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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二战史研究的性别转向:口述证言、记忆研究与历史学的革新

2022-05-19杨力

史学集刊 2022年3期
关键词:口述史慰安妇

摘 要:日本口述史起源于公元8世纪。明治维新之后,受近代西方兰克史学的影响,口述资料逐渐被边缘化,以文书档案为中心的政治史占据了历史编纂的中心位置。二战后,伴随着民众史和社会史的勃兴,口述史开始为日本主流史学界所关注。从20世纪90年代起,伴随着历史研究的语言学转向和记忆转向,日本口述史研究的关注点,也从重构历史事实转变为考察历史叙事本身的建构与口述资料背后的语境、权力关系等,口述史的研究得到进一步发展和革新。战争性暴力由于其议题的特殊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口述资料,成为日本口述史的一个中心议题。日本史学界通过聚焦“慰安妇”和“斑斑女”的口述证言,从受害者的角度重新审视战争性暴力,从性别视角推动和更新了战争史的研究。

关键词: 二战史;口述史;记忆研究;性别史;慰安妇;斑斑女

在战争的牺牲者和受害者中,女性占了很大比重,而战争中的性暴力尤其给女性带来了深重的苦难。无论是集团性的有组织的性暴力,还是偶发性的个体性暴力,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频频出现。然而,研究战争给女性带来的影响并非易事。在既往的战争史包括二战史研究中,史学家们更倾向于关注官方年表中记录的具体事件,其中以女性为主体或有女性参与的事件并不多见,个中原因颇为复杂:也许源自女性在战争动员和战争进程中被排除,所以没有被视为战争的正式参与者;也许因为女性在历史的书写中处于弱势地位,没有机会留下更多的文字;抑或是因为女性发出的某些声音,违背了既定的战争史主流叙述范式,从而受到排除和压制。

日本史学界对于战争和女性关系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90年代之前,相关研究多从女性如何在战场后方从事军需劳动或社会生产以协助战争前线补给的视角进行考察。近年来,欧美学界从性别视角考察战争的研究颇为兴盛,①而自20世纪90年代起,日本史学界亦逐步认识到战争杀戮过程中存在的结构性性别压迫,与之相关的“慰安妇”问题、战争性暴力等议题一一浮出水面,以中央大学教授吉见义明为首的史学家深入挖掘政府档案文书等资料,对“慰安妇”制度展开了细致的实证研究。( 参见吉見義明:『従軍慰安婦』、東京:岩波書店、1995年;吉見義明編:『従軍慰安婦資料集』、東京:大月書店、1992年;石田米子、内田知行:『黄土の村の性暴力:大娘たちの戦争は終わらない』、東京:創土社、2004年;鈴木裕子:『「従軍慰安婦」問題と性暴力』、東京:未来社、1993年等。关于日本学界“慰安妇”讨论的学术史梳理,可参见Yang Li,“Reflections on Postwar Nationalism:Debates and Challenges in the Japanese Academic Critique of the ‘Comfort Women’ System,” 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No.1(2020),pp.41-55.)在中国学界,上海师范大学苏智良教授等学者也一直倾力挖掘慰安妇相关史料,揭露日本政府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 参见苏智良:《“慰安妇”问题基础概念再探究》,《社会科学战线》,2020年第7期,第114-120页;陈丽菲:《日军慰安妇制度批判》,中华书局2006年版;胡澎:《性别视角下的“慰安妇”问题》,《日本学刊》,2007年第5期,第116-127页;刘萍:《性别维度下的“慰安妇”问题研究及其界限》,《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1期,第82-91页;朱忆天、王寅申:《“慰安妇”问题与东亚地区的“历史和解”——透视朴裕河〈帝国的慰安妇〉一书之论争》,《抗日战争研究》,2020年第1期,第158-166页;宋少鹏:《媒体中的“慰安妇”话语——符号化的“慰安妇”和“慰安妇”叙事中的记忆/忘却机制》,《开放时代》,2016年第3期,第137-156页;王晴佳:《口述证言能否成为历史证据?——情感史研究对近现代史学的三大挑战》,《社会科学战线》,2020年第5期,第104-117页等。)从性别视角介入战争研究,可以说是全球战争史研究的一个不可忽视的趋势,而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切入点,便是关注战争史书写中被压抑和被排除的女性声音,进而唤起关于女性的记忆,思索战争中的性别结构和性别压迫。这不仅仅是对既有战争史研究的补充,亦能从史料和方法论等多个维度挑战既有的战争史书写。本文以日本二战史研究近年来出现的新动向为主题,探究战争史研究中的性别转向,从女性的视角切入日本史学界关于二战的历史叙述,考察围绕战争口述证言的研究如何在某些方面挑战并革新了日本近代历史学的传统。

一、日本史学的口述史传统

日本口述史的雏形可以追溯到8世纪初叶的闻书,这是将直接或间接从他人那里听到的内容以书面形式记录下来的一种史书。中世前后,叙事风格的闻书成为历史编纂的主流形式,例如《大镜》(平安时代后期的纪传体史书)就是一部记录两位老人讲述过往传闻的作品。需要留意的是,在闻书的生成过程中,讲述者的叙述和记录者的记录使用的是不同文体,前者是口语体,后者是书面体。由此缘故,闻书的内容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讲述者的原意和事实真相,多半取决于记录者的理解和表达能力。( 塚原鉄雄:「日本の書物における聞き書の伝統」、『思想の科学』111号、1979年10月、9頁。)

