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雨星，赵敏娟

摘要：基于草场流转市场转型背景，利用内蒙古自治区和甘肃省820个牧户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社会资本、信息渠道对牧户草场转入行为的影响及二者间的作用关系，并进一步探讨了交易费用的中介效应和代际差异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1）转型市场下，社会资本仍能促进牧户草场转入，但作用方式发生变化，表现为关键网络节点和牧户主动利用社会网络能力的作用凸显，社会资本总量和被动依赖社会网络信息资源流入的作用式微。（2）网络信息渠道促进了牧户草场转入，但尚未对社会资本形成替代，社会资本与网络信息渠道并行不悖。（3）社会互动通过降低草场流转的交易费用促进了牧户草场转入，而关键网络节点、网络信息渠道不存在相应机制。（4）社会资本、网络信息渠道对牧户草场转入行为的影响存在显著的代际差异，表现为新生代牧户转入草场更加依赖网络信息渠道，中生代、老生代牧户转入草场仅依赖社会资本。据此，建议在建立和完善网络和实体草场流转交易平台等方面完善草场流转市场。

关键词：社会资本;信息渠道;草场转入;交易费用;代际差异

中图分类号：F30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22）01-0115-14

引言

草场流转制度是草原承包经营制度的补充和完善，草场流转具有降低草场细碎化、改善牧业效率、促进生态恢复和提高牧户收入等诸多功能[1-4]。通过草场流转促进牧业要素合理流动，实现牧业资源优化配置，既是微观牧户的现实需求，也是政府宏观层面的政策导向。然而目前我国草场流转市场并不完善，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带来的潜在违约风险（尤其是转入户过度利用草场）和交易成本成为阻碍牧户参与市场的瓶颈[5]。特别是北方草原高度生态恢复压力下，草场流转还承担着维护草畜平衡的生态功能。生产、生态双重需求强化了流转市场的卖方特性[6]，使得交易成本呈现非对称性，转入户面临更高的交易门槛[7]。如何进一步降低牧户草场转入难度，提高草场转入效率，对改善牧业要素配置和增进牧户福利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受限于研究数据可得性，有关草场流转的研究十分匮乏[8]，仅有的少数研究重点从改善信息不对称的角度出发，强调了社会资本对牧户草场转入行为的影响[5-6，9]。其内在逻辑是：交易成本是制约草场流转的关键[10]，具体表现为草场流转交易搜寻难、签约难和监督难;草场流转市场基于“差序格局”的乡土社会，因此嵌入在牧区关系网络中的社会资本，在降低搜寻费用、提高契约执行、化解交易风险等方面具有诸多优势，有利于草场交易的实现。例如，刘博等基于2011-2015年内蒙古牧区牧户调查的混合截面数据分析发现，社会资本提高了牧户草场转入概率[5，9]。

不容忽视的是，近年来牧区正在发生深度转型，社会资本对草场流转的作用也在随之发生变化。首先，草场流转市场正从传统以熟人交易和口头承诺为特征的“关系型”市场向以半熟人、陌生人交易和契约关系为特征的“要素型”市场转型。即便是发生在熟人间的交易，市場化特征也愈发明显，价格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11-12]。例如，2015年以来，内蒙古自治区先后出台了《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农村牧区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建设的实施意见》《内蒙古自治区农村牧区土地草原经营权流转交易市场运行规范（试行）》。数据显示，到2020年8月，仅锡林郭勒就已规范流转草场2 129万亩，涉及牧户8 948户，达到全盟草场面积的12.46% 。其次，传统草场流转市场上社会资本赖以发挥作用的社会环境逐步演化。一方面，市场交易主体呈现代际差异。一些80后、90后牧民返乡创业或继承祖业，成长为新一代牧民[9]，同时老一代牧民并未完全退出畜牧业，形成老中青三代畜牧业经营主体并存的格局，交易主体的代际差异可能对传统草场流转市场的交易习惯产生冲击。另一方面，牧区社会关系发生嬗变。受牧民定居、分散经营以及市场化的影响，牧民逐渐呈现“原子化”特征，个体间的互惠关系向经济利益关系转变，传统熟人交易间依赖的信任和互惠机制逐渐消解[13]。

