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凌杰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广东广州 510275)

甲申之变，明朝陆沉，无数文人，顿失故国，他们或逃，或隐，或举义，或屈从。温州位于浙江南部，与福建接壤，南明朱聿键于闽自立称帝后，此地便成了时代巨变的焦点，当地文人也面临着对“故国”与“新君”的抉择。时人叶尚皋曾作《嘲乡绅谒贝勒》一诗，深刻地描绘了此场景，云：

维夔只载间夔夔，增志真真志气痴。维樾贪生逾越国，应期待聘应何期？光春犹变春光好，建策还思策建奇。惟有瑞楠占瑞气，无君三月竞捐躯。[1]272

近代人冒广生识曰：“此指王维夔、林增志、李维樾、周应期、李光春、邵建策也。”[1]272他们于顺治四年（1647）迫于温州知府朱从义的压力，朝谒了路过的贝勒，遭到了叶尚皋辛辣的嘲讽。囿于史料缺失，我们现已无从知晓此事的前因后果，但从诗中可明显感受到当地文人在面对清军南下时心态上的变化①谢湜对温州周边海岛的研究提醒了我们，对明清之际政权更迭与基层秩序重组的研究，不仅需要关注“大事件”，而且要“眼光向下”地关注普罗民众对时局冲击的应变。参见：谢湜．封禁之故事：明清浙江南田岛的政治地理变迁[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1）：80-95。。

现今学界对明清易代之际文人及其心态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钱谦益、方以智等当时政坛的典型人物，而对地方文人的研究相对不足；原因一方面是地方文人名气不彰，所存史料零碎残缺，另一方面则是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世人多敬仰忠贞志士，更关注坚守气节之人[2-6]。下以明清易代之际永嘉周应期为研究个案，爬疏、整理相关文献，考订若干史实，勾勒其事迹，进而展现其曲折的一生，以期为明清易代之际地方文人研究提供参考。

一、周应期生平事迹考

周应期的一生，大体可按甲申之变为界分为两段：明代的周应期，在各地为官；进入清代后，他回乡归卧一楼，不再出仕，成为遗民。

（一）明代的生平事迹考

周应期在明代的人生经历，《明季温州抗清事纂》[1]28-29、《崇祯二年周应期诰命》[7]、《瓯海轶闻》[8]、《东瓯诗存》[9]1016、《南明史》[10]2048、《重建头陀密印禅寺碑记》[11]129、《柯荣歌宜室集序》[12]、地方志（如《浙江通志》）均有记载，其官职履历迁转据记载可呈现为表1。

表1 周应期官职履历迁转一览

表1清晰地勾勒了周应期在明代的生平事迹。周应期（1585-1664），字克昌，又字际五，浙江温州人，世居鹿城周宅祠堂，籍出永嘉，世为望族。他在万历四十一年（1613）担任广东巡按御史，此时恰逢海盗猖獗，葡萄牙人趁机在澳门定居，所行之事动辄违法。1614年，为保障海波安宁，时任两广总督张鸣冈下令海道副使俞安性、香山知县蔡继善制定了《海道禁约》对葡萄牙人进行管理。此时周应期以巡按御史一职参与并推动了条文的制定、审核与施行[13]。盖缘于他出色的工作能力，在万历四十三年（1615）浙江会试时，他获得了时任主考邹维琏的赏识；万历四十七年（1619），他赴京赶考，得二甲第一，被赐进士出身。而后，他转任礼部，先后担任精膳司主事、主客司员外郎、精膳司郎中、仪制司郎中等职，后又从礼部转任吏部郎中。万历末，他为魏党所恶，出为福建按察司副使兼福建兵备海道；崇祯二年（1629），皇帝特拔擢他为福建布政使司、右参政兼按察司佥事；因治海平匪有功①据学界研究，周应期此时打击的海盗当为郑成功之父郑芝龙。参见：方裕谨．郑芝龙海上活动片断（上）[J]．历史档案，1981（4）：3-11，29。，在崇祯六年前（1633），他转任为江西左（右）布政使。崇祯六年后，因父母逝世，他归乡丁忧；三年丧满，于崇祯十年（1637），他转到江西按察司任职，并兼任九江兵备。崇祯十年之后，他转任山东左（右）布政使，救济了当地民生。崇祯十五年（1642），他进京担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总理屯田事务，直到明亡。

