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淑伟，施 莹

（1.内蒙古民族大学 经济学院，内蒙古 通辽 028043；2.东北林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40）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加快、质量提升，国家工业化水平持续上升，对石油、天然气等资源需求更大，再加上庞大的人口规模，使我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耗国，但是国内能源供给不足，油气资源的供求矛盾凸显。我国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油气资源需求，一方面加大了在国内的开采力度，另一方面加强了同其他国家在油气资源方面的开发合作［1］。我国绝大部分原油进口来自中东和非洲的石油大国，依赖程度达到70%①。国际局势的不确定性、国际环境的复杂多变，加大了进口源过于集中的风险。2019年世界石油产量下降，主要因为欧佩克的产量大幅下降抵消了美国等非欧佩克国家产油呈现的增长，世界石油供给紧张②。考虑能源供给的安全，我国必须分散进口源，建立更大范围的能源合作战略伙伴关系。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推动了我国同沿线国家在贸易和投资领域广泛深入的互利合作。哈萨克斯坦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我国接壤。哈萨克斯坦境内的石油、天然气资源储量丰富，是中亚地区能源大国。哈萨克斯坦国内油气资源的消耗小于供给，油气资源出口是哈萨克斯坦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我国同哈萨克斯坦的油气资源存在互补性的合作。深化我国同哈萨克斯坦油气资源领域的合作，既能够确保我国油气资源的供给，保障经济继续稳定增长的基础，又能够实现中国和哈萨克斯坦互利共赢、打造利益共同体。

国内关于中国同哈萨克斯坦能源投资合作现状及风险研究的文章和观点较多。孙秀娟等人指出，中国同哈萨克斯坦在油气领域建立了包括资源开发、生产加工、产品贸易的全面伙伴关系。张乃欣等人认为中国同哈萨克斯坦未来的油气合作存在巨大的空间，应当围绕建立油气加工精炼工业体系不断丰富合作的内容。高志刚从中国同哈萨克斯坦油气合作的平台、合作模式、合作机制的角度论述中国同哈萨克斯坦油气合作的现状，并且展望了合作前景。林培源从哈萨克斯坦周边局势动荡、能源外交政策、地区恐怖主义带来的威胁等方面分析了中国同哈萨克斯坦油气合作面临的挑战。刘泉秀研究了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同哈萨克斯坦的石油贸易存在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对策，提出哈萨克斯坦地区局势不稳定影响了两国石油贸易合作的观点。郭宵鹏在中国与中亚五国油气资源合作风险研究中指出，哈萨克斯坦的经济政策存在较大风险，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边界问题给哈萨克斯坦带来了长期存在的社会安全风险。李永红提出，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在哈萨克斯坦投资建设，面临着政治风险、经济风险，政策法律风险、社会风险，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下一步工作需要防范经济风险，进一步深化中国同哈萨克斯坦油气领域全面务实合作。

综合以上分析，国内研究多集中于对中国同哈萨克斯坦油气能源投资合作的现状和面临的风险，对风险防范的研究较少。

本文论述了中国同哈萨克斯坦油气投资合作的成因，两国的油气领域合作必然持续进行，合作存在诸多风险，由此提出构建一套风险防范机制以保障中国同哈萨克斯坦油气资源投资合作长远发展的建议。

一、中国同哈萨克斯坦油气资源深化合作的现状

中国同哈萨克斯坦的能源合作始于1997年，当时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获得了哈萨克斯坦阿克纠宾油汽公司的股份成为控股方，开启了两国能源资源的合作。

（一）“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后，中国同哈萨克斯坦油气资源合作的政策对接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中国同哈萨克斯坦高层交流不断，增强政治互信，合作集中于两国全面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重点是能源合作和基础设施建设。2014年12月26日，中国同哈萨克斯坦产能合作第一次对话在北京举行［2］，双方签署了《会议纪要》，初步确定早期收获项目和前景项目清单，涉及能源、电力、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矿业、化工等领域，能源在产能合作项目中居首。

2016年，中国同哈萨克斯坦签署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对接合作规划》［3］，表明两国将推动产能和投资合作，积极发展经贸合作，深化能源资源合作。

2017年5月14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时任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Нурсултан Абишевич Назарбаев），纳扎尔巴耶夫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表示哈萨克斯坦坚定支持“一带一路”倡议。

