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编辑部

2022年，在地理范围内，世界各地尚未完全互相开放，反而促进人们在文化及专业上的开放与融合。不论在设计、建筑领域，还是在艺术与生活方式领域，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愿意保持开放的心态，基于已有经验，接纳其他领域的新知，开创出一条与众不同的融合之路。这不仅需要个体具有专业水平和眼光，也需要对时代保持敏感，对世界充满好奇。万物互联，融合发展，色彩斑斓。

从MAD事务所的顶层天台俯瞰北京，温热鲜活的城市街角赤裸裸地映照着整座城的新与旧、高与低，以及它所有的朴实与绮丽。马岩松心中理想的“ 山水城市”隐隐退去，抽象成一种写意的精神渴望，那是他所有建筑的底色。他坦言：“那是不太现实的理想，只能是建筑实践的一种重要动力。我倒希望自己能跟时代保持一点儿距离，同时又有点儿独特。其实我就是想设计那些能改变现实的东西。”

站在天台上，周围是低矮传统的青瓦灰砖四合院，远处交错着高低起伏的高密度现代楼宇。MAD事务所像破土而生的“岛屿”，与北京城既远也近，就如他本人，在试图跳脱出当下站在高处追逐遥远的期待时，又置身于现实解决具体问题。这是每个建筑师内心被包裹的矛盾点。

“中国现代的新建筑到底应该是什么样？”马岩松无数次问过自己，也无数次在实践中尝試回答这个问题。在他看来，中国现代的新建筑不应是西方现代建筑体系的复刻，也不纯粹是传统古典建筑的迁移，甚至不是二者嫁接的折衷主义 。“我们希望建立的是一个既现代、影响世界，又有中国独特精神的设计。”但现实在很大程度上不仅忽略了东方文化的现代性存在与内在传承，同时也没有在高度融合下促进新生命力的接驳。能不能抛弃所有的传统形式和符号，深入地理解传统精神？这是一个命题。

马岩松曾说，他更希望自己设计的建筑带一点儿争议，引发一些讨论，从而变成一个思辨的载体，对城市也许更有意义。无论嘉兴火车站改造，还是海口云洞图书馆，又或者是百子湾公租房项目，他从审视和幕后观察者的视角，用建筑实践试验着不同的可能性。他更注重人们在自由开放状态下的融合性，那种碰撞是带着裂变的化学效应。正如事务所最新完成的第一个社会住宅项目——百子湾公租房，他在千篇一律的大型住宅项目规划中，开了一个“另类”的头。

他在百子湾公租房项目中尝试将社区围墙打开，让社区与城市相互融合，把社区切块，让内部形成开放的街道。同时花园抬升至二层，然后用一个步行体系贯穿在不同的空间之中，由此一来，被街道分块的社区又通过不同的功能性空间相互连接起来。他在建筑实践中突破常规，让尺度与人更加亲近，让庞大的社区融入居民的生活中，唤醒住宅的社会性。这个设计既包含了人们日常生活的轨迹，也把城市公共空间的原始状态激发出来。他想要的是把城市交还给市民。

公共空间跟人的关系本就是直接、开放、平等、亲人的，是具有启发性的精神场。它是人与自然相互融合的渡口。他说：“融合就是互通、交流，是无阻隔的人与人的沟通。”只有文化、观念等互通了，多元的思维才会萌生。这也是所有进步和新生力量的土壤。把所有的边界拿掉，那种山非山、水非水的超现实时空宇宙观是根植于中国人血液里的生命哲学。在马岩松看来，建立在功能、技术理性根基之上的建筑可以是温情的，其穹顶之下的精神向往是人情感的最终诉求，亦是人们身份认知与归属感的根本。

建筑师的先锋性不仅表现在一栋建筑上，还是它背后的思想。“所以我的建筑是批判性的，但我并不排斥把更好、更和谐的那个场景描述出来。”马岩松毫不掩饰对大型国家公共建筑项目的渴望，他想用建筑的叙事为城市更多普通人带来些什么，即便成果极其有限。他说：“我想挑战自己。”千城一面、空无一人的公共广场、缺乏人性的设计……如何做出改变，这可能更为重要。在城市建设中，建筑师要像斗士，有些博弈不能放弃。他说：“我觉得自己越挫越勇。”

实践与洞察成为建筑师马岩松的一种习惯，也成为他用行动去改变的武器。他更想做一个实际的践行者，让建筑给更多人带来有效的社会价值和意义。即便是静默的建筑，亦有属于它的观众。“如果美的创造没有观者的共鸣，那么它是不完整的，即使这种共鸣有时需要跨越很长的历史时空。”

马岩松希望自己设计的建筑能够脱离当下，成为跨越时间的存在，这反而有可能给这个时代增加丰富性。“所以我还挺相信源于最本能的个人主观的那种力量。”这种力量可以穿越时空，很感性，也很有生命力。