与此同时，市场主体的社会交往模式以及信息来源渠道也在发生深刻变革。一方面，随着牧区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的完善、智能手机的普及以及网络社交软件的广泛应用，牧户间的沟通由线下向线上转变，网络社交的作用愈发凸显。另一方面，网络社交平台和网上草场流转服务交易平台为牧户提供了新的信息渠道 。“互联网+”的新型草场流转市场上，网络信息渠道加速了信息的传递速率，扩展了信息传播距离，很可能对社会资本在交易实现中的作用形成部分替代，从而弱化社会资本的影响。这意味着，忽略草场流转市场的新变化，既可能夸大社会资本的作用，也可能忽视新兴市场要素对改善草场转入效率的影响，不利于草场流转市场的建设和发展。

基于上述梳理，本文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是，在草场流转市场转型背景下，社会资本和信息渠道在牧户草场转入中各自作用如何？二者是替代关系还是互补关系，又是否是通过降低交易费用作用于草场转入？此外，多个代际市场主体并存的格局下，社会资本和信息渠道对牧户草场转入行为的影响是否存在代际差异？如存在，呈现何种差异？对于上述问题的回答，不仅有助于重新检视社会资本在转型市场上的作用效果，还有利于挖掘改善草场流转效率的新型因素，对于调整现阶段草场流转政策以及进一步完善草场流转市场的建设思路具有重要作用。为此，本文利用2020年内蒙古自治区和甘肃省牧区820户牧户微观调查数据，实证检验社会资本、信息渠道对牧户草场转入行为的影响及二者间的作用关系，并进一步讨论其是否通过降低交易费用作用于牧户草场转入，以及牧业经营主体的代际差异对牧户草场转入行为影响中的调节作用。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转型市场下社会资本与信息渠道对牧户草场转入行为的影响机理

随着草场流转市场从“关系型”市场向“要素型”市场转型，社会资本对牧户草场转入行为的影响可能发生如下变化：

1.牧区差序格局关系下的熟人交易内含的信任机制和声誉机制逐步被契约关系和价格机制所取代[14]，社会资本作用逐渐弱化。社会资本可以降低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缓解道德风险，从而增加互信[15]。传统草场流转市场上，基于血缘、地缘形成的亲邻关系相较于完全陌生的外来交易者更为牧户所信任，能够降低草场转出者对于承租者转入草场后出现违约行为的担忧，转出者往往倾向于与社会资本丰富的熟人交易;与此同时，熟人社会中社会网络越丰富的牧户，其违约付出的声誉成本越大[16]，为流转契约的执行提供了一种内在履约激励[14，17]，有利于保障交易的执行，降低交易费用，提高交易双方的合作意愿。但是，随着市场化的冲击，价格机制将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人情机制[12]，理性的草场转出者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目标，将在价格机制的引导下将草场流转至出价高的牧户;同时，随着产权交易市场的完善、牧户契约理念逐步树立，以及政府草场流转办法的规制作用，传统熟人交易依托的非正式制度的隐性保障逐渐被正式契约凭借的法律保障所替代，社会资本的作用被进一步削弱。

2.社会网络扩充了信息来源但降低信息搜寻费用的作用被弱化，主动进行社会互动的作用更加凸显。中国草场流转市场发育不完善，存在较高的信息搜寻成本，供需双方常常难以实现有效匹配，导致潜在流转交易流产[7]。通常，牧户社会网络越丰富，其信息来源的覆盖面越广，了解到草场流转的相关信息就越丰富，越易促进交易的达成[18-19]。同时，相对社会网络匮乏的个体，社会网络丰富的牧户能够更为低成本、高效率地向外界传递其转入草场的交易信号，促进交易匹配。但是，随着草原生态保护压力的增大以及年轻牧户群体的扩张，草场流转市场的卖方特性愈发突出，牧户对草场资源的竞相获取更加激烈，彼此间可能存在严重的信息隐匿情况，从而导致社会网络的信息传递功能衰减。在信息隐匿的情况下，社会互动的作用更加凸显。正如Lin将社会资本定义为“嵌入于一种社会结构中的、可以在有目的的行动中摄取或动员的资源”[20]，社会资本的作用不仅依赖于社会网络的大小，还取决于行动者如何利用。社会互动对于个体影响的重要机制之一是通过与周边群体口头信息交流，获得并传递有利于个体决策和行动的关键信息[21]。社会互动频率越高的牧户，打破草场信息流转障碍的可能性越大。其内在逻辑至少包含以下两点：其一，“社会互动-面子效应-草场转入”。市场化的冲击虽不容忽视，但牧区仍然是一个熟人社会[18]，面子观念依旧在某种程度上发挥着非正式制度的约束作用[22]。在牧户与周边亲友频繁咨询草场流转信息情况下，碍于面子关系，对方仍然会在一定程度上透露草场资源的获取信息，从而有利于意愿转入户转入草场。其二，“社会互动-信号传递-草场转入”。频繁互动既有利于牧户提前获悉周边牧户的草场转出信息，在竞争市场占得先机，也有利于向周边牧户密集传递交易信号，并借助非竞争者扩大信号的传播速率和距离，促进草场转入实现。

