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 艳，王庆志，叶睿雪，毛丹梅，蒋小勇，郑庆梅，甘 霖，顾 菁，周 欢

1四川大学华西公共卫生学院/四川大学华西第四医院健康行为与社会医学系，成都610041 2成都市金牛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成都 610000 自贡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3健康教育所 4慢病所，四川自贡 643000 5南充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业务与质量管理科，四川南充 637000 6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医学统计学系，广州 510080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于2019年12月首次报道，随后迅速蔓延，世界卫生组织于2020年1月30日宣布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1]。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作为新发传染病，全人群易感，传播速度极快，短短3个多月便蔓延至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为有效遏制疫情扩散，减少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对公众健康造成的危害，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明确提出各级各类医疗机构负责病例的发现与报告、隔离、诊断、救治和临床管理等工作[3]。在疫情防控中，医护人员承担着高强度的抗疫任务，已有研究显示情绪障碍和睡眠障碍在参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临床工作的医护人员中广泛存在[4- 7]。与此同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指出各级疾控机构负责开展监测工作的组织、协调、督导和评估，进行监测资料的收集、分析、上报和反馈；开展现场调查、实验室检测和专业技术培训；开展对公众的健康教育与风险沟通，指导做好公众和特定人群的个人防护，指导开展特定场所的消毒[3]。与医务人员一样，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CDC)工作人员在疫情中承担着高强度、高难度的抗疫任务，并且疾控机构是负责疫情研判的信息交汇中心，是疫情中最受关注的职能部门，这是继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ARS)暴发后十几年来第1次疾控机构受到如此高度关注，无疑对疾控人员的专业能力、反应能力和抗压能力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要求。在高压、高负荷的环境下长时间工作，对疾控人员的心理健康构成极大的挑战，应给予关注。然而，目前针对疾控人员心理状况的调查研究较少。因此，本研究对参与疫情防控工作的各级疾病预防控制工作者展开调查，以评估疫情暴发期间疾控人员的心理状况，并探索其影响因素，以期为保障疾控人员身心健康提供循证的策略建议。

资料和方法

资料采用方便抽样选取成都市、南充市、自贡市为研究地区，每个样本市选择3～5个县(区)，最终纳入四川省CDC、成都市CDC、南充市CDC、自贡市CDC及12个县(区)CDC为样本单位。纳入标准：(1)年龄≥18岁；(2)在样本单位工作；(3)参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方法考虑到疫情暴发期间工作环境的特殊性，本研究通过网络问卷收集信息。现场联络员(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人)于2020年2月18日至3月1日通过微信、QQ等社交软件分发问卷星链接，并告知所有参与者本研究的背景、目的、匿名性及信息保密性，参与者自填问卷后网上提交。调查的主要内容包括基本特征、工作状况、接受培训情况、防控工作中困难及工作单位的支持等信息，本研究采用广泛性焦虑障碍量表和抑郁症筛查量表分别测量CDC工作人员的焦虑、抑郁情况。

定义标准(1)焦虑：广泛性焦虑障碍量表包括7个条目，按各条目在过去2周的发生频率(完全没有～几乎每天)分别记0～3分，总分为0～21分。基于总分将焦虑程度划分为4类，分别为：没有焦虑(0～4分)、可能有轻度焦虑(5～9分)、可能有中度焦虑(10～14分)、可能有重度焦虑(15～21分)。统计推断中，总得分≥10即为有焦虑症状(总得分≥10赋值为1，<10赋值为0)[8]。(2)抑郁：抑郁症筛查量表包括9个条目，按各条目在过去2周的发生频率(完全没有～几乎每天)分别记0～3分，总分为0～27分。基于总分将抑郁程度划分为4类，分别为：没有抑郁(0～4分)、可能有轻度抑郁(5～9分)、可能有中度抑郁(10～14分)、可能有重度抑郁(15～27分)。统计推断中，总得分≥10即为有抑郁症状(总得分≥10赋值为1，<10赋值为0)[9]。

统计学处理使用Stata 14.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使用均数±标准差进行统计描述，计数资料使用构成比表示。分别以是否焦虑、是否抑郁为分组变量，对可能相关的因素进行χ2检验或t检验。将单因素有统计学意义(P<0.05)的变量分别纳入以是否焦虑、是否抑郁为结局变量的Logistic回归模型中，采用向后逐步回归法，变量入选标准为0.05，剔除标准为0.1，检验水准为α=0.05(双侧)。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基本情况纳入研究的653名CDC工作人员中，女性387名、男性266名；平均年龄(37.04±9.94)岁，不同年龄CDC工作人员抑郁与焦虑情况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06)；187名有6岁以下子女、466名无6岁以下子女，其焦虑情况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22)；385名来自县(区)CDC，184名来自市CDC，84名来自省CDC，其抑郁与焦虑情况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9，P=0.022)(表1)。

