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玉凤 陈栀安

半个多世纪以来，国家间互相尊重独立主权、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等国际准则早已深入人心，但为实现与维护自己的全球霸权，战后美国在外交舞台上却越发“任性”，对国际法原则“合则用，不合则弃”，动辄“长臂管辖”，肆意对主权国家发动战争，导致多国生灵涂炭、民不聊生。仅越南战争就导致600多万难民无家可归，越南裔美国作家、评论家阮清越（Viet Thanh Nguyen，1971— ）就是其中之一。

阮清越出生于越南，1975年西贡陷落后随父母逃难到美国，在难民营度过了一段艰难时日，曾先后被寄养在两个美国家庭，后在一个越南人社区长大。难民生活的阴影与越战的噩梦始终在他的成长与生活中徘徊，最终促使他完成了一部越战反思小说《同情者》（The Sympathizer，2015）。这部获得第100届普利策小说奖的优秀作品，通过讲述一名越共间谍在南越与美国的卧底经历及其对灵魂的深刻剖析，将美国的反智外交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美国是“英国商业资本扩张的产物”，扩张是贯穿美国外交史的一根主线，永无止境的扩张意识是美国外交的一个鲜明特征。从刚独立时的13个州到后来的50个州，再到遍布全球的700多个军事基地，美国从未停止过扩张的脚步，而扩张与霸权的主要目标是美元霸权、海外市场、廉价商品与劳动力。然而美国永远打着自由、民主、人权的旗号，似乎站在道德与舆论的最高点。

即使在北美大陆扩张时期，美国的“孤立主义”也从未真正孤立。为给迅速增长的农产品打开海外市场，托马斯·杰斐逊就任美国第一任国务卿后就不惜一切代价捍卫“美国的扩张、商业与骄傲”，就任第三任总统后“把自由的观念与扩张性的外交政策结合在一起”，认为海外的强大将使国内的自由更放异彩。扩张主义者认为自由需要国家不断发展，无限扩张势力，鼓吹所谓“流动的共和国”的霸权理论。1885年福音传教士乔赛亚·斯特朗在书中赤裸裸地宣称上帝正在“准备要人类去接受我们的征敛”，美国人将通过商务贸易、福音传授和殖民活动重塑“人类的命运”，为美国的大肆扩张与霸权寻找堂而皇之的借口。

1898年的美西战争成为美国海外扩张的起点，菲律宾和古巴成为美国的首批猎物；西奥多·罗斯福“宣布太平洋是美国的内湖，东亚是美国的新边疆”，号召国人担当起“世界警察”与殖民地主人的角色，随后美国以自封的国际警察身份先后干涉古巴、巴拿马、海地、尼加拉瓜和多米尼加的事务。而以理想主义著称的伍德罗·威尔逊“很晚才认识到扩张的外交政策对美国的强大至关重要”，为此他将美国的核心责任确立为“在世界范围内捍卫和在可行的情况下推进民主原则”。威尔逊主义者“坚持认为美国拥有改变世界其他地方行为的权力和职责，美国能够而且应该既关注其他国家处理国际事务的方式，也关注他们的国内政策”，这种倾向在美国民族性格中根深蒂固。

冷战期间为遏制苏联共产主义的扩张，美国针对许多国家多次动用不同的干涉手段：道义谴责、军事援助、外交手段、秘密行动……直到大规模的军事入侵。越南战争就是冷战时期美国直接军事干预他国的“最大的对外政策失败”与“愚政”：虽然中情局及多个考察小组均未发现苏联在越南的活动踪迹，虽然戴高乐将军直言“美国倾尽国力也不可能赢得战争”，曾让法国深陷困境的越南是一个“令人绝望的战场”，但美国政府“深受意识形态幻象的困扰”，悍然发动战争，结果只能是铩羽而归，丢下一个满目疮痍的越南。

在《同情者》中文版后附的《我们的越战永远不会结束》一文末尾，阮清越直言，死难300万越南人、200多万老挝和柬埔寨人的越南战争，造成20多万人丧生的美菲战争，以及200多万人殒命的朝鲜战争，都由美国发动并终结，这是因为有美国公民支持战争机器的运转，美国的军事工业体系“不会认为战争是地狱，因为战争是他们的财源所在、兴隆之基”。比军工体系更可怕的是巨兽般的“军工复合体”，即由军事部门、军工企业、部分国会议员和国防研究机构组成的庞大利益集团，加上媒体的推波助澜，影响极其恶劣。《海权论》（1890）鼓吹美国强权下的世界和平，然而百余年的历史证明美国强权是真，世界和平却从不符合美国军工复合体的利益，寻找和制造敌人、发动战争才能源源不断地满足军工复合体这头贪婪的怪兽。《同情者》毫不留情地批评了法国人、美国人从革命者蜕变为帝国主义者，打着拯救的幌子剥夺越南人的生命财产、主权平等与独立自由，却还以“恩人”“救世主”自居。