当然以上诸多史料可信度不一。《崇祯二年周应期诰命》的可信度最高，它不仅是一手文献，而且是崇祯皇帝代表朝廷颁赐的诏书，其记载自当最为可信；可信度次高的是周应期自己题写的碑记序文，如《许公堡记》《重建头陀密印禅寺碑记》《歌宜室集序》等，虽然这类文献的记载存在着周氏自身故意夸大的可能，但相较于其他二手文献依旧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可信度排名第三的为去明未远的清人及地方志的记载，它们虽属二手文献，但因时代相隔较近，还是存有一定的可信度；可信度排名最末的为今人撰写的书籍，如钱海岳《南明史》，此类记载属于三手或四手文献，在誊挪转抄、陈陈相因之下的记载，必然存有讹误。

1．关于周应期出任巡按御史

学界现有研究表明，明代御史有九成以上为进士出身，明初朝廷实行“三途并举”，到明中后期，朝廷逐步提高担任御史的身份要求，基本上形成了唯有进士一途才能担任御史的局面[14-15]。据此周应期似乎不可能在万历四十二年前担任巡按御史，故我们推断周应期担任此职位应该与其父辈家世的恩泽有关。

周应期的家世，其子周天锡在《花萼楼集·书纶音录后》中云：

臣家自赵宋由赤地徙永嘉松台里，数传以来，时属蒙古氏，俱隐不仕。至国初始稍有闻者，迨正统中，声日隆隆起，历神、光、熹以及今上，而朱紫簮笏相禅矣。本朝故事，以考最闻，或庆霈所得，诰敕依秩有差，其由郎署至公卿，以使事行，小有敕，大有谕，观觐者亦如之。臣家被赐者八人，凡得制诰之类二十有五通云。[16]32

在《明州祖墓祭田议》又云：

明州青坑墓者，恕庵公暨中吕公衣冠藏处也。嗣而子姓从之凡九世矣。我家自归温以来，祀典久缺，青冢累累，不可复辨。[16]29

在此二段材料中，周天锡讲述了自家从赵宋时期便迁居温州，已历九代：元朝时，家族不彰；自明以后，家势日隆。他称自家曾被皇帝赐予过敕令、诰谕者八人，得到的制诰类文书有二十五件之多，从他的这些描述中，我们可感受到他对家族的自豪之意。事实亦如此，永嘉周氏在明代乃为名望大姓，出过较多的名人。《明史》记载周应期的六世祖周旋为明英宗正统元年（1436）的状元，虽不详其历官，但却载有他多次上疏时务策给景泰帝，力陈改革弊政、整顿吏治、加强边防、荐贤举能之行为[17]。因而，我们推测，周应期在参与会试前所任巡按御史一职，当为父辈家世恩泽所致。

2．关于周应期出任司前吏部郎中

周应期曾在《许公堡记》的落款中写有“司前吏部郎中”[11]129一职，虽然我们在其他史料中并未找到相同记载，但我们认为周应期此处的落款应当是对其过往官职的真实记载。明代吏部郎中为五品官，周应期曾担任过三品的佥都御史一职，故从常理看，周氏没有理由去伪造自己担任过低阶官职的记录。那么周应期是在何时担任的吏部郎中呢？我们推测担任此官的时间应在他担任礼部仪制司郎中后。按照明代官职迁转原则，虽吏部郎中与礼部郎中官阶均为正五品，但在六部之中，吏部权力远大于礼部，故此时周应期由礼部迁转吏部，符合升官原则。

