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蓉

摘要：主旋律电影在21世纪之前多为国家政治所服务，是宣传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工具，但早期传统主旋律电影的政治功利性较强，且意识形态的说教性强。进入21世纪后，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显著提升，主旋律电影在这一时期传达的意识形态更为隐蔽且有效，形成一种“去意识形态绝对化”、建构大国形象和唤醒民众爱国意识的“新主旋律电影”。本文以成功的《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新主旋律电影为例，分析其中传达的意识形态，分析影片如何建构我国大国形象和“询唤”民众爱国意识的。

关键词：主旋律;意识形态;《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

中国主旋律电影早在1987年就被提及，至今一直都在为传播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所服务。其代表性类型影片有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及现实题材影片等，这些影片着重展现我国领导人物和革命战士的丰功伟绩，以及展现反映当下时代主流价值观的真实事件。进入21世纪后，意识形态在主旋律电影中的展现更为隐蔽，意识形态的重构使“新主旋律电影”诞生。林超贤导演的《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两部影片正是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新主旋律电影，本文以这两部影片为例，分析中国主旋律电影的意识形态的转变，以及分析新主旋律电影是如何通过更隐蔽的方式构建大国形象、传达主流价值观的。

一、中国主旋律电影的意识形态重构

阿尔都塞在其《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一文中提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概念，“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有文化、法律、教育等非强制非暴力性传播意识形态的工具，它们以一种隐蔽的方式将个体“询唤”为主体，这种“询唤”一旦被人识破即为失效的意识形态传播。电影文化作为另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更能直观地反映主流意识形态，而我国主旋律电影正是发挥了其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作用。

在早期西方意识形态理论传入我国时，我国主旋律电影具有强烈的政治意识，意识形态呈现出一种强硬的状态。1949年-1966年的“十七年”电影多为宣传工具，再现历史事件及历史人物，以此宣传社会主义价值观，具有一定的政治功利性，意识形态处于叙事表层。之后文革十年电影的意识形态受时代的影响，逐渐走向极端，而且失去了意识形态的“症候式”特点。在21世纪之后，我国主旋律电影融合了多种类型的影片，在宣传主流意识形态的同时也与商业接轨，其意识形态的传播更为隐蔽，形成一种“新主旋律电影”。“新主旋律电影”相较于之前的主旋律影片更能被观众所接受，既能有效发挥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作用，也兼具观赏性娱乐性及商业性。因此，“新主旋律电影”的意识形态更容易被观众所认可和接受，观众在潜移默化的观影过程中自觉主动地臣服于影片所传达的主流意识形态，也就是说“新主旋律电影”有效地缝合了主流文化与大众文化的间隙，在讲述历史故事或现实事件的过程中融入主流价值观。“新主旋律电影”《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均为融入了多种类型的影片，打破了之前主旋律电影的单一化模式。故事内容丰富，节奏紧凑，以及采用好莱坞大片的方式呈现大场景大画面。两部影片所塑造的人物虽都为英雄形象但也具有平民性，观众更容易接受这种去神秘化的英雄主义的表达。因此，不难发现“新主旋律电影”放弃了意识形态的强硬表达，不再过多地受政治的干扰，而是以一种隐蔽的、有效的、非说教的方式传播主导文化价值观。

二、建构大国形象完善国家话语体系

法国哲学家福柯曾说：“重要的是讲述神话的年代，而不是神话所讲述的年代”，将这句话引入到电影意识形态的研究中是指：对于一个具体的影视文本而言，应被放到历史的社会的大背景下考察，既把它看作历史的产物，同时也要考察它与特殊的历史事件之间的关系。[ ]新主旋律电影是我国在经济繁荣时代下的产物，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升，文化软实力也作为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国向内向外发展做出贡献，其中新主旋律电影文化抓住特定时代，积极建构新时期中国大国形象及完善国家话语体系，向内传达我国民族精神和主流价值观，向外输出我国主流文化，树立我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大国形象，纠正西方对我国文化软实力及其他硬实力的错误表述。

新主旋律电影多采用真实事件展现我国大国形象，并进一步将这些真实中国故事进行艺术加工处理，复制再生产出我国国家机器形象，融入爱国意识和集体意识。这种聚焦于国际政治真实事件、言说我国大国形象的新主旋律电影在一定程度上跳脱出对我国形象的自我言说的空洞想象。林超贤导演的《湄公河行动》和《红海行动》均通过展现我国国家机器形象，塑造了我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大国形象，完成了表述我国国家话语的使命，并且“放眼国际立足于命运共同体、立意于人类共同情感的价值框架”[2]。

