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东汉虽然作为一个开国王朝，在经历了一系列战争后本应该需要休养生息，但是东汉建立却与其他的开国王朝不同，虽然打败了篡汉的王莽政权，但是基本否定了新莽及西汉后期的改制运动，因此不光继承了西汉灭亡的社会危机，而且东汉王朝建立的基础是依靠豪族，导致东汉王朝的根基不稳。东汉王朝建立后的一系列事件，使汉光武帝刘秀认识到为了让东汉王朝长治久安，不能选择老实的刘彊太子，继续休养生息的政策，而是应该选择精明强干的刘阳作为继承人，依靠南阳势力作为基础，去大力推行一系列的治国措施，建立更为稳固的社会秩序。但事与愿违，东汉一开始就埋下的社会危机，导致汉光武帝更换再英明的继承人以及东汉前期的皇帝施政举措都只能从局部来调整统治秩序。

【关键词】 汉光武帝;土地兼并;豪族;更换太子

【中图分类号】K2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2）17-0036-05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2.17.011

公元25年，刘秀建立东汉王朝后，为了稳定和巩固封建统治，开启了一系列的治国措施。使得东汉在开国后社会生产逐渐得到恢复，一度呈现兴盛局面，历史上称为“光武中兴”。但是汉光武帝在施行治国政策的过程中，遇到了一系列事情，使得汉光武帝意识到东汉潜藏的危机，而自己又无力彻底解决。于是经历了从郭皇后被废到刘彊请辞太子，选择刘阳即以后的汉明帝来作为继承人，继续大刀阔斧地推行治国措施，巩固东汉的统治。

本文在立足于研究东汉历史基本史料基础上，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在汉光武帝更换太子的问题上提出自己的见解，认为刘秀更换太子主要出于治国上的考虑。然后通过东汉建国后面临的危机和东汉前期的政治走向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并对东汉前期的政治走向做出了评价。

一、汉光武帝更换太子探析

刘彊请辞太子的直接原因是郭皇后被废。在《后汉书·汉武帝纪》明确写到六月戊申，下诏曰：“《春秋》之义，立子以贵。东海王阳，皇后之子，宜承大统。皇太子彊，崇执谦退，愿备藩国。父子之情，重久违之。其以彊为东海王，立阳为皇太子，改名庄。”[1]

《春秋公羊传》曰：“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桓公何以贵？母贵也，母贵则子何以贵？子以母贵，母以子贵。”郭皇后为何被废？在《后汉书·光烈阴皇后纪》记载：“十七年，废皇后郭氏而立贵人。制诏三公曰：‘皇后怀执怨怼，数违教令，不能抚循它子，训长异室。宫闱之内，若见鹰鹯。既无《关雎》之德，而有吕、霍之风，岂可托以幼孤，恭承明祀。今遣大司徒涉、宗正吉持节，其上皇后玺绶。”[2]仔细考察这段史料可以发现，郭太后被废的理由很牵强，汉光武帝说郭皇后心怀怨恨，多次违反教令，违反教令的表现却是不能安抚其他皇子，在训诲皇子时经常在不同的地方，亲疏有别，远远达不到被废的程度。詔书中还说郭皇后有高祖吕后、宣帝霍后之风。郭皇后真的像诏书中写的像高祖吕后宣帝霍后那样狠毒吗？从郭皇后的家世背景来看，郭皇后的父亲郭昌，曾将田宅财产数百万让与其异母同父的弟弟，人们都称赞郭皇后父亲的义行。而郭皇后的母亲名号郭主是真定恭王的女儿。郭主虽然是诸侯王家的女儿，但是喜好礼仪并且生活节俭，有母仪之德。郭皇后在这样良好氛围的家庭出身，应该是一位母仪天下的好皇后。

建武十七年，郭皇后虽然被废为中山王太后，但是汉光武帝却对待郭皇后本人和她的家人格外的关照，不但没有受到牵连，而且还不断地受到优待。建武十七年，进升郭皇后所生的次子右翊公刘辅为中山王，把常山郡增入中山国。