十多年前，他从设计实践的领域“出走”，投身于“看不见的设计”。不仅通过设计革新教育，将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打造为世界一流设计学院，还推动创办了一所专注于设计思维的公办高中，探索设计与教育之间的无限融合。

全透明的教室里整齐排放着红白相间的独立书桌，楼道的墙上挂着巨幅地理地貌图，走廊的墙上张贴着英文讲座海报……这些看起来犹如大学校园的场景却是上海市同济黄浦设计创意中学的日常。这里推行科目制与基于问题的项目化学习相结合的教育模式，将设计思维融入国家课程与学校特色课程的教学。推动创办这所学校的娄永琪告诉我们：“这里并非要培养未来设计师。我希望这里的学生未来会用创新精神和设计思维去重新定义其所处的行业。教育可能是最需要注入设计思维的，因为它关系到未来。”

这所公办高中于2017年正式招生，已有众多毕业生被国内外知名大学录取。相比成绩，娄永琪更看重的是三年学习对学生思维的改变。有的学生在入校前不敢开口说话，毕业时已是自信满满的演说家;有的学生到国外求学后，对课题研究信手拈来;有的学生参加校内表演工作坊后决定报考戏剧专业……娄永琪说：“我希望这里的孩子能比只在意分数的孩子更有创造力、更清楚自己未来想做什么。他们能走得更远，而不是更快。未来他们中一定会有杰出人物！”

娄永琪更为人熟知的一个身份是他曾经担任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院长，由他带领的学院从2018年开始就在QS发布的世界大学“艺术与设计”学科排名中超过了斯坦福大学、帕森斯等著名院校，位居亚洲第一，之后连续保持记录至今。这和娄永琪为学院定下的院训“To learn and create， for a meaningful life and a better world.（”为人生的意义和世界的未來而学习和创造。）不无关系。自2006年开始投身设计教育管理工作，娄永琪一直对设计教育持有前瞻见解，不断开发创新不同于传统设计学院的教学模式。2007年他在同济大学创意设计学院开设了中国设计院校内的第一个服务设计专业;2013年就任院长后，他推动学院实现比特世界和原子世界的整合，要求所有学生学习开源设计;2017年他又推动开设了人工智能设计专业，领跑全球设计院校。“设计正从物质世界走向非物质世界，服务设计、战略设计、交互设计、AI等看不见的设计带动了原本看得见的设计，令后者也有了新的意味。未来，如果90%的事情可以由人工智能来完成，设计师要做的就是设计人工智能这个体系，这是无法被机器取代的。”

除了学术前沿，娄永琪尤为强调设计对真实世界的影响。被他请来同济大学当教授的意大利孟菲斯小组创始人之一Aldo Cibic住进了四平路上只有34平方米的“老破小”（详见《安邸AD》2022年1月刊），在网络上引发了关于老公房改造的持续热议。Cibic正是专门以此来研究社区营造的。他参与研究的是娄永琪在2015年发起的与四平路街道合作的NICE2035未来生活原型社区项目。过去几年间，他们通过众筹众创，用点触式的社区“针灸术”显著却细微地改善周边。在与居民的深度合作中，他们发现了成千上万个问题，吸引了众多 社会资源注入。阿斯顿·马丁实验室、阿普塔未来包装实验室、安吉尔未来饮用水实验室、SoundLab声音实验室、Fablab创客实验室等快速原型实验室相继进驻。表面上，这是对社区环境的改造升级，实质上，人才、科技、资本、新兴的消费业态等都是其研究方向，犹如一个坐落在烟火气里的未来社群生活形态的设计试点。

与NICE2035类似，被视作乡村振兴设计先驱的“设计丰收” 也是娄永琪针对新型社群的试验田。2007年，他在上海崇明仙桥村发起了这个创新创业平台，尝试通过“设计思维”整合城乡资源，发掘乡村传统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潜力，创造一个“原型”来讨论城乡发展的未来愿景。在他看来，“设计丰收”不仅关联着乡村的本地性，也在探索设计如何整合复杂业态。“要改善社会不能只靠关注造物的设计师，需要具有设计思维的社群共同投入。”

这可能和他在同济大学接受的具有深厚包豪斯底蕴的设计教育有关。包豪斯创始人格罗皮乌斯的成就不仅来自其建筑和设计实践， 更因其对设计教育的创新而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设计师之一。在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读研究生时，娄永琪就以手绘效果图出名。2002年获得博士学位留校任教后，娄永琪创办了筑道设计工作室（StudioTekTao）。不到5年，他设计了五十多万平方米的公共建筑项目，其中有不少是学校建筑。在事务所如日中天之际，他却感到了不安。“我建过最大的学校有六万多平方米，校园环境优美如园林。然而，最后我发现这改变不了教育。我不过是给孩子们造了一个更好看的环境而已。”这也促使他决心从设计的源头“教育”开展设计。