3.扩大市场交易半径的作用更加依赖于关键网络节点。在通讯手段落后的情境下，通常社會网络越丰富的牧户，越有可能将草场流转的交易半径向外延展，从而扩充草场转入来源，弥补村域草场流转市场内供需错配的缺陷，提高草场转入几率。然而，由于草场流转主要发生在牧户之间，交易对象的限制很可能导致牧户间社会网络的同质化，弱化社会网络的作用。在上述情形下，关系网络中一些重要的网络节点可能发挥重要作用。网络节点被认为是资源或利益的来源[23-24]，是否拥有某些网络节点可以反映牧户社会网络的异质性。一些关键网络节点占据着结构洞的位置，联通着重要的草场资源，尤其是村域外的关键节点，可以帮助部分牧户捕获他人难以获取的草场信息或资源，实现供需匹配。但是，关键网络节点与社会网络规模并不对等，即使一些牧户的社会网络规模不大，也可能拥有部分关键节点。总体而言，随着流转市场的转型，社会资本对牧户草场转入行为的影响正在弱化，但是仍然具有正向影响。

随着草场流转市场的转型，网络信息渠道对牧户草场转入产生影响逐渐成为可能，并对社会资本的部分作用形成替代。首先，作为信息传播载体，网络信息渠道能够通过降低信息费用，促进牧户草场转入[25]。相比于社会资本，网络信息渠道在拓宽信息传播范围和提高信息传播速率方面更具优势，可以显著降低草场转入者的信息搜寻成本[26]。其次，网络信息渠道有利于降低转入者与转出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转出者通过网上草场流转服务平台发布草场流转信息需要接受行政部门或交易平台的监管，其对于交易信息的披露更加真实准确，提高了转入者对草场资源的信心，有利于促进交易实现;转入者同样可以通过互联网传递自身的交易信号，并向交易平台提供准确的资质信息，降低转出者对于交易风险的顾虑，从而提高自身转入草场的成功率。最后，网络信息渠道有利于延展牧户草场流转的交易半径，拓宽草场流转市场范围。一方面，传统草场流转市场交易多发生在村域熟人内部，而互联网使用使草场交易信息流动突破了传统草场流转市场的地域限制。理论上，当牧户自身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本不受约束时，更大范围内的交易信息获取可以使牧户参与到更为广阔的草场流转市场，在任意地理空间上实现草场转入。另一方面，网络信息渠道可以使草场流转的价格更为公开透明，有助于草场流转契约达成的同时实现流转交易价格逐步市场化，从而打破草场流转主要发生在熟人之间的局限性[25]。根据Dixit的研究，当熟人网络中的主体获得外部机会，传统的人格化交易将被市场交易所取代[27]。需要考虑的是，虽然牧区信息化在过去一段时间快速发展，草场流转网络服务平台也逐步建立，但是“互联网+”草场流转市场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其作用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牧区网民基数及其网络使用熟练程度。尽管年轻牧户群体逐渐成长并成为畜牧业经营参与主体之一，但中老年牧户仍然是畜牧业经营最主要的参与主体。因此，网络信息渠道的作用可能初步显现，其对社会资本的替代作用有限。

综上，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1，社会资本对牧户草场转入行为有正向影响;

H1-2，信息渠道对牧户草场转入行为有正向影响;

H1-3，信息渠道对社会资本存在弱替代效应。

H2-1，社会资本通过降低草场转入的交易费用促进牧户草场转入;