建武二十年，中山王刘辅又徙封为沛王，郭太后变为沛太后。汉光武帝不光对郭皇后本人，对其乡党亲族的恩宠也不断增加。例如郭皇后的兄弟郭况。建武十七年，徙封郭况到大的封地，为阳安侯。建武二十年，郭况升迁为大鸿胪。汉光武帝多次到郭况的住所，聚集公卿诸侯以及亲戚们举办宴会，赏赐金钱缣帛的丰盛无人能比得上，在京城里号称郭况家为金穴银窟。在建武二十六年，郭太后的母亲郭主死去，汉光武帝还亲临致哀送葬，百官聚集。如果郭皇后真的像诏书中写的像高祖吕后宣帝霍后那样狠毒，能就此安享晚年，家人亲族能受到如此大的恩典，历史上吕后、霍后的家族命运之惨，达到灭族。

那么在郭皇后并无过错的情况下，到底是出于什么原因使汉光武帝下决心废后？范晔在《后汉书·皇后纪》评论此事说道：“郭后以衰离见贬，恚怨成尤，而犹恩加别馆，增宠党戚。至乎东海逡巡，去就以礼，使后世不见隆薄进退之隙，不亦光于古乎！”[3]他认为郭皇后心怀怨恨所以被废，汉光武帝给了她很大的恩宠。至于刘彊太子，能够主动辞去太子之位是一种很明智的选择。笔者并不认同范晔的评价，范晔只是出于对汉光武帝的维护，在评价汉光武帝更换太子这件事上，把责任都推给了郭皇后，是带有非常浓重的主观色彩。受民间故事和范晔的《后汉书》史料的影响，“仕官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大部分研究者更进一步从汉光武帝的情感世界出发研究，认为汉光武帝一开始就想立阴皇后，阴皇后貌美德高，安分守己，两人从一开始青梅竹马。由于汉光武帝对阴皇后的宠爱招致郭皇后的嫉妒，以至于“数怀怨怼”。郭皇后出身高贵，有才学，已经当上皇后，为了自己和太子的地位应该不可能把怨恨表现得那么明显，而且在后汉书中没有具体的事件来说明郭皇后如何不好。更重要的是，早立，立嫡长，是汉族王朝千百年来从血路中杀出来的统治经验，核心追求是政权交替的稳定，中国历史上，每一次换太子绝不是简单的权力交替，而是家族权力延续的核心环节，治国方针政策的转变，背后蕴含着复杂的原因。汉光武帝早在建武二年就立刘彊为太子，作为东汉的开国皇帝，可以说是一代明君。东汉建国不久，冒着国家可能出现动乱的风险，汉光武帝从感情世界出发去随意废立皇后，更换太子，是不符合常理的。《剑桥中国秦汉史》认为，随着内战的结束，光武帝就不那么依赖北方绅士了。要求以一位来自南阳的皇后取代郭圣通的压力日益增强，此举具有同时替换太子不可告人的目的……[4]

北京大学的陈苏镇更进一步从郭皇后和阴皇后背后所代表的政治势力考察，刘秀娶郭氏并立为皇后，主要是出于征服和稳定河北的政治需要。而阴氏所代表的是南阳势力。南阳是东汉王朝的根，南阳籍功臣和外戚是刘秀集团的中坚力量。为了保护这支力量，刘秀必须废刘彊而立明帝。[5]因为害怕刘彊一旦继位，郭氏打击阴氏及其所代表的南阳势力，引发宫廷内讧。汉光武帝有出于为保护南阳势力考虑的因素，但南阳势力的强大或者为了南阳势力更换太子不是决定汉光武帝更换太子的决定性因素。从历史史料记载阴氏家族在南阳豪族里的势力比较小。阴皇后是南阳新野人，并非豪族出身，阴氏家族势力崛起主要在东汉前期凭借军功和外戚身份兴起的。由于地缘的因素，南阳势力与阴皇后家联系密切，但是不能把阴氏家族完全等同于南阳豪族。如果汉光武帝不更换太子，南阳势力不会为了阴氏家族逼迫汉光武帝更换太子。汉光武帝在当时实现了政治上的平衡，无论是立刘彊太子或者汉明帝都有能力成功解决继承人问题，而且汉光武帝可以就像解决郭皇后和背后的河北势力一样，给予阴皇后和背后的南阳势力同样的优待。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刘秀更换太子主要出于治国上的考虑，汉光武帝在一些治国的核心问题上无力解决，汉光武帝放弃选择老实的刘彊太子，继续休养生息的政策，而要选精明强干的汉明帝，让汉明帝去依靠南阳势力治理国家，解决这些核心问题。