明治维新以后,明治政府着手编纂官方历史,在1875年设置了修史局,1877年改组为修史馆,修史项目于1888年被移交给东京帝国大学。此时东京帝国大學史学学科的设置以国史和西洋史为中心,重野安绎、久米邦武、星野恒等重视史料考证的史学家被聘任为国史系教授。这一时期,历史编纂的范式和理念逐渐发生了变化,国史编纂以政治史为中心,主要依托文书史料。与此同时,明治时期的史学家们并没有完全忽略和抛弃口述史料。19世纪90年代,为了保留旧幕府时期的历史记录,以重野、久米为首的历史学者发起了收集幕府时代元老口述历史的“旧事咨问会”,邀请供职于江户幕府的各级官员讲述他们在幕府工作的情况,以一问一答的会话体写成《旧事咨问录》。这是一部关于前江户幕府官员具体职责的证言集,详细记载了江户幕府各项制度和职位的实际情况,内容涉及幕府将军的日常生活、大奥(内殿)、财务、公务、镇守官、外国官员等诸多方面,迄今仍被日本史学界视为具有极高史料价值的历史文献。( 旧事諮問会編集、進士慶幹校注:『旧事諮問録——江戸幕府役人の証言』(上下)、東京:岩波書店、1986年。)与先前闻书大多使用书面体不同,《旧事咨问录》用口语体书写而成,并明确区分了叙述者和记录者,已开始展现出近现代口述史的雏形。( 19世纪90年代前后,日本出现了“言文一致”(日本的“白话文运动”)的风气,其目的是使口语体和书面体走向一致,当时的口述记录也越来越频繁地使用口语体。)然而不能忽视的是,虽然《旧事咨问录》的史料价值得到了充分肯定,但其编纂目的和定位,是在以政治史为中心、侧重史料考证的实证史学风气下,对于以文献档案为主要参考的历史书写的一种补充,充其量只能算作辅助性的历史资料,对于既有的历史学范式并未构成冲击。

日本民俗学者柳田国男(1875—1962)对明治以来以政治史为中心的、重视文书资料的历史学范式提出质疑。柳田批判了以伟人和政治家为中心的史学,提倡关注没有留下文字记录的庶民的历史。他开创并推动了日本民俗学的发展,使庶民的生活经历与历史逐步受到重视。( 有关柳田国男的研究及其对日本史学的影响,参见[日]永原庆二著,王新生等译:《20世纪日本历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1-53页。)然而在很长时间内,民俗学或民众史并没有被历史学界视为一种学术性的历史研究领域。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后,口述史发生了较大的转变。在既有的政治史之外,自下而上的历史建构受到关注,殖民地、女性、劳动、社会运动等新的研究领域陆续出现。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不同的学术团体逐步开展了口述史的尝试,相继推出了自己的口述史研究作品。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作品有鹤见和子和木下顺二编写的《母亲的历史:日本女人的一生》,( 木下順二、鶴見和子編:『母の歴史:日本の女の一生』、東京:河出書房、1954年。)以及上野英信以对采矿工人的采访为基础,揭露矿区暴力横行和恶劣条件的《沉重的坑夫》( 上野英信:『追われゆく坑夫たち』、東京:岩波書店、1960年。)等。

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社会史、民众史、女性史获得进一步发展。在此基础上,长久以来被忽视的边缘化群体逐步进入学者的视野。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口述史愈发受到重视,开始为主流史学界所关注。中村政则的《劳动者与农民》是当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 中村政則:『労働者と農民:日本の近代をささえた人々』、東京:小学館、1976年。)这是一部从底层民众的视角出发,聚焦于自下而上支撑着日本现代化建设的女工、矿工和农民的民众史著作。中村在大量访谈的基础之上,描述了在沉重的劳动和压迫中被贫穷压垮的民众的觉醒。这本书不仅让底层民众受到更多关注,也促使史家重新理解阶层、压迫、抵抗等概念,从而反思历史学研究的方法和思路。( 中村政則:『日本の近代と民衆——個別史と全体史』、東京:校倉書房、1984年、86-93頁。)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同样也是女性口述史蓬勃发展的年代,日本全国各地陆续出现了地区性的女性史研究会,致力于通过口述的方式发掘和记录各个区域的女性历史。2006年,日本成立了日本口述史学会(Japan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集结了从事口述历史研究的专业人员以及收集口述记录的民间人士,跨学科、跨领域地围绕口述史进行集中且深入的研究。

二、日本女性口述史的发展

在日本口述史研究领域,女性口述史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根据日本中央大学教授长野弘子的观点,日本女性史的发展最早可以追溯至20世纪30年代。( 長野ひろ子:「日本におけるジェンダー史と学術の再構築」、『歴史評論』672号、2006年4月、2-16頁。)自那时至20世纪70年代的女性史书写主要包含两股潮流。第一股潮流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影响下,以进步史观为底色的女性史,其主要特征是以日本战败为节点,将日本女性史看作女性从受压迫到解放的历史。井上清(1913—2001)的《日本女性史》是其中的代表作,( 井上清:『日本女性史』、京都:三一書房、1949年。)其主要观点建立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理论基础上,将女性的历史看作被阶级压迫所支配的历史,将女性的解放从属于劳动阶级的解放。第二股潮流则是重视女性日常生活的女性生活史,以村上信彦(1909—1983)的四卷本《日本妇女史》(1969—1972)為代表,详细展现了日本大众妇女生活的多重面向。村上批判了井上的马克思主义进步史观,使女性生活史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相对立。水田珠子在村上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父权制这一研究视角,强调对父权制的理解和剖析是研究日本女性史的基础。( 参见古庄ゆき子編:『資料 女性史論争』、東京:ドメス出版、1987年;上野千鶴子:『差異の政治学』、東京:岩波書店、2002年、56-89頁。)

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伴随着唯物史观派影响的减弱,( 唯物史观派学者犬丸义一称之为“理论的后退”。参见犬丸義一:「女性史研究の課題と観点·方法」、『歴史評論』280号、1973年9月、1-19頁。)个人史、地区女性史等研究领域逐渐兴起,日本女性史的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然而,除了少数精英女性之外,绝大多数女性并没有留下太多文字,公文书、回忆录、报刊等文字资料的写作者大多是男性。因此,女性史的研究很快遇到了一个挑战乃至困境——史料不足,通过文字资料留下的历史大多为男性视角。女性参与的领域,例如家务劳动、生育、家庭成员的人际关系等,都被视为不值得文献记载的事宜。基于男性体验和视角写作而成的历史,被当作人类普遍的历史。( 倉敷伸子:「女性史研究とオーラル·ヒストリー」、『大原社会問題研究所雑誌』588号、2007年11月、15-27頁。)女性口述史发展的动力之一,在于质疑和挑战以男性经验为主体、以文献资料为中心的近代历史学。女性史家们开始尝试借鉴其他学科例如社会学的调查方法,重新书写属于女性的、有女性参与的历史,而口述资料的收集和保存便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60年代末至70年代是妇女口述史蓬勃发展的时期,1968年山本茂实的《啊,野麦峡》(『あゝ野麦峠』)、1976年森崎和江的《南洋姐》(『からゆきさん』)等作品相继出版,底层女性史、地方女性史勃然兴起。名古屋女性史研究会、北海道女性史研究会等民间地方性组织陆续成立,进一步推动了女性口述史的发展。

