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 白杨 杨维 郭雪艳 黄钟德

摘 要：生态系统文化服务连接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与其实际供给与受益者，即人类的自身特征有关。研究受益人特征对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供给的影响对公园的优化管理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太湖周边25个湿地公园为研究区，采用问卷调查法调研生态系统文化服务特征，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文化服务受益者属性对湿地公园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供给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所有公园都能较好提供娱乐服务、美学服务和休憩放松服务，但历史文化服务和科普教育服务则提供不足。受益者的教育水平、收入、性别和年龄因素对他们感知到的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供给有明显影响。其中，教育水平与历史文化、教育科研两类服务呈负相关关系，即受教育程度越高，对这两项服务的评价越低；收入与娱乐、教育科研两类服务呈负相关关系，即收入越高，对这两项服务的评价越低；相对于男性，女性对休憩放松服务的评价更高；年龄与娱乐、休憩放松两类服务成正相关，即年龄越大，对这两项服务的评价越高。该研究结果可为湿地公园的景观优化设计与管理提供参考依据。

关键词：生态系统文化服务；太湖；湿地公园

中图分类号：F592.7 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国家开始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开发各类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除了人民群众需求的增长，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自然环境所承受的压力也在增加。如何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保证人类福祉不受威胁成为很多学科关注的问题，将生态系统服务这一关键概念纳入政策和决策也因此变得越发紧迫。而生态系统文化服务被认为是可持续管理实践决策的关键，因为生态系统文化服务被认为是跨时空生态系统服务的关键组成部分，特别在人类成分占主导的生态系统中，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与其他服务是不可分割的[1]；相对于其他生态系统服务，生态系统文化服务更能被人类直接感受、理解和体验，有助于解释生态系统服务满足人们需求和人类对环境的干扰情况[2-4]。

作为地球上的三大生态系统之一，湿地是水陆生态系统相互作用的产物，具有独特的自然特征[5]。同时，湿地是单位面积服务价值最高的生态系统类型，它不仅为鱼类、鸟类和其他野生动物提供食物、水和庇护所，还提供重要的支持、调节服务，如改善水质、减少洪水和碳汇[6-7]。此外，湿地生态系统还具有提供观光旅游、休闲娱乐场所及湿地生态环境教育和科研基地的潜质，能够为周边的居民提供大量的文化服务[8]。特别是基于、位于或临近城市的湿地而修建的湿地公园，作为湿地保护管理体系的一部分，不仅有利于保护湿地生态功能，更有利于人民福祉。它集保护、科普、休闲等功能于一体，能够充分利用湿地资源，集中体现了湿地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9]。

从已有研究来看，对生态系统文化服务有影响的因子可以分为两类，分别是社会经济因素和自然环境因素[10]。其中，城市化是社会经济因素的直接反映。城市化进程对于生态系统文化服务的影响是先消极后积极，但总体而言是积极的，这些文化服务在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先是减少，然后又得到修复[11]。针對文化服务影响因子，学者们开展了大量以不同类型的生态系统或者土地类型为研究对象的研究。一些研究将湿地生态系统作为研究对象，将影响因子分为内部驱动和外部驱动，发现内部驱动力中的湿地结构对湿地的文化服务有正面影响，而外部驱动力中的人类活动干扰对文化服务有较大的负面影响[5]；很多以绿地为研究对象的研究发现，各种距离指标也会对文化服务产生影响，如住所和工作场所离目的地的距离、离步道的距离、离水体的距离等[12-14]。

此外，与其他生态系统服务不同的是，文化服务难以量化，而且其含义在不同文化内部和不同文化之间都是有差异的[15]。这意味着受益者的个体差异会影响他们实际得到的有效服务供给，因为不同的社会群体对生态系统文化服务的认知是不一样的，各个社会群体、个人类型特征都会对文化服务的感知产生影响[16]。一些湿地公园生态系统文化服务评估研究发现性别对文化服务感知存在较大影响[17]。有些研究选取了人口密度、年龄、收入、教育程度和居住年龄等社会经济因子，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了影响因子对某生态系统文化服务重要性的影响，结果发现教育程度、年龄和人口密度是影响生态系统文化服务的重要因素[16]。不同的研究对象反映出来的生态系统文化服务影响因子存在差异和不确定性，因此本研究选择中国的一个文化服务热点地区太湖，以其周边的湿地公园为研究对象，对影响文化服务的因子展开研究，希望能够进一步揭示生态系统文化服务的影响因子及其影响情况。

