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芝蓉

(中国人民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872)

元代入华西域人，历来备受学术界关注。哈剌鲁(Qarluq)，又译葛逻禄，是东迁西域人中的重要一支。其代表人物，文学方面有著名诗人廼贤，政治方面则当数哈剌。哈剌是元世祖、成宗时期非常活跃的军事将领、政治人物，至元年间参与攻宋，大德年间又是征八百媳妇的主帅之一。因他曾作为沿海万户府达鲁花赤长期戍守浙东，哈剌鲁人便以此为契机，定居庆元路(今宁波)。以往学者对哈剌的生平已经做了较为详细的研究。樱井智美论述哈剌鲁人的仕官与科举时，对哈剌生平扼要梳理[1]178。马晓娟对《哈剌神道碑铭》进行了注释[2]91-98。刘晓研究“沿海万户府”，因哈剌是沿海万户府首任达鲁花赤，对其生平、家世、后人进行了详细考辨[3]105-115。以往学者几乎穷尽了相关史料，但都未注意到浙东的两通摩崖石刻。笔者经实地勘察，初步判断这两通石刻皆为哈剌手书，是认识其人汉文化水平的珍贵实证。更重要的是，这两通石刻内容相互关联，能补史之缺，揭示了哈剌政治生涯中的一个关键转折点。另外，结合相关波斯语史料，可以更深刻地了解元成宗热衷珍宝对朝政造成的影响。

一、新昌董村摩崖石刻

1989年，董村摩崖石刻被列为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新昌县地方志办公室进行了摩拓，1998年新昌县报社的梁少膺在《文物》公布了拓片及录文[6]，并做了初步研究，发表于《书法研究》[7]。梁少膺更正了俞函三录文的一些讹误，但录文仍有缺漏。他的考辨未出俞函三之范畴，于史学研究而言，无甚推进。而其所做的书法研究，非笔者所专，本文不予置评。

2005年9月，新昌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委托中国文物研究所(今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就董村摩崖题记编制了保护设计方案，经过细致的勘察后，2008年进行了施工。2010年出版的《新昌董村水晶矿摩崖题记保护工程报告》[8]非史学研究著作，而是“工程报告”，收录了局部照片，无准确录文与考证。目前此处摩崖石刻有了保护性的护檐，还有排水沟拦截地表水，有效减缓了其自然损毁速度。保护工程还喷上了红漆以显字，通过这样的措施让观赏与阅读更为便捷，然而有些字迹已经不甚清晰，喷漆时或漏喷，或喷错，令人遗憾。

今据笔者2017年11月的实地考察，录原文如下：

(小字四行)

中書左丞自元日至人日

親率左右於石厂山獲水

晶一藏計一萬一千三伯

七十四斤皆珎異奇絕者

(大字九行)

大德二年十一月奉

旨寻採水晶自寧海至樟

林至新昌之石厂發洩地藏貢登

天朝下闡坤珎上昭

乾德實

明 有道之所為

刻石以記其事

大德三年正月 日金吾衛上將軍

这通摩崖石刻共13行，120余字。右侧四行小字记述了这次采矿的人物、时间、地点与收获：中书左丞行浙东道宣慰使(哈剌)亲率左右，于大德三年(1299年)元日至人日(正月初一至初七)，在石厂山采掘了 11 374 斤水晶。左侧九行大字是哈剌亲书的题记，讲述了采水晶的缘由是大德二年(1298年)十一月奉旨；寻采水晶的路线是宁海至樟林至新昌；并称颂此次采矿所得是“下阐坤珍，上昭乾德”，因此刻石记事。最后是年月、官衔与署名。

自至元十四年(1277年)至大德五年(1301年)，前后共24年，除至元十八年(1281年)一度从征日本外，哈剌一直在浙东任职，且主要为海军将领，这可能是因为能够统领水军的蒙古人太少。因此，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哈剌入朝后，《元史·哈剌传》记“令还戍海道，授浙东宣慰使”[9]卷132；危素《合鲁公家传》记“廿四年，加镇国上将军、浙东道宣慰使，仍兼长万户府”[11]；《沿海上万户府达鲁花赤哈剌德政碑》则记“丁亥(1287年)五月，宣授浙东道宣慰使，仍兼长万户府”[12]卷3，6470。《元史·哈剌传》中还说：“二十五年枢密以水军乏帅，奏兼前职”，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他又拜金吾卫上将军、中书左丞，行浙东道宣慰使，领军职如故[9]卷132，3216-3217。从传世文献来看，对朝廷而言，在“水军乏帅”的情况下，哈剌沿海万户府达鲁花赤的职责就相当重要。为此至元二十四(1287年)到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朝廷在授其浙东道宣慰使之职后，又遥授中书左丞，散官也从从二品的镇国上将军，提升至辅国上将军，乃至正二品的金吾卫上将军。