3．关于周应期出任于福建

孙延钊在《周应期传》中记载周应期被“（魏忠贤）党人衔之，出为福建兵备海道”[1]28-29，据此，周应期出任福建兵备海道当与《崇祯二年周应期诰命》所载周应期“五任福建按察司副使”为同一时期。而钱海岳在《南明史》中记载周应期被“忠贤衔之，出为福建驿传副使，改漳泉参政”，据此，周应期出任福建驿传副使当是在其任福建按察司副使一职之前。

明代地方的按察司，掌管一省的兵、刑、驿站等事务，按察司佥事为正五品官，多兼任当地的驿传副使，按察司副使为正四品官，多兼当地兵备海道。因此，我们认为，周应期在被魏党所恶出任于福建时，担任的应该是福建按察司佥事，同时兼任福建驿传副使。虽福建按察司佥事与吏部郎中均为五品官，但前者在地方，后者在中央，故周应期从中央同级转任地方亦为贬谪，符合他为“魏党厌恶而出”[1]28-29的记载。

《南明史》称周应期转任漳泉参政，此官不详，待考。崇祯上台后将周应期提拔为福建按察司副使兼福建兵备海道，崇祯二年周应期由福建按察司副使转任福建布政使司、右参政兼按察司佥事。也正是因为周应期得到了崇祯帝嘉崇，所以朝廷才会特地颁发《崇祯二年周应期诰命》给他。孙延钊《周应期传》、钱海岳《南明史》与《崇祯二年周应期诰命》相互参补，为我们较为清晰地勾勒了周应期在福建的任职迁转情况。

4．关于周应期出任九江兵备

如前所述，地方上的按察司副使为正四品官，多兼任当地兵备道，那么崇祯十年（1637）周应期所兼任的九江兵备一职，就非常值得玩味。

对九江兵备一职，明人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有明确记载：

兵备官之设，始于弘治十二年。其时马端肃（文升）为本兵，建议创立此官，而刘文靖（健）在内阁，则力阻以为不可。马执奏愈坚。本年八月始设江西九江兵备官一员。盖以九江既管江防，又总辖鄱阳湖防，故特以专敕命按察司官领之。[18]

这段记载表明，兵备道首设于九江，弘治十二年（1499）由马文升奏请设置，为当地按察司兼领。在崇祯六年前，周应期担任的是江西布政使，该职是不能兼任九江兵备的，那么崇祯十年兼任九江兵备的周应期，彼时主要的职务应该是江西按察司。从崇祯六年到崇祯十年，这短短几年间，周应期为何从级别更高的“江西承宣布政使司”调到了级别较低的“江西按察司”呢？我们推断此时周应期应遭遇了人生一次较为重要的变故。《花萼楼集·明州祖墓祭田议》载：

明州青坑墓者……癸酉王父捐馆舍，家大夫读礼庐居，日思绳厥志，顾襄事未遑也。丁丑甫释吉，忽拜九江之命，叱驭就道，濒行以绳其祖武，勉余小子抑何以报命哉！[16]29

《许公堡记》载：

赐进士出身、江西布政使、司前吏部郎中、郡人周应期顿首拜撰，时崇祯八年乙亥孟春月之吉。[16]430

我们从日本内阁文库中访得学界认为早已佚失的《家礼正衡》，其序言云：

庐居数年，强半药裹中，即有父书不能读，惟是《家礼》一编，先子手泽存焉，时与苫块相昕夕。丙子冬，完两尊人襄事，今儿辈以成人礼见庙，且行亲迎焉，而故本已漫漶不可读矣，因取丘文庄所辑《仪节》及宜与锡山晋江诸书互订之，手录一帙，俾诸子群肆焉，以毕吾教家之事足矣……崇祯丁丑清和日，东嘉周应期题于止止斋中。①参见：周应期．家礼正衡[M]．明崇祯十年序刊本，日本内阁文库藏。

严绍璗《日藏汉籍善本书录》云：

《家礼正衡》八卷，（明）周应期编。明崇祯十年（1637年）刊本，共二册。内阁文库藏本，原昌平坂学问所等旧藏。[19]