作为中国的第三大淡水湖，太湖有丰富的生物资源和生物多样性，也为其周边生活的居民提供了各类生活资源，是我国湿地研究的重点地区以及生态系统文化服务的热点地区。然而，近几十年来，太湖地区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长期高强度的经济开发下，人类活动干扰加剧，太湖周边的湿地生态系统也因此遭受前所未有的威胁与破坏，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健全受到严重威胁[5，18-19]。由于生态系统文化服务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不可替代性，一旦退化无法用其他方案代替，因此亟待对太湖地区湿地生态系统文化服务展开专项研究[11]。

本研究以太湖周边10 km以内的25个湿地公园为研究对象，从受益人角度出发，结合联合国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MA）对生态系统文化服务的定义和分类以及太湖周边的实际情况进行评估，以研究太湖地区湿地生态系统文化服务的实际情况。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收集每个公园的观光者对于太湖湿地公园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供给的评价以及其个人属性等信息，利用结构方程模型研究文化服务受益者的不同属性对湿地公园提供的生态系统文化服务评价的影响程度和显著性。将太湖湿地公园作为研究对象且从受益人角度展开研究，有助于整体上了解太湖地区湿地生态系统的文化服务有效供给情况，有利于太湖周边湿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也可以为以后城市湿地公园、生态公园的规划建设与管理提供新的视角和依据。

太湖位于长江三角洲的南缘，是中国第三大淡水湖。太湖位于江苏省南部，北临江苏无锡，南濒浙江湖州，西依江苏宜兴，东近江苏苏州，地处亚热带，气候温和湿润，属季风气候。太湖湖泊面积2 427.8 km2，水域面积为2 338.1 km2，湖岸线全长393.2 km。其西侧和西南侧为丘陵山地，东侧以平原和水网为主。太湖地区自古以来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具有丰厚的文化底蕴。此外，太湖周边城市群人口众多，使太湖周边湿地公园提供的文化服务能够有足够的受众群，这些文化服务的受益人群特征各异，对文化服务的具体感知也有所差异。由于城市化和经济发展对太湖及太湖周边的湿地生态系统造成了威胁与破坏，研究太湖地区湿地生态系统文化服务情况十分必要。

本研究拟选择25个太湖岸边10 km以内、分布较为均匀且建设完善的湿地公园，其中，部分公园虽未写“湿地”，但其实际属性为湿地公园。25个公园分属4个市级行政区；其中，无锡7个，湖州7个，宜兴2个，苏州9个（见表1）。由于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的原因，大部分公园集中在北太湖和东太湖。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现场随机问卷调查。完成问卷的初步设计后，为检验所设计的问卷在结构和内容上的实际效果，分别于2021年4月和5月使用问卷星和线下问卷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预调研。预调研总共发放问卷81份，未完成的问卷或者存在前后矛盾答案的问卷被摒弃，最终有效回收率为77.78%。根据预调研的反馈，对问卷进行了修改。使用修改后的问卷于2021年的5月、6月和9月前往太湖区域，在目标公园进行问卷调查。一共调查了25个公园，每个公园收集50份问卷。其中，3个公园由于客流量较低等原因各收集了约30份问卷。共计回收1 192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为912份，有效率为76.51%。

（二）问卷设计

问卷由两部分组成，包括受访者对所在公园提供的生态系统文化服务的评分，以及游客自身的个人信息。目前，被广泛接受的生态系统文化服务概念MA是在科斯坦萨（Costanza）等提出的“娱乐和文化服务”的基础上扩充和总结得到的，其中包括精神及宗教服务、消遣及生态旅游、美学价值、灵感获取、教育价值、知识系统、地方感、社会关系、文化遗产价值、文化多样性等十方面内容[20-21]。本研究结合这一定义和太湖周边的实际情况，将生态系统文化服务划分成5种类型，分别是娱乐、美学、历史文化、科普教育、休憩放松。

在问卷中用口语化的语言分别解释这5种服务，以便受访者理解，要求受访者按照李克特量表形式给每一项服务打分。从最差到最好，共5个等级。此外，还以选择题形式询问了受访者的个人信息，如年龄、性别以及前往公园的便捷程度、在本地的居住时长等。