2008年底，娄永琪负责筹办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第一次国际咨询会，咨询会主席、芬兰阿尔托大学的创始人Yrjö Sotamaa对娄永琪说：“这个世界不缺一名优秀的建筑师，但缺乏设计教育的革新者，你应该去承担这个使命。”娄永琪就这样放弃了职业设计生涯，全身心投入学院建设。一年后，伴随着新学院成立，Sotamaa教授也被娄永琪说服来到中国工作了4年，并先后获得了上海白玉兰奖和中国政府友谊奖。如今学院的师资至少30%是外籍。这些外教与同济大学的中国同事同工同酬、同舟共济。这些资深外籍教授的到来几乎都源于娄永琪的邀请与安排。改变世界设计教育，成为了大家共同的事业。

在高校的教育实践过程中，娄永琪感知到要改善设计教育，必须从娃娃抓起。在他的推动下，黄浦区与同济大学按照他提出的概念和方案合作成立了“上海市同济黄浦设计创意中学”。如格罗皮乌斯一样，娄永琪亲自设计了校舍。他的办学理念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在市教委指导下，上海市科技艺术教育中心继上海市青少年科学研究院后成立了上海市青少年创意设计院，由娄永琪出任院长，这意味着设计思维正式融入了上海的基础教育。

2021年1月，娄永琪被任命为同济大学副校长，今年4月他卸任了担任近9年的设计创意学院院长职务，“正如我一直鼓励我的学生勇于重新定义未来一样，我自己也会在更多领域探索设计的价值，包括提升设计对整个大学、对上海科创中心、对长三角和中国未来发展的贡献。我特别希望我们能用设计思维，提升创新的软实力和硬实力，为世界的未来找到更多的可能性”。

国际艺术品拍卖行佳士得最近将上海艺术空间迁入了“外滩第一楼”，落成典礼中站在C位的人身着靓丽的粉色：她是从传媒行业转换赛道的拍卖业“新面孔”。作为佳士得拍卖行中国区主席，她正融合自己多元的背景与经验，述说这间世上历史最悠久的艺术品拍卖行的新故事。

2022年3月初，国际艺术品拍卖行佳士得重启了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暂停两年的上海拍卖会，并开创性地连线佳士得总部伦敦，形成上海——伦敦联合系列拍卖会。同时，香港、纽约拍场在线竞价，四个不同时区拍场同时参与拍卖，场面之激烈前所未有。那一刻，四大拍场的目光都聚焦在上海佳士得崭新的艺术空间，拍卖官则敏锐地关注着不同时区的竞价，从业者、藏家、艺术爱好者通过互联网汇聚一屏，是另一种对佳士得落户上海外滩新址的庆生。

最终，20件拍品成交了19件，成绩斐然。亚洲业务已经成为佳士得最重要的增长点，而未来这片地区的重点之一无疑是上海。“这是一次惊心动魄的经历，我也參与了现场电话竞价。这犹如一场由主持人、明星共同呈现的晚会。当然，要做一场成功的拍卖会，离不开背后同样强大的支持团队。”杨媛草回忆道。她情不自禁地将这次拍卖会与她之前主导综艺节目的经历相比较，感觉自己有点像这场“晚会”的“导播”。

在她眼中，佳士得是“一个刷抖音、玩小红书的英国老顽童，特别与时俱进，并且真心地喜爱艺术、传播艺术”。这种通俗易懂的描述方式可能与她曾在传媒行业深耕多年有关，她也将自己熟稔的“讲故事”的叙事方法融入略显高深的拍卖行业。在此次拍卖会的上海预展上，她就将KAWS、黄宇兴、叶凌瀚等深受藏家关注的新锐艺术家的作品与毕加索、夏加尔、赵无极等艺术大师的作品放置在一起，构成富有趣味的对话，为观众提供了观看的新视角。此外，杨媛草还领衔策划论坛，设计拍卖会、鸡尾酒会、艺术晚宴等的流程，确保每个环节都带给参与者难忘的体验。她将自己从业传媒的积淀融入佳士得的拍卖企划和执行，为其注入新的活力与能量。

杨媛草曾赴英国留学，并在伦敦创办了版权经纪公司，将极具人气的真人秀节目带回中国培育、根植，是一位低调的综艺幕后推手。在英国工作、生活20余年，她对英国人的措辞与沟通方式了然于心。在佳士得上任不到半年，她已经从从业者出发，思考行业所面临的挑战与发展之路。她致力于将上海佳士得塑造为一个国际拍场，还写了一封雄心勃勃的长邮件向总部表达自己的观点。“我希望上海的拍卖对象不局限于中国艺术家的作品，可以融合不同地区的作品，彰显佳士得的国际化。”她的据理力争无疑获得了总部的认可与支持。这次联合拍卖会在征集作品上有了重大突破，其中包括诸多炙手可热的西方艺术家的作品。这也是出于对近年来涌现出一批中国年轻藏家的考虑，“他们可以迅速通过社交媒体与国际市场同步，我们当然也要让他们与海外藏家有同等的机会收藏全球优秀的艺术作品”。