《湄公河行动》是一部现象级作品，其改编自2011年的湄公河惨案。影片将“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的意识形态隐于文本叙事中，不仅体现了我国要讨回公道维护国家尊严的大国意识，还体现了国家对个人生命的尊重。《红海行动》的创作背景为2015年“也门撤侨”事件，讲述我国海军“蛟龙突击队”在执行撤侨任务时与恐怖分子发生激烈交锋，最终取胜的故事。影片用大量的好莱坞式场景表现我国目前强大的军事力量，向外展示了我国综合国力提升的大国形象，向内“询唤”我国民众的爱国意识。这两部新主旋律电影都在讲述故事的同时建构了我国大国形象，并在潜移默化中向世界各国展现出来。

三、個体与集体共同唤醒民众爱国意识

主旋律电影的主要任务就是向观众传达当下时代的主流价值观，我国新主旋律电影在“询唤”观众的爱国意识的过程中并没有模仿好莱坞式的“超级个人英雄主义”讲述方式，而是以一种“个体+集体”的创作方式唤醒民众的爱国意识，它将个人的英雄主义融入到集体主义中，不仅强调了我国国家机器集体的力量，而且又展现了个人在集体中不可缺少的作用。新主旋律电影通过塑造两方英勇、正直的形象，并融入了强烈的民族精神与爱国主义，使其爱国意识的自我言说获得成功。F5EC888C-E1E0-4560-88D7-E6ADC838BCB8

《红海行动》通过“蛟龙突击队”在救援侨民、解救邓梅与摧毁敌方炸弹的过程中，刻画出一个团结合作、敢于奉献的集体形象，凸显了“集体至上”的理念，而这个英雄的集体下正是因为有一个个单独的英雄人物才足以成型且发挥最大的作用。“蛟龙突击队”中不仅有可靠英勇的队长，也有诸多平凡中的英雄，例如不够自信但在关键时刻不掉链子的李懂、看似傲慢但又很有实力的顾顺等，他们相互鼓励，更因为都是中国军人而团结奋战。影片通过赞颂集体并展现平凡英雄的中国军人形象，唤醒了民众强烈的爱国意识。

四、结语

通过分析新主旋律电影传达的意识形态不难发现，新主旋律电影逐渐走出传统主旋律电影说教及强硬的意识传达方式，其通过新颖的真实故事、节奏的准确把握以及多元類型题材的融合，使其不仅传达了“未曾说出但已然说出”的意识形态，还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新主旋律电影在传达主流价值观时更加全面更加有深度，既要唤醒我国民众的爱国意识、集体意识和民族意识，还要向全世界展现我国越来越强大的国家力量、传输我国主导文化、展现我国完善的国家话语体系。

注释

[1]史可扬.影视批评方法论[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5.

[2]王文静.新主流大片对“大国话语”的影像建构——以《湄公河行动》《战狼2》《红海行动》为例[J].文艺论坛，2020（04）：75-80.

参考文献

[1]马鸣.主旋律电影以国家形象传播价值观策略[J].电影文学，2021（05）：29-31.

[2]王文静.新主流大片对“大国话语”的影像建构——以《湄公河行动》《战狼2》《红海行动》为例[J].文艺论坛，2020（04）：75-80.

[3]黄天乐，王静.人类命运共同体语境下新时代主旋律影片研究[J].电影文学，2020（09）：7-12.

[4]峻冰，宋佳芮.“北上”香港导演的新主旋律大片：意识形态策略、影像表达技巧及意义[J].电影文学，2020（03）：4-12.

[5]峻冰，杨伊.主导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缝合：新主旋律大片的意识形态策略——以《战狼2》《红海行动》等为例[J].文化艺术研究，2018，11（03）：97-102.

[6]李海霞.中国主旋律电影的变化与发展趋势探讨——从《湄公河行动》的成功说起[J].传播力研究，2018，2（15）：62+64.

[7]邵金琳.《红海行动》的主旋律电影艺术特征[J].电影文学，2018（10）：94-96.F5EC888C-E1E0-4560-88D7-E6ADC838BCB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