（三）变量的选择及赋值

数据分析前，就受访者对每项服务的打分进行赋值，即[-3，1]∈Z，其中，0表示的等级是“基本满足自身需求”。对受访者感知公园生态系统文化服务的因素分为自然属性、社会属性以及交通相关属性，具体包括受教育程度、月收入、性别、年龄、来公园频率、居住时长，其中，交通便捷度潜变量由3个显变量构成，分别是居住距离、交通方式、交通时间。这些变量都划分成若干档次分别赋值为1到若干。

（四）结构方程模型

本研究利用问卷数据构建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SEM），定量分析游客自身属性对公园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供给评价的影响权重和影响路径。结构方程模型是一种基于变量协方差矩阵分析变量之间关系的统计方法，是多元数据分析的重要工具，本研究中我们使用Amos 26構建模型并进行分析。在正式分析之前，基于前人的一些研究得出的研究结论和因子提出并建立了理论模型（见图1）。

本研究的目的是探究游客自身属性对湿地公园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供给评价的影响，因此假设所选择的各项因素都会对某一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供给的评价有影响（H1、H2、H3、H4、H5、H6）。便捷程度由3个变量构成，分别是交通时间、交通方式、居住距离。同时，本研究还假设性别、年龄和服务得分对游客前往公园的频率有影响（H7、H8、H9）。此外，本研究还假设了受教育程度和年龄对居住时长存在影响（H10、H11），年龄对便捷程度的影响（H12）。

根据各因素之间的影响关系假设建立理论模型，具体假设分别如下：

H1：受访者的收入对某项生态系统文化服务的得分有影响；

H2：受访者的受教育程度对某项生态系统文化服务的得分有影响；

H3：受访者在本地（太湖周边城市）的生活时长对某项生态系统文化服务的得分有影响；

H4：受访者的性别对某项生态系统文化服务的得分有影响；

H5：受访者的年龄对某项生态系统文化服务的得分有影响；

H6：受访者的交通便捷程度对某项生态系统文化服务的得分有影响；

H7：受访者的性别对他前往该公园的频率有影响；

H8：受访者的年龄对他前往该公园的频率有影响；

H9：公园某项生态系统文化服务的得分对受访者前往该公园的频率有影响；

H10：受访者的受教育程度对他在本地的居住时长有影响；

H11：受访者的年龄对他在本地的居住时长有影响；

H12：受访者的年龄对他前往该公园的交通便捷程度有影响。

将模型绘制在Amos软件中，导入变量数据进行分析，可以得到五项服务的模型和各个路径权重。

（一）受访者特征

实际调查后得出受访者各项属性分布及比例情况如表2所示。受访者大部分都是本地居民，只有不到20%是外地游客，而且超过一半以上的居民在本地居住时间多于5年，1年以内、1～3年和3～5年的居民占比分别为7%、9.4%和7.5%。超过一半的受访者住处到公园距离小于5 km，但也有30.3%的受访者住在距离所在公园10 km以外的地方；大部分受访者去公园的交通方式是步行、自行车（电瓶车）或私家车，分别占25.9%、17%和45.2%，只有6%的受访者乘坐公共交通，4.1%的受访者打车去公园，还有极少部分受访者乘船等其他交通工具；34.2%的受访者去公园只需不到10分钟，35.9%的受访者需要10～30分钟；16.9%的受访者需要半小时至1小时，只有12.8%的受访者需要1小时以上才能到达公园；半数受访者很少来公园，其中极少来的占33.4%，每月来公园1～2次的占20.3%，但是也有超过25%的受访者一个月来公园10次以上。

受访者中男性略多于女性，分别为54.1%和45.9%；受访者的年龄大部分为50岁以下的青中年，15～29岁的受访者占28.4%，30～39岁的受访者占31%，40～49岁的受访者占17.3%；过半的受访者都接受过高等教育，只有19.2%的受访者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受访者收入低中高均有分布，将近一半的受访者月收入集中在5 000元到2万元，近似正态分布。