表1 不同人口学特征的CDC人员焦虑、抑郁的单因素分析(n=653)

CDC工作人员焦虑、抑郁检出情况653名CDC工作人员中，焦虑检出率为58.35%，其中轻、中、重度焦虑检出率分别为40.74%(266/653)、13.17%(86/653)、4.44%(29/653)；抑郁检出率为50.06%，其中轻、中、重度抑郁检出率分别为34.46%(225/653)、16.54%(108/653)、9.19%(60/653)。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CDC工作人员工作状况自疫情发生以来CDC工作人员平均通宵工作天数为(2.94±2.53) d，平均每天睡眠时长为(4.26±0.93) h。与CDC工作人员抑郁情况相关的因素包括每天睡眠时长(P=0.009)、是否参与疫情分析与研判工作(P=0.023)、身体疲劳程度(P<0.001)、精神疲劳程度(P<0.001)和压力程度(P<0.001)；与焦虑情况有关的因素包括通宵工作天数(P=0.001)、每天睡眠时长(P=0.002)、是否参与现场流行病学调查(P=0.011)、是否参与信息协查和宣传(P=0.008)、是否参与技术培训工作(P=0.024)、身体疲劳程度(P<0.001)、精神疲劳程度(P<0.001)、压力程度(P<0.001)和接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基本知识培训(P=0.039)(表2)。

表2 不同工作状况的CDC人员焦虑、抑郁的单因素分析(n=653)

疫情防控中CDC工作人员的工作困难CDC工作人员在疫情防控的工作困难中资料填报繁琐耗时(P均<0.001)、机构间协调不畅(P均<0.001)、部门内部协调不畅(P=0.005，P=0.035)、上级任务指派不明(P=0.007，P=0.008)、加班激励制度不清(P均<0.001)和工作对象不配合(P=0.010，P=0.005)均与CDC工作人员抑郁、焦虑相关，此外，抑郁情况还与防护用品不足有关(P=0.032)(表3)。

表3 不同工作困难的CDC人员焦虑、抑郁的单因素分析(n=653)

工作单位对CDC工作人员的支持疫情期间工作单位提供的技术支持(P<0.001)、后勤支持(P<0.001)和精神支持(P<0.001)与CDC工作人员的抑郁情况相关；同时，工作单位提供的精神支持与焦虑情况有关(P=0.005)(表4)。

表4 不同支持情况的CDC人员焦虑、抑郁的单因素分析(n=653)

焦虑、抑郁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OR=0.95，95%CI=0.92～0.97)和工作单位提供精神支持(OR=0.61，95%CI=0.45～0.82)是CDC工作人员抑郁的保护因素；身体疲劳(OR=1.82，95%CI=1.20～2.74)、工作压力(OR=1.61，95%CI=1.21～2.12)、防护用品不足(OR=1.92，95%CI=1.06～3.49)是CDC工作人员抑郁的危险因素。年龄(OR=0.97，95%CI=0.94～0.99)、每天睡眠时长(OR=0.74，95%CI=0.56～0.96)和参与技术培训工作(OR=0.33，95%CI=0.12～0.95)是CDC工作人员焦虑的保护因素；精神疲劳(OR=1.68，95%CI=1.18～2.41)、工作压力(OR=2.94，95%CI=2.08～4.17)、加班激励制度不清(OR=1.99，95%CI=1.23～3.23)是CDC工作人员焦虑的危险因素(表5)。

表5 四川省CDC人员焦虑、抑郁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n=653)