这一时期,女性口述史研究与其他形式的历史研究一样,其终极目的是追求历史的真相。出版于1972年的口述史作品《望乡》(『サンダカン八番娼館』)是底层女性史的代表作,讲述了明治到大正时期日本女性到东南亚卖春的历史,这些女性在日本被称为“南洋姐”。作者山崎朋子在日本九州天草地区采访了十几位曾经在新加坡、马尼拉等地从事卖春活动的“南洋姐”,聆听她们的艰苦生活和悲惨处境,创作了这部关于底层女性的口述史作品。对这部著作的写作动机,山崎朋子介绍如下:

迄今为止日本的历史书,从奈良时代的《日本书纪》到如今各种各样的历史全集,其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由占支配和主导地位的男性写作而成的。昭和初年,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方法传入日本以后,史学界开始尝试书写以劳动者和农民为主体的历史,然而这些历史仍然是男性视角的产物。到了昭和二十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帝国主义瓦解后,女性获得了政治上、社会上的各种权利,这时,“女性史”领域也逐渐生成。然而,在我看来,这些女性史的书写,除了极少的特例,绝大多数书写的都是精英女性的历史。( 山崎朋子:『サンダカン八番娼館』、東京:文芸春秋、2008年、10頁。)

山崎朋子的写作初衷并非要否定精英女性的历史,她认为“精英女性只不过是浮出海面的冰山一角,而沉潜在海中的是数十倍体量的巨大的冰块——劳动者、农民阶级的女性”,“如果不书写这些底层女性的生活,不将她们的喜悦和悲伤纳入历史的书写,就称不上是真正的女性史”。( 山崎朋子:『サンダカン八番娼館』、11頁。)在女工、农妇、女佣等各种底层女性中,山崎朋子关注的是命运最为悲惨的“南洋姐”。除了关怀底层女性之外,山崎还有着更为直接的动机,那就是长久以来“南洋姐”相关著作的历史真实性一直被人质疑,而她想探求历史的真实面貌。( 叙述南洋女卖春历史的《村冈伊平治自传》便在真实性方面受到质疑。山崎朋子通过比照相关史料后发现,书中许多内容并不符合历史真相。参见村岡伊平治:『村岡伊平治自伝』、東京:講談社、1987年。)山崎朋子为了发掘“南洋姐”的真相,长期居住在九州地区,与她们同吃同住,进行深度采访。《望乡》的出版,可以说完成了山崎的初衷,揭开和还原了那段历史真相,给世人展现了一段真实的“南洋姐”的历史。

至20世纪80年代末,口述史在日本已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总体而言,在近代历史学范式的影响下,口述史研究虽将口述资料看作追求历史真相的素材,但在一般史家的眼里,由于口述资料大多基于个人体验和经历,难免受到主观感受的影响,从而无法保证其客观性、真实性。因此,很多史学家认为口述资料作为历史研究的素材可信度较低,由此导致口述史在日本史学领域中长久处于较为边缘的位置。然而到了90年代,伴随着以实证史学为中心的近代日本史学范式之动摇,这种情况开始发生了明显的改变。

三、口述史的记忆转向和语言学转向

在以追求真相为目标的近代实证史学范式下,相较于稳定可靠的文字史料,口述资料受制于当时的环境,伴随着叙述主体的记忆、遗忘、幻想、误解等因素,受到正统史学家的批判和怀疑,一直没有得到足够重视。但这种状况在20世纪末发生了变化,口述资料逐步摆脱了配角的角色,其自身所拥有的文字资料无法替代的史学价值引发了新的关注。“从军慰安妇”问题的出现是这一转变的重要契机,也是女性史领域的重要事件。1991年,韩国慰安妇金学顺公开指证战时日本政府和军队设立“慰安妇”制度,让尘封已久的慰安妇问题出现在公众视野中。慰安妇口述证言的出现,不仅促使相关研究的兴起,同时也成为反思战后历史学研究范式的契机。

20世纪90年代,皮埃尔·诺拉的《记忆之场》出版。( 诺拉的《记忆之场》是一个庞大的项目,在1984年到1992年之间陆续出版,共收录了135篇论文,集结成为三卷七分册的论文集。)此书的编纂试图挑战近代历史学注重文献档案的传统,从其他方面(建筑物、纪念碑、名胜古迹、歌曲等)呈现法国人对国家的记忆,引发了记忆研究的国际热潮。记忆研究也引发了日本史学界的关注,东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岩崎稔指出:

“记忆”这个概念在九十年代以来频繁出现在历史学的论述中,这一现象是有目共睹的。仅是以“战争的记忆”“记忆的内战”“记忆的战争”为标题的文本就数量繁多,一页纸恐怕也写不完。……近年来,“将建筑、纪念碑、祭祀的仪式等看作集体记忆的思维方式,逐渐动摇了既有的历史学的思考范式。”……记忆对于历史学来说不只是材料或史料,某种意义上说,是和历史叙述同样的,甚至有着竞争关系的一种叙述。( 歴史学研究会編:『歴史学における方法的転回』、東京:青木書店、2002年、263-279頁。)

日本女子大学教授成田龙一在《〈记忆之场〉的历史学和政治学》( 成田龍一:「“記憶の場”の歴史学と政治学」、『クヴァドランテ』6号、2004年3月、23-26頁。本文引用的是作者的补充修改稿。)中也有类似的表述。他指出,既有的“历史学对社区、群体和家庭记忆的取代,意味着一个人不可替代的人生经验被简单纳入历史的年表中”,“历史学承载着记忆,同时也是记忆的抹杀者”,记忆研究的使命在于“‘重塑’抹杀记忆的历史学”,同时是“对近代历史学的基础性概念、对象和叙述风格的批判性反思”。成田指出,日本本土化的记忆研究具有以下两个特点:首先,诺拉《记忆之场》中关于两次世界大战的论述较少,而战争却是日本记忆研究的重点。( 例如1995年1月,日本思想界的代表性刊物《现代思想》出版了特集“战争的记忆”(『戦争の記憶』),反思围绕战争的记忆的生成。)其次,与诺拉“多种多样的法国”相似,日本的记忆研究挑战了单一的、均質的日本形象,从不同的时间、历史和空间的视角重新书写和呈现多元多样的日本。( 成田龍一:『“記憶の場”の歴史学と政治学』、23-26頁。)