二、东汉建国后的统治危机

先来看看汉光武帝建国后的一些措施。在政治方面，“退功臣而进文吏”，虽封功臣为侯，赐予优厚的爵禄，但禁止他们干预政事。对诸侯王和外戚的权势进行多方限制。在行政体制上，刘秀一方面进一步抑夺三公职权，“虽置三公，事归台阁”，削弱“三公”的权力，扩大尚书台的作用，以加强皇权，具体而言，就是将地位很高的太尉、司空、司徒架空，使他们成为无实权的虚位。由尚书典守机密，出纳王命，使全国政务都经尚书台，实际权力掌握在属于中朝的尚书台手中。三公或大将军只有经过皇帝恩准，加“录尚书事”头衔，方可参与中枢决策。尚书台成为真正决策和发号施令的机构，最后总揽于皇帝。另一方面，又加强监察制度，提高御史中丞、司隶校尉和部刺史的权限和地位，加强刺史的权力，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得到进一步加强。与此同时，大力提倡儒学，表彰名节，重建太学，完善察举制度，擢用普通士人为官。标榜“以柔道治天下”，不尚严刑峻法。经济方面，汉光武帝采取轻徭薄赋的政策，又裁并冗散机构、官吏，缩减开支。多次下诏释放奴婢，推行“度田”政策，即令地方丈量耕地、核实人口。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措施，很多学者对这些措施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并且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一个王朝开创必须要有一个完美的开端，要清除积弊，强国捍民。汉光武帝确实在治国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为东汉的恢复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是东汉建立依靠的社会基础和一些措施在实行的过程中暴露出来一些问题，构成了东汉潜藏的危机，这些问题使汉光武帝无法从根本上去解决。

（一）豪族问题

豪族的典型特征是拥有大片土地和豪华宅舍，他们在自己的田庄中不仅经营农业，还兼营林、牧、工等副业，因而相当富有。豪族利用其财富，团结宗族乡里，招引宾客，宗族和宾客是他们干预世事的帮手和爪牙，他们还通过占有大量土地，让贫民和奴婢从事生产并守卫田庄，而且不断突破家庭规模的限制，扩大自己的势力。刘秀本人就是南阳的豪强地主，他正是依靠南阳郡和河北诸郡的地主武装才得以壮大势力，最后取得天下的。豪族在东汉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不是一种军事存在，而是一种社会势力。刘秀面对豪族势力，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裁减地方官吏，削弱豪族在地方的政治势力。罢郡国兵，削弱地方军事力量。东汉功臣皆封列侯，在封国内但食租衣税，无治民权。放免奴婢，更与豪族有关。但是豪族的问题是否真正的解决？

董宣的故事千古流传，常常用他的故事形容官吏不畏强权，执法如山，刚直不阿。过去曾经把董宣当作汉光武帝大力推行吏治，打击豪族势力的典型代表。从史书记载董宣的故事来看，因为董宣曾经不巴结攀附皇亲国戚就被罢官。湖阳公主家的奴仆殺了人，而公主不但不责罚，还用家奴当随从，家奴的为非作歹不就是因为公主的撑腰，但是汉光武帝还命令宦官挟持着董宣，让他磕头向公主谢罪。对于豪族最关心的奴婢和土地问题，奴婢问题作为突出的社会问题之一，刘秀在位期间多次下令释放奴婢的诏书，从侧面也可以看出正是由于奴婢问题很难解决，所以才多次下令。从《后汉书·马援传》：“防兄弟贵盛，奴婢各千人已上，资产巨亿，皆买京师膏腴美田”[6]，奴婢问题、土地问题一直没有彻底解决，所以才导致在汉章帝，马防兄弟家各有奴婢千人以上，还购买大量的肥沃土地。尽管汉光武帝出台了一系列措施来限制打击豪族，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豪族问题一直存在，并将随着历史的发展转化为新的问题。

（二）土地问题

土地兼并是西汉末年最为突出的社会问题。王莽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有针对性地实施了改革。王莽实行土地国有化政策，全国的土地将重新分配。但是法令一经推出，立刻遭到在地方已经坐拥巨大势力的豪强的抵制。法令推出不到三年，王莽就不得不宣布废除，土地兼并依然照旧。刘秀在统一天下后，立刻颁布诏书，王莽所推行的各种制度被全部废除，重新实施前汉的制度。所以，土地兼并这个最为突出的社会问题也被东汉所继承。