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至书写董村摩崖石刻的大德三年(1299年)，十年间哈剌官职毫无变化，与此前他的连番升迁形成鲜明对比，个中原因值得深究。但因史料有限，前人对哈剌这十年间的行踪并无考证。而董村摩崖石刻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根据邓文原《故荣禄大夫平章政事巩国武惠公神道碑铭》的记载，哈剌任浙东宣慰使后，“会盗发处、婺，连城驿骚，上堑溪啸呼曹偶，椎埋剽掠，莫敢谁何。公获其首歼之，民以安堵”[10]754。地方志也记载了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哈剌到温州的瑞安、平阳等地荡寇的情况：“处州詹老鹞犯瑞安、平阳境，宣慰使哈剌元帅征之，不血刃而寇溃。”[15]卷17，13b但是，至元二十五(1288年)到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此起彼伏的浙东民变，主要的平定者却非驻守庆元路的哈剌，而是久在江南任职的史弼。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杨镇龙在宁海、玉山起兵，前来镇压的是时为淮东宣慰使的史弼①，因此，该年闰十月史弼得以“为浙东道宣慰使，位合剌带上”[9]卷15，327。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史弼又“平处州盗”[9]卷162，3801。与史弼等人南下平叛相比，哈剌的沿海万户府驻地虽然在庆元路，距台州、处州不远，但在戡乱过程中他似乎少有作为，这或许就是其在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以后官职一直无变化的一个理由。

大德三年(1299年)董村摩崖石刻，为我们揭示的很可能就是哈剌人生转折的契机，即哈剌对于自己的累年不得升迁一事并不甘心，因而积极奉旨寻采水晶，以求给喜好珍宝的成宗留下好印象。大德五年(1301年)，哈剌被“征入见。擢资德大夫、云南行省右丞，偕刘深征八百媳妇国”[9]卷132，或许正是因此次寻采上供水晶而得到了机会。而这次入见也成了哈剌人生的转折点。当时志得意满的他一定想不到会因“丧师”而罢官。

三、宁海樟树村摩崖石刻

(光绪)《宁海县志》载，樟树村后石屏山上有摩崖石刻，为“元浙东宣慰使哈剌罕赛诗”：

千岩石壁任苍苔，今日石盘居士来。

洗刷浮云堪宴坐，不教独秀在天台[16]卷21，530。

县志所录的这首诗，实为南宋人所写，最早收于南宋末林表民②辑录的《天台续集别编》中：

题樟林寺(有碑。高述题名在侧)

玉盘居士

千岩石壁任苍苔，今日玉盘居士来。

洗刷云根堪宴坐，不教独秀在天台[17]卷2，11b-12a。

从“有碑。高述题名在侧”这一题记可知，《天台续集别编》收录的这首诗显然与(光绪)《宁海县志》来自同一处石刻。两者所录文字稍有歧异，应该是因为700年的风吹雨打，导致石刻年久漫漶。高述，字季明，丹阳人，元祐三年(1088年)等进士第，北宋绍圣三年(1096年)为临海县令，擅长模仿苏轼的书法[18]1387。“玉盘居士”是何人，虽然无从考证，但其诗既然收录在南宋人所编诗集中，就可以肯定其为宋人。所以此诗绝对不可能是“元浙东宣慰使”所写，且元代浙东宣慰使中也无人名为“哈剌罕赛”。

2019年5月，笔者前往宁海樟树村考察，在当地村民李晓达的引领下，找到了位于樟树小学(即樟林寺旧址)后山上的石刻。这块在山野地头极为突兀的大石，因常有野鸡栖息于上，被当地人称为“雉鸡岩”。石头朝南一面即为石刻，因风雨侵蚀，文字多已漫灭，但仍可辨别出一些关键词句。现存文字共约九行。右侧残存三行大字：“……居士来。……堪宴坐，不教独秀在天台”，知即《宁海县志》所录之诗。左侧小字约有五六行，大部分漫漶，但尚可辨识出“地灵”“奉”“入贡”，以及“宣慰使哈剌书”等字。“哈剌”三字较其他字小，格式与董村石刻相同，笔法亦相似，可以认为也是哈剌亲书。

这通摩崖石刻原来应该包括北宋高述题名、南宋玉盘居士题诗、元代哈剌题记，自右至左排列。后来侵蚀严重，高述题名漫灭，(光绪)《宁海县志》将“哈剌书”误读为“哈剌罕赛”，又将南宋玉盘居士题诗和元人题记混为一谈。