正如成田和岩崎所指出的,记忆研究在日本的核心议题是战争记忆,( 2017年,日本口述史学会专门组织了一场国际研讨会,集结为《战争体验的传承和口述史》(『戦争経験の継承とオーラルヒストリー』),专门讨论围绕战争的记忆。)核心目标在于创造多元的历史。而一直被排除在官方史学书写之外的口述证言,则是战争记忆的重要载体。相对于官方历史所主导的主流叙述,证言是非官方的、在权力集团以外的个体或群体叙述,是“另一种声音”甚至“对抗的声音”,叙述的主体是长久以来被官方历史书写所忽略、压抑与边缘化的群体。而慰安妇证言中体现的战争经历,正是直接对抗官方记录的一种民间记忆。这种记忆的出现,让人们感受到战争伤害的多重性和战争动员中存在的权力结构和性别压迫。通过口述证言探讨战争记忆的开创性成果,是石田米子等日本学者的口述史著作《黄土村的性暴力》。( 石田米子、内田知行:『黄土の村の性暴力——大娘たちの戦争は終わらない』、東京:創土社、2004年。另见石田米子:「中国における日本軍性暴力被害の調査、記録に取り組んで」、『中国女性史研究』11号、2002年1月、17-36頁。)此书聚焦于中国山西省遭受日军性暴力的女性,从战争性暴力的视角唤起对战争的另一种记忆,展露其中存在的社会阶层性和性别压迫现象,其对记忆研究的贡献不仅在于挖掘慰安妇的声音,同时也对口述证言的方法论问题有着深入的探讨。伴随战争记忆研究的发展,如何使用口述证言也愈发受到关注。其核心驱动力之一,就是同样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的历史研究的语言学转向。

前文已提到,无论是口述史还是女性史,都质疑和挑战了日本近代史学注重文献资料考证的传统。这一传统的理论前提即语言是一个透明的载体,是理解世界的工具,透过文字可以看到真实而客观的过去。而语言学转向则突出语言的不透明性,认为我们对于世界的认知受制于语言,被语言形塑,世界的本质就是一个语言的存在,历史书写的本质是一种用语言建构而成的叙述。( 有关语言学转向在历史学界的影响,参见[美]海登·怀特著,陈新译:《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译林出版社2015年版。)因此,当我们在解读历史时,需要充分留意语言带来的建构性,审视书写者的社会文化语境及观察视角。认同语言学转向的史学家大致认为,无论是亲历现场的文字资料,还是承载记忆的口述证言,都是以语言为媒介,通过语言书写表述的,归根结底都受制于语言结构,因此两者之间并没有本质上的高低之分。伴随历史研究的语言学转向,口述证言的价值也受到重新审视。

语言学转向对于历史叙述的强调给史学界带来了新的方法论启发,但在日本,一些右翼学者也将其利用甚至滥用,以此作为逃避历史真相的手段。右翼史学家坂本多加雄对“慰安妇”问题的否定便是一例。坂本在《象征天皇制度和日本的来历》一书中否定了历史认知的真实性,认为个体记忆的价值在于通过叙述来展现自我,而他同时又过分强调历史书写的叙述性,否认了追求历史真相的必要性。根据他的观点,国家的本质是想象而成的共同体,需要保留和突出正面的国民记忆,而与“慰安妇”相关的记忆会损害国家历史的一体性,是需要删除的负面因素。

(参见坂本加多雄:『象徴天皇制度と日本の来歴』、東京:都市出版、1995年。)

上面提到的岩崎稔在其文章中,揭露了坂本逻辑中隐藏的陷阱。日本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逐渐强调历史学的叙述转向,其背景是针对近代科学史学的一种反省,是历史学内部的一种自我发展和更新,而历史修正主义者却脱离既有语境,孤立地将历史书写的叙述性抽出,一味强调历史学的主观性和建构性,用来充当规避战争责任的理论依据,企图否定战争责任和战争伤害的真实存在。( 歴史学研究会編:『歴史学における方法的転回』、263-282頁。)不难发现,对历史叙述的关注,弱化了对历史真相的追求,这让右翼分子有了避重就轻、偷换话题的机会。当面对不同群体书写的历史时,选择哪一种叙述,为何选择这种叙述,有着广泛的讨论空间。

另一方面,对历史叙述的强调和关注令叙述中的主体建构成为研究的对象。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上野千鹤子从结构主义的视角指出,我们对历史真相(truth)或历史事实(fact)的理解,需要加以更新。她认为任何所谓的事实都是基于特定视角建构而成的一种现实(reality)。( 参见上野千鶴子:『ナショナリズムとジェンダー』、東京:岩波書店、2015年;中村政則:「言語論的転回以後の歴史学」、『歴史学研究』779号、2003年9月、29-35頁。上野千鹤子的女性主义学说近年来受到国内学界关注,参见陆薇薇:《父权制、资本制、民族国家与日本女性——上野千鹤子的女性学理论建构》,《开放时代》,2021年第4期,第122-137页。)“慰安妇”问题在战后几十年被尘封,直到90年代才逐渐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究其原因,并非是史料的新发现,而是因为历史叙述的范式发生了革新。换言之,慰安妇之所以受到关注,首先是由于叙述视角的变化,进而带动对相关史料的进一步开发和挖掘。上野对于历史叙述的强调,目的在于突出口述证言的重要性,主张根据与历史的亲疏关系来判断史料的优先顺序。在“慰安妇”问题中,慰安妇本人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相较于那些旁观者甚至是不在场者的文字记录,慰安妇的证言应当是最重要的史料。任何一个慰安妇的证言,都有可能颠覆相关既有的历史认识。

