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洁

马林（1883年-1942年）

1922年8月，中共领导人陈独秀在上海会见了一名外国人。后者拿出一件衬衫，陈独秀接过仔细翻看，发现衬衫上缝着一块小布条，上面印着几行英文，意思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接此通知后，应据共产国际主席团7月18日决定，立即将驻地迁往广州，并与菲力浦同志密切配合进行党的一切工作。”

这是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的一份重要指示，其中提到的“菲力浦同志”便是带来这件衬衫的外国人。在中共党史上，他有一个更广为人知的名字——马林。

位于广州的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里，陈列着数件与马林相关的展品，其中包括缝在他衬衫上的共产国际指令（原物收藏于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据纪念馆工作人员介绍，1921年至1923年间，马林三次来到中国，参与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参加了中共一大、三大，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

2021年，距马林首次来华整整百年之际，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与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联系，复制了该所收藏的马林档案26件（套），主要是1922年至1923年他在华期间，与中共、共产国际及国民党来往的信件。

在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马林对中共三大进行了详细记录。1923年6月19日，三大与会代表选举产生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9名、候补执行委员5名。6月25日，马林向共产国际报告了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单及得票情况：陈独秀40票、蔡和森37票、李守常（李大钊）37票、毛泽东34票……这份报告是目前所见到的最早详细记录中共三大选举结果的档案。

在中共早期党员的回忆中，也留下了关于马林的记录。据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回忆：“他（马林）对马克思、列宁的学说有精深的素养，他声若洪钟，口若悬河，有纵横捭阖的辩才……我们在他的词锋下开了眼界。”

另一名代表张国焘的记录则更加生动：“他这个体格强健的荷兰人，一眼望去有点像个普鲁士军人。”“（马林）说起话来往往表现出他那议员型的雄辩家的天才，有时声色俱厉，目光逼人。他坚持自己主张的那股倔强劲儿，有時好像要与他的反对者决斗。”

这是马林首次来华时给代表们留下的印象。当时他不到40岁，既有充沛的精力，也有丰富的斗争经验。

中共一大快要结束时发生了一次“险情”，马林的经验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代表们正在李汉俊家里开会，有人突然闯入，声称找“社联的王主席”，李汉俊将其打发走后，马林询问了情况，断定来者不善，提议马上休会，让大家迅速转移，这才躲开了随即到来的搜查。

“来中国前，马林在荷兰、印尼都从事过革命工作。他一听李汉俊的描述，立刻断定来者是探子。上海石库门房子通常是走后门的，因为事态紧急，代表们当时都是从前门撤离的，只留下李汉俊和陈公博两人应对局面。10多分钟之后，法租界的巡捕就到了。”中共一大纪念馆陈列研究部主任张玉菡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马林的斗争经验来自丰富的革命经历。1883年，他出生于荷兰鹿特丹一个贫穷的家庭，17岁就当了铁路工人，早早体会到阶级矛盾导致的社会不公，也锻炼出顽强的、勇于反抗的性格，并主动投身于社会主义运动中，先后加入了荷兰社会民主党和铁路工会。

1907年，马林成为荷兰社民党首位市议员。几年后，部分荷兰工会参加了国际海员罢工，但荷兰社民党的多数成员表示反对。马林厌倦了两派的争吵，决定前往荷属东印度传播革命思想。

荷属东印度是指1800年—1949年期间，荷兰人所统治的东南亚地区的印尼群岛。1913年，马林抵达这一地区后，积极领导工人运动，反抗荷兰殖民者的统治，并于次年参与创建了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印尼共产党前身之一）。这些活动招致了荷兰殖民当局的反对，也不符合荷兰社民党多数成员的意见。于是马林在1916年退出荷兰社民党，加入了荷兰共产党。

俄国十月革命后，在荷兰殖民当局的胁迫下，马林离开印尼回国，继续发动工人运动。由于与荷共领导人发生分歧，他逐渐被边缘化。1920年，马林作为印尼共产党代表前往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和民族殖民地问题委员会书记。在这次会议上，列宁对马林留下了深刻印象，决定派他前往中国，帮助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建立政党。

“共产国际二大讨论了如何在殖民地和落后国家开展革命工作，列宁认为共产主义者要联合当地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一起开展民族独立运动，所以非常看重马林在殖民地的斗争经验。”张玉菡说。