不过，杨媛草却对年轻藏家有了与入行前不同的认知，“不能一概而论就认定年轻藏家喜欢潮鞋、数字艺术藏品，由于家庭背景等关系，中国有很多‘90后’、‘00后’藏家喜欢中国书画和西方古典艺术。”关注新晋藏家跨品类收藏上的多元性，并通过数据分析，更加精准地揣摩、及时跟进藏家的需求是她和团队的工作重点之一。与顶尖的艺术专家一起工作，有先进的技术支持，让杨媛草感到：“佳士得绝非一个冰冷的销售机器，而是有思考、有投入，不遗余力地拉近与藏家的关系，传播艺术。” 不论是微信小程序、还是手机App，佳士得在中国都努力将网拍做得便捷、有趣，人们动动手指，就能参与线上竞拍。拍品除了艺术品，还包括手袋、珠宝、架上画作等，对有经济实力但生活节奏极快的年轻一代来说颇具吸引力。

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也对佳士得上海艺术空间新址在布局上提出了新的要求。杨媛草告诉我们，在1600平方米的空间里，不仅需要可以举办拍卖预展的画廊空间，也要实现拍卖的技术功能，包括IT设备、多地联合拍卖所需的摄像头、灯光和机位，并要考虑彰显拍卖现场的良好氛围。除了预展和拍卖，她还希望在这里开展学术交流，并向资源匮乏的边缘群体倾斜，为农村儿童开设艺术课程，用不同的内容将新空间充分利用起来，也令“高大上”的拍卖行融入艺术爱好者之中。

当然，与专业藏家的联系对杨媛草来说也相当重要。除了通常的鸡尾酒派对和晚宴，她富有创造性地提出了“与艺术共餐”的概念，将餐饮、甜品的样式与艺术作品形成呼应，串联出一个美妙的故事。她就像一位优雅得体的女主人，精心策划每一个菜式、就餐环境与现场艺术作品，她强调：“当然，最重要的是令热爱艺术的藏家相聚，创造交流的时机，令人留下难忘的体验和共同的记忆。这也是艺术与生活的充分融合。”坐落在上海外滩的最中心位置，在杨媛草的带领下，佳士得中国正如百年前外滩交融着东西方文化一样，将经典与新锐，传统与数字、专业与大众、艺术与生活交织在一起。

不为跨界而跨，对融合跨界保持着开放心态和谨慎底线：一件作品的诞生，不只是一个跨界的行为。因为“不是艺术去融合一切，而是一切都在与艺术融合。”

判断赵赵有没有在“穹究堂”很容易，就看他的办公室有没有点上香，尽管他不常去，但只要他在，点香、泡茶，必不可少。遇上志同道合的朋友来看画或古物，他就将桌子擦拭干净，将古器物铺陈开，用不疾不徐的语气，从5000年前开始讲起，而这一讲，半天就过去了。

而在他宋庄的工作室，这种融合的浓度则更加饱满，几层楼的空间，被他用数不清的画册、资料、古器物、茶道具、大大小小的造像越填越满，而每件器物都有“灵气”，仿佛带着所属时代的文明记忆，让人恍惚间不知身处哪一年的空气里。好在，你还是能从工作室里，那些靠在墙边他此时此刻正在画的画，养了多年的植物、小动物，切回到当下。他每天就穿梭在这种古今交汇的情境里，久而久之，各种能量也在这个小宇宙里达成了一种平衡。

如今跟在赵赵名字后面的称谓有：艺术家、收藏家、穹究堂的创办人。这已是今年他给自己的身份做减法后的提炼。此前这个名字后面還有一长串的描述：潮牌创立者、跨界合作……在大融合的商业时代，大众往往会不自觉地去记住那些即便非主要但有辨识度、新鲜度的事情和标签，这常常给不想被定义的创作者们带来无奈。他说：“我甚至不把自己看做是艺术家，我可以是任何身份，因为我并不想设定为任何一种身份。”

事实上，无论是他此前和路易威登的合作，还是其他跨界艺术项目，又或是当前的各种跨界合作邀约，他都保持着开放的心态和谨慎的底线。这个底线是：能否成为一件作品，而不只是一个跨界的行为。

他不会为了跨界而跨界，那样对他来说，没有任何价值，“当我开始介入新的领域或使用新的材料时，首先思考的是，这是不是我的作品需要的，和我愿意尝试的。” 在艺术与融合成为炙手可热的话题的当下，他始终相信：“不是艺术去融合一切，而是一切都在与艺术融合。”