为了解决土地问题，刘秀并没有从一开始就像王莽一样，直击核心问题，而是先去搞清地方土地的实际占有情况，命令官吏整理户口农田，来制定最新的符合实际的税收额度，同时也想通过对户口农田的检核，控制和解散豪强武装。对此建武十五年，汉光武帝诏令“度田”。有一次刘秀看地方上奏的度田文件，发现文件里有一个“便签”，写着“颍川、弘农可问”，刘秀看到后若有所思，先找来这个地方官吏询问，他却说是路上捡到的。当时刘秀的儿子，12岁的刘阳马上上前说道：父亲，这其中问题不小啊，河南、南阳一带，都是朝廷高官，皇亲国戚，仗着皇帝的势力不配合度田。刘阳的母亲阴丽华出身南阳，刘阳能够接触到一些南阳的动态不足为奇，可是12岁的小孩能够分析到这个程度，同时可以看出汉明帝出色的政治才能。

《后汉书·光武帝纪》记曰：建武十五年（公元39）六月，光武帝刘秀针对各地上报垦田亩数及户口、年龄多不实的情况：“诏下州郡检核垦田顷亩及户口年纪，又考实二千石长吏阿枉不平者。”[7]企图考实地方长吏来持续推行度田。一些研究者从度田的目的出发，对以往的历史学家认为刘秀度田失败的观点提出了反对，主要认为以往的历史学家他们都错把度田当成刘秀限制土地兼并的措施，借东汉大地主田庄的发展土地兼并的日趋严重而武断地判定度田失败。这些研究者认为通过采取镇压、惩处抗拒度田者和安抚服罪者，度田获得了成功。度田的成功，使国家掌握了确切的垦田顷亩数和户口数、每位国民年龄大小。这对于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社会的安定，特别是对税赋的征收、减免以及力役的调配使用都是十分有利的。[8]

虽然有一定道理，度田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度田制度只是在形式上成为东汉的定制，实际上徒具空文。度田损害了豪族的利益，立刻激起大规模叛乱。郡吏的世家大族和军吏、群盗到处兴起作乱，攻击抢劫所在地区，杀害地方官吏。郡县去追剿，军队一到，他们就逃散，一离开，他们又结集作乱。青、徐、幽、冀四州尤其严重。冬十月，皇帝派遣使者到各郡国去传达诏令，经过威胁与安抚的手段把动乱平息下去，但度田措施也草草收兵。

建武六年，光武帝命令各郡国征收现有土地收成的三十分之一为田税，如同景帝时的旧制度一样。每当地方发生灾害，刘秀也会下诏减免税收。但是东汉建国初年，经历了战争，人口减少，土地问题还不明显。随着社会的稳定，人口增多，土地兼并不能很好的解决，导致广大农民生活很痛苦。所以当有人提议汉光武帝泰山封禅，汉光武帝说道：“自己即位三十年，百姓心中充满了怨恨的情绪，封禅封禅，封来封去骗得了谁，难道还能骗得了老天。”

（三）边疆问题

汉武帝时期，开启了大规模的出擊匈奴行动，汉军在卫青和霍去病的率领下，取得了节节胜利。但随着霍去病、卫青的相继去世，人才凋零，大量用兵导致国库空虚，平民百姓大量破产，西汉后期政策重心逐渐向内转移。东汉建国初，由于长期的战乱，疾疫饥荒，经济凋零，人口大量减少。不可能像汉武帝时期经历了西汉前期大量的财力，物力，人力，去解决边疆问题。于是汉光武帝在对外政策方面基本上放弃了武力开边的政策，建武二十年，藏宫想乘匈奴之地发生饥荒瘟疫，自相争斗之时用兵匈奴，但是汉光武帝认为当时国家没有好的政治，灾害变乱不停，百姓惊慌，不能自保，拒绝用兵。用保境安民，重守不重攻来解决少数民族的入侵。但是汉光武帝的政策重心向内，保境安民的做法和一些政策却给东汉留下了隐患。