除了真枪实弹的战争，好莱坞电影等各种现代媒体也是美国用来软化世界各地防线、输出美国价值观的意识形态武器。《同情者》痛斥好莱坞“是为五角大楼服务的非官方宣传部”，颠倒黑白，“甚至用票房当炸弹，轰炸世界各地观众的心理防线”——迷恋美国大片的各国观众不定哪天真就遭到美军的狂轰滥炸。好莱坞的功能就是发射“洲际弹道导弹”，将世界各地美国化。在越战电影的经典之作、好莱坞大导演科波拉执导的《现代启示录》（1979）中，死伤300万的越南人被忽略不计，美国大兵被树为救苦救难的英雄。《同情者》中拍摄越战电影《村庄》的大导演兼编剧与科波拉如出一辙，演绎了一桩前所未有的咄咄怪事：“越战是史上第一场由战争失败方而非战争胜利方书写其历史的战争，书写者是迄今为止人类所能创造的最高效的宣传机器”——好莱坞。大导演聘请上尉做电影顾问，却对上尉的桀骜不驯恼羞成怒，借道具将他炸个半死。在上尉的据理力争下，片中才出現了越南人，却都是不入流的角色，被“圈定在穷困、无知、邪恶或堕落这个范围”，“不只是没有台词，还将被彻底消灭”。《村庄》“是越战续集，是美国注定要发动的下一场战争的序曲……好莱坞就是大型军工企业的一部分，竭力在影片里根除各地原住民”。

以中情局为首的美国耳目，与以好莱坞为首的美国喉舌，靠着想象与谎言影响美国的扩张外交政策，结果可想而知：美国再次上演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蠢事，比如打破越南战争纪录的阿富汗战争——美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战争。

颠倒黑白并非好莱坞的专利，将扩张奉为圭臬的美国在外交事务中也常常不择手段、信口雌黄。美国早期依靠“武力或欺骗手段”获得大片北美领土，战后为维护全球霸权更是无所不用其极。

2019年4月15日，时任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在得克萨斯州农工大学直言不讳地说：“我曾担任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局长。我们撒谎、我们欺骗、我们偷窃，我们还有一门课程专门来教这些。这才是美国不断探索进取的荣耀。”无孔不入的美国中情局是白宫获得世界各地情报的前沿阵地，被称为总统的“耳朵”，是美国制定外交政策的重要参照。为推翻前苏联、越南等所谓对美国利益构成威胁的外国政府，中情局“挑起动乱……搞经济破坏……尝试任何‘可以想到的法子’”，直至进行军事打击。

中情局在《同情者》中也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是故事中越战的美方代言人。无名上尉多年的好友克劳德是在越南多年的中情局特工，主要为南越培训秘密警察，其公开身份为美国驻南越大使馆工作人员，最后在泰国再次化身为援助难民的民间机构工作人员。“为了反共，美国与腐败的集权国家为伍……变成了凶手、打手和窃贼的帮凶，在某些情况下还是他们的训练者和促成者”。克劳德直言中情局通过面向公众的各种机构资助各种反政府活动，他自己便利用身份与职务之便多次帮助上尉，可谓上尉的“伯乐”与恩人。1954年他们相识时上尉仅9岁，因学自美国传教士的漂亮英语而深得克劳德赏识。在克劳德的帮助下，上尉从北越逃到南越，又从南越逃到美国，最后参加试图颠覆南越的四人先遣队，绕道泰国回到越南。而在泰国欢迎他们的正是克劳德，克劳德坚称上尉是“越南最优秀的代表，是天生的情报人员”，却不知上尉其实是他的死敌——越共间谍，克劳德自己才是被蒙在鼓里愚弄多年的人。

为挑唆南越政府与人民不遗余力地清剿北越，中情局长期大肆抹黑、妖魔化越共，这样的负面宣传在西贡即将陷落时“大显神威”，使至少100万为美国人服务过的南越人惊恐不安，天天跑美国使馆申请出境签证，不少人因此沦为难民，包括上尉的顶头上司、掌管南越警察局的无名将军。他们长期受中情局宣传的影响，相信一旦越共获胜，自己要么坐牢，要么被绞死，未婚女性则会被强配给野蛮人为妻。地狱般的西贡时刻因此出現，而46年后的喀布尔时刻如出一辙。无论越南人还是阿富汗人，在美国眼里都只是无关痛痒的棋子，关键时刻都会被弃而不顾。中情局撒谎、欺骗的一贯手法在全球各地不时再现，可谓哪里有动乱的场面，哪里大概率就有中情局插手搅局。

除了撒谎与欺骗，偷窃更是以中情局为代表的美国搅局全球的终极目标：“打仗和备战的目的就是赚钱……华尔街只考虑美元和美分……维护美国公民向敌对国家运送军火的商业权利。”越南原本地小物丰，盛产稻谷、橡胶和锡，然而被法、日、美相继蹂躏一个多世纪后，却只“生产”洋洋大观的娼妓。被称作“妓女城”的西贡及周边城镇的娼妓数以万计甚至十几万。这些姑娘大多来自被战争毁掉的乡村，她们目不识丁，无法谋生，只能来到城镇如寄生虫般黏着美国大兵。大尉愤怒控诉美国打着自由、民主的旗号肆意掠夺、焚毁越南村庄的暴行：