（二）受访者偏好

912名受訪者对自己受访时所在公园的五项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供给分别进行了评价，最终25个公园得分情况如图2所示。每个公园的每一项服务由其平均值代表，由于少数公园的自身特征或者其他原因，一些分布存在异常值，整体分布仍然较为集中。五项服务供给得分分布如图2所示。每项服务满分为1。娱乐服务得分最高的3个公园得分分别为0.667、0.667和0.639，最低的3个公园得分分别为-0.073、-0.143和-0.200；美学服务得分最高的3个公园得分分别为0.833、0.778和0.706，最低的3个公园得分分别为0.000、-0.027和-0.125；历史文化得分最高的3个公园得分分别为0.375、0.179和0.056，最低的3个得分分别为-0.842、-0.919和-1.053；科普教育得分最高的3个公园得分分别为0.542、0.083和0.077，最低的3个得分分别为-0.718、-0.895和-1.143；休憩放松得分最高的3个公园得分分别为0.912、0.892和0.833，最低的3个得分分别为0.389、0.317和0.275。

娱乐服务有6个公园得分为零或者负数，美学服务有2个公园得分为负数，历史文化有22个公园得分为负数，科普教育有21个公园得分为负数，休憩放松所有公园都为正数。从供给得分整体分布来看，五项服务存在较大差异。特别是历史文化和科普教育，整体分布明显低于其他3项服务。

25个公园每项服务得分的气泡图分布如图3所示。公园的某项服务得分均值越高、众数越大、标准差越小，则说明大部分游客对该公园的该项服务供给评分越高且大部分游客观点相近，即气泡直径越大且越靠近右下角则该公园某项服务的供给做得越好。从图3中可以看出基本上所有代表美学、休憩放松的气泡更大且更密集靠近右下角；娱乐服务的气泡尽管靠近右下角，但是直径有大有小；代表历史文化服务和科普教育服务的气泡均离右下角较远，且大部分较小。说明大部分公园的游客对美学、休憩放松服务的感知和评价都较高而且观点相近；而不同的公园在娱乐服务方面的得分尽管大部分为正，但是公园和公园之间相比差异较大；历史文化和科普教育服务，几乎所有的公园得分都较低，而且游客观点差异大。

（三）结构方程模型结果与分析

五项服务的各个拟合度指标均达到标准，显示结构方程模型的拟合结果较好，其中，Chi-square为卡方值，DF为自由度，Chi/DF为卡方自由度比值（均小于2大于3），GFI为拟合优度指数（均大于0.9小于1），AGFI为调整的拟合优度指数（均大于0.9小于1），RMSEA为近似误差的均方根（均小于0.05）。五项服务的各个假设验证结果如表3所示，具体影响因子及其显著性结果如表4所示，五项服务的结构方程模型如图4所示。

对于娱乐服务评价有正向影响的游客属性有居住时长、性别、年龄，有负向影响的游客属性有月收入、受教育程度、便捷度。但其中影响显著的只有月收入和年龄，影响权重分别为0.08和0.13。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收入越高的人群对于公园的生态系统文化服务的娱乐类服务供给的评价越差，而年龄越大的人群对此评价越好。

对于美学服务评价有正向影响的游客属性包括居住时长、性别，有负向影响的游客属性有月收入、受教育程度、年龄、便捷度。但是所有因素对公园的生态系统文化服务的美学类服务供给的评价均没有显著影响。

对于历史文化服务评价有正向影响的游客属性包括居住时长、性别，有负向影响的游客属性有月收入、受教育程度、年龄、便捷度。其中，影响显著的是教育，影响权重为0.11。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群对历史文化服务的供给评价越差。

对于科普教育服务评价有正向影响的游客属性包括性别、年龄，有负向影响的游客属性有月收入、受教育程度、居住时长、便捷度。其中，影响显著的是月收入、教育因素，影响的权重分别为0.09和0.13。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受教育程度越高、月收入越高的人群对科普教育服务的供给评价越差。

对于休憩放松服务评价有正向影响的游客属性包括性别、年龄，有负向影响的游客属性有收入、受教育程度、居住时长、便捷度。其中，影响显著的是性别因素和年龄因素，权重分别是0.08和0.11。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女性比男性对该服务的评价更好，老年人相对年轻人对该服务的评价更好。

