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志恒 张可馨

(1.兰州财经大学 农林经济管理学院，兰州 730020；2.兰州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兰州 730020)

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农户粗放的农业经营方式依旧普遍存在，由此带来的资源消耗以及环境污染问题日益显现[1]。在这一严峻形势下，转变农户农业生产方式，推进农业绿色发展，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已从社会边缘逐渐成为公众共识[2-3]。绿肥作为一种清洁的有机肥源，不仅具有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作物产量的经济功能，还具有提高土壤肥力、调节土壤养分、改善作物生长环境等环境功能。对于面临水资源短缺、土壤贫瘠、水土流失严重等问题的西北旱地农业区，推进绿肥种植成为改善生态环境、提高经济效益、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策略选择[4]。2017年在《耕地质量提升行动方案》政策文件中，我国高度重视绿肥种植推广工作，提出要建立以绿肥种植为手段的农业绿色发展模式，同时把绿肥种植列为耕地质量提升的重点建设项目[5]。然而，在实地调查中发现，现阶段农户绿肥种植意愿普遍较高，但行为的落实相对较低，农户参与绿肥种植行为的积极性并不高。在当前推动农业绿色转型以及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宏观背景下，深入揭示农户绿肥种植“高意愿、低行为”的影响因素，对引导农户绿肥种植意愿向实际行为的有效转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已有研究表明促进农户绿肥种植是实现农业生态转型的关键。李福夺等[6]在研究农户绿肥种植意愿与行为时认为，只有合并绿肥种植的内在和外部条件加强农户绿肥种植的福利认知和示范效应，培养绿肥种植责任感，共同促进绿肥种植行为习惯的形成，才能实现农户绿色生产方式的转型；李坦等[7]通过实证分析了资源禀赋、环境变化感知对绿肥支付意愿的影响，发现耕地质量、文化程度与亲友交流频繁程度等因素对农户绿肥支付意愿有显著作用。另外，相较于没有接受过生态补偿的农户，接受过生态补偿的农户绿肥种植行为惯性更大，生态补偿对农户绿肥种植行为有显著的激励作用[8]。也有学者运用经济学原理和社会学分析框架，分别从农户年龄、身体状况、文化程度等个体特质；耕地面积、农业生产情况等家庭禀赋状况；社区环境、政府规制、社会规范等外部因素诠释影响农户绿色生产意愿与行为悖离的机理和现实逻辑[9-11]。余威震等[12]认为，年龄、从众心理、土壤肥力、种植规模、农户绿色认知差异等是影响悖离的重要原因，从众心理、种植规模等家庭禀赋因素是影响悖离的根本因素。郭清卉等[13]在研究农户行为时，发现周围亲戚、朋友或街坊邻居的采纳行为会显著降低农户绿色生产意愿与行为悖离程度，当周围施用有机肥的农户较多时，农户会更容易与周围人行为保持一致；黄炎忠等[14]认为技术环境、政府补贴政策、宣传程度是影响农户意愿与行为悖离的关键因素，要多关注农户利益为农户绿色生产经营营造良好的政策与市场环境。孙前路等[15]认为在以邻里关系为基础的农村，社会规范对农户参与环境整治意愿与行为具有重要影响。

梳理相关文献发现，在动机理论、行为理论和心理效益理论的指导下学者们对农户绿色生产方式的转型进行了大量的分析。但尚存在一些不足：1)已有针对农户绿肥种植意愿与行为的文献，多是从意愿或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将农户行为与意愿的悖离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分析的文献较少。2)多数研究在探讨资源禀赋对农户绿肥种植意愿与行为悖离影响时，只选取资源禀赋的部分变量，且未将农户绿肥种植悖离纳入家庭禀赋的统一框架，研究缺乏系统性。3)在研究资源禀赋、社会规范对农户绿肥种植意愿与行为悖离影响时，多探讨其直接作用，缺乏从资源禀赋异质性视角下分析社会规范对农户意愿向行为转化的作用机制。基于此，本研究利用甘肃省644户微观调研数据，将资源禀赋、社会规范纳入理论框架中，分析影响农户绿肥种植意愿与行为悖离的因素，并基于资源禀赋异质性视角探讨社会规范影响农户绿肥种植意愿向行为转化中的作用机制，进一步厘清影响农户绿肥种植意愿与行为悖离的主要因素及其机理，以期为引导农户绿肥种植行为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撑。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 资源禀赋对农户绿肥种植意愿与行为悖离的影响