我控诉美国战略家们：他们蓄意铲除农民赖以生存的村庄，火烧烟熏将那里的女孩儿赶到城镇，她们几乎别无选择，只能以肉体伺候美国大兵来谋生，而正是这些美国大兵轰炸、炮击、扫射、焚烧、掠夺她们的村庄，或干脆强行清空她们的村庄……

“既要坏事做绝，还想好处占尽”，这就是靠撒谎、欺骗、偷窃而攫取的“美式荣耀”。

许多美国政客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言而有信的一致性对他们来说无足轻重。“干涉主义者与世界改造者”富兰克林·罗斯福认为“愚蠢的一致性是没有脑子的鬼怪”，甚至曾不无骄傲地宣称“我是个骗子……我可能会反复无常……只要能赢得战争”。林登·约翰逊“认为总统职位使他有权力撒谎和欺骗”，奥巴马也认为一致性本身并非美德。美国外交政策“像一个万花筒，形象、模式、色彩经常迅速、显著而随意地发生变化”。

战后的国际规范以平等、民主、自由的价值观为基础，而以“世界领袖”“世界警察”自居的美国却常常言行不一，打着民主与人权的旗号在世界各地煽风点火，挑起事端。《同情者》中一个排的美军到一个萧瑟荒芜的村庄展开所谓的平定行动，杀光村里所有的水牛、猪、狗，轮奸了四个女孩儿，而后将她们与其他15名妇女、儿童和老人赶到村子的草坪上全部枪杀。一个事后忏悔的下等兵为这起屠杀提供了证言，但他的排长却在报告中言之凿凿地宣称杀死的19个人都是越共。越战中丧生的300万越南人中不知有多少这样的“越共”？美军在世界各地的军事行动中不知屠杀了多少这样的平民？美国法律提倡“疑罪从无”，却对黄种人实行有罪推论，认定“所有黄种人，在被证明是无罪前，都是有罪的”。越战中美军挂在嘴上的是“好的共产分子就是死的共产分子”，正是那句“只有死的印第安人，才是好的印第安人”的冷血之语的翻版，都是美国滥杀无辜的铁证。

即将沦为难民的将军终于明白美国人的承诺是虚无缥缈的：“美国人不是承诺了吗，只要我们言听计从，就帮我们清除祸患？他们挑起了战争，现在厌战了，就出卖了我们……我们当时竟然蠢到以为他们会信守承诺……我们真是被耍了。”南越人听信美国人的花言巧语，相信他们是朋友、恩人、保护人，但换来的却是美国人的不信任和不尊重。当美国觉得继续留在南越无利可图时便断然拒绝了南越的援助请求。无论说得多么天花乱坠，美国考虑的始终是它自己的利益，“美国优先”绝非口号。无数南越人与将军一样，被出卖、被抛弃后才意识到美国的承诺一钱不值，却悔之晚矣。

上尉在日复一日地检讨、被自己人折磨得死去活来时认识到，正是越南的弱小、腐败与内部矛盾给了美国可乘之机：“美国人若不以拯救越南人的名义插手越南事务该多好……我们当初若不同室操戈该多好。我们若不分裂……该多好。”他禁不住想象假如官员不贪腐成性，假如越南没有贫弱到只能靠美国点滴输液式的援助才得以苟延残喘，生活会是什么样子。为满足一己之利，战后美国以人权、民主之名重构世界金融、军事与外交秩序，“获得了不可匹敌的全球干涉能力”。

肆意妄为的背后是美国骨子里信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及零和博弈（博弈一方的收益必然意味着另一方的损失，双方的收益和损失相加总和永远为“零”，不存在合作的可能）。小说中一位畅销书作家用讽刺的口吻道出了美国平等与自由的零和本质：“在美国，幸福是零和式的，即你的幸福往往意味着别人的不幸福。这一点也让人觉得尴尬，因为美国梦说的是让每个人都能平等地追求幸福。”美国的安全政策在历史上也“一直像一场零和游戏”：一个国家的安全意味着另一个国家的不安全。在冷战时期，这种零和思维导致美方寸土必争、锱铢必较。也正因如此，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不顾一切地击溃五个“世界老二”，如今又盯上了中国。

美国的外交政策大多是“由意识形态与现实国家利益共同驱动的”，其意识形态源头是所谓的“天赋使命观”。美国人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世上最优秀的民族，肩负上帝赋予的“拯救”世界的特殊使命，因此在外交舞台上常常“自命不凡、唯我独尊、颐指气使，竭力企图把自己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模式强加于人”。美国坚信“国内的繁荣依赖于可持续的、不断增长的海外经济扩张”，将扩张当作阻止社会动荡、保持民主和恢复繁荣的途径，这就注定它永远不会有真正的孤立主义外交，永远不会满足于只关注内政。为维护自己的绝对安全与世界霸权，美国会不遗余力地推广其所谓美式民主外交，同时继续施展其借人权问题干涉他国内政的惯用伎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