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可盈

江户时代，德川幕府将儒学定为官学，进一步扩大了儒学在日本社会的影响。中日两国间商业交流频繁，这使得中国许多“舶来品”得以传入从当时唯一的通商口岸长崎进入日本。商业的繁荣促使商人阶级的力量越发壮大，但从文艺上说，文化水平相对较低的商人们并不需要如平安时代《源氏物语》等等的贵族文学，反而需要一种更加流于市井、通俗易懂的市民文学。这种情况下，“草子”文学应运而生。而随着社会的发展，“草子”这一文学形式渐渐也无法满足市民阶层的需要，而通过翻案中国文学作品来为江户文学增添一抹亮色的，正是读本文学。

虽然读本文学可以说是江户小说的主流之一，但在此之前还有一种文学不得忽视，那就是怪异小说。江户时代怪异小说是自浅井了意《伽婢子》开始的。了意的作品虽然本质上并不算是读本文学，只能说是假名草子，但其开创的“翻案”的创作手法却对江户时代的文学有着巨大影响。都贺庭钟正是继承了这种创作方法，在明清小说“三言”系列传入日本后，创作出了真正意义上的读本文学——《英草子》等三部作。都贺庭钟是“读本”这一文学形式的开创者。

都贺庭钟的创作始于江户后期，他曾分别用“近路行者”、“千里浪子”等笔名创作了《古今奇谈英草子》《古今奇谈繁野话》《古今奇谈莠句册》三部最广为人知的作品，作品名称中的“古今奇谈”四个字是中国小说“三言”系列的总冒，从书名上就可窥见庭钟对中国文学作品的吸收。而《英草子》《繁野话》的序文，集中体现了庭钟本人的物语观。本文也基于这两篇序文来分析其物语理论的要点。

根据这两篇序文，可把都贺庭钟的物语理论分为三大要点。第一点，强调物语的教化作用;第二点，强调物语“鄙言儆俗”的文学特点;第三点，强调物语通俗文学的性质和地位。

在《英草子》序文中，庭钟曾写明：“彼释子所说、庄子之所言，皆怪诞而终归于教。……即或受教，亦琢磨之意浅薄，昏昏欲睡，此所谓金玉之言不悦耳耶？”释子即释迦牟尼，是佛教的代表人物;庄子是道教的代表人物。庭钟认为这些人都是通过自己的思想来教育、教化世人的。后面则语气一转，提及当今人们即使是受到了教育，也疏于思考，不耐琢磨，这大概就是所谓的“良言苦口，忠言逆耳”而使人不愿深思。这里庭钟对当今社会人们的思想状态提出了一定的批判，表达出其渴望通过自己的作品来教化和引导世人的愿望。

第二，物语通过通俗甚至是粗鄙的语言来使人们对一些社会现象、社会风俗和思想观念常怀警醒之心。正所谓“自古以来，问牛喘以知时政，闻洗马之音而悟阿字，若风声中知秋之深，砧响里思冬之近，则鄙言却可儆俗。”听到牛的喘息声便知道最近的要闻、听到洗马的声音就能够顿悟、听风声就能知道季节变化、听到砧板敲响的声音就了解冬天快要到了。这些例子虽然都略有夸张，但都是由浅及深、由简知繁的例证，就好比中国的“一叶知秋”，看似只是小小的一片叶子，却承载着天下的秋意。庭钟认为，物语与此类似，相比于从前的贵族文学，物语的语言为了适应商人们的文化需求而变得通俗，但其中所包含的内涵和道理却不能因此而简化，反而应该透过简洁明了的言语和故事桥段让人们得以直截了当的体悟到，这就是“鄙言儆俗”的内涵所在。

最后，庭钟认为，物语应当通俗化，不仅从语言上适应市民阶层，其内容更要符合市民的精神需要。“此二人生来不辨滑稽之道，虽非当乐闻，然疏于风雅之词，故其文去俗不远。……赐览之君子，不以词之无华而损害英之意，则两生之幸。”此处“二人”“两生”指的就是都贺庭钟的两个笔名“近路行者”和“千里浪子”。庭钟表明，自己的文章没有什么风雅优美的辞藻，若人们能够接受他朴素的语言并喜欢上这样简练通俗的文章，就是他的幸运，这就是庭钟所认为的语言的通俗化。关于故事情节，他写道：“彼是九种，虽并为长谈，然稗说忆谈、名区山川、古老传闻、土人口碑，此中称述，世间未闻，演义敷衍，可备于长日之兴。”虽然文章数量不少，但若只是平淡叙述一些风景轶闻，恐怕满足不了商人阶层的精神需要，因此在创作或者翻案中国故事时，会对一些情节予以“演义”，也就是将内容戏剧化、夸张化、娱乐化，使人们喜闻乐见、津津乐道。这样，不仅在语言上适应了商人阶层阅读的需要，内容上也逐渐向市井人民的喜好靠拢，如此一来才能达到人人可以看、人人看得懂的目的，从而一定程度上扩大物语的意义，实现其教化功能。

庭钟的故事多取材于明清小说，如“三言”等，其思想性也与明清小说有共通之处，即反对封建压迫、渴求思想解放。根据陈婧的研究，“自平安朝时代，贵族男性就非常看重女性的出身，出身代表着严格的等级秩序，造成这小说悲剧的原因便是森严的的身等级制度。……作者强烈的对封建等级制度的批判显而易见。”在江户中后期，形式化的朱子学已经不能再为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提供指南，因而以本居宣长为首的“国学派”名声大噪，还有阳明学、道学等思想潮流的激荡，使得已经面向近代化的人们越发渴望挣脱封建等级的束缚，获得思想上的解放。庭钟的作品，吸收了许多明清小说的故事情节，一方面满足了商人們猎奇的精神需要，另一方面，在文学创作上继承并发扬了浅井了意“翻案”的创作手法，在思想上反对封建制度、宣扬思想解放。其作品在日本文学史中的意义不可忽略。同时我们还应看到，中日两国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中国思想对日本社会产生的影响巨大，在当今时代，树立文化自信，进一步提升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将成为当代年轻人义不容辞的任务。从文学中，我们可以窥见历史的蛛丝马迹，能够吸取更多经验，从而更好地为中华文化“走出去”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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