讨 论

本研究通过对四川省各级CDC工作者的调查研究显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暴发期间CDC工作者中焦虑检出率(58.35%)高于临床医护人员(44.6%)[10]；抑郁检出率(50.06%)与临床医护人员相当(50.4%)[10]，均远高于一般人群(焦虑检出率为35.1%，抑郁检出率为20.1%)[11]。中、重度焦虑检出率(17.61%)略高于隔离区一线医护人员(14.74%)[12]；中、重度抑郁检出率(25.73%)高于临床医护人员(6.97%)[4]和隔离区一线医护人员(20.65%)[12]，然而，一项横断面调查显示，美国医务工作者同期焦虑、抑郁检出率低于本研究结果(均约为24%)[13]，可能由于2020年4月并非美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最严峻的时期。既往研究显示，参与SARS防治的医务工作者中抑郁检出率为38.5%[14]，中东呼吸综合征流行期间2/3的医务人员报告心理问题[15]。可见，新发传染病等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医疗卫生工作者心理健康的消极影响不容忽视。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暴发期间全国范围内进行居家隔离的背景下，疾控部门依然高负荷运转，本调查显示，大部分CDC工作人员自抗疫以来有过通宵工作的经历，过去1周平均每天睡眠时长不足5 h，承担着现场流行病学调查、样本采集、疫情分析与研判、信息协查及宣传、技术培训等大量工作。同时，本研究显示最近1周平均每天睡眠时间越长CDC工作人员焦虑的可能性越小，此前，杨丽梅等[16]研究显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暴发期间医护人员睡眠质量总体较差，朱玲等[17]研究显示良好的睡眠可减少疫情期间的负面情绪，与本研究结果一致。此外，本研究显示参与技术培训工作的CDC工作人员焦虑的可能性更低，可能原因是参与技术培训的CDC工作人员对疫情防控方案及相关知识、技能的掌握程度更高，从而在工作中更为得心应手，负面情绪也更少。因此，疫情期间及疫情后期应在充分考虑人口学特征的基础上给予CDC工作人员个性化的心理疏导，并合理安排工作时间，减少加班尤其是通宵加班，保证CDC工作人员充足的睡眠时间，同时注重疫情防控相关知识的培训和技能的培养。

本研究显示身体疲劳、精神疲劳分别是CDC工作人员抑郁、焦虑的危险因素，工作压力既是CDC工作人员抑郁的危险因素也是其焦虑的危险因素。此前，Harvey等[18]研究表明疲劳者常表现出焦虑、抑郁等情绪障碍，Corfield等[19]研究显示感知到的疲劳程度越高抑郁水平越高，此外，Lee等[20]和Tsai等[21]研究表明感知到的压力与抑郁和焦虑水平呈正相关，与本研究结果一致。同时，工作单位提供的精神支持可减少CDC工作人员在疫情期间的抑郁，与邱倩文等[22]的研究结果一致，组织支持感体现了疾控系统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中对职工工作情况及身心健康的关心和重视，减弱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CDC工作人员心理健康的消极影响。疫情暴发期间CDC工作人员承担着高强度、高密度的工作，加班是常态，然而，加班激励制度不清是CDC工作人员焦虑的危险因素。因此，在疫情期间工作单位应提供足够的支持，并根据实际工作情况实行轮班制，以尽可能降低CDC工作人员的疲劳和压力，制定合理且清晰的激励制度，以缓解CDC工作人员的焦虑情况。

在疫情防控中，CDC工作人员不仅承担高强度任务还面临着来自方方面面的困难，本研究显示大量CDC工作人员报告在防疫初期防护用品不足，资料填报繁琐、耗时，机构间、部门内协调均存在障碍，还存在工作对象不配合的情况。疫情暴发初期防疫物资的短缺几乎是全人群负性情绪的影响因素，尤其是医疗卫生人员。对于长时间暴露在高危环境中的CDC工作人员，防护用品是帮助其抵御病毒感染的重要防线，本研究显示防护用品不足是CDC工作人员抑郁的危险因素，徐松等[23]对武汉一线医护人员的调查显示，充足的防护用品是疫情期间医护人员最迫切的需要之一。本研究显示在疫情暴发期间四川省疾控机构最为缺乏的防护用品为N95口罩，71.06%的受访者报告N95口罩不足，其次为外科口罩(64.01%)、防护服(58.65%)、护目镜(36.45%)、消毒酒精(30.17%)。提示在疫情防控期间应保障防护物资的足量供应，甚至在非疫情期间也应做好防疫物资储备以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尤其是各类口罩、防护服、护目镜及消毒用品等，在降低CDC工作人员感染风险的同时减少其抑郁的发生。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加之病毒变异的不确定性，要求CDC工作人员长期警惕，做好随时启动应急预案的准备。在此背景下，维持CDC工作人员心理健康，使之长期、高效地工作在一线，显得尤为重要。除了上述本研究发现的对CDC工作人员心理健康状况的独立影响因素之外，应进一步研究疾控部门权责划分问题，以更好地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带来的挑战以及更好地适应现代流行病学的要求。同时，应加强CDC工作人员自身知识和能力的扩展，积极开发和更新信息填报系统提高信息收集效率和共享性，建设CDC内外的组织关系减少协调障碍，定期联合多部门组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演练增强反应能力和联防联控能力。

本研究在疫情暴发初期进行数据收集，考虑到当时CDC工作人员工作的特殊性，本研究未采用概率抽样，而采用了时下可行性更高的方便抽样，在四川省选择了省CDC、3个市CDC及12个县区CDC，尽可能覆盖不同流行程度的地区及各级疾控机构，尽管如此，本研究仍然可能存在抽样偏倚。此外，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仅基于本研究结果提出干预建议，暂不能证明干预措施的实际效果，需在未来的研究中进一步深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