七月望日避地省阬存思庵留题

时章林出白石可为水晶，有旨差路县官同金玉提举差夫取凿，又宿兵守之。吏卒旁午，指予为上户，求鸡羊酒米油铁，无以应其求，且不堪其屡也，来避于此。予念自丁丑之乱，至此凡三避矣。僧旧屋更新，怅然有感，因赋之。

去家无十里，过岭即他乡。

避地身三到，伤时泪数行。

高檐齐古树，新屋背斜阳。

我欲相邻住，青山志未偿[19]卷3，4b-5a。

“章林”即董村摩崖石刻中提及的“樟林”，距舒岳祥居所阆风(今宁海县西店镇岭口村、牌门舒村一带)仅十余里地。因此地出水晶，路县官同金玉提举奉旨取凿，又“宿兵守之”，便需要周边乡民为这些人提供食物与用具。舒岳祥因被指为上户，屡次被要求提供“鸡羊酒米油铁”，不堪其扰，只能逃避。这是1277年(丁丑)兵乱之后，舒岳祥第三次躲到省阬存思庵了。

俞函三已利用了这篇诗序，但误认为这是至元十六年(1279年)之事。根据同卷的另一篇诗序，可知此事应发生于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之前，但不知具体何年：

己丑正月二十四日，避地盐□，入省坑存思庵和旧韵

到此于今四，情深即故乡。

新松知改径，旧竹不依行。

平施天犹病，周回日载阳。

邻人馈鸡黍，厚意未能偿。

雪蕻羊羔白，菘芽栗肉黄。(旧京有黄芽菜。)

为谁端有此，正尔未能忘。

觉后心无愠，修来面有光。

道人参妙趣，一炷石炉香[19]卷3，4。

己丑即至元二十六年(1279年)，一开年宁海就发生了杨镇龙之乱，人口大量外流③，舒岳祥也不得不再次外出避难。根据《阆风集》中几篇诗序的记载可知，该年舒岳祥辗转宁海周边各地，曾至新昌雪溪(今浙江新昌县巧英乡雪溪村)、奉化棠溪(今浙江宁波市奉化区棠岙村)避难[20]89-90。

此处和的旧韵，前一首即为前引“七月望日”所作之诗，后一首则是《阆风集》卷五所收《题存思庵壁》：

香饭炊鱼白，新醅擘蟹黄。

秋风元不恶，乡思自难忘。

田水闲无用，山云薄有光。

篆畦消息好，一路木樨香[19]卷5，18a。

“到此于今四”一句与“七月望日”所作的“避地身三到”相呼应，可知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舒岳祥第四次避难存思庵，则第三次因樟林水晶之事避难当在之前。

总之，至元年间宁海樟林确曾出水晶，但数量可能不多，所以哈剌不得不在治下其他地区寻找水晶矿。新昌与宁海相邻，董村水晶矿也较大，直至今日尚有零星水晶出土。哈剌因此自樟林西行至新昌采掘水晶。

四、元成宗的珍宝狂热

需要注意的是，不论是福建漳浦，还是浙东新昌，水晶矿的开采速度惊人。高兴大德元年(1297年)闰十二月初二上书说漳浦有水晶可采，二十八日漳浦梁山水晶场立碑，应该是开采已经告一段落。哈剌也追求速度，因为在樟林浪费了一段时间，所以他于大德三年(1299年)正月初一到初七“亲率左右”采矿。七天就采了 11 374 斤水晶，平均一天采掘 1 625 斤，以至于俞函三认为这是“劳扰逼迫”，非有道所为。但从摩崖题记的行文中，我们或可推测，此次采掘并未动用新昌当地人民。因为哈剌的浙东宣慰使并非实职，可能无法真正调动宣慰司下辖官民，所以题记中也完全没有提到新昌县官吏。他所率的“左右”，很可能是他真正能够提调的沿海万户府官兵，或许正是因为调动了有组织的军队，哈剌才能以如此速度进行采掘。

开采水晶的速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元成宗对珠宝的热爱。蒙古人对高级奢侈品的追求，世所皆知[21]139-165，珠宝正是其中之一。元成宗对珠宝尤为热衷，开启了元朝“中卖宝物”的热潮[22]42。泰定元年(1324年)，中书平章政事张珪上书论当世得失时，就特别提及了成宗常高价购买宝物：

中卖宝物，世祖时不闻其事，自成宗以来，始有此弊。分珠寸石，售直数万，当时民怀愤怨，台察交言，且所酬之钞，率皆天下生民膏血，锱铢取之，从以捶挞，何其用之不吝！夫以经国有用之宝，而易此不济饥寒之物，又非有司聘要和买，大抵皆时贵与斡脱中宝之人，妄称呈献，冒给回赐，高其直且十倍，蚕蠹国财，暗行分用。如沙不丁之徒，顷以增价中宝事败，具存吏牍[9]卷175，4077。