所有服务对到访者游园频率均有正向显著影响，即某项服务得分越高，受访者前往公园的频率越高。

受访者偏好结果中，历史文化和科普教育两项即“知识习得型服务”供给得分较低原因可能有两方面：①大部分公园是依托自然条件或者完全人工建造的休闲场所，自身或者周边没有历史文化积淀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资源，无法提供相关服务；②即便存在丰富的文化资源和生物多样性资源，一些公园也没有很好地对此进行发掘并开展科普教育工作。娱乐、美学和休憩放松可以归纳为“情绪类服务”，即所处环境优美，心情可以愉悦放松。这三项服务普遍得分较高，因为大部分公园都能为游览者提供一些活动和休憩场地，并且具有自身独特的景观优势。由此可以看出，大部分公园都能较好地提供娱乐、美学和休憩放松三项服务，而提供历史文化和科普教育两项服务的要求比较高，公园的自然条件和人文条件缺一不可。气泡分布图也反映了类似的结果，大部分公园都能较好地提供“情绪类服务”，娱乐的气泡大小差异说明有些公园可能提供的娱乐游玩场地设施略显不足。科普教育的得分情况比历史文化略好，而且历史文化全部远离右下角且存气泡直径大，说明该公园受访者对这项服务的观点差异较大，这可能由于感知历史文化服务需要受访人有较高的受教育程度。

从整体结构方程模型结果来看，对湿地公园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供给评价有显著影响的因素包括受教育水平、收入、性别和年龄。对于具体的不同类型的文化服务，影响因素有较大差异。对于历史文化、科普教育这两类服务，需要文化服务受益者有一定受教育水平，文化水平较低的游客比较容易认同公园内的一些陈设带来的“文化气息”，而受教育水平更高的游客则对公园的文化内涵、历史底蕴和其科普教育方面的内容更加了解且要求更高，因而他们对这两项服务的评分也就更低。收入因素则对娱乐和科普教育得分有显著影响，可能是收入更高的人群对于娱乐方面的体验更多，对娱乐服务要求更高，同樣，这类人群可能对科普教育领域也有更多精力去关注。性别因素只对休憩放松得分有显著影响，而且相对于男性，女性对该服务的评分更高，结合其他服务的得分情况，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女性整体上对所有服务更加宽容。年龄因素对娱乐和休憩放松的得分有显著影响，老年人对于娱乐的需求较容易满足，如广场舞的场地等，因而评分更高，同样老年人因为休闲时间充裕，对于公园休憩灵感方面的服务体验更加充分，评分也就更高。但是，所有因子对公园的生态系统文化服务的美学类服务供给的评价均没有显著影响，这可能是因为不同人群对于美学服务的感知和观点没有太大差别。

值得关注的是年龄因素都对便捷程度产生了负面影响，但是便捷程度并没有显著影响公园生态系统文化服务的供给得分。因此，前往公园的便捷程度不影响其文化服务受益者的感知与评价。同样，即便是在本地居住时间已经很长，也不会对服务评分产生明显影响。这意味着公园文化服务的供给在外来游客和本地居民两类人群中没有明显差异。而且所有服务的评分越高，受访者前往公园的频率也越高。这些都说明公园提供给游玩者的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不会因为前往次数的增加而损耗，是可持续的。

本研究的结果反映了居民的受教育水平、收入、性别和年龄对其感知以及对生态系统文化服务进行的评价有影响。瑞切斯（Riechers）等人发现教育程度、年龄和人口密度能够解释生态系统文化服务的重要性，与本研究的结果类似[14]。然而，施勤勤等人的研究表明性别、年龄、健康状况和年人均收入对生态系统文化服务的偏好没有显著影响[22]；更多的研究重视文化服务受益者本身以外的因素，即环境因素，如各种距离指标也对文化服务有影响，住所和工作场所到目的地的距离，离道路、离水体的距离等[12-14]。与其他研究相比，本研究以太湖地区的湿地为研究对象，具有一定代表性，而且反映了这一地区的一些文化服务特点，揭示了部分文化服务的影响因子，尽管是从生态系统文化服务受益者角度展开的讨论，但是对今后湿地公园的规划设计和管理等领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基于以上研究结果和调查走访的实际情况及受访者的建议，为让公园周边居民能够充分受益于公园提供的生态系统文化服务，针对公园的规划建设和管理提出以下建议和措施：一是在规划建设公园前，对公园文化服务预期覆盖的社区进行调查，特别关注社区内人口的受教育水平、收入、年龄等因素，根据周边人口特征对公园进行有针对性的规划设计；二是定期对文化服务供给相关的易损耗设施（讲解牌、雕塑等）进行维护和更新，避免实际提供的服务减少；三是不同地区应该根据自身的特色开发不同方面的文化服务，不能强行堆砌与公园整体景观不协调的文化元素。

本研究从受益人角度展开，选取了受访者的年龄、性别、受教育水平、居住距离等因子，运用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探究各因子之间以及与受访者对文化服务评价之间的关系。然而，对文化服务供给得分起到重要作用的因子还有公园本身的属性，如景观结构、植被种类、服务设施等，因此在结构方程模型的结果中存在因子回归权重较小的问题。在下一步的研究中，应当关注公园的自身属性对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供给得分的影响并展开分析。

[1] KENTER J O， JOBSTVOGT N， WATSON V， et al. The impact of information， value-deliberation and group-based decision-making on values for ecosystem services： Integrating deliberative monetary valuation and storytelling[J]. Ecosystem services， 2016（21）：270-290.