H2-2，信息渠道通过降低草场转入的交易费用促进牧户草场转入。

（二）代际差异对社会资本、信息渠道影响牧户草场转入行为的调节作用

牧业经营主体的多个代际并存是草场流转市场转型的典型特征之一。与牧业经营主体多代际并存相对应的是，社会资本和网络信息渠道均具有明显的代际差异特征，这可能对牧户草场转入行为产生差异化的影响。就社会资本而言，代际之间社会资本水平和结构均存在明显区别。从水平上看，通常年长牧户的社会资本积累更丰富，社会资本总量更大。从结构上看，新生代牧户生于改革开放之后，处于牧区社会剧烈转型时期，生活环境、成长经历、价值观念等均与年长牧民具有较大差异，其对于社会资本的建构与年长牧民不同[28]。新生代牧民多基于自身活动范围和兴趣爱好选择性地构建社会网络和人脉关系[9];同时，其在构建人脉关系时多以同龄人为主[29]。与之对应的是，草原承包到户主要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多数80后牧户未能赶上草场承包，因此新生代牧户社会网络中的同龄人同样面临草场缺乏的窘境，建构于此的社会资本对于牧户草场转入行为的作用很可能弱于中老年牧户。

就网络信息渠道而言，年轻牧户的互联网使用更为普遍、熟练和深入。互联网在20世纪90年代后进入中国，并在2010年后在中国农村加速普及。在互联网普及的浪潮中，70后、80后和90后成为互联网使用的主力军。即便如此，70后在互联网信息获取、社会交往等多个网络使用场景参与上全方面弱于80后和90后[30]。相较于城市和农区，牧区信息化建设更加滞后，中老年牧民接触互联网更晚;相对于新生代牧民而言，中老年牧民使用互联网进行搜寻、获取和传递信息的能力更弱，其作用效果也会大打折扣。由于社交习惯的差异，新老牧民对于社会资本和信息渠道的依赖程度也存在较大差异。此外，牧区网络草场流转服务平台的建设始于2015年之后，建设周期尚短，进一步拉大了新老牧户在网络信息渠道使用上的頻率和熟练度差距，扩大了互联网使用对草场转入的效果差异。因此，网络信息渠道对牧户草场转入行为的影响很可能存在代际差异。

综上，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1，社会资本对牧户草场转入行为的影响存在代际差异;

H3-2，信息渠道对牧户草场转入行为的影响存在代际差异。

二、数据、变量与模型

（一）数据说明

本文研究数据源于课题组2020年8月、10月在内蒙古自治区和甘肃省牧区开展的入户调查。内蒙古牧区和甘肃牧区均属中国五大牧区之一，畜牧业正从传统粗放型向现代集约型转型，草场仍然是畜牧业发展的重要依赖。两地样本区均存在严重的超载过牧情况，草场流转是牧户实现草畜平衡和规模扩张的重要手段，流转发生率较高，研究草场流转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调查采取典型抽样和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式。首先，将调研区域划分为典型草原区、荒漠化草原区和高寒草原区，并综合考虑经济发展水平、牧业生产规模、人均草场面积和区域人口密度，选取6个牧业旗（县）;其次，根据每个牧业乡镇政府距县政府距离的远近，随机选取典型牧业乡镇;再次，根据村委会距离乡镇政府的远近，随机选取典型牧业村;最后，在每个村随机选取受访牧户，并由调研员对家中主要畜牧业劳动力进行2～3小时面对面访谈，访谈内容主要包括牧户家庭基本信息、草场流转信息、草场经营情况以及畜牧业养殖情况等;同时，在每个村选取一名村干部面访，获取村级社会经济信息。调查共在6个旗（县）19个乡镇65个村完成牧户访谈问卷857份，最终获得符合本文研究的有效问卷820份，有效率为95.68%。有效样本在三大草原类型的比例分别为32.93%、34.27%和32.80%，分布较为均衡。