四、围绕战争的口述记忆:“慰安妇”的口述证言

杰弗里·丘比特(Geoffrey T. Cubitt)在《历史与记忆》一书中提及,记忆研究在全球兴起的重要动力之一,就是关注战争和种族清洗给个人和社会带来的创伤性影响。( [英]杰弗里·丘比特著,王晨凤译:《历史与记忆》,译林出版社2021年版,第2页。)而围绕战争中性暴力的记忆研究是方兴未艾的一个重要方向,近年欧美学术界的代表性著作有雷吉娜·缪豪赛的《战场的性》( Regina Mühlhuser,Eroberungen: Sexuelle Gewalttaten und intime Beziehungen deutscher Soldaten in der Sowjetunion, 1941-1945.日文版本参见姫岡とし子監译:『戦場の性——独ソ戦下のドイツ兵と女性たち』、東京:岩波書店、2015年。)和玛丽·路易斯·罗伯茨的《士兵们干了什么?二战期间法国的美国大兵及其性行为》( Mary Louise Roberts,What Soldiers Do:Sex and the American GI in World War II France.日文版參见佐藤文香監訳、西川美樹译:『兵士とセックス——第二次世界大戦下のフランスで米兵は何をしたのか?』、東京:明石書店、2015年。)等。与国际学界密切互动的日本史学界,在战争性暴力的口述史方面也做过一些跨学科的尝试,近期最值得关注的是2018年出版的由上野千鹤子、兰信三、平井和子等人编著的《战争和性暴力的比较史》,( 上野千鶴子、蘭信三編:『戦争と性暴力の比較史へ向けて』、東京:岩波書店、2018年。)此书从全球视角考察了历史和记忆之间复杂的联动关系,涉及二战期间驻扎在法国的美国士兵和法国女性之间的性问题、德国士兵的战争性行为问题与日本侵占中国东北时期的性问题等。

如前文所述,日本从战争性暴力视角探讨战争记忆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当时最为核心的议题是“慰安妇”研究,慰安妇的口述证言逐渐受到关注。重视证言的学者普遍认为,证言代表着一种被忽略、被压抑的边缘声音,展现了战争记忆的多元性、多层次,其实质是针对男性支配的主流叙述和官方记忆的一种对抗。女性讲述自己的历史,不从属于男性,这是对官方历史叙述和主流权力的一种挑战。(参见上野千鶴子、蘭信三編:『戦争と性暴力の比較史へ向けて』、「序言」;上野千鶴子:『ナショナリズムとジェンダー』新版、東京:岩波書店、2015年、263頁。)在日本史学界,慰安妇证言逐步受到重视的同时,如何将其作为历史研究素材的问题引起了史学家们的关心和重视。以吉见义明为代表的文献考证史家,从注重史料真伪的立场出发,多将口述证言看作补充史实的辅助材料,以求丰富对“慰安妇”制度的认知。

然而,这种方法和立场受到其他学科人士的批评,代表人物便是上文提到的社会学学者上野千鹤子。上野以记忆研究与语言学转向为理论背景,质疑近代历史学所谓的客观性和中立性,指出近代历史学范式中内含的政治性。她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历史学家所看重的“书写的历史”,其书写者是谁?所谓的“正史”,其主体是谁?其中包含谁,又舍弃了谁?历史学家并没有亲历过去,那么他们对于历史重建的特权又从何而来?( 上野千鶴子:『ナショナリズムとジェンダー』新版、157、262、167頁。)在上野看来,历史的本质是叙述,是基于当下的一种建构。( 上野千鶴子:『ナショナリズムとジェンダー』新版、171頁。)文书史料与口述史料都是由语言建构而成的叙述,官方历史主导的是主流叙述,与之相对的则是非官方的、正统权力之外的个体或群体叙述。上野强调,无论是口述的历史还是书写的历史,它们都是一种经过充分选择的记忆。她进而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何只有当权者的行为被选择,受压迫者的经历却不被选择?为什么政治事件被赋予了很高的价值,而日常生活的种种变化却不被重视?社会史、民众史、女性史的发展,难道不正是对这种史学价值观的反抗?( 上野千鶴子:『ナショナリズムとジェンダー』新版、164-170頁。)

上野千鹤子的观点引发了日本史学界的争论。1997年,日本战争责任资料中心举办了以“民族主义和慰安妇问题”为主题的研讨会,历史学学者吉见义明、社会学学者上野千鹤子、文学研究者徐京植和哲学学者高桥哲哉参与讨论,从多个视角批判历史修正主义,探讨“慰安妇”研究的方向。( 日本の戦争責任資料センター編:『シンポジュウム:ナショナリズムと「慰安婦」問題』、東京:青木書店、1998年、21-32頁。关于上野和吉见的争论,参见成田龍一:『増補「戦争経験」の戦後史』、東京:岩波書店、2020年;上野輝将:「『ポスト構造主義』と歴史学——『従軍慰安婦』問題をめぐる上野千鶴子·吉見義明の論争を素材に」、『日本史研究』509号、2005年1月、1-33頁;成田龍一:「上野千鶴子と歴史学の関係について、二、三のこと」、『現代思想』39卷17号、2011年12月、120-128頁;日本の戦争責任資料センター編:『ナショナリズムと「慰安婦」問題』、東京:青木書店、2003年等。)争论尤为激烈的便是战争史的书写标准问题。上野千鹤子以《性别史与历史学的方法》为题发表报告,从认识论的视角提出慰安妇问题给战后日本历史学研究“带来的深刻挑战”。而吉见义明则发表了报告《“慰安妇”问题与近现代史的视角》,将上野的理论称为“上野式的女性主义社会学”,称其对于“慰安妇”问题有着较多的“误解”和“歪曲”,对于实证史学有很多“不合适的责难”。这次论坛引发了日本史学界的高度关注与后续讨论。史学界普遍对上野持批判态度,认为其对战后日本历史学的发展有着深深的误解。经济史学者中村政则指出日本的历史学界向来有重视口述证言的传统,其本人也曾于1970年代采访过旧纺织女工。此外,中村从事的地主制度史领域也有着重视口述资料的传统,“我从来没有在公文书、私文书、口述证言之间排出阶序关系”,“上野的观点着实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杜撰”。( 中村政則:「言語論的転回以後の歴史学」、『歴史学研究』779號、2003年9月、30-31頁。)

然而,我们需要留意的是,这些历史学者在批评上野时,依据的往往是近代历史学所奉行的常规研究方法。但上野的言论针对的主要是既有的“慰安妇”研究,这是因为与其他史学议题不同,性暴力议题有其特殊性。由于加害者和受害者之间的权力关系、认识落差(perception gap)、性暴力过程中的伤害、社会道德污名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揭露事实真相是相当困难的。倘若遵循传统实证史学的方式,一味追求所谓的史实或是持久不变的历史要素,则难以突破先入为主的预设成见,以致不断重复官方和主流叙述。如上野所言,慰安妇的口述证言不是一盘循环播放的磁带,伴随着时间和场景会发生变化,历史研究应着重探讨这些记忆的重构性,通过考察慰安妇的证言,思索其承载的记忆如何根据当下语境不断调整和变化,并与周遭环境协商、妥协与抗争。研究者应将口述证言看作采访人和受访者共同呈现的一个故事,关注其如何被叙述、讲述者如何立足当下建构自身的记忆。( 御厨貴編:『オーラル·ヒストリーに何ができるか——作り方から使い方まで』、東京:岩波書店、2019年、45-46頁。)在这一过程中,不仅史料呈现的内容成为研究对象,史料的生成过程和生成机制也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