在赵赵的心目中，艺术是严肃和专业的事情，需要用持续的专注和热情，高效的工作方式去完成;而不是当你拥有了一定的积累，便可以停下来，左顾右盼，消耗自己。在成为艺术家之前，他曾在不同领域里磨炼，音乐、摄影、甚至是电影，种种尝试都没有动摇过他对于艺术输出的渴望，就像他的少年时代，曾在新疆听到袁运生的建议，“做艺术就要去北京”，于是他就来到了北京。我们在草场地的餐厅里，遇见十多年前熟识他的朋友，提起他便说，“哦，赵赵啊，当年我们一起工作，大家都在休息，他就是不停地做作品。”

又比如，他喜欢让自己周边的氛围沉浸在茶、香、建盏，古物建构的世界里，但对他稍有了解就会发现，这不是文人隐士的浪漫情怀，也不是生活方式的附庸风雅。感性的时刻，好像只存在于入手的瞬间，接下来的时间留给理性的分析和研究。他会细致地为藏品分门别类，梳理出逻辑体系和知识脉络。他的工作室里有一位专职的摄影师，每天为器物拍照，一件唐或宋的器物，可能会留下上千张照片，不放过任何一个纹样、细节。他还会从创作者的角度，去思考这些器物是怎么完成的，有什么样的技术壁垒，而这一切的思考与实践，最终又能在他的展览和艺术创作上找到呼应的线索。

今年初，赵赵有好几个展览在进行，上海龙美术馆的同名个展，首尔和曼谷的展览，以及穹究堂关于花与器物、艺术品的展览。高频次的展览，需要有足够丰富的作品体系去支撑，而驾驭庞大的作品数量，背后往往是艺术家对于时间的取舍，这种取舍又必须是智慧的。

他将自己的日常生活压缩到最简单，过着“欧洲时差”，中午起来，下午客人来谈事情，干一点琐碎的工作，晚上开始创作，一直到天亮。除了喝茶、看书，他几乎没有什么消遣，娱乐不在他的字典里。

他仍然在尝试新的创作风格，尤其是在绘画上，与此前相比，可以看到更多向内走的痕迹。他相信创作的直觉，绝不会在想的清晰明白的时候下笔，而一定要在混沌未开的时刻开始画，只有这样，他才会觉得这幅作品可能成了。

即使是在互联网上热门起来，给中国香氛市场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本土香氛品牌观夏也从未自认是一个互联网品牌。“我一直在做内容，这 是 产品和品牌核心，内容的根本就是生活。”这一切多少都源于一种融合。

早在2012年，彼时还是媒体人的沈黎就开始在自己曾经供职的媒体内部尝试时尚电商创业。这在当时的中国市场还是一个新鲜事物，成为沈黎此后自己创立品牌的开端。一年后，她离开杂志社。当时正是传统媒体翻天覆地变化的初始，和她同期离开的媒体人中，坚持不断创作订阅号内容的好朋友有不少等现已成为顶流的自媒体人，坐拥数千万流量。沈黎当时喜爱生活方式内容，又偏爱植物花卉，便选择了这一品类为切入点，创建了一个以诗歌为引，围绕诗歌内容和意境创作花束，并每周配送的品牌。“我做的事情其实还是内容，每一个花束都是从内容出发的，大家看了订阅号内容，产生共鸣才会购买。”正是这段经历，让沈黎愈发坚定了从内容出发创立品牌的决心。

2017年，她遇到了来自纳斯达克市场上最年轻的跨境电商团队的Elvis，一切便水到渠成。一位是厌倦了用流量催熟，迅速生长又迅速败落的品牌制造方式的资深互联网人，另一位是对于生活美学有着多年研习，并懂得一切需要从内容出发的资深媒体人。随后加入的韩裔创意总监Khoon，毕业于耶鲁大学设计专业，曾在纽约长期和蔡国强、村上隆等艺术家合作。“我们想做一个真正的品牌，就像法国的香奈儿一样，能够立足百年，经久不衰，并持续地对周围的人和事产生些许积极影响。”

他们希望在现代人生活中展现中国传统文人雅士的生活方式，并传达其意义。沈黎很喜欢旧时生活中诸如“秉烛夜游观海棠”那种“无用之美”，希望能够借由所创产品来表达“无用之美”的精髓，让人们从高速高压的现代生活中获得片刻抽离的轻松和喜悦。“慢下来，看到自己，看到生活。”于是，“香”这种特别为中国人熟悉、感性而充满想象力，可以创建身、心、空间之间连接的媒介便自然浮出了水面。