中国同哈萨克斯坦的政策都体现了加快区域经济合作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目标，推动一体化，两国政府明确支持政策对接合作。其中，油气资源等能源合作是政策对接的重要方面。

（二）投资合作是合作的主要方式

中国同哈萨克斯坦能源合作始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长期以来采取三种合作方式：第一，中资企业提供服务，完成项目，获得较少利润；第二，中资企业到哈萨克斯坦投资，同哈萨克斯坦能源企业建立合资企业；第三，中资企业在哈萨克斯坦投资，进行跨国收购。

合资企业既能够发挥哈萨克斯坦企业对本国能源信息充分掌握、熟知行业环境的优势，也能弥补哈萨克斯坦在技术设备和经验方面的不足，使项目较易通过审批，掌握哈萨克斯坦政府能源产业政策走向。合资企业的弊端表现为中国同哈萨克斯坦在文化背景等方面的差异带来的内部管理风险。

跨国收购也是中资企业在哈萨克斯坦投资的模式，有利于中资企业快速获得被并购企业的油气资源以及运输、销售渠道等附加值，提高市场效率，规避新建项目的风险。跨国收购的弊端在于出于对本国能源企业的保护，哈萨克斯坦对入境外资的跨国收购都采取了较为严格的限制政策；中资企业对哈萨克斯坦企业的并购价格难以做到贴近实际价值，因为信息不充分、核算准则的差异会影响对被并购企业的准确估值［4］。

综上分析，投资成为中国同哈萨克斯坦能源合作的主要方式，从最初单一的原油管道项目投资逐渐发展到石油天然气探测和化工生产等多方面的合作，取得了丰硕成果。

（三）中国同哈萨克斯坦油气资源合作的重点项目

中亚天然气管道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C线——中哈天然气管道，项目从2014年开始到2016年全部建成、配套完工，这是哈萨克斯坦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天然气输送项目。2017年10月，中哈天然气管道开始向中国输送天然气，截至2019年初，项目投产已经累计向中国输送超过2250 亿立方米的天然气。这个项目有效地改善了我国天然气短缺、市场供应不足的现状，也符合哈萨克斯坦的利益，真正做到了合作共赢［5］。

中国同哈萨克斯坦的天然气管道建设项目，是中哈两国能源合作成果的一个重要标志。2017年，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外资司委托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对已经实施的三十四个中哈产能与投资合作过程中具有代表性的运营项目进行问卷调查，针对反馈结果对项目的特点、实施的整体效果进行梳理总结。项目涉及九个行业三十四个项目，其中包括油气生产行业的十四个项目，涉及领域相对集中［5］。

在哈萨克斯坦投资的中国企业中，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是与哈萨克斯坦能源企业进行项目合作最多的企业，项目涵盖勘探开采、炼化、管道建设、运输、油品贸易，已经成为哈萨克斯坦在油气运输领域的战略伙伴。截至2018年年底，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在哈萨克斯坦共参与七个上游项目、四条管道项目、一个大型石油加工厂、油品销售、装备制造等业务［6］，在取得良好投资收益的同时，也为哈萨克斯坦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二、中国同哈萨克斯坦加强油气资源投资合作的动因

（一）中国同哈萨克斯坦油气资源的供求互补

1.中国油气资源生产和消费缺口持续扩大

中国2020年石油全部产量为1.95亿吨，石油消费量为7.36亿吨；天然气总产量为1888亿立方米，天然气总消费量为3259.3亿立方米。与2018年相比，我国油气开采呈现“油稳气升”态势。2018年至2020年，我国石油开采量年均增长1.55%，天然气开采量年均增长8.25%；二者相比较，石油产量小幅增长，相对平稳，天然气产量增幅较大，呈上升之势。油气资源的消费量仍然在增加，生产和消费缺口持续扩大。

中国2018年至2020年石油新增探明储量、产量、消费量情况，见图1；中国2018年至2020年天然气新增探明储量、产量、消费量情况，见图2。

图1 中国2018年至2020年石油新增探明储量、产量、消费量

图2 中国2018年至2020年天然气新增探明储量、产量、消费量

2018年，全球天然气消费量为38489亿立方米；我国天然气消费量为2803亿立方米，占世界天然气消费总量的7.3%，我国的天然气消耗量达到世界第一。2019年，我国天然气消费量为3064亿立方米，全球天然气消费量为39300亿立方米；2020年，我国天然气消费量为3259.1亿立方米，全球天然气消费量为37730亿立方米。2019年和2020年，我国天然气消费量占全球天然气总消费量的比例升至7.8%和8.6%（我国2016年天然气消费量占全球天然气总消费量的比例为6.2%，2017年天然气消费量占全球天然气总消费量的比例为6.6%），这种连续上涨且占据世界第一的情况已经持续了较长时间。