五、围绕战争的口述记忆:“特殊慰安设施协会”和“斑斑女”的口述证言

日本史学界有关“慰安妇”问题的讨论促进了对于近代历史学研究的反思,同时也推动了战争记忆研究的多元发展。但对于慰安妇证言的使用,尤其是韩国慰安妇等被侵略国家女性的口述证言是否可以使用、如何使用等问题,仍然颇具争议,尚处于探索阶段。伴随战争史研究的不断深入,近年来日本史学界倾向于将战争前后看作一个具有连续性的整体,探讨其内在关联。从女性视角出发的议题之一,便是将慰安妇制度和美军占领日本时期的性奴役制度相关联,探讨两者在性剥削和性暴力维度上的延续性。( マイク·モラスキー:『占領の記憶·記憶の占領——戦後沖縄·日本とアメリカ』、鈴木直木訳、東京:青土社、2006年、207頁。)通过考察战后美军性暴力的相关研究可以发现,不同于对慰安妇口述证言的犹豫态度,日本学界在使用有关美军占领时期性暴力的口述证言时,态度则比较积极,不少学者致力于相关证言的收集,学界在将这些证言作为历史“事实”时似乎也并无过多顾虑。也就是说,日本史学家对待口述证言的运用,显现一种前后不一致的态度。

根据藤目雪的研究,1945年美军占领日本后,仅在第一个月内就实施了约3500起性暴力。( 藤目ゆき:『性の歴史学』、東京:不二出版、2015年、326頁;恵泉女学園大学平和文化研究所編:『占領と性——政策·実態·表象』、東京:インパクト出版会、2007年、14頁。)美国历史学家约翰·道尔(John W.Dower)也在著作中提及,美军占领神奈川县的最初十天中的强奸案就有1336起。( John W.Dower,Cultures of War,New York:W.W.Norton,2010,pp.541-542.)美军几乎每日犯下40~330起强奸案。( John W.Dower,Embracing Defeat:Japan in the Wake of World War II,London:Penguin Books,1999,p.579.相关研究还可参见Terese Svoboda,“U.S.CourtsMartial in Occupation Japan:Rape,Race,and Censorship,” The Asia Pacific Journal,Vol.21(2009),pp.1-9.)1945年战败后,日本政府为了迎合美军,以保护良家女子贞操之名,设立了“特殊慰安设施协会”(Recreation and Amusement Association,以下简称RAA),集结下层日本女性给美军提供性服务。由于性病蔓延等原因,慰安设施开设不久便被关闭,提供性服务的女性沦落为街娼,被称为“斑斑女”( パンパン)。( 根据美国史家约翰·道尔的研究,“pan-pan”一词为音译,可能源自南太平洋岛屿地区对出卖色相女子的称呼,参见John W.Dower,Embracing Defeat,p.132.在当时的日本社会,“panpan”是一个具有歧视意味的称呼,根据当时的语境和日文发音,本文将这一语词译作“斑斑女”。)美军占领结束后的20世纪50年代,日本媒体掀起记述RAA和“斑斑女”的热潮,调查报告和纪实文学等频繁出现,根据“斑斑女”自述出版的《日本的贞操:被外国兵侵犯的女人的日记》( 水野浩編:『日本の貞操——外国兵に犯された女性たちの手記』、東京:蒼樹社、1953年。)和《女人的防波堤》( 田中貴美子:『女の防波堤』、東京:第二書房、1957年。)成为畅销书,《改造》杂志以探讨娼妓的真实生活为目的,组织对“斑斑女”进行采访和对谈等,( 南博、飯塚浩二、三島由紀夫、佐多稲子他:「パンパンの世界——実体調査,座談会」、『改造』、改造社、1953年3月号、74-90頁。)都深刻影响了这一时期的大众舆论和通俗文化。

有关RAA和“斑斑女”的学术论著也于此时出现。1953年,庆应义塾大学社会事业研究会出版了《街娼和儿童——关于美军基地所在地横须贺市的现狀分析》的调查报告,特别关注了美军性暴力下的卖春女性。1971年,原记者小林大治郎和村濑明结合旧RAA妓馆经营者、娼妓和行政管理人员的口述采访,对照警察记录等文书史料集结成调查报告。此外,道斯昌代(ドウス昌代)利用美国政府文书,结合驻日盟军总司令部(SCAP)职员的采访记录进行进一步研究。20世纪90年代后,学界开始着重反思战时和战后性奴役制度的连续性,代表性研究成果有井上节子的《占领军慰安所》、( 井上節子:『戦敗秘史 占領軍慰安所——国家による売春施設』、東京:新評論、1995年。)山田盟子的《占领军慰安妇》( 山田盟子:『占領軍慰安婦——国策売春の女たちの悲劇』、東京:光人社、1992年。)等。在关注“斑斑女”历史真相的同时,不少学者致力于战后“斑斑女”的表象研究。例如坂本瑠美通过系统梳理战后日本文学中的“斑斑女”现象,考察了“斑斑女”如何作为一种文化隐喻和修辞,承载战败国日本的负面的被占领记忆。( Rumi Sakamoto,“Pan-pan Girls:Humiliating Liberation in Postwar Japanese Literature,” Portal,Vol.7,No.2 (July 2010),pp.1-15.)荒井英子则通过聚焦战后日本基督教界对于占领期性暴力的态度,考察作为性别隐喻和宗教隐喻的“斑斑女”所承载的象征意义。( 恵泉女学園大学平和文化研究所編:『占領と性——政策·実態·表象』、149頁。)在这些相关研究中,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早稻田大学美籍教授麦克·莫拉斯基 (Michael S.Molasky) 结合历史学、文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所展开的一系列研究,他所著的《何为“与美国同寝”——被占领体验的表象》将美军占领期的性奴役制度和文学叙述相结合,对“斑斑女”进行了多角度研究。( マイク·モラスキー:「アメリカと寝る、とは——被占領体験の表現をめぐって」、『図書』584号、東京:岩波書店、1997年、28-32頁。)他的《占领的记忆·记忆的占领》( 1999年首先以英文出版,2006年翻译成日文,参见マイク·モラスキー:『占領の記憶·記憶の占領——戦後沖縄·日本とアメリカ』。)一书,考察了《日本的贞操:被外国兵侵犯的女人的日记》《女人的防波堤》这两部“斑斑女”的自述作品,通过分析叙事结构和性暴力现象,试图揭露占领期性奴役的真实情况,并从政治实践及文本叙述两个侧面,考察战后日本的国民记忆和大众文化如何塑造“斑斑女”这一特殊的女性团体。2015年,莫拉斯基编著了题为《街娼》( マイク·モラスキー:『街娼——パンパン&オンリー』、東京:皓星社、2015年。)的短篇小说集,收录了石川淳的《黄金传说》、大江健三郎的《人间的羊》等八篇小说作品,进一步丰富了有关占领期性暴力的国民记忆研究。