1921年4月，马林从欧洲出发，经过长途航行，于6月3日抵达上海。由于是国际知名的革命者，他首次来华的旅途颇为曲折：途经维也纳时被当地警方逮捕，关押6天后被驱逐出奥地利;警方通过外交渠道将马林的行踪向沿途各国和地区发出通告，导致他在途经科伦坡、新加坡、香港等地时，不断遭到严格盘问和检查;他到达上海之前，荷兰总领馆已经向上海公共租界、法租界通报有一个“危险人物”将到上海的消息。

虽然是第一次来到中国，马林却很快认识到中国人民所遭受的压迫之深。张国焘曾提到一件事：有一次，马林在街上看到一个外国人欺侮中国苦力，愤怒之下挺身而出，与那个外国人大打出手。

但同时，张国焘感到马林有时流露出“亚洲人民落后”“东方社会主义者幼稚可笑”的看法，觉得马林“沾染了一些荷兰人在东印度做殖民地主人的习气”，甚至是“社会主义的白人优越感”。

左上图：缝在马林衬衫上的共产国际指令（原物收藏于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左下图：位于广州的中共三大旧址。右图：1938年时的马林。

张玉菡则认为，马林对于中国人民抱有深切的同情，因此更急切地希望人民觉醒、团结起来。在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马林详细描述了自己看到的情況：“中国人，特别是苦力，常常在街上遭到这些欧洲文明人、印度巡捕和中国警察的殴打。我每天都为此感到气愤，这里的情况比爪哇还要糟糕。中国苦力忍气吞声、挨打受骂一事，说明工人阶级的革命精神远未培育起来……黄包车夫顶着烈日奔跑在亚热带的风雨中，一天只能挣到5角钱。他们没有组织起来。”

油画《西湖会议》表现了马林（中间坐者）与中共领导人讨论国共合作时的场景。

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里与马林相关的展品，包括马林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结果等。

为了贯彻列宁的思想，推动中共与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中共一大召开后的一年里，马林多次与国民党方面接触，积极推动国共合作。1921年12月，在张太雷的陪同下，他与孙中山进行了会谈。

这段时期，马林还在广州进行了考察，认为这里具备革命的有利条件，包括相对发达的工人运动、快速发展的中共党团组织，而且广州是孙中山的革命大本营，便于两党展开合作。但孙中山不接受党外联合的办法，只同意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当时中共大多数领导人不接受这个方案，认为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共产党员加入进去，有丧失自身独立性的危险。

1922年7月，马林回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做了工作汇报。他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比较弱小，需要与国民党合作才能推动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共产国际认可了马林的观点，于7月18日正式批准他关于实行国共合作、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中共中央驻地迁往广州等建议。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决定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之后不久，马林将共产国际的指令用英文打印在一块白色绸缎上，缝进自己的衬衫里，再次回到了上海。

1922年8月29日至30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马林出席。会上，大多数人仍反对以加入国民党的方式实现国共合作。经过马林的解释和说服，会议做出了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前提下，由共产党少数负责人以个人身份先加入国民党，同时劝说全体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决定。

至于将中共中央驻地迁往广州，由于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革命，广东局势迅速变化，共产国际的指令一时无法执行。直到1923年2月孙中山重返广州之后，中共中央才于同年4月底迁到广州。

1923年1月，马林再次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国共合作事宜，之后带回了共产国际要求中共尽快召开三大的指示。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中心议题就是国共合作，最后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同时提出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

“马林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为第一次国共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革命经验、斗争经验，对中共早期工作起到了推动作用。”张玉菡说。

但是，对于国民党右派的反共阴谋，马林缺乏足够的认识，这也为后来大革命的失败埋下了隐患。另外，马林的性格让他与中共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并不融洽。1924年1月列宁逝世后，马林被共产国际召回。在莫斯科，他又与共产国际东方部产生了观点分歧，于是辞职回到荷兰，担任荷兰共产党的领导人。

1933年，马林当选为荷兰下议院议员，此后一直利用此身份领导荷兰工人运动，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1940年，德国纳粹占领荷兰，马林组织了游击队抗击侵略。1942年，他被纳粹抓获，4月13日被枪决。临刑前，马林视死如归，仍然高唱着《国际歌》。

原名亨德利库斯-约瑟夫斯·弗朗西乌斯-玛丽-斯内夫利特，出生于荷兰鹿特丹，1916年加入荷兰共产党，曾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和民族殖民地问题委员会书记。印尼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先后参加中共一大和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