从以上四则材料，我们可了解到周应期从崇祯六年到崇祯十年的经历。崇祯六年，周应期捐赠馆舍，在家隐居，诵读礼书，而他归乡隐居的原因在于襄事未遑，即父母离世。也就是说，崇祯六年，周应期因父母离世而丁忧回乡，辞去了江西布政使。周天锡所言其父在读之礼，即《家礼正衡》提及的朱熹《家礼》。崇祯八年，处于丁忧期的周应期，前往许公堡并留下题记，落款“江西布政使”正是他丁忧前的官职。崇祯九年，周应期三年丧期已满，他在家修订漫漶的《家礼》。崇祯十年，《家礼正衡》被编撰完成并刊行发布；与此同时，周应期“忽拜九江之命，叱驭就道”[16]29，又重新回到江西任职。

由此可见，《瓯海轶闻》《明季温州抗清事纂》《南明史》称周应期于崇祯初年起任九江兵备，均为讹误。尤其是孙延钊，他完全错误地记载了周应期在江西的任职经历。他认为周应期先任九江兵备，再升任江西布政使，而实际情况恰好相反，周应期是先任的江西布政使，再任的九江兵备。

学界对明代官员丁忧制度的研究表明，明后期，由于官制的冗满，凡丁忧期满重新起复的官员，常常得不到原来官职，更有甚者无缺可补，只得等候多年，再行入职[20]。周应期在丁忧期满的次年便忽拜九江之命，只是从级别较高的江西承宣布政使司调任到级别稍低的江西按察司，可见朝廷对他的信赖。我们推测，此时周应期的官职，应该是江西按察司的副职（如按察司副使），兼任九江兵备。

5．关于周应期出任山东布政使

在丁忧期满回到江西任职后，未曾多久周应期便转任了山东布政使。在山东布政使一职上，他遭遇“二东大饥，请蠲积逋六十万，民庆更生”[1]28-29；因处理山东饥荒得力，拯救了民生，周应期最终获得提拔，入京担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明代山东布政使为从二品官阶，但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为正三品，粗看之下，似乎周应期被贬官了，实则不然。现今有学者研究表明，明末官吏数量不断扩充，“重内轻外”的格局形成，总督、巡抚从临时转为常设，布政使的权力不断被削弱[21]；因此周应期从地方的布政使转为中央的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官品表面被降，权力实有提升。

囿于史料限制，我们现今无法得知周应期在何时到任山东布政使一职，但是谈迁的《国榷》却为我们提供了周应期到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的时间线索：

周应期为右副都御史，总理京东、山永、天津宣、大屯务、驻何家圈。冯师孔为右佥都御史、巡抚陕西。[22]5975

众所周知，谈迁《国榷》对崇祯朝的记载尤为翔实，此处史料当为不误。谈氏将此二人并行而写，盖冯师孔为右佥都御史与周应期为右副都御史属同一时间。冯氏升任右佥都御史为崇祯十五年（1642），依此，从崇祯十年到崇祯十五年的这几年间，周应期连转三地任职，即从江西布政使等职转任山东布政使再入京转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那么《浙江通志》说周应期在万历年间晋右副都御史则为误，钱海岳《南明史》说周应期“崇祯初，转九江副使……迁佥都御史，理屯田京东……十六年，以副都御史总理京东上、永、天津、宣、大屯务”[10]2048亦有讹误。钱氏错认周应期由屯田史转任福建布政使、山东布政使而后任右副都御史。造成此处讹误的原因我们推测：钱氏目睹了《浙江通志》有关周应期万历年间晋右副都御史的记载，又看见孙衣言、孙延钊有关周应期“从山东布政使转晋升为右副都御史”[1]28-29的记载，使得他混淆了年代顺序，误认为周应期有先后两次担任屯田事务的经历。

都察院右副御史应当是周应期的最后一个官职。如前所述，在此职务上，他主要掌管屯务，即“总理京东、山永、天津宣、大屯务”[22]7921-7922。屯田制度的维续与运转是国家粮草安全的保障，而明末内忧外患，尤其是流民四起，因此屯务对崇祯帝很重要，对于屯务周应期也十分尽职尽责，史载：