“有很多海外品牌都做过中国东方的香，但它们让人闻起来总有些违和感。例如在过往的西方品牌中，有不少以东方名茶作为主题的香氛作品，但从中很少能闻到中国人从小熟识的茶叶香气。”的确，香的根基是民族文化和风土人情，“能够表达中国文化，能够讲述中国人从小熟悉的故事的香气”便成“观夏”最初的模样“。观夏”品牌名字也颇具中国传统意蕴，当时主创团队身处夏季的苏州留园，蝉鸣嘹亮，八棱窗外，夏花繁茂。“很多香氛精油都由夏花提炼而成，静观夏日，是一种特别好的状态。”

早期，观夏的唯一购买渠道是其官方微信小程序，每周四8点上线产品，消费者往往需要定好闹钟“蹲点儿”，每次上架几分钟后就会被抢购一空。但Elvis和沈黎在品牌创立之初就非常清晰地定位观夏绝非电商品牌。观夏最初在互联网上成為限量销售和当时产量有限有更大的关系，而当时没有开设线下店铺是因为“团队里没人做过”这个简单的原因。

好的内容是沈黎热爱至今的，同样也是观夏的灵魂所在。“我觉得其实自己一直在做内容，内容是产品以及品牌的核心，而内容的根本就是生活。”观夏的产品研发过程几乎就和杂志社策划选题的过程一样，大家共同讨论自己想做的主题、想说的故事、想表达的思想，然后才由此产生新产品的方向，最终由产品团队参与打样和定稿。在产品宣发阶段，团队在文字、照片、视频、音乐等方面，都几乎不带商业性地展现策划“选题”时定下的故事。譬如不久前上市的新品“苦尽橙”，无论调香师诉说的关于自己每一次调香过程中自我否定和修正的“苦尽甘来”，还是沈黎自己所写的关于文学、艺术的理解，以及作为创作者的甘苦反哺的叙述，抑或拍摄于草原荒野之上的《踏乱草·见众生》短片，在“苦尽橙”这款香气真实弥漫在空间中前，人们已经在脑海中构建一个详尽的故事场景。当你身处店铺中，写着“happyending”的试香纸上隐藏的琥珀回甘在你鼻尖弥漫，整个故事得到了近乎完美的呈现。有趣的是，“苦尽橙”的故事是创始人 Elvis的“选题”。在观夏，沈黎不仅自己讲述故事，也邀请大家说出自己的故事。

在产品走上正轨的同时，观夏开始走向线下，开设了pop up店铺、北京的“观夏客厅”以及上海的“观夏闲庭”。他们希望品牌与城市、建筑以及人之间产生真实的关系。上海的“观夏闲庭”是一栋有近百年历史的西班牙式老建筑，观夏团队不仅花了七八个月的时间将其修旧如旧，更为其构建了一个关于西班牙画家和中国爱人的浪漫故事，令其在观夏的语境之中焕发新生。2021年，观夏推出了首本品牌杂志《昆仑KUNLUN》，与多位艺术家展开对谈。此外，观夏还展开了与陶瓷、琉璃、版画等行业的传统手工艺人的合作，不仅止步于“保护传统手工艺” 的品牌推广层面，更让它们成为观夏的产品，在商业上形成良性循环、互相反哺。这又比过去只停留在纸面的杂志选题有了更深刻的意义。“融合就是把过去的经验放到当下。当然，能够融合的部分在基础和内核上一定是相通的。”

如果要把观夏比作一个人，沈黎认为“这应该是一个在中国出生长大，成年后去了海外学习和工作，最后又回到中国做出一番和中国文化相关事业的人”。正是文化的底蕴、世界的眼界、对于经验的理解和再创造自然融合成为了观夏。“我们希望如果有东方新摩登，那应该就是观夏的模样。”

策展人的工作，是聆听、整理不同的故事，也创造不同的故事，既能爬升到阳春白雪的理想里，又能跌落到琐碎的现实里，还有太多身不由己。“在艺术家的梦里，再去完成一个自己的梦。”

崔灿灿的过敏很严重，他笑称这是常年以“打鸡血”状态奋战在搭建、刷墙的展览现场所付出的身体“代价”。他几乎每年都要策划几十个展览，从严肃的学术展到先锋的艺术项目。作为策展人，他的名字与勤奋、高产、高质量、新思维联系在一起。刚过完35岁生日的他感叹：“人对价值感的认同很重要，没人会真的在乎你的名字，你自己不爱惜名字背后的品质，谁会爱惜呢？”

我们恰好在春节后，他尚且能“喘口气”的间隙，走进他的工作室。即便这样，工作室也以原生态的方式透露着他的工作轨迹：几块写满了即将开展的文案黑板，随意摞放的厚重画册，待客时未吃完的水果和来不及收拾的茶具，拎包便可出差的行李箱……他常在中午打车过来，先不进屋，就站在院里抽根烟、发会儿呆，感受北方的四季，尤其是秋冬的衰败之景。他感叹，去温暖的南方办展，酒店门口那些常年不败的娇艳鲜花，曾让他感到不适，“对我来说，自然不是让人愉悦的，而是教会你如何去理解生命的意义。”对万事万物保持敏锐，提炼出价值和观点，这是策展人必备的素养，而他的言语，无不成型在一条从感性认知到理性升华的路径里。