从受访者个体特征看：受访对象主要为男性（74.51%）、少数民族（74.15%）和中老年牧户（45岁以上占61.37%），受访者受教育程度总体不高（初中及以下学历占77.56%），受访者特征与牧区当前现实情况较为符合，与褚力其等学者的调查情况类似[33]。从样本牧户特征看：牧户家庭规模以3～6人为主（占比达到82.31%），家庭人口规模较小;2019年家庭纯收入在20万元以下的牧户占样本总数的63.42%，平均家庭纯收入达到19.5万元，总体收入较高。除样本牧户收入高于政府公布的统计数据外可能的原因是：统计公报中的收入数据包含了大量非牧户，拉低了农牧户人均纯收入。本文中的家庭纯收入核算中包括了长期在外打工的子女。畜牧业成本核算时，当年新增固定资产以折旧价值计算而非购买价格。，其他样本特征均与政府统计年鉴相近。总体上，样本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二）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参照学界对土地流转行为的界定，本文选取牧户是否转入草场来表征其草场转入行为。当草场转入面积大于0时，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2.核心解释变量。（1）社会资本。基于Lin的社会资本定义，从个体的社会网络资源和网络资源利用能力两方面衡量牧户的社会资本，并将其表征为社会网络和社会互动。参照Granovetter关于社会网络中强连带和弱连带的划分[32]，以及国内外学者的社会网络的测度方式[33-34]，用“牧户手机通讯录中联系人数量”测度牧户关系网络，分别用“牧户经常走动的亲戚数量”和“关系较好的朋友数量”来测度亲缘网络和友缘网络;基于牧户草场流转的现实需要，通过询问“牧户是否在草原监管部门和农牧推广部门有关系好的亲友”来表征牧户社会网络中的关键网络节点原因在于：在调研地区，草原监管部门和农牧推广部门承担了主要的草原监管和草原生态保护政策任务，同时汇集了县域范围内最为全面的牧户承包草场情况和畜牧业经营情况，很可能为牧户草场流转提供关键信息。。个体与周边人的社会交往频率是现有研究用来表征社会互动的主要方式之一，结合草场流转这一目标性活动，通过“牧户与周边亲友交流有关草场流转信息的频率”来测度牧户的社会互动。（2）信息渠道。本文的信息渠道是指网络信息渠道，即牧户是否通过使用互联网来获得草场流转的相关信息，用“互联网使用”来表征，并通过问卷中“牧户是否通过互联网开展与草场流转相关的信息搜索、新闻浏览等活动”来测度。

3.中介变量与调节变量。参照罗必良等的研究，用“牧户的交易费用感知”来表征交易费用[16]。具体的，按照牧户通常的草场转入流程，在事前信息搜寻、事中签约以及事后监督违约等方面设置8个题项，并通过因子分析提取了3个公因子，分别命名为“事前交易费用”“事中交易费用”和“事后交易费用”（见表1）。统计检验显示原始测量题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参照国内新生代农民的主流划分标准[35]，将2020年户主年龄小于等于40岁的牧户群体定义为“新生代”牧户，将户主年龄大于40岁且小于等于60岁的牧民定义为“中生代”牧户，并将年龄大于60岁的牧民定义为“老生代”牧户。

4.控制变量。参照现有研究[8]，本文还引入了草场禀赋、人力资本特征、牧业经营特征、家庭经济特征以及村庄社会经济特征、地区虚拟变量等一系列可能影响牧户草场转入的变量，从而降低核心解释变量的内生性。草场禀赋包括承包草场面积、草场细碎化、草场质量、饲草料地面积和水资源可及性。通常，牧户草场承包面积越大、草场质量越好、草场细碎化程度越低，其初始草场禀赋越好，对于额外转入草场的需求就越小，转入草场的概率就越小;饲草料地作为饲草料的另一主要来源，与转入草场形成替代关系，饲草料地面积越大，牧户转入草场的概率就越小;水资源是制约草食畜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自家草场的水资源状况影响养殖成本和牲畜存活，预期水资源可及性越好，牧户转入草场的概率就越小。人力资本特征包括牧户家庭牧业劳动力数量、教育、健康和年龄。通常，牧业劳动力数量越多、劳动力健康状况越好，牧户转入草场的概率就越大;而受教育水平和年龄对牧户是否转入草场以及转入率的影响则不确定。牧业经营特征包括牧业收入比重、非牧就业率、年初存栏量和畜牧业固定资产。牧业收入比重越高，非牧就业率越低，牧户对畜牧业依赖性越大，转入草场的概率就越大;年初存栏量越大，牧户草畜平衡压力越大，转入草场的概率就越大;牧业固定资产越大，牧户越需要通过转入草场实现要素匹配，改善规模收益，其转入草场的概率就越大。家庭经济特征包括家庭收入和家庭资产，收入越高、资产越多，牧户的经济实力越强，面临的资金约束越小，转入草场的概率就越高。村庄社会经济特征包括村庄经济水平、交通条件和可利用草原。村庄经济水平和交通条件对于牧户草场转入行为的影响不确定;村庄可利用草原面积占比越高，牧户从本村转入草场的可能性越大，其转入草场的概率就越高。区域虚拟变量用以控制省际差异导致的牧户草场转入差异。