是月，总理京东、山海、永平、天津、宣大屯务，右副都御史周应期言：各道所报，有一邑荒千五六百顷，有通邑不满千顷，详询其故，苦积逋、苦杂差，而杂差中如驿马、俵马、芝麻、绵花绒等尤苦。富人倾赀、贫人逋逃、即日募垦种何益？皇上痛念残地，特免钱粮二年，则内库芝麻、花绒等，皆免矣。与其发帑而劝耕，不如使民自耕为长策；与其避役而招集，不如先宽其役为至恩。[22]5992

在总理屯务期间，周应期多次上奏劝导崇祯帝“与其发帑而劝耕，不如使民自耕为长策；与其避役而招集，不如先宽其役为至恩”，希望崇祯帝能减免差课赋役，特别是杂差杂役，以保障百姓的正常生活，从而使得他们安于耕作。

（二）明亡以后的生平事迹考

明亡以后的周应期，《明季遗闻》《明季南略》《黄道周集》等文献皆有记载。自明亡后，周应期决意归乡隐居，不再出仕。

清顺治二年（1645），“唐王从河南来，奉之，俱南至福州”[23]，自立称帝，改元隆武，特招周应期为刑部尚书，但周应期并未应允。于是朱聿键在《谕温台士民诏》中对周应期采取了安抚与打压相结合的手段：一方面夸赞周应期“扬厉崇阶，策勋中外”，另一方面又指责他“诏书已到，嘉告尚迟，岂扶杖之违情，何一见之难决也？”[24]。但周应期不为所动，依旧未曾出仕。

除南明外，清朝亦想招抚周应期。本文开头即提到周应期曾迫于温州知府朱从义的压力参见了路过的贝勒而被叶尚皋嘲为“应期待聘应何期？”。从现今史料记载可知，周应期并未屈节委身于清朝，相反，他的隐居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当地百姓。

清人入关未久，天下甫定，清政府希望通过宽容地方遗民得到他们的合作，进而维护统治。清政府对周应期的态度是“念其德劭年高，听其闭户，一切不问”[25]301。周应期这样的前朝遗民则借用特殊的政治身份拯救地方百姓，史载：“时围城内绝食，（万）代尚与邑绅周应期、李光春、谢包金等倡率施粥，民赖以苏。”[1]129可以说，正是像周应期这样的前朝遗老的存在，一定程度上迫使清政府对他们采取宽容、合作的态度，从而使得他们隐居所在地的百姓赖以苟存性命于乱世。

明朝的灭亡，对周应期来说无疑是痛苦的经历，其余生十九年的闭户证实了这一点。他终岁在青灯下与书卷相伴，“日著《史传傅正讹书》，灯下尚手不释卷……茹冰啮雪，垂二十年。如何消尽，只有青编”[25]301。

他既不接受清朝的招抚，亦不用清朝年号，其给林增志题序的《重建头陀密印禅寺碑记》的落款“重光（辛）赤奋若（丑）乾月七日”[11]129便采用最为原始的岁星纪年法。为了表明志向，他将书房名称从“止止斋”改为“止庵”，自号从“止止斋老人”改为“止庵居士”。临死之前他还特意嘱托后辈曰：“吾亡国之臣，异日勿用石兽诸物，但立一石，书旧官衔足矣。”[16]29其对明朝的忠贞可见一斑，后人称之为清节先生，实至名归。

二、周应期著述交友考

周应期一生著述丰富，无论是文集书序，还是碑刻铭文，都相当多。厘清周氏一生著作的种类、名称、数量以及先后顺序，既有益于深入认识周应期的观念与思想，也有助于了解他的交游情况。