资源禀赋是农户家庭参与社会经济活动过程中拥有的能够在社会空间生存的外在条件[16]。农户生产行为决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身资源禀赋的状况，而农户绿肥种植是一项需要投入一定人力、物力、财力的长期性经济投资。作为“理性经济人”，农户在受家庭资源禀赋约束的状态下会对绿肥种植的持久收入预期值降低，进而导致一部分农户形成低采纳的绿色生产方式[17]。根据资源禀赋作用领域及转化效率的不同，将农户资源禀赋划分为：文化资本、社会资本、自然资本、经济资本与物质资本。文化资本主要指农户受教育程度等优势[18]；社会资本指农户社会资源的获取程度，农户之间进行生产信息交流和互助能力能有效抑制信息不对称的现象[19]；自然资本包括农户耕地资源及受自然灾害情况等，农业生产高度依赖自然条件，地形状况和受灾程度会极大减少农户绿肥种植的难度[20]；经济资本是在一定程度代表整个家庭所拥有财富和行为能力的总和，家庭资本充裕与否会影响农户的实践决策[21]；物质资源禀赋是农户生产生活的重要保障，以农户生产活动所需的机械设备和设施为主，可提高农户耕作能力和生产经营效率[22]。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1: 农户资源禀赋水平的提升可以抑制农户绿肥种植意愿与行为的悖离。

1.2 社会规范对农户绿肥种植意愿与行为悖离的直接影响

社会规范是一个群体或团体中成员在以道德、声誉等为标准的行为准则中，形成的互惠、约束机制[23]。Asghar等[24]认为，社会规范是由外部监管形成的使人们通过相互间模仿来避免受到来自社会道德谴责、舆论压力以及预期惩罚的一种约束。李成龙等[25]认为，社会规范包括外部激励，奖励制度作为农户行为产生的重要动力，可以内化农户个人意识。Rezaei等[26]认为，社会规范是通过互动内化强化人们内在的责任感，使人们认为自身有义务按此行动的非正式制度。赵秋倩等[27]则认为，社会规范作为社会群体成员行动意识、动机等心理特征的可接受或不可接受的价值标准。不同的学者对社会规范界定的侧重点不同,从已有研究可以看出社会规范具有以下属性：1)价值引导，从心理学角度分析，中国农村社会是以血缘、宗族、地缘关系中形成的社会网络关系，农户在相互交往中亲戚朋友的认知与期望对其行为倾向具有显著影响，引导农户价值取向的转变是不可忽视的变量[28]。2)互动内化，长期生活于固定地域内的普通农户在生产实践中普遍存在从众心理和群体认同感，周围人的做法对个体的意愿与行为有重要影响，农户在生产活动中为维护个人的名誉与利益，会习惯性模仿学习其他人生产行为，并形成彼此之间的行为准则，从而获得归属感[29]。3)制度规范，社会规范的执行以非正式制裁为保障，社会制裁和奖励对农户生产行为起到有效的惩戒、监督和激励作用，对于不遵守“规则”的农户外界谴责与舆论压力也会促使农户绿肥种植行为[30]。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H2:价值引导负向作用于农户绿肥种植意愿与行为悖离。

H3:互动内化负向作用于农户绿肥种植意愿与行为悖离。

H4:制度规范负向作用于农户绿肥种植意愿与行为悖离。

1.3 资源禀赋异质性下社会规范对农户绿肥种植意愿与行为悖离的影响

感知价值理论表明，农户行为是基于感知价值的结果，农户拥有的禀赋不同会使农户对使用某一特定行为所感知到的难易程度、风险程度，以及对预期收益的认可程度会不同，从而引起不同程度的采纳行为[31]。然而随着现代化农业的推进，农户本质不再局限于“理性小农”，同时也具备“社会人”的双重特性，对感知价值的评判将纳入农户对道德责任感的情感考量以及对特定情景的依赖和约束，农户对感知价值也会作出新的综合评判，其对不同禀赋农户绿肥种植行为影响程度也会存在差异[32]。朱月季等[33]在研究农户技术采纳行为时认为资源禀赋和社会规范是影响技术采纳的重要外部因素，在“熟人社会”这一特定背景下，受教育水平高以及家庭资源多的农户更注重与周围人进行信息交互，其对社会规范的遵从度较高，农户新技术采纳行为受到社会规范的潜在约束力也会更大。肖慧婷等[34]在分析禀赋差异对林地流转行为影响时，认为人际资本会影响交易成本，人际资本高的农户家庭受周围人行为的影响较大，在道德责任感的驱使下农户行为会趋向于和周围人保持一致。黄晓慧等[35]认为农户在充分发挥资源禀赋优势状态下，行为还会受情景因素制约，随着补贴政策的调整以及政府支持力度的加大，其在不同禀赋家庭中发挥不同作用，为有效弥补资源禀赋差异引起的行为不同现象，需要根据外部因素变化做出相应调整，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农户充分利用自身优势进行绿色生产。根据上述研究，可总结社会规范在不同禀赋家庭中发挥的作用效果不同，对农户绿肥种植意愿与行为悖离的影响程度也会不同。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5:资源禀赋异质性下价值引导对农户绿肥种植意愿与行为悖离影响程度不同。

