画研究所的刘冠认为：“有理由推测，西方建筑风格和技术的传入很可能是当时东西方文化和（包含工匠在内的）人员往来交流的组成部分内容之一。”西亚、希腊、罗马，欧亚草原以及印度三个主要方向，正是汉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三个主要来源，参考汉晋时期苏鲁豫皖地区尤其是鲁东南至苏北地区，带有外来文化因素的文物屡见不鲜，或许可以看出，以临沂地区为代表的鲁东南至苏北一带，是汉代陆上、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交汇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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