2019年，世界石油消费比2018年增加90万桶/天，主因是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带动。我国石油需求增加68万桶/天③，石油产量小幅增加，国内石油供求矛盾突出。我国2020年能源消费总量为49.8亿吨标准煤，同比增长2.2%，我国2020年能源消费增长占世界增长量的四分之三，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7］，我国能源产量为40.8亿吨标准煤。能源消费构成中，煤炭消费占比最大，为56.8%；原油占比18.9%，天然气等其他能源总体消费占比为24.3%。同比，煤炭消费量呈现增长明显下降的趋势，油气消费量增长呈现明显上升的趋势，我国油气资源仍然需进口来满足国内需求。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新闻中心发布的信息显示，2015年，中国石油的净进口量为3.28 亿吨，2016年中国石油净进口量为3.783亿吨，2017年中国石油净进口量为3.96亿吨，2018年至2020年中国石油的净进口情况如表1 所示。我国石油供给的对外依存度逐年升高，2020年的石油供给对外依存度达到73.5%。国内有限的天然气资源供应和逐年上涨的消费趋势，带动我国天然气进口总量逐年增加（详见表2）。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的稳定进口，成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策略之一。

表1 2018年至2020年中国石油净进口情况 单位：亿吨

表2 2018年至2020年中国天然气进口情况 单位：亿立方米

2.哈萨克斯坦的油气资源供过于求

哈萨克斯坦的油气资源探明储量位居中亚第一，是世界第十二大油气资源国［7］。哈萨克斯坦2019年境内的石油、天然气资源储量分别约占世界石油、天然气总量的1.7%和1.3%，哈萨克斯坦2020年石油可采储量40亿吨，天然气可采储量超过1万亿立方米，主要储量集中在哈萨克斯坦西部地区已经发现并且开发的油田中。哈萨克斯坦能源部的预算结果表明：到2025年，哈萨克斯坦石油年产量预计将达1.05亿吨；2027年之前将天然气产量计划增加至800亿立方米，哈萨克斯坦由此获得“第二个中东”的美誉［8］。

哈萨克斯坦油气资源产量丰富，国内油气资源需求较低，大部分油气资源用于出口。世界顶级出口国网站（https：//www.worldstopexports.com/）统计显示，哈萨克斯坦2019年石油出口收入为336 亿美元，天然气出口中仅从中国就获得20亿美元的收入，表明哈萨克斯坦油气产业出口正在蓬勃发展④。

我们由上述分析可知，中国油气资源生产和需求缺口持续扩大，需要广泛建立能源合作，哈萨克斯坦必然需要将油气资源供大于求的数量优势转化为经济效益，两国有客观的合作基础和主观的合作需求。

（二）中国同哈萨克斯坦油气资源合作的地缘政治优势

哈萨克斯坦与中国新疆接壤，自中国同哈萨克斯坦建交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两国睦邻友好的关系朝着稳定的方向发展，并且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两国在国际反恐方面进行军事交流与合作，产业结构的互补也使两国在贸易方面形成密切合作，哈萨克斯坦从中国进口轻工业品，中国从哈萨克斯坦进口油气资源［9］。2012年，中国本着合作共赢的原则提出并且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哈萨克斯坦处于“一带一路”的中心位置，倡议的实施助推了两国油气资源持续深入合作。

（三）中国同哈萨克斯坦油气资源开采和深加工技术存在互补性

哈萨克斯坦内部的工业化发展水平落后，缺少发展油气资源深加工技术的基础，哈萨克斯坦境内技术实力目前只能做到将石油与天然气分离，能源企业的短板是先进的勘探开采和深加工技术。哈萨克斯坦需要引进外国油气企业的先进技术，借鉴外国的丰富经验，提升本国油气的生产水平，推动能源产业的发展。哈萨克斯坦能源强国战略的实施，使这种需求更为迫切。