（一）周应期生平著述考

关于周应期的著述，孙延钊《周应期传》的记载较为完备。周应期“著有《家礼正衡》《正字遗书》《江州计过录》《容台疏稿》《理屯疏稿》《二东小草》，并佚。今所见遗文，仅有《谏遣监臣疏》及《周旋〈畏庵集〉后序》《柯荣〈歌宜室集〉序》，遗诗见于《东瓯诗存》者□□首”[1]28-29。《明季南略》还提示我们，周应期在归卧期间“日著《史传傅正讹书》”[25]301。另据我们不完全的统计，《东瓯诗存》题名为周应期的诗有三首，即《江心寺和先太史韵》《游仙岩》《李节妇词》；周应期题撰的碑刻、集序有六篇，它们分别为《许公堡记》《重建头陀密印禅寺碑记》《周旋〈畏庵集〉后序》《陆公生祠记》《司理卫公崇绩碑记》《柯荣〈歌宜室集〉集序》；章志诚的《温州市志》记载周应期曾作《江防事宜》。这些著述可呈现为表2。

表2 周应期著述一览

周应期序文、诗词、碑刻之类的作品大多可见，但著作类作品基本失传，故孙延钊作“并佚”之论断。虽然其著作大体失传，但细究之下我们仍能获得诸多信息，下按成书时间先后顺序分别论述。

关于《正字遗书》，孙诒让《温州经籍志·经部·小学类·字书》云：

案：周止庵所著《正字遗书》，旧府、县志未著录。惟《慎江诗类》六载周茂源有周照如以其尊人止庵先生《正字遗书》见示题赠诗。照如，止庵中子天镜字。云：“凤德由来不可群，缄縢复见著书勤。十年细烛青藜杖，千载重翻石鼓文。白首丹铅亲自记，后堂丝竹几回闻。问奇久绝刘棻辈，投阁真应失子云。”是止庵著述固有此帙。惟“遗书”二字似非原稿标题，今无可考。姑据著录而附识其疑于此。[26]312-313

可见，周应期确有《正字遗书》一书，周天锡《慎江诗类》介绍此书曾在其兄弟周天镜手中，清末失传。后世书目将之归于小学类，故此书的内容当为音韵训诂，但成书年代不详。

关于《家礼正衡》，《温州经籍志》云：“周氏应期《家礼正衡》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二，佚。”[26]185孙延钊《明季温州抗清事纂·周应期传》亦将此当为佚书。如前所述，我们从日本内阁文库中访得此书之孤本，现对它作简要介绍。

日本内阁文库藏孤本《家礼正衡》，框高二十二点五厘米，宽二十五点八厘米，四周单边，正文半页八行，行十八字，共八卷，足本；封面上右方签题“家礼正衡”，右上钤“昌平坂学问所”；护页后为《家礼正衡叙》，钤“日本政府图书”（上中方）、“书籍馆印”（上右方）、“浅草文库”（下左）三印；正文第75页“设灵座图”骑页处，钤有一枚“宽政戊午”印。

此书在远播日本时最先藏于弘文馆。弘文馆是宽永七年（1630）由大儒林罗山于上野忍冈开办的书院，主要讲习朱子之学。元禄四年（1691）江户幕府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将弘文馆搬迁到神田汤岛的昌平坂，并用幕府资金建立了以“圣堂”为名的学问所。宽政九年（1797），林氏后人林衡出任大学头，将弘文馆改为幕府州立学校，命名为昌平坂学问所。《家礼正衡》所钤“宽政戊午”印表明，该书在宽政戊午年（1798）作为林氏家族私人藏书从弘文馆转入昌平坂学问所。明治五年（1872），日本文部省在昌平坂学问所等基础上设立书籍馆，《家礼正衡》由此归入其中，被钤上“书籍馆印”。明治七年（1874），书籍馆被撤销，所藏图书转入位于东京的国立浅草文库，故此时《家礼正衡》又被钤上“浅草文库”印。明治十四年（1881），浅草文库关闭，约14万册藏书被转入内阁文库，《家礼正衡》上“日本政府图书”之印即在入内阁文库时所钤。《家礼正衡》的成书年代，如前所述为崇祯九年；在回乡丁忧时，周应期以家中残存的《家礼》为主体，别采丘濬《家礼仪节》等书，汇编撰成《家礼正衡》。