汉光武帝在加强中央集权的过程中，积极推行军制改革。废除内郡的地方兵，裁撤郡都尉，并其职于太守;取消郡内每年征兵操练的都试，让地方兵吏一律归还民伍。废除内郡地方兵后。国家军队常常招募农民或征发刑徒组成，指挥权完全集中在中央和皇帝之手。这样就有可能加强皇帝镇压和控制的力量，减少州郡豪强掌握本地军队的机会。不过终东汉之世，内郡地方兵并未全废，有事的时候，仍常征发郡兵，由太守或刺史率领作战。内郡的都尉也常复置。但是内郡地方兵缺乏经常的训练，战斗力不如西汉的正卒、卫士、戍卒。而边境地区是当时郡国兵相当集中的地区，只能依赖中央军去防御边防。这样就导致了多个边境发生问题，依靠中央军无力解决多个区域，中央军也因缺少地方郡国兵作为基础与补充，兵源数量与质量都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汉光武帝没能很好地解决西域问题，设立缓冲地带，使得西域归附匈奴。建武二十一年冬，车师前王、鄯善、焉耆等十八国俱遣子入侍，献其珍宝。及得见，皆流涕稽首，愿得都护。天子以中国初定，北边未服，皆还其侍子，厚赏赐之……鄯善王上书，愿复遣子入侍，更请都护。都护不出，诚迫于匈奴。天子报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诸国力不从心，东西南北自在也。”于是鄯善、车师复附匈奴，而贤益横。[9]

汉光武帝为了增加国家实力，出台了一系列的措施来应对来自北方的威胁，但是少数民族，尤其是北匈奴，始终会威胁东汉的边境安全。

三、东汉前期政治走向

从汉明帝继位以后的统治期间的表现，可以看出汉明帝是一位有治国之才，但性格阴险残暴的帝王。汉明帝在位期间就是贵为三公，也不免因没有达到明帝的要求而被斥责侮辱，甚至当堂被责打。汉明帝在治国方面用铁腕手段，崇尚苛刻就是汉光武帝所期待的治国方向，也是汉光武帝所选择的理想的继承人。但是根深蒂固的问题，使得汉光武帝后面的皇帝只能采取一些局部调整的措施，尽量来维护统治。

（一）大力打击豪族势力

豪族社会影响东汉政治的重要表现是外戚问题，虽然刘秀严格限制外戚，但是豪族的势力太大，而且作为皇族刘氏掌握政权的基础，南阳阴氏外戚集团和河北郭氏外戚集团，实际是被保护并允许扩大势力和影响的。使得在汉光武帝死后，留下了很大的隐患。汉明帝在位时期通过几桩大案：汉明帝的同母弟山阳王刘荆谋反，许美人所生楚王刘英谋反等案件严厉打击豪族，尤其是郭氏集团。例如，窦勋的妻子就是刘秀和郭皇后的长子东海恭王刘彊的女儿沘阳公主，窦氏家族与郭氏家族有着密切的联系。汉明帝借着窦林犯罪，窦融而受到连坐，他的长子窦穆和孙子窦勋先后死去。这些案件从侧面也表现出郭氏集团的强大，汉光武帝同样可以在自己南阳势力的基础上，依靠郭氏的河北势力，保证太子刘彊平稳称帝。由于汉明帝时期发生的案件较多，而且在《后汉书》这些案件有非常详尽的记载，所以本文重点论述一下有价值的学术观点。

北京大学教授陈苏镇也认为这些豪族势力放弃了拥立当地西汉当地宗室为帝的企图，但仍未彻底接受南阳豪族集团的统治，遂聚集在郭氏集团旗下，将矛头指向明帝和阴氏集团。[10]通过这些案件也可以看出，主犯其实并无实力，而其党羽所植根的郭氏集团才是真正有实力对抗明帝所依靠的阴氏集团的威胁力量。以南阳阴氏集团为主导，与郭氏并立联合的外戚势力正式稳定下来，这才是汉明帝一系列打击的核心规划。无论怎样，汉明帝通过这些案件，利用酷吏，严厉打击诸王宗室，对豪族给予了很大的打击。