我国在工业化初期，对能源的需求自给自足，部分开采石油的设备从国外进口，从国外学习先进生产技术。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工业化水平显著提高，我国对能源的需求与日俱增。我国在油气资源的勘探、开采、深加工领域已经拥有许多专利和领先世界的技术，国内的能源企业具有涉及油气勘探开发、管道运输、炼化、油品贸易等全产业链合作的实力，与沿线国家企业互补性强，合作空间广阔［10］，这些技术和丰富的经验都是哈萨克斯坦急需的。基于此背景，中国同哈萨克斯坦的能源合作必然朝合作程度更加深入、合作领域持续拓宽的方向发展。

在互利共赢原则下，中国同哈萨克斯坦油气资源合作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和哈萨克斯坦双方经济的发展，夯实了中国和哈萨克斯坦产能和投资深化合作的基础，也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意义提供了有力佐证。

三、中国同哈萨克斯坦油气资源投资合作存在的风险

（一）中国同哈萨克斯坦油气资源投资合作面临多重外源性宏观环境风险

1.有待防范的政治风险

（1）哈萨克斯坦国内政局不稳定的风险

能源安全对任何国家都至关重要。哈萨克斯坦的能源资源十分丰富，在丝绸之路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是多个国家争夺能源资源的目标之一。美国和俄罗斯等大国在此展开一系列竞争，通过扩大影响力获得更多利益。哈萨克斯坦和中亚其他国家一直是大国势力渗透的目标地区［10］。对外，哈萨克斯坦前任总统同各利益相关方保持中立态度，实施平衡战略，对势力渗透采取严防死守的策略；对内，依靠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智慧，强势打压反对派，发展经济，提升人均收入水平，哈萨克斯坦近些年政局整体稳定。哈萨克斯坦现任总统托卡耶夫（Касем-Румарт Токаев）于2019年3月就职，在国家治理上是否会延续前任领导者的政治路线，是否能够达到前任领导者的执政水平，关系着哈萨克斯坦未来的政治走向，对外政策的不确定性隐藏着政局不稳的风险。

（2）地缘政治风险

中亚地区具有多种文化交汇、民族成分复杂、宗教派别众多的特征，是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国际恐怖势力的传统聚集地，这三股势力打着民族和宗教的幌子，煽动民族仇恨，制造宗教狂热，大搞暴力恐怖或者分裂活动［11］。近些年最严重的事件是2010年吉尔吉斯斯坦的国内大规模民族冲突，该冲突的起因是吉尔吉斯族青年同乌兹别克族青年之间的口角，随后引发两个民族的大规模骚乱，威胁到哈萨克斯坦南部地区的安全，一度造成两国关系紧张。

哈萨克斯坦在中亚五国中领土面积最大，又是多民族国家，在超过其他四国领土面积之和的土地上生活着一百多个民族，民众信奉教派众多，例如逊尼派和什叶派，哈萨克斯坦还有部分民众信奉东正教等其他教派。哈萨克斯坦滋生三股势力的风险升高，国内安全被破坏的风险加大。

以上分析意味着中资企业在哈萨克斯坦投资存在政治环境不稳定和社会环境不安全的风险，我们需要注意投资回报是否可期，是否会给中国稳定、可靠、安全的油气进口带来严重威胁，进而影响我国的能源安全［12］。

2.哈萨克斯坦愈加明显的政策法律风险

哈萨克斯坦通过实行对急需发展行业的优惠政策，采取简化纳税手续、降低所得税率等措施改善投资环境，吸引投资者进入。哈萨克斯坦通过制定《投资法》加强对投资者的立法保护以鼓励投资者的进入，带动国内经济效益的提升［13］。油气产业是哈萨克斯坦的支柱产业，哈萨克斯坦出于国家安全和人民利益的考虑，在立法中对投资领域和范围做出限制，一旦危及国家安全，哈萨克斯坦法律有权禁止合作。哈萨克斯坦也专门制定《地下资源法》来保障国内矿产资源尤其是油气资源的安全。

哈萨克斯坦的法律法规缺乏稳定性，往往通过总统令等修改法律条款，相关投资法律也经常被更改，税法和海关法等法律制度每年都会变动，预测这种变化的难度非常大。法律制度的变动是企业在哈萨克斯坦投资最主要的风险之一。近年来，哈萨克斯坦不断加大对石油企业环保费的收取力度，无疑给石油投资企业增加了更多的开采及经营成本，减少了企业的预期收益额［4］。