[2] CHEN Xianwen， de VRIES S， ASSMUTH T， et al. Research challenges for cultural ecosystem services and public health in （peri-）urban environments[J].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2019（651）：2118-2129.

[3] HIRONS M， COMBERTI C， DUNFORD R. Valuing cultural ecosystem services[J]. Annual review of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2016（41）：545-574.

[4] SATZ D， GOULD R K， CHAN K M， et al. The challenges of incorporating cultural ecosystem services into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J].Ambio， 2013（42）： 675684.

[5] 胡鑫，吳成亮.京津冀地区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影响因素研究[J].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5）：40-49.

[6] 胡曾曾，赵志龙，张贵祥，等.国家公园湿地生态补偿研究进展[J].湿地科学，2018（2）：259-265.

[7] Tiner R W. NWIPlus： Geospatial database for watershedlevel functional assessment[J].National wetlands newsletter，2010（3）：4-7.

[8] ZENG L， CHEN G Q， TANG H S， et al. Environmental dispersion in wetland flow[J].Communications in nonlinear science and numerical simulation，2011（1）：206-215.

[9] 张庆辉，赵捷，朱晋，等.中国城市湿地公园研究现状[J].湿地科学，2013（1）：129-135.

[10] 刘月亮.基于社交媒体照片的海珠湿地生态系统文化服务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研究[D].广州：广州大学，2020：14.

[11] WANG Zhifang， XU Min， LIN Haowen， et al. Understanding the dynamics and factors affecting cultural ecosystem services during urbanization through spatial pattern analysis and a mixed-methods approach[J].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2021（279）：123422.

[12] IVES C D， OKE C， HEHIR A， et al. Capturing residents’values for urban green space： Mapping， analysis and guidance for practice[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17（161）：32-43.

[13] PIETRZYK-KASZY SKA A， CZEPKIEWICZ M， KRONENBERG J. Eliciting non-monetary values of formal and informal urban green spaces using public participation GIS[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2017（160）： 85-95.

[14] FIGUEROA-ALFARO R W，TANG Zhenghong. Evaluating the aesthetic value of cultural ecosystem services by mapping geo-tagged photographs from social media data on Panoramio and Flickr[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lanning and management，2017（2）：266-281.

[15] KO Hajung， SON Yonghoon. Perceptions of cultural ecosystem services in urban green spaces： A case study in Gwacheon， Republic of Korea[J].Ecological indicators，2018（91）：299-306.

[16] RIECHERS M， BARKMANN J， TSCHARNTKE T. Diverging perceptions by social groups on cultural ecosystem services provided by urban green[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18（175）：161-168.

[17] ZHOU Lilei， GUAN Dongjie， HUANG Xiaoyong， et al. Evaluation of the cultural ecosystem services of wetland park[J].Ecological Indicators，2020（114）：106286.

[18] WU Yali，XU Hai，YANG Guijun，et al. Progress in nitrogen pollution research in Lake Taihu[J]. Journal of lake sciences， 2014（1）：19-28.

[19] XU Hongling， PAN Jizheng， XU Ligang， et al. Ecological system health evaluation of lacustrine wetland in Taihu Basin[J]. Journal of lake sciences，2019（5）：1279-1288.

[20] United Nations. Ecosystems and Human Well-Being： A Framework for Assessment[R]. Washington DC： Island Pre， 2003.

[21] COSTANZA R， D’ARGE R， de GROOT R， et al. The value of the world’s ecosystem services and natural capital[J]. Nature，1997（387）：253-260.

[22] SHI Qinqin， CHEN Hai， LIANG Xiaoying， et al. Cultural ecosystem services valuation and its multilevel drivers： A case study of Gaoqu Township in Shanxi Province， China[J]. Ecosystem services，2019（41）：101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