关于《江州计过录》，《温州经籍志》云：“周氏应期《江州计过录》雍正《浙江通志》二百五十二，佚。”[26]436由于此书已佚，更多信息无从知晓。但结合前述，我们大致对此书作了一个简要的推断：江州即九江的别称，在崇祯十年，周应期以提刑按察司的某职兼任了九江兵备，所以此书应是周应期在提刑按察司任职期间将所处理的当地各类刑事案件汇编而成，成书年代大抵在崇祯十年至十五年之间。

关于《二东小草》，《温州经籍志》云：“周氏应期《二东小草》《千顷堂书目》二十六。乾隆《温州府志》二十七“草”作“稿”。佚。”[26]1423《明季温州抗清事纂·周应期传》载：“历江西、山东左右布政，二东大饥，请蠲积逋六十万，民庆更生。”[1]28-29由此可知，《二东小草》或名《二东小稿》，现已佚失，具体内容不详。题名所谓的“二东”，即指山东与辽东。周应期曾在担任山东布政使期间兼领辽东都司民政之职，故他将在此期间创作的文稿命名为《二东小草》。辽东都司虽然是单独的军政管理机构，但在行政上隶属于山东布政司[27]。据此，《二东小草》应是周应期在崇祯十年到崇祯十五年间任山东布政使所著，成书年代晚于《江州计过录》，早于《容台疏稿》《理屯疏稿》。

关于《容台疏稿》和《理屯疏稿》，《温州经籍志》云：“周氏应期《容台疏稿》雍正《浙江通志》二百五十二，佚。《理屯疏稿》雍正《浙江通志》二百五十二，佚。”[26]391《容台疏稿》《理屯疏稿》两书均佚，不过从书名看，两书的内容当与屯田事务有关。由前述可知，崇祯十五年，周应期进京担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总理京东、山海、永平、天津、宣大的屯务，故此两书应当是周应期撰于他此段任职期间，成书年代当在崇祯十五年后。

关于《史传傅正讹书》，现存记载仅见于《明季南略》：“日著《史传傅正讹书》，灯下尚手不释卷。”[25]301通过书名，我们推测此书盖是周应期在明亡后反思历史兴衰之道的作品，抑或是受限于清政府日益严苛的文字狱而埋首故纸之作。较周应期的其他著作而言，它的成书年代最晚。

以上种种，皆表明周应期一生的著述甚多，可今存极少，尤其是著作类，除了《家礼正衡》因远播日本而侥幸为内阁文库所藏外，其余皆佚。我们推测，他著述的佚失大概缘于其死后家族衰败，后人无力整理其文稿，此点可证于前引《先中丞公墓碑记》：

康熙甲辰夏，先公弃养。维时拮据，襄事泪枯力匮，于兹石犹未遑也。及今壬戌，去甲辰又十九年矣。[16]23

由上可知，在周应期死后，囿于财力困乏，子孙无力为其立墓碑，直到十九年后的康熙二十一年（1682）墓碑方立，其家世之沦落程度可见一斑。此后周天锡也对其父的著述十分上心，曾对其遗稿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整理。《花萼楼集·书周氏遗墨后》云：

遗墨者何？大者志之家乘矣！此其遗者耳。夫右军墨妙，智永失传，犹为永叹，况子孙之于上世，身不及见，仅从父老口颊间，慨想其为人，而寸纸片语，忽得之漏渍霾残、虫蠹鼠啮中，何敢忘，何敢忘？帚而录之，并以王父遗稿附焉，题曰《周氏遗墨》，敬书数语于后。[16]32

此段史料未详年月，我们推测应该离周应期逝世较久了。周天锡将其父的遗稿整理成册，题名为《周氏遗稿》，可惜该书未能流传下来。

总体而言，现今没有周应期相对较为完整的著作存世，其诸多篇章亦散落于各处的碑刻诗集中，这为后人探讨他的思想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二）周应期交友小考