相关变量定义和描述性統计如表2所示。

（三）模型介绍

牧户是否转入草场是一个二元选择问题，采用二元Probit模型进行估计。将基准模型设定如下：

LZi=α0+α1SNi+α2SIi+α3Ii+βCi+γPi+εi（1）

其中，LZi为牧户的草场转入行为;SNi代表牧户的社会网络，具体包括关系网络、亲缘网络、友缘网络和关键网络节点;SIi代表牧户的社会互动;Ii代表网络信息渠道，即互联网使用;Ci代表可能影响牧户草场转入行为的控制变量，Pi为区域虚拟变量，εi为随机扰动项。α1、α2、α3、β、γ分别代表对应变量的回归系数。

为了进一步揭示社会资本与信息渠道对于牧户草场转入行为的影响是否存在互补或替代关系，在模型中加入社会资本与信息渠道的交互项，将模型设定如下：

LZi=α0+α1SNi+α2SIi+α3Ii+λ1SNi×Ii+λ2SIi×α3Ii+βCi+γPi+εi（2）

（2）式中，SNi×Ii和SIi×Ii分别为社会网络与信息渠道的交互项、社会互动与信息渠道的交互项，λ1、λ2分别反映信息渠道与社会网络、社会互动的关系。

基于草地流转市场高交易费用的特征，为检验社会资本和信息渠道是否能够通过影响草场流转的交易费用进而对牧户草场转入行为产生影响，设定如下中介效应分析模型：

TCi=α1SNi+α2SIi+α3Ii+β1Ci+γ1Pi+ε1i（3）

LZi=α′1SNi+α′2SIi+α′3Ii+bTCi+β2Ci+γ2Pi+ε2i（4）

（3）（4）式中，TCi代表交易费用，其他变量含义同上。参照已有研究[23-24]，对交易费用的中介效应是否存在进行检验。此处不再赘述。

最后，通过分组回归考察代际差异对社会资本、信息渠道影响牧户草场转入行为的调节效应。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1.社会资本对牧户草场转入行为的影响。表3中（1）～（3）列结果显示，无论是反映牧户整体社会网络状况的关系网络，还是反映强连带的亲缘网络和弱连带的友缘网络，均对牧户是否转入草场和草场转入率没有显著影响，这与理论预期稍有不符。可能的原因在于：第一，传统熟人关系网络内的互惠、信任关系被经济利益关系所取代，社会资本的非正式制度作用消散。草场流转市场化进程中，即使是熟人间的交易也愈发遵循价格机制。对于草场转出者而言，其草场转出目标是家庭经济利益最大化[12]，转出逻辑为一定范围内的亲友“价高者得”。其次，牧户社会网络的同质性。尽管牧户的社会网络规模存在差异，但草场流转市场中的交易主要为牧户间的交易，受交易半径限制，一定区域草场流转市场内潜在转出者数量有限以及潜在转入者间的关系网络交叉重叠，导致牧户的社会网络趋于同质，弱化了个体网络的资源获取能力。最后，草场流转市场可能存在信息隐匿。中国北方草场流转市场的卖方市场特性决定了牧户草场转入面临激烈市场竞争，理性牧户在满足自身草场转入需求之前，并不会主动向其他牧户传递草场供给信息，弱化了被动等待信息流入牧户社会网络的信息获取能力。表3中第（4）列结果表明，关键网络节点对牧户是否转入草场和草场转入率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其边际效应为相对于关键网络节点为空的牧户，拥有关键网络节点使牧户转入草场的概率提高19.20%。这说明，在高度竞争的草场流转市场，草场要素获取有赖于牧户在关键网络节点的资源和信息获取能力。以草原监管部门和农技推广部门为基础的关键网络节点占据了结构洞位置，有可能拓展牧户的交易半径，从而在更大市场范围内为牧户匹配准确的交易信息或促成交易达成。进一步在模型中加入社会互动变量后，社会资本对于牧户草场转入行为的影响如表3中第（5）列所示。结果表明，社会互动对于牧户是否转入草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其边际效应为：社会互动每提高一个单位，可以使牧户转入草场的概率提高5.97%。但是，加入社会互动变量后，关键网络节点对于牧户是否转入草场的边际影响下降，这说明社会互动对关键网络节点具有一定替代作用。上述发现意味着，尽管社会网络决定了牧户潜在的草场资源获取边界，但由于卖方市场下牧户间竞争获取关系和信息壁垒的存在，能否转入草场还受制于牧户社会网络资源的利用能力，即通过主动、频繁就草场流转进行互动，破除信息壁垒，进而获得更多草场流转信息，实现草场转入。H1-1得到部分验证。综上，流转市转型中，社会资本对牧户转入草场的作用仍不容忽视，但其作用方式发生变化，并表现为：关键网络节点作用凸显，社会资本总量作用衰减;牧户主动利用社会网络能力的作用凸显，被动依赖社会网络信息资源流入的作用消弭。其积极意义在于：社会资本的禀赋依赖在一定程度上被能力依赖所替代。