H6:资源禀赋异质性下互动内化对农户绿肥种植意愿与行为悖离影响程度不同。

H7:资源禀赋异质性下制度规范对农户绿肥种植意愿与行为悖离影响程度不同。

2 模型与数据

2.1 数据来源

甘肃是北方地区种植绿肥饲草较早的省份之一，陇南、定西和平凉市等地更是甘肃省绿肥种植的重要发展地区，其种植结构丰富、品种类别多样，主要推广间作、套种、混种等技术，实现了用地与养地相结合。因此，本研究以陇南、定西和平凉市等3个市，共9个乡镇24个村作为典型代表区域，并于2019年7—12月对该区域进行入户调研。调查内容包括：该地区农户绿肥种植“高意愿、低行为”状况、农户农业经营、家庭禀赋以及社会规范状况等。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700份，剔除核心数据缺失的问卷，得到有效问卷644份，有效率为92%。在农户家庭中，3人以上劳动力占总样本29.8%，表明目前农户家庭劳动力人数较少；有非农收入的农户家庭占比91.3%，说明多数农户家庭除从事农业生产外，有其他兼业；主要亲属是党员和村干部的占16%和11.6%；此外，加入农村合作社的农户家庭较少，占比38.4%。

2.2 变量选择及描述性统计

2.2.1因变量

本研究聚焦于农户绿肥种植意愿与行为悖离现象，因此将“愿意且有行为”赋值为0，表明农户绿肥种植意愿与行为没有发生悖离；将“愿意但没有行为”赋值为1，表明农户绿肥种植意愿与行为发生悖离。由表1统计结果可知，农户绿肥种植意愿与行为悖离的均值为0.85，说明目前农户绿肥种植采纳行为并不乐观，农户“高意愿、低行为”现象普遍存在。

表1 变量说明及描述性Table 1 variable description and description

2.2.2自变量

资源禀赋，本研究借鉴相关学者观点[19-21]，选择“受教育程度”衡量文化资本这一指标；“主要亲属是否是党员”、“主要亲属是否是村干部”、“是否加入农村合作社”描述社会资本；“有无自然灾害”描述自然资本；“是否有非农收入”、“可承担的风险程度”描述经济资本；“水利设施完善程度”描述物质资本。

社会规范，在以“圈子主义”为核心的农村社会中，亲戚朋友邻居的感知行为会影响个体的实际生产行为，本研究借鉴郭清卉等[36]选择“亲戚是否采取绿色环保的生产方式、邻居是否采取绿色环保的生产方式、朋友是否采取绿色环保的生产方式”来衡量互动内化这一变量。借鉴畅倩等[37]选取“亲戚认为我应该采取环保的生产方式、好友认为我应该采取环保的生产方式、村政府支持我参与到农村环境治理中”描述价值引导；在描述制度规范这一指标时，借鉴肖钰等[38]观点，选取“政府是否对低碳化种植有鼓励措施、当地是否对农业面源污染行为进行处罚、政府是否有对专业化生产有补贴”来描述。

2.3 模型设定

Logistic模型可以解决自变量非正态问题，适用于非线性情况。本研究中的因变量即“农户绿肥种植意愿与行为悖离”为二分类变量，故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如下为二元Logistic模型的一般形式为:

(1)

式中：pi为每个回归方程中，因变量即农户绿肥种植意愿与行为悖离的概率，α为常数项，xij为影响因素，βij为相应的回归系数。

3 结果与分析

本研究运用SPSS26.0对观测变量进行信度检验，结果显示问卷整体克朗巴哈系数值大于0.6，可认为数据具有较高的可靠性。在效度检验中，KMO值为0.721，大于0.6，Bartlett球形检验近似卡方值在1%水平下显著，表明变量效度较高。