张珪此处所云沙不丁之徒增价中宝之事，应该是波斯文史书《史集》所载的一桩珍宝欺诈案。当时有商人买通朝中大臣，将海外购得的珍宝，虚报价格，售于成宗。案件被一位名叫穆古必立(又译木合比勒)的平章揭发，波及朝中十余名宰相级别的高官。成宗立刻将他们全体罢免。胆巴国师以天象有变为由求情，成宗才赦免了他们的重罪。无论如何，这一案件是元成宗朝一次不小的政治风波。汉文史料对此案多有讳饰避忌。陈得芝先生根据《元史》中的天文记载，考证此案发生于大德八年(1304年)[23]243-244。后高荣盛根据几名涉案官员履历上的共同空白，结合其他资料，考定其案发生于大德二年(1298年)[22]20-68。笔者赞同高氏之说。但陈、高二位学者所用《史集》版本均自波亦勒英译本《史集》第二卷《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翻译而来，或为自己翻译，或用周良霄所译，以为沙不丁是被成宗下旨请来估价之人⑤。而在余大钧自俄译本翻译而来的汉译本中，此译文与周良霄译本迥异⑥。查《史集》伊斯坦布尔本、塔什干本波斯文原文可知，沙不丁确实不是估价之人，而是涉案人员：

被罢职的原行在城丞相沙不丁·浑都即，被召了来。[人们]估价为三十万⑦。

由于胆巴国师的求情，涉案人员均得到了赦免。而成宗对珠宝的热爱却没有随着这次“增价中宝”案而停止，大德二年(1298年)他又设立了制用院，以“采取稀奇物货”[9]卷94，2403[24]卷19419，7218。甚至涉案人员沙不丁还继续负责这一机构，仍旧为成宗分拣稀罕物货。在感慨沙不丁是官场不倒翁的同时，我们也不能不惊叹成宗对稀罕物货的热衷。

五、余论

近年来，石刻作为一种“新史料”日益受到重视。因元史史料相对匮乏，能够补史之缺的石刻文献就显得尤为重要。而浙东这两通元代哈剌手书摩崖石刻，虽然字数不多，且其中一通文字多漫漶不清，但结合传世文献，仍有独特的史料价值。

结合史料与其他例证，可知元成宗对珍宝的热衷，影响了当时朝廷内外政治。东南海商趁机牟利，引发了大德二年(1298年)增价中宝案，十余名中央高官一度被集体罢免。哈剌、高兴等作为地方大员，也趁机投上所好，以寻求仕途转机。开采水晶，对哈剌、高兴二人而言，都是人生的转折点。哈剌出征西南，功败垂成，只得罢官回乡闲居。而高兴得到重用，从此官运亨通。元成宗对珍宝的热衷，造成的影响当不止于此，未来或许还会有新的发现。

注 释：

① 史弼至元十九年(1282年)任浙西宣慰使，此后一直为浙西宣慰使或淮东宣慰使。这个职位，随着行省所在地的更改而改变。当江淮行省(或江浙行省)治扬州时，则设浙西宣慰司；治杭州时，则设淮东宣慰司。这是因为元朝有“其立行省者，不立宣慰司”(《元史》卷九《世祖六》，第183页)的规定，即行省治所在道不许设宣慰司(参见李治安：《元代行省制度》，第582页)。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二月十二(癸亥)，“徙江淮省治杭州。改浙西道宣慰司为淮东道宣慰司，治扬州”(《元史》卷一五《世祖十二》，第320页)。所以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二月一日杨镇龙在宁海起兵时，史弼尚为浙西宣慰使，在杭州，故能迅速率军南下。

② 林表民，字逢吉，号玉溪，台州临海人，活动于宋宁宗嘉定至淳祐年间(1208—1252)。

③ 宁海周边未被杨镇龙之乱波及的地区，流入了大量人口，因此根据地方志记载，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籍户之时，新昌、金华等地的户数与人口数极大，空前绝后。(参见万历《新昌县志》卷六，第1页b；万历《金华府志》卷五，第10页a)

④ 王文径编《漳浦历代碑刻》，漳浦县博物馆，1994年，第66页。

⑤ “已罢黜之行在城之丞相失哈不丁当时在朝，估定其值为三十万巴里失。”参见[波斯]剌失德丁原著，波义耳英译，周良霄译注《成吉思汗的继承者》，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11—412页。

⑥ “行在城的丞相失哈巴丁·浑都即被召了来罢了官。”参见[波斯]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387—388页。

⑦ 拉施特主编《史集》抄本，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市托普帕皇宫附属图书馆藏，编号1518，第217页b，笔者汉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