2.信息渠道对牧户草场转入行为的影响。信息渠道对于牧户草场转入行为的影响如表3中第（6）列所示。互联网使用对于牧户是否转入草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相对于不使用互联网的牧户，使用互联网可以使牧户草场转入概率提高9.7%，即互联网使用有利于牧户实现草场转入，从而促进牧业要素配置优化。上述结果表明，随着草场流转市场的发展和信息化建设，网络信息渠道已经成为牧户实现草场流转的重要途径之一，对于促成草场交易实现不可或缺。H1-2得到验证。加入信息渠道后，社会互动和关键网络节点对于牧户是否转入草场的影响未发生明显变化。这意味着，草场流转市场转型过程中，网络信息渠道作用初显，且社会资本仍未失效，二者均对促进草场转入有一定效果。从边际效果上看，关键网络节点影响最大，这意味着在卖方市场和交易信息尚不完善的情况下，网络信息渠道对牧户能否转入草场的影响尚不如社会资本，牧户实现草场转入更加依赖于关键网络节点。综上，流转市场转型进程中，网络信息渠道已经初见成效，但其作用仍然有限。可能的原因在于：中老年牧户仍然是畜牧业经营的参与主体，牧民主导的草场流转市场的网络信息发布、更新等尚不及时;同时，政府主导的网络交易平台也尚未良好运行调研数据显示，尽管部分试点地区已经建立“村-镇-县”三级草场流转实体交易平台和草场流转网络交易平台，但是牧户对于平台的知晓程度和使用程度仍不高。。

3.信息渠道对社会资本的弱替代作用。表3中第（6）列结果显示，加入互联网使用变量后，社会互动、信息渠道对于牧户草场转入行为的影响系数几乎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因此，社会资本和信息渠道对于牧户草场转入行为很可能独立发挥作用。为进一步检验社会资本、信息渠道在牧户草场转入中的关系，在表3第（6）列的基础上，加入关键网络节点与互联网使用的交互项以及社会互动与互联网使用的交互项，模型结果如表4所示。两个交互项的系数均为负，与理论预期相符，即网络信息渠道与社会资本间的关系为替代作用。但是，交互项系数都不显著，这意味着在草场流转市场转型的现阶段，社会资本与网络信息渠道尚未产生显著的替代作用，二者仍然独立运行。H1-3得到部分验证。

4.控制变量的影响。表3中第（6）列显示，交易费用、承包草场面积、饲草料地面积、水资源可及性对牧户草场转入行为有显著负向影响，年初存栏量、畜牧业固定资产和村庄可利用草原对牧户草场转入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均与理论预期相符。这说明，草场资源禀赋和畜牧业经营状况是牧户转入草场的主要驱动因素，交易费用是关键制约因素，这与Tan等的研究结论具有一致性[8，34]。