占领期性奴役的相关记录中,女性的声音并不多见,即便是标榜非虚构的《女人的防波堤》和《日本的贞操》也于20世纪90年代被证实并非“斑斑女”的自述,而是由男性作者虚构的作品。( マイク·モラスキー:『占領の記憶·記憶の占領——戦後沖縄·日本とアメリカ』、238、249頁。)因此,出版于20世纪40年代的《街娼·实态和手记》( 竹中勝男·住谷悦治編:『街娼 実体と手記』、東京:有恒社、1949年。)就显得尤为珍贵。这是一部关于RAA和“斑斑女”的资料集,是京都社会研究所以1948—1949年间京都地区收容的与美军发生性关系的两百多名女性为对象展开调查后形成的报告,收录了大量口述证言。京都大学教授茶园敏美在《斑斑女是什么》(2014)、《作为性交易的接触地带》(2018)等作品中细致地考察了《街娼·实态和手记》中的口述证言。茶园通过对比被调查方——“斑斑女”的证言和调查方——京都社会研究所的记录,描述了在强权压迫和剥削之下“斑斑女”的真实生存状态,同时呈现了在驻日盟军总司令部言论审查制度下,口述证言和文字记录之间的张力。茶园从两个维度揭露了占领期性奴役的真实状况。首先是美军和日本政府共同形成的性暴力,包括美军对日本女性实施的身体侵犯以及日本政府的冷漠和歧视。茶园发现,“斑斑女”真实的生存状态多种多样,有被美军强暴后生下混血儿的单身妈妈,有罹患性病后承担高额治疗费、艰难维持生计的女性,甚至还有一些被美军强暴后受日本人监禁与强制卖淫的女性。( 茶園敏美:『パンパンとは誰なのか―キャッチという占領期の性暴力とGIとの親密性』、東京:インパクト出版会、2014年、146、158-159頁。)一位名叫冬子的“斑斑女”讲述强暴经历时说道:

下午六点左右,我和朋友在梅田车站附近走路,经过的一辆车突然停在我们身旁,有人将我的眼睛遮住,将我们二人强行带走,不知开往了哪个方向,最后带到了一个宾馆。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宾馆在什么地方。在宾馆的房间内我们被强奸了,我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之后我又被带回车里丢回到梅田车站。我哭着找到了朋友家,朋友见状什么也没说。之后我猜,朋友曾经有着和我同样的遭遇。( 茶園敏美:『パンパンとは誰なのか―キャッチという占領期の性暴力とGIとの親密性』、131頁。)

调查报告中记录冬子“智力低下,会一些英语”,茶园分析道,在女性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的战后初期,“会一些英语”和“智力低下”的描述本身存在着矛盾,这可能是被强暴之后的精神创伤所致。( 茶園敏美:『パンパンとは誰なのか―キャッチという占領期の性暴力とGIとの親密性』、132頁。)茶园也对报告中随处可见的“精神状态不良”“意志薄弱放纵”等叙述持批判态度,指出这些都是无视“斑斑女”遭受暴力后的身心创伤,戴着有色眼镜对其肆意评价的产物。( 茶園敏美:『パンパンとは誰なのか―キャッチという占領期の性暴力とGIとの親密性』、124、136-137、156-157頁。)茶园所界定的另一层面的性暴力,是指美军和日本警察共谋,在日本各地街头随意掳走“疑似斑斑女”的女性,或强行侵入女性家中进行绑架,实施强制性的性病检查。她指出这种侵犯人权和身体权的行为长久以来被日本社会所默许,给女性身心造成了不可逆转的伤害。( 上野千鶴子、蘭信三編:『戦争と性暴力の比較史へ向けて』、149頁。)

茶园敏美研究的另一个维度,是通过斑斑女的证言考察占领时期性奴役过程中女性的能动性(agency)和生存策略。她采用“交接区域”(contact zone)這一分析概念,考察在权力极度不对称的环境中,女性为了生存和自我保全如何发挥“弱者的生存意志”的问题。例如,被美军强暴的女性,事后往往向美军寻求金钱报酬,缓解自身生活困顿;在妓院卖春的女性,通过学习英语等方式,逐步将自己运作成为某个特定美军士兵的买春对象,获得生计的改善等。通过对“斑斑女”的口述研究,茶园指出历史学者应打破“完美受害者”的迷思,对女性在极度压抑的环境下极力生存下去的意志表示尊重,进而将这些声音在历史中“复权”,重新理解和定义她们的人生经验。( 上野千鶴子、蘭信三編:『戦争と性暴力の比較史へ向けて』、167頁。)

伴随美军占领时期性暴力亲历者的逐渐老去,相关口述史研究愈发紧迫,研究思路和方法论也不断遭遇新的挑战。2003年到2011年,一桥大学学者平井和子以静冈县东部热海地区RAA的相关人员为访谈对象,就占领期的性交易问题进行了访谈。( 平井和子:「語られない女性たちの占領体験を歴史化する試み―歴史学、女性史,オーラル·ヒストリーのはざまで」、『日本オーラル·ヒストリー研究』8号、2012年9月、79-84頁。)由于性议题的敏感性,平井在访谈过程中采取了迂回策略,将问题设定为例如“战后的热海环境如何”“热海地区被美军占领的样子”等,逐渐引入性议题。( 平井和子:『語られない女性たちの占領体験を歴史化する試み―歴史学,女性史,オーラル·ヒストリーのはざまで』、81頁。)然而,由于性道德观念以及周遭伦理环境等原因,“如何在性交易的过程中保护自己”“遇到厌恶的男性客人如何应对”等预先设想的问题在访谈中都没有得到充分的回应。平井发现,在以弱势群体为对象的口述史研究中,研究者往往会预设一些受访人不愿谈及的内容,向既定方向引导,但这种访谈行为本身就带有暴力性,很可能对受访人造成二次甚至三次伤害。平井由此深刻反思了口述史研究中的理论预设,建议在一些特殊议题的研究中需要“忘却学过的知识”,因为这些知识也是一种特权性的存在,只有彻底忘却这些知识,真正的口述研究才能开始。( 平井和子:『語られない女性たちの占領体験を歴史化する試み―歴史学、女性史、オーラル·ヒストリーのはざまで』、83頁。平井参照了斯皮伯格的观点,参见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Can the Subaltern Speak?”in C.Nelson and L.Grossberg,eds.,Marxism and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Urbana 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88.)