下午常有艺术家朋友来谈工作，晚上是他写作、做方案的时间，结束后再看一部电影。看似有序的安排，又穿插着无数个电话会议，切换在不同的艺术项目上。但他又笑说：“我其实挺闲的！但你怎么去理解‘闲’呢，你对时间的要求是什么？”他希望自己的时间是高效、有质量的。而融合性的多线工作，是他对拥有高质量时间的一种选择。“我一年做十几个展览，每次都在调动一种新的认知，一种新的状态。”他很羡慕电影中神父的职业，“在一个小房间里聆听不同人的故事，做策展也是聆听不同人的故事，创造不同的故事。”策展人的工作，既能爬升到阳春白雪的理想里，又能跌落到琐碎的现实里，还有太多身不由己，“你需要在艺术家的梦里，再去完成一个自己的梦。”

这样的梦，始于他从江苏的小县城走到南京，成为美术杂志的编辑，跳脱于他辞去这份稳定工作来到北京，在黑桥做起实验艺术项目。而如今这个梦变得更加深远广阔。2021年，他在深圳坪山美术馆的展览项目“九层塔”，便搭建了一个复杂的“梦中之梦”。他邀请建筑师、艺术家做各自擅长的事情，再整合成一个融合式的作品。他说：“对我来说，好的创意融合，要把想象力落到实处，形成一种合力，解决或探讨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就像是一次专家会诊，而不仅仅是拓展艺术家、建筑师各自的边界，它需要有更大的社会价值。”

即便是为陈丹青、袁运生、罗中立这样功成名就的艺术家办展，他依然渴望跳出固有的模式，找到新的思维线索，保持“小白”的状态。他说：“我希望在不同的展览里，保留好奇心和兴趣，进入不同艺术家的世界观里去。我们常思考如何提升创造力，创造力不是摆在桌子上随时就有的，而是磨炼出来的，是你不断跟新事物发生关系，再反馈给你的。”

他爱用手写的方式，抓取瞬间的灵感，无论是在本子上，还是黑板上，这是他多年的习惯。疫情之前，他常一个人背个双肩包，带上水和汉堡，流连在世界各地的美术馆、博物馆，像建筑师、设计师一样，手绘展览的动线、布局。他打开一个抽屜，里面满是记录的小本，这是他累积的养分，最终又都化作解局的灵感钥匙。“这几千个展览的学习、淬炼，常让我在面对展场琐事时，三分钟内给出好的直觉方案。”

他毫不回避自己对于表达的欲望，以及他的野心和能量。他很欣赏《牛虻》里的一句话：有限的生命，无限的事业。“我一直是一个野心很大的人，但雄心勃勃也是一种品质。我们常说‘未来感’这个词，它意味着你感到前面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还有一个远大的目标，同时也要保持一颗谦卑之心。” 他亦承认自己常年焦虑，陷入难以控制又无多大意义的自我分析里，而他的解忧之道便是，“唯有实践，用新的状态投入到新的工作中。”

在璞素品牌初创之际，他们就颇有远见地将其定位为“文人家居”，而非“文人家具”。当时他们就在店里办茶席、开艺术展、售卖老收藏，可谓其风雅东方美学空间的初代版本。时至今日，他们沿着这条融合之路不断往前，走得愈加深入，也愈加开阔。

非科班出身的设计师陈燕飞，几乎完美地向我们展示了何谓融会贯通之道。他自幼学习中国传统书法，大学时考入广州美院平面设计系，接触到日本当代书法家井上有一。被其狂放自由、突破传统的风格所感染，他开始对书法的立体和空间感，感到好奇，也培养对家具的体量、空间和结构的敏感性。他想转念室内设计，未能如愿，便开始在课余大量研究明式家具，做田野调查，并开启收藏之路，这间接地为他日后转投家具设计行当做好了铺垫。

在决心成为一名家具设计师之前，陈燕飞是一名资深平面设计师，也是一位孜孜以求的书法家。与大多数设计师的职业路径相异，是书法真正地启迪了他的设计。“书法影响了我对抽象韵律的理解，它让我对线条运用自如。其实‘书法’‘家具’‘空间’是一个整体概念，或者说都是在探索‘虚与实’的关系，里面更有‘抽象’与‘具象’的关系，这对于我来说其实是一个必然。”陈燕飞由书法触类旁通，悟出一套属于自己的、具有东方禅意的设计哲学。由此看来，璞素于初创之时便脱颖而出也绝非偶然。