由前引《柯荣〈歌宜室集〉序》可知，周应期与何白、柯荣等人交好，而周氏所云“崇祯乙亥长至日，社弟周应期书于止止斋中”之“社”一字，当指“白鹿社”。白鹿社属温州本地文人诗社，大体创办于万历年间，主要的社员即有何白、柯荣等人。何白（1562-1642），字无咎，温州乐清人，自号丹邱生，又号鹤溪老渔。其二十八岁时同当时友人共创白鹿社，一生游遍天下，晚年归隐温州，重振白鹿社。而柯荣的生卒年则不详，从题序可知，他字茂倩，永嘉人，“十岁而工于诗”[28]。我们多番搜集，并未找到他们之间其他的唱和之作，因而无法详论他们之间的具体交友过程。

除何白、柯荣二人外，周应期还与同被叶尚皋嘲讽的李光春、林增志、李维樾等人来往甚密，因为他们拥有共同的生平经历：不仅都是明朝的官员，而且在明亡以后都选择隐逸生活。如李光春，学界对他有过研究，兹录于下：

李光春（1587―1667），字远甫，又字生石，浙江乐清人，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授广信府（今江西上饶）推官，擢御史，抗疏论魏忠贤罪状，忤旨夺俸，左迁九江兵备副使。崇祯朝历官福建、江西、河南布政使，晋左佥都御史，后因谏诤拂逆皇帝的意志罢归，著有《西台奏议》，今佚，仅存劾魏珰一疏而已。[6]

由上可知，李光春与周应期生平大致相似：他比周应期小两岁，早三年中举；两人同样因为得罪权宦魏忠贤被贬至九江，而后亦在江西、福建等地担任布政使，最后官职亦是佥都御史。正是由于二人生平经历相似，故不仅他们生前来往密切，而且在他们死后，两家的子孙亦保持着良好的关系①如李光春之子李象坤就在《匊庵集选》中写悼文哀悼周应期，周天锡《花萼楼集》中的多篇文章即是与李象坤唱和之作。参见：周旋．畏庵集[M]．周干，陈仲光，点校．合订本．合肥：黄山书社，2012：214。。前引周应期《李节妇词》中的“李节妇”，即李光春的母亲，生平经历在李光春《题蓉江李烈母》中有载，兹不详论[9]1017。

林增志跟他关系亦如此。林氏生于1593年，卒于1667年，字任先，一字可任。崇祯十年林氏被选为东宫讲读经筵官，崇祯十六年（1643）任会试同考官，后转春坊兼侍讲学士，寻转少詹事。明亡以后，林氏遁入空门，在永嘉密印寺修行。前述《重建头陀密印禅寺碑记》一文，便是周应期在拜访完隐居此地的林增志后给他的题序之作。

囿于现今史料残缺的问题，有关周应期交友的信息仅如是多，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们亦无法对上述诸人无法一一详论。总之，周应期一生交友较为广泛，既有与何白、柯荣出于文学意趣的交往，又有与林增志、李光春等人出于相似人生经历（同在明朝为官，明亡后又同归隐于乡）的交往。

三、结 语

现存有关周应期的史料极为零碎，但通过勾检析梳，我们大致还原了他的一生。周应期本为永嘉望族子弟，一生历官多地：早年间因门荫任巡按御史，后参加科举并一举中第，得以在中央的礼部、吏部等任职，因得罪魏忠贤被贬放于福建，一生绝大部分时间即在福建、江西、山东等地迁转，最终获任佥都御史。作为一个传统的文官，周应期任职之余笔耕不辍，除了著有与官职经历有关的作品外，还常与同籍文人宦友以诗歌相和。明亡以后，他杜门不出凡十九年，保持了一个文人高洁的情操。

当然，囿于现存史料极为零碎残缺，我们注定无法完全还原周应期曲折的一生。通过拼凑这些史料碎片，我们发现，周应期心怀苍生，体恤百姓，具有高尚的人格品质：他在中央任职时与魏忠贤等阉党斗争，在被外放州府时同情遭遇灾年的当地百姓并酌免赋税，闭户以后借助自己特殊的政治身份救济难民。后世史书称其为“清节先生”可谓一语中的。

致谢：拙文得到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罗亮副研究员、湖北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蔡明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孙岩博士及匿名评审专家的帮助与启发，在此谨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