结 论

日本史学界关于战争和性别问题的讨论大约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前期围绕战争动员中的女性角色展开,集中探讨女性的战争责任体现在与男性一样作为普通国民,还是体现在作为从事再生产劳动的“国民之母”,即普遍性还是特殊性的问题。到了90年代,这些研究通过与文学、社会学、哲学等其他学科的对话,进一步丰富了战争和性别的相关讨论。伴随记忆研究的兴起,口述证言进一步受到重视,丰富了既有的战争史研究的方法、史料、思路和范畴。同期,慰安妇问题浮出水面,成为官方历史叙述不可回避的一部分。日本学界将慰安妇议题纳入记忆研究的范畴,重视口述证言,挑战了以文献档案为中心的历史学范式,在丰富历史资料多样性的同时,弱化了文书资料和口述史料之间的等级关系。女性口述证言的崛起,不仅仅能够揭露和补充历史真相,其与语言学转向的密切关联还在方法论层面拓展了既有的战争史研究路径。与慰安妇问题几乎同时展开的战后日本“斑斑女”研究,通过口述证言中呈现的性暴力,反思过去战争史研究只聚焦于战时的做法,从性别视角思索战时和战后之间的连续性,探讨战争给女性带来的创伤。

然而需要警惕的是,虽然日本学界开始思索“慰安妇”和“斑斑女”问题之间的历史连续性,挑战既有政治史的时间分期和研究范式,但这种做法却给一些右翼学者可乘之机,后者试图淡化战争时期“慰安妇”制度给亚洲其他国家女性带来的严重伤害。例如,为了反驳张纯如在《南京大屠杀》(The Rape of Nanjing)中的观点,日本右翼学者藤冈信胜和东中野修道出版了《〈南京大屠杀〉的研究》,书中写道:“仅在1945年8月30日那一天……就在神奈川县发生了315起美军强奸事件”,将战后美军占领日本时期的性暴力与“慰安妇”制度相提并论,企图将日军在侵华战争中对中国妇女实施的极其残忍的性暴力行为合理化。( 東中野修道、藤岡信勝:『「ザ·レイプ·オブ·南京」の研究——中国における「情報戦」の手口と戦略』、東京:祥伝社、1999年、152頁。) 此外,虽然一些日本学者声称采取反思的立场,指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战争性暴力罪行像日本那样残酷到极致,但在将日本“慰安妇”、战争性奴隶制度与美军占领期性暴力、RAA等关联在一起的同时,将讨论重点置于美军占领时期的性暴力事件,极力控诉美军给日本女性带来的伤害,这种做法难免有避重就轻、将日本塑造成战争受害者之嫌。( Yuki Tanaka,Japan’s Comfort Women:Sexual Slavery and Prostitution during WWII and the U.S.Occupation,New York:Routledge,2002,p.182.)

总体而言,近年来日本二战史研究的性别视角挑战了侧重档案文书的实证史学范式,其成果颇为引人注目。在档案资料过于单一、口述证人逐渐老去的情况下,性暴力的战争史研究面临着史料危机。日本学界的最新尝试之一,是将之前一直被作为“虚构”内容看待的文学作品纳入视野,采用跨学科的方法研究战争史。日本近代历史学的传统强调科学性、客观性和实证性,长久以来将虚构的文学作品排除在外,但性暴力这一议题涉及人的内在感受,包括情绪、感觉、欲望、身体等多个层面,如果拘泥于常规的史料,例如官方文献和政府档案,便无法全面和真切地展现性暴力给女性所带来的创伤和影响。日本近年的战争史研究,采纳多种叙述和表达形式,一些文学作品中呈现出的相关史实凸显出价值。涉及战争性暴力的文学作品是战争记忆的重要载体,也是人类战争活动的重要表象体系,历史学无法将之排斥在外。不过,采用文学作品作为史料,研究者需要首先审慎思考其描写模式和书写手法,不能将其所含的虚构内容直接等同于事实。一言以蔽之,对于战争事件为何被记录、如何被书写和表达,需要谨慎处理。日本学界近年来从跨学科的方法和性别视角研究战争史,在方法论上具有借鉴意义。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东京大学孙安祺和徐莎莎两位同学在资料方面的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责任编辑:宋 鸥 郑广超

The Gender Turn in Japanese WWII Historiography:

A Concurrent Discussion of Oral History,Memory Studies

and the Innovations in Historical Writing

YANG Li

(School of Japanese Studies,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Shanghai,200083,China

)Abstract:Oral history in Japan had its roots in the eighth century.After the Meiji Restoration,oral sources were gradually marginalized by the influence of modern Western Rankean historiography.Political history,centering on documents and archives,took center stage in historical writing.After World War II,along with the rise of people’s history and social history,oral history began to attract attention among mainstream Japanese historians.Since the 1990s,along with the “linguistic turn” and “mnemonic turn” in historiography,the focus of Japanese oral history research has shifted from reconstructing historical facts to exami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narratives themselves,the contexts behind the production of oral sources,power relations,etc.Because of its specific relevance,war violence has become a central issue in Japanese oral history,relying heavily on oral sources.By focusing on the oral testimonies of the “Comfort women” and “Panpan girls”,Japanese historians have revisited war sexual viol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victims,and have promoted and updated the study of war history from a gender perspective.

Key words:World War II history; oral history; memory studies; gender history; Comfort women; Panpan girls

DOI:10.19832/j.cnki.0559-8095.2022.0027

收稿日期:2021-12-23

作者簡介:杨力,上海外国语大学日本文化经济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日思想史、文化史、妇女性别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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