3.不容小觑的社会文化风险

不同的民族具有不同的宗教、社会文化、风俗习惯，如果我国企业员工无法尽快适应哈萨克斯坦的风俗习惯，不能缩小文化上的差异，当地存在对两国油气资源投资合作认知的曲解，导致企业内部两国员工出现矛盾，中资企业与当地居民发生摩擦，就会给项目投资和企业管理带来一定的风险。因此，中国在哈萨克斯坦的投资和深化，离不开两国文化相互交融。

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于2021年3月利用新疆的人权和宗教信仰，污蔑、抹黑中国政府，误导国外对中国政府在新疆等地实行安全稳定政策的认知，影响了包括哈萨克斯坦在内的中亚五国民众对中国的支持和好感，给中资企业在哈萨克斯坦投资和运营带来遇到阻碍的风险。

4.交易汇率风险

一国汇率会受汇率制度、外贸状况、国内经济等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变动。哈萨克斯坦自2015年8月20日起实行浮动汇率制，外汇汇率容易受世界经济波动的影响变得不稳定。中国油气企业用美元在哈萨克斯坦投资，收益也以美元计算，中间经过哈萨克斯坦货币与美元汇兑、美元与人民币汇兑，存在双重外汇风险。

哈萨克斯坦经济欠发达，国民收入整体水平不高，哈萨克斯坦货币需求量无明显扩大，容易供过于求，货币出现贬值，单位货币价值下降，意味着一定量的哈萨克斯坦货币兑换美元数量减少，再加上中国货币对美元升值的风险，加重了中国油气企业投资的利益损失。另一方面，油气资源的价格容易受到国际能源价格波动的影响，在国际市场低迷时，哈萨克斯坦可能使用币值不稳定的本币进行交易，也会导致中国投资企业遭受损失［14］。

（二）源自企业运营管理的内部风险

1.企业信息缺失，盲目投资的风险

中国油气企业对哈萨克斯坦投资，可能会由于不熟悉当地法律和社会文化等而缺失市场环境的信息，导致无法对合理有效的投资提供信息保障。企业如果在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油气能源资源合作投资前没有对达成的目标和本身能力进行合理评估而盲目行动，势必引发投资风险。

2.企业现代管理制度跨国实施弱化的风险

中国在哈萨克斯坦投资的油气企业，在管理方面实行现代企业制度和本土化的跨国经营策略，二者必须相融合才能发挥现代管理制度的作用，产生良好的管理绩效。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在中国经过了三十多年的发展，但是法人治理机制、风控机制、战略研判机制等方面仍然不健全，在哈萨克斯坦投资的中国油气企业虽然有所有权的优势，但是跨国经营管理的能力同发达国家的国际化企业存在较大差距。制度在跨国实施中不健全的问题被放大，作用被弱化，加大了中资企业对哈萨克斯坦投资的管理风险。

四、“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油气资源投资合作风险的有效防范机制

（一）有效防范源于外部宏观环境风险的机制

1.建立安全信息研判机制，完善政治风险预警机制

中国在哈萨克斯坦进行投资时，由于存在政治风险，就应当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中国政府应当收集哈萨克斯坦政治形势和宗教主义等安全形势的信息，请有关专家做好形势研判工作，为油气资源投资企业提供信息支持。

其次，建立完善的重大投资项目风险预警机制和安全保卫机制，以保障在哈萨克斯坦油气资源投资项目的安全运行。

再次，中国政府要提醒油气资源投资企业做好防范工作，企业要做好共担政治风险的准备［15］。

2.完善法律保障机制、健全财政和金融支持机制

哈萨克斯坦的法律法规不健全，中国政府应当同哈萨克斯坦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协议，以此为中国在哈萨克斯坦投资的企业提供法律保障；中方组织专业法律人士解读哈萨克斯坦的法律法规，指导中国企业在哈萨克斯坦法律允许范围之内对哈萨克斯坦油气资源投资，利用法律法规降低或者化解法律风险。

在互利合作基础上，中国政府应当积极同哈萨克斯坦协商争取油气资源市场准入门槛的优惠，中国政府还要采取提供金融贷款支持或者给予补贴等形式的资助来提高中国油气资源投资企业应对哈萨克斯坦政策风险的能力。