说得更具体一些，陈燕飞一直强调其对家具线条的把握得益于书法。书法线条具有永恒之美，家具的搭建也如书法创作，其中的骨骼、疏密、点画联系都是一样的。之前璞素用了很多方直的线条，比如早年的“天地雅直”系列，比较像篆隶，大气中庸。到现在，璞素还会写行书、楷书和草书，早已不拘于中锋用笔，也会侧锋。线条的演变是必然之势，这种变化让设计更自由，于是像“玉兰扶手椅”和“怀山靠背椅”等更新颖的设计应运而生。

对于既互为生活伴侣又互为工作搭档的陈燕飞与陈晏平来说，习书法、喜收藏、爱茶道，文人式的生活方式原是他们本真的日常，璞素一开始走的“文人家居”的路线也体现出这一生活态度的自然渗透。陈燕飞回忆道，2011年，璞素开的第一家家具店，位于上海前法租界的常熟路上，面积不过200平方米。“这个店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纯粹的家具店，当时也卖各种茶器，还有我的书法，也有我收藏的老家具。我们已经开始做一些小活动，也办艺术展。”一开始就走融合路线，也与陈燕飞的个人经历有关。他曾经在家居杂志担任美术总监，一有空就泡古董家具论坛，还亲自到各地考察和寻找藏品。他发现，国内玩传统家具的模式缺少一些人的气息，更多地从物本身出发，考察其工艺、材料或历史，但杂志上刊载的很多欧美家居店不是单纯卖家具，而是传达一种生活方式和生活美学，注重物件在视觉和功能上的契合、在风格上的碰撞。等到他自己开店时，这种模式也顺理成章地成为参照。“加上当时我们也没法做一个纯粹的家具店，我只设计了十来件家具。”陈燕飞脸上挂着温和的笑。陈晏平则在一旁豪爽地说：“我们那时胆子真大，说开店就开了。就像命运一样，很多事是自然而然发生的，所有的经历都是财富。”

如今，璞素的核心思想被提炼为八个字：“当代文人家居艺术”。“就是生活在当下的文人生活品位，我们希望表达文人的审美、生活哲学和价值观，通过家具物件和生活场景具体地打造一种当下的生活美学，为生活在信息爆炸的现代社会的人们找回一縷内心的平静。”除了家具设计，璞素拓展出室内设计部分，还发展出璞素茶事、璞素艺术等分门别类的版块。陈晏平说：“从品牌创办开始，我们的分工就很明确。他管设计，设计以外的归我管。设计的最高决定权在他，设计以外的最高决定权在我。”

陈晏平不仅是一位管理和销售能手，同时也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沙龙女主人。如果说陈燕飞从一开始就浸淫在东方文化中，陈晏平则一直心向往之，与陈燕飞共同创业之后，她得以坚定地朝着这一梦想迈进，仿佛是不知疲倦的永动机。璞素平日举办的活动相当丰富，“一周一席，一周一拍，一月一展”，这样的频率和内容令很多家具品牌望尘莫及。璞素的宋式点茶、美学课堂、风雅市集和艺术展颇受“素友”（璞素的粉丝）欢迎。这不仅增加了用户黏性，也让璞素未来具有更多发展可能性，超越了传统家具品牌。陈晏平说：“我是一个总想折腾点儿什么的人，以后还会做得更丰富，比如晚上可能做一间璞素艺术酒吧。因为我不仅喜欢喝茶，也喜欢喝咖啡、喝酒。璞素做的很多事情都是出于我自己的爱好。如果我看到这个领域里做得很好的人，我会两眼放光，会想能有什么合作的，我一直保持这种敏锐性。”

与闲不下来的陈晏平一样，陈燕飞总在琢磨设计上的创新。“‘当代’和‘东方’是我们的两个关键词，东方是我们的审美基础，当代是指一种当代的表现，是希望有所创新的。”璞素新推出的“留·光”当代漆艺家具便是基于这样的思考诞生的。“每个设计师都会在不同阶段寻找新的表达方式。对我来说，我设计的第一个阶段主要用木头，横平竖直。第二个阶段也是用木头，比较圆润。用大漆是第三个阶段。年轻人的审美已经发生较大的变化，他们更追求色彩、自由的形态和更具艺术感的表达。目前我的摸索只是开端，但我觉得以后这种取向会变得更主流。对于设计从业者来说，我希望保持一种超前的敏锐度。大漆很有中国特色，它体现了传统的工艺和表达，但它相比木头的优势在于：它的颜色可以很丰富，我们有传统的红和黑，也有特别调制的紫和粉，颜色更现代;它可以在各种不同胎底上做造型，质感更自由，我们结合了红木、实木和榫卯工艺，还有金属和石头等材料，表达方式更富有当代气息。”

在对现在的评估和对未来的憧憬上，陈燕飞和陈晏平的表达毫无二致。“我们知道，有些时候，生活的味道如果重一点儿，品牌的调性可能就会下来一点，这是关于选择与平衡的哲学。现在还谈不上完美，但我们最大的一致在于理想需要被落地，要一步一步去实现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