3.1 农户资源禀赋强度测算

利用SPSS 26.0软件对资源禀赋强度进行测算，得到Bartlett球形检验近似卡方值在1%水平下显著，资源禀赋的KMO值为0.605，适用于因子分析。为使因子分析结果更具经济学含义，通过因子旋转得到特征根大于1的3个公因子，其累积方差贡献率为48.24%。其中，累计方差贡献率为16.964%、16.906%和14.369%。根据各因子得分(G1、G2、G3)和各因子方差贡献率，得到资源禀赋变量的综合值。计算方式为:资源禀赋强度=(16.964%×G1+16.906%×G2+14.369%×G3)/48.24%。得到综合指标值的均值为0.000 25。

3.2 结果分析

3.2.1模型基准回归分析

运用SPSS 26.0对模型进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首先纳入农户资源禀赋，再依次引入社会规范3个维度的指标，得到模型1～4，模型5是将资源禀赋和社会规范同时纳入模型后得到的结果。在各模型显著性水平中，P值均小于0.05，说明模型有意义。结果见表2。

表2 模型结果估计Table 2 Estimation of model results

1)家庭禀赋对农户绿肥种植意愿与行为悖离的影响。由模型5可知，“主要亲属是否是党员”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负向影响农户绿肥种植悖离。表明政治身份是个人能力的体现，其对信息更为敏感，能够充分认识到不环保行为对生态的损害，也会引导周围人积极参与绿肥种植，因此主要亲属是党员身份的农户更愿意增加对绿肥种植的投入。“是否加入农村合作社”在5%的检验水平下显著，且方向为负。说明农户在社会活动中进行互助不仅可获得更多群众信息，降低绿肥种植风险，且农户参与合作社有利于村干部实施统一的监督管理，能够有效约束和规范农户绿色生产行为。“水利设施完善程度”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负向影响农户绿肥种植悖离，绿肥种植消耗农户大量的成本和时间精力，水利设施完善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农户绿肥种植的物质阻碍，为农户带来便利的种植条件。由此可见，农户资源禀赋水平的提升可以抑制农户绿肥种植意愿与行为的悖离。假设1成立。

2)社会规范对农户绿肥种植意愿与行为悖离的影响。“亲戚认为我应该采取环保的生产方式”、“村政府支持我参与到农村环境治理中”均通过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负。说明农户在农业生产中看重他人的看法，其他人对绿色生产行为的支持态度会促使农户形成良好的责任意识，这种责任意识便会驱使农户进行绿色生产。假设2成立。“邻居是否采取绿色环保的生产方式”在5%的负向检验水平下显著。说明地域为基础的农户与邻居之间的交流和联系较为频繁，在羊群效应下一定范围内农户的生产行为达到高度趋同性。此外，在猎奇心理下，当周围农户都认为这一生产行为可减少成本或提高农业收入，也会使得农户愿意对这一生产行为进行尝试。假设3成立。“政府对专业化生产补贴”均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且负向作用于农户绿肥种植悖离现象。表明社会规范能够从思想意识层面鼓励促进农户行为的产生，补贴政策形成的经济刺激为农户带来收益以弥补农户种植行为所损失的闲暇或机会成本。农户在面对这种制度规范时，绿肥种植行为则是利益最大化的最优选择。因此假设4成立。

3.2.2资源禀赋异质性下社会规范对农户绿肥种植意愿与行为悖离的影响

本研究借鉴连玉君等[39]，通过Bootstrap法检验分组回归后的组间系数差异，来分析社会规范在资源禀赋异质性下对农户绿肥种植意愿与行为悖离的影响作用。具体方法为：1)在进行回归前，需对资源禀赋差异进行定义，使用因子分析法对资源禀赋这一潜变量进行测度，得到农户资源禀赋强度的综合指标值，指标值越大说明农户资源禀赋情况越好，按综合指标值的均值将农户资源禀赋分为高、低两组，其中高组(m1)为农户资源禀赋值高于均值组，低组(m2)为农户资源禀赋值低于均值组。2)在每一次模拟时，从总样本中随机抽取m1和m2，并定义为高禀赋组、低禀赋组。3)对两组数据分别进行回归，估计两组中的系数值。4)对方法2和3重复进行1 000次，得到P值后和回归系数值进行对比，证实结果的稳健性。如表3和表4所示。

表3 资源禀赋异质性模型结果估计Table 3 Estimation of different resource endowment models

表4 Bootstrap检验P值结果Table 4 Bootstrap tests P-value results

在价值引导中，“村政府支持我参与到农村环境治理中”在高组通过了1%的检验，在低组中没有通过检验。“亲戚认为我应该采取环保的生产方式”在高、低组中均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影响系数分别为-0.527、-0.427，亲戚的价值引导在高组中的系数影响作用更明显。说明价值引导在高禀赋家庭中影响作用更强，可能原因为：相较于低禀赋家庭，高禀赋家庭的生态认知水平高，且自身具备一定的绿色生产知识，有意愿和能力实施绿肥种植，通过外界支持会更加确定绿肥种植的行为决策，价值引导在高禀赋家庭的作用更大。根据Bootstrap法得到的P值与结果基本一致，进一步证实了上述差异在统计上的显著性。因此，资源禀赋异质性下价值引导对农户绿肥种植意愿与行为悖离影响程度不同，假设5成立。