（二）持续解决土地问题

汉明帝继位以后，还是没有打算直接解决土地兼并的问题，而是采取一些间接措施。为了抑制豪强，汉明帝时期，实行“假民公田”以解决破产农民的土地问题。所谓“假民公田”就是把封建国家所控制的荒地及苑囿、山林川泽租借给无地的贫民进行生产。国家在三、五年内不向生产者收税，甚至可以借贷给种子、粮食和生产工具。几年后，就要收取“假税”。这样，一方面把部分无用土地“假”给无田“贫民”，可增加大司农和少府管理的部分皇室和國家收入，另一方面也解决了一些破产农民无地可耕的问题，使一些因丧失土地流亡的农民，得到安置。而加强自耕小农的举措，也是为了平衡地方豪族的势力，加强国家直接控制的人口，从而与地方豪族争夺人口。

开发边疆的屯田，诏三公募郡国中都官死罪系囚，减罪一等，勿笞，诣度辽将军营，屯朔方、五原之边县。妻子自随，便占著边县。父母同产欲相代者，恣听之。其大逆无道殊死者，一切募下蚕室。亡命者令赎罪各有差。凡徙者，赐弓弩衣粮[11]。这样既可以维持大量的军队在边疆的军费支出，减少财政压力。同时也缓解了土地兼并的压力。

（三）重视解决边疆问题

汉明帝时，东汉经过汉光武帝时候的休养生息，社会经济开始发展，国力逐渐强大。虽然在继位之初，西羌发动叛乱，但汉明帝依然把匈奴问题作为东汉最大的威胁。东汉一方面延续汉光武帝时的政策，另一方面开始发动了进击匈奴的战争。永平十七年（公元73）年，东汉恢复了西域都护。汉明帝从战略防御转向了战略进攻，其目的是要解除北匈奴对边郡的威胁，决定性地解决匈奴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汉明帝把开通西域和解决匈奴问题联系在一起，一改在光武帝西域问题上不大积极的态度，从战略的高度出发，重视恢复与西域的联系，极大地改变了在匈奴与西域问题上的被动局面[12]。

汉明帝在东汉历史上确实是一代明君，积极解决东汉的潜在问题，但是豪族问题，土地问题，民族问题依然延续。汉明帝之后的汉章帝、汉和帝还能继续对这些问题进行调整，汉和帝之后随着皇帝年幼，外戚上台，东汉也就无法连贯地去解决这些问题，最终走向灭亡。

四、结论

汉光武帝没有像汉武帝时候，发生巫蛊之祸，导致太子自杀。也没有像唐高祖李渊那样放任继承人不管，导致玄武门之变。更没有像康熙时候，发生惨烈的“九子夺嫡”，成功解决了继承人问题，汉明帝也是汉光武帝期望的继承人推动东汉的发展。但是汉光武帝选定再英明的继承人也不能解决为东汉灭亡埋下的危机。东汉是西汉的延续，东汉前期的皇帝只能做一些局部性调整，其实只是一些传统的治国措施做到极致，但是却不能适应形势的变化。只能尽最大的力量使东汉王朝的问题不那么突出。豪强的发展导致东汉的政治危机，土地兼并引发的流民，农民起义，北方民族的不断威胁，使得东汉中后期的皇帝更加无法解决，最终导致东汉的灭亡。

参考文献：

[1]范晔.后汉书·光武帝纪（卷一）[M].北京：中华书局，1965：71.

[2]范晔.后汉书·光烈阴皇后纪（卷一0）[M].北京：中华书局，1965：406.

[3]范晔.后汉书·光武郭皇后纪（卷一0）[M].北京：中华书局，1965：404-405.

[4]崔瑞德，鲁惟一.剑桥中国秦汉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295.

[5]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11：527.

[6]范晔.后汉书·马援传（卷二四）[M].北京：中华书局，1965：857.

[7]范晔.后汉书·光武帝纪（卷一）[M].北京：中华书局，1965：66.

[8]周兴春.论光武帝刘秀度田并没有失败：兼论东汉前期土地政策[J].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3）：114-116.

[9]范晔.后汉书·西域传（卷八八）[M].北京：中华书局，1965：2924.

[10]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11：541.

[11]范晔.后汉书·显宗孝明帝纪（卷二）[M].北京：中华书局，1965：211.

[12]陈金凤，欧阳辉.东汉明帝民族政策论析[J].贵州民族研究，2006，（04）：189-196.

作者介绍：

王金鹏，男，汉族，内蒙古包头人，包头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明清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