3.完善文化分享沟通交流机制

首先，中国政府要加强同哈萨克斯坦的交流合作，同哈萨克斯坦分享应对三股势力渗入的经验，利用中国媒体和在中国生活的哈萨克斯坦人的真实见闻引导包括哈萨克斯坦在内的中亚国家建构对中国政府公正的、客观的认识，必要时可以在反恐方面展开合作，共同打击恐怖主义，为世界和平助力，为两国更好地开展合作而积极采取措施。

其次，在哈萨克斯坦工作的中国员工要尽快适应当地风俗。例如，相关部门可以在员工赴哈萨克斯坦工作之前开展民俗文化培训班，在员工赴哈萨克斯坦工作之后经常组织员工与当地老乡进行联谊活动，在增进感情的同时解决员工因文化不同而产生的排斥；认知上求同存异，赢得哈萨克斯坦民众的信任，使哈萨克斯坦民众意识到中国的友好，明白“一带一路”倡议的优势所在，尽力争取他们对油气合作项目的支持［15］。

4.采取应对汇率风险的措施

哈萨克斯坦货币兑换外汇的汇率波动，有规律可循。我们可以综合哈萨克斯坦的外贸收支、国民经济水平、国内物价等因素，对哈萨克斯坦货币兑美元汇率的趋势和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趋势进行研判，根据研判的结果采取合理的策略应对汇率风险。

例如，哈萨克斯坦货币兑美元汇率呈下降趋势，中国在哈萨克斯坦投资的企业可以进行外汇期货交易，以投资时现价买入美元期货，结算时按现价卖出美元期货，通过交易对冲弥补汇率风险导致的利润损失，增强应对汇率风险的能力。

中国政府应当本着合作共赢的理念同哈萨克斯坦友好协商，签订以人民币作为计价及结算货币的协定，避开双重汇率的风险，避免哈萨克斯坦利用不稳定的期汇率。协议的落地实施还需要金融机构设立人民币贷款或者兑换等服务项目的支持，中国政府要提倡和鼓励哈萨克斯坦提供相关支持条件。

（二）有效防范源于企业内部运营管理风险的机制

1.强化风险管理意识，形成风险治理机制

信息的缺失是引发风险的重要因素。对哈萨克斯坦投资的中国油气企业，应当利用大数据时代高效的信息分析技术和丰富的信息资源，熟悉对方的市场环境，了解合作领域和合作项目的相关政策管理要求；积极、充分地了解哈萨克斯坦的相关法律法规，分析和研判各种风险，合理评估自身项目能力，提高对风险认识，增强应对能力，形成风险治理机制。

2.实施合理的跨国管理，强化现代企业管理的作用

投资企业的跨国管理既不是简单地把国内的管理思维理念照搬到哈萨克斯坦境内，也不是把管理模式向对方延伸，而是国内的投资企业具有国际视野，能够在国际化发展的背景下定位企业、管理企业，构建立足于企业整体、着眼于哈萨克斯坦的管理系统。我们应当紧跟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发展趋势，借鉴国际上科学的企业管理做法，完善法人制度等，强化管理的科学高效，增强抵御风险能力，助力企业成功防范风险。

五、结论

目前，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同哈萨克斯坦进行油气资源投资合作的机会将进一步加大。哈萨克斯坦是中亚地区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国内民族众多，教派多样，存在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国际恐怖势力；哈萨克斯坦丰富的油气资源使一些国家想方设法扩大在哈萨克斯坦的影响力，这些因素都会使中国企业在哈萨克斯坦的投资具有极大的风险，投资收益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因此，中国政府和企业应当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协同建立综合性风险防范机制，在同哈萨克斯坦互利互惠的基础上，利用哈萨克斯坦油气资源保障中国工业化高效持续进行，实现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注 释］

①Britain Petroleum.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20》，戴思攀等译，见微信公众号“BP中国”，ID为：BP-BPCHINA，2020，（6）：126—132.

②Britain Petroleum.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20》，戴思攀等译，见微信公众号“BP中国”，ID为：BP-BPCHINA，2020，（6）：126—132.

③Britain Petroleum.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20》，戴思攀等译，见微信公众号“BP中国”，ID为：BP-BPCHINA，2020，（6）：126—132.

④Britain Petroleum.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20》，戴思攀等译，见微信公众号“BP中国”，ID为：BP-BPCHINA，2020，（6）：126—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