在互动内化中，“朋友是否采取绿色环保的生产方式”在高组家庭中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在低组中没有通过检验；“亲戚采取绿色环保的生产方式”、“邻居采取绿色环保的生产方式”在低禀赋家庭中均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在高组中没有通过检验。说明低禀赋家庭受亲戚、邻居行为影响较大，高禀赋家庭受周围朋友行为影响大。根据实地调研可知，对于物资相较于匮乏、长期生活在固定地域内的低禀赋农户来说，亲戚邻居是他们交往较为密切的群体；而高禀赋家庭不受物资等其他方面困扰，可通过电话或互联网等更快捷的方式实现与朋友之间的来往，并获得更丰富、准确的资源和信息。结果与Bootstrap检验结果基本一致，假设6成立。

在制度规范中，“当地是否对农业面源污染行为进行处罚”在低禀赋家庭中以1%水平显著，而在高禀赋家庭影响系数不显著。原因可能为：政府的处罚政策会降低农户家庭经济生活质量，使得禀赋不高的农户家庭面临更多现实的经济压力，因此以这种“强制度”方式来抑制低禀赋家庭的生产行为，对于低禀赋家庭来说约束作用更强。“政府是否有对专业化生产有补贴”在高低禀赋家庭中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影响系数分别为-0.555、-0.435，说明高禀赋组对政府专业化生产补贴措施更为敏感。孙艳等[40]在研究种植大户的经验效率时，认为不同的种植大户在经营规模、经济基础等方面存在差异，种植大户的生产力水平高于普通农户。也就表明相较于低禀赋家庭，高禀赋家庭有更多的资源去了解、学习并投入到专业化的生产中，政府的补贴政策更能够激励高禀赋家庭积极投入到绿肥种植中去，对高禀赋家庭生产行为影响也更明显。结果与 Bootstrap检验结果基本一致，假设7成立。

4 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利用甘肃省644份农户样本调查数据，通过二元Logit模型实证检验了资源禀赋、社会规范对农户绿肥种植意愿与行为悖离的影响作用，得出以下结论：

1)农户资源禀赋水平的提升能有效抑制农户绿肥种植意愿与行为悖离。在社会资本中，主要亲属是党员身份对农户绿肥种植意愿向行为的转化有显著正向影响，促进农户加入农村合作社能有效带动农户绿肥种植行为的积极性。在物质资本中，通过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可减少悖离现象。

2)社会规范中，价值引导、互动内化和制度规范均负向作用于农户绿肥种植意愿与行为的悖离，能够促进农户绿肥种植意愿向实际行为的转化与落实。

3)社会规范对资源禀赋异质性下农户绿肥种植意愿与行为悖离均具有负向影响。价值引导在高禀赋家庭中发挥的作用更大；互动内化中，亲戚邻居的生产方式对低禀赋影响较大，朋友的生产方式对高禀赋家庭行为有重要影响；制度规范中，政府农业面源污染行为的处罚措施对低禀赋家庭的约束作用更强，政府专业化生产补贴对高禀赋家庭的激励作用更大。

基于上述研究结果，为促使农户采纳绿肥种植种行为，实现意愿与行为的统一，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议：1)加强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营造良好的农业生产环境。大力发展农村合作社组织，鼓励技术互鉴和生产互助为农户绿色生产活动提供可靠的服务保障工作，使得农户更有意识和能力充分发挥自身有利因素。2)通过强化舆论引导或政策支持，增进农户之间的“信任互助”、“团队合作”，加强农户绿肥种植的认知，改变农户传统守旧的种植观念，使农户真正认识到绿肥种植带来的环境价值、社会价值乃至经济价值。3)加大对环境污染行为的检查监督与处罚，调整经济激励的补贴方式与补贴结构，缩小农户收入差距，保障农户基础农业生产的生活方式，鼓励农户绿色生产的行为方式。4)重视禀赋差异化的农户特征及家庭特征，对低禀赋群体应采取对应机制，有办法的调整，在政策倾斜、资源配备、信息支撑等多方面给予支持，树立典型，推动这类农户群体采纳并实践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