5.稳健性检验。（1）更换核心解释变量。用“牧户家庭是否有关系较好的亲友在县级及以上政府工作”测度关键网络节点，通过“是否在与周边亲友的草场流转交流中获益”衡量社会互动，用“牧户在网络平台获取草场流转相关供求信息的难度”表征互联网使用，并分别在模型中替换上述核心解释变量。变量更换后的估计结果显示，社会资本与信息渠道对牧户是否转入草场的影响方向和显著性均未发生明显变化。（2）考虑同一村域内的牧户决策可能存在关联性，将回归标准误聚类到村级以消除该影响模型结果与基准模型回归结果一致，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依然显著。（3）基于5 000次Bootstrap抽样的经验样本进行重新估计。关键网络节点、社会互动以及互联网使用的真实估计系数均在经验样本估计系数的95%置信区间内，说明以上研究结果是稳健的。综上，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是比较可靠的（篇幅所限未展示，感兴趣可向作者索取）。

（二）交易费用的中介作用分析

1.结果与讨论。从“关键网络节点→交易费用→草场转入”“社会互动→交易费用→草场转入”“互联网使用→交易费用→草场转入”三条路径验证和讨论社会资本和信息渠道是否通过降低交易费用促进牧户草场转入，结果如表5所示。

“关键网络节点→交易费用→草场转入”路径不成立，且表现为关键网络节点提升了草场流转的事前、事中和事后交易费用，进而抑制了牧户草场转入行为，这与理论预期相悖。但从任意单一路径上看，交易费用的负向中介作用均不足够强，这可能与草场流转市场特征和中国特殊的人际关系有关。首先，从交易费用的产生环节看，草场转入的交易费用主要产生在事前信息搜寻环节和事中谈判签约环节;关键网络节点对于牧户草场转入的作用更多体现为交易半径的拓展，并非降低上述环节交易费用。同时，牧户依托关键网络节点联结潜在草场转出户后，通常仍然需要节点成員作为中间人进行信息传递，有可能进一步增加事中交易费用。其次，从牧户的人际关系特点来看，使用关键网络节点类似于“求人办事”，其实质是一种“人情债”。一般当牧户自身能够完成交易信息搜集时，并不会动用这一社会关系;一旦动用这一社会关系进行草场流转交易，通常意味着其已经耗费了大量的信息搜寻成本，通过关键网络节点获取草场资源产生的任何费用都将成为额外的交易费用;即使牧户从一开始就直接寻求关键网络节点的帮助，“人情债”也使交易费用维持在较高的水平。最后，通过关键网络节点达成的草场交易可能还会因为“杀熟”而增加交易费用。卖方市场特性决定草场转出者拥有定价权，转出者因为担心草场被过度利用，会进一步将潜在交易风险内化到交易价格[6]。碍于中间人的“面子”问题，意愿转入者不仅在讨价还价上存在制约，还会担心因为交易无法达成而损害中间人形象结果做出让步和妥协，无形中增加了牧户草场流转的交易费用。“社会互动→交易费用→草场转入”路径成立，且表现为社会互动通过降低草场流转的事前交易费用提高牧户草场转入概率，这与理论预期相符。但是，社会互动并未能通过降低事中交易费用和事后交易费用促进草场转入，其主要原因在于社会互动的主要功能在于信息传递和信号释放，在化解交易风险和减少签约谈判费用上的作用有限。H2-1得到部分验证。

“互联网使用→交易费用→草场转入”路径不成立，且主要表现为互联网使用未能显著降低草场转入的事前交易费用和事中交易费用。可能原因在于：现阶段草场流转市场的线上信息发布平台和交易平台尚处于起步阶段，交易信息发布、更新均存在一定的时滞性，增加了转入户搜寻潜在交易对象的难度;同时，草场流转是牧户间的双向交易，任何一方网络使用能力的欠缺都会增加交易难度，而现阶段中老年牧户仍是畜牧业经营的参与主体，其互联网终使用能力有限，进一步增加了转入方信息搜寻和谈判、签约的难度。H2-2未能验证。

综上，草场流转市场转型过程中，尽管社会资本和信息渠道均对牧户草场转入具有促进作用，但是交易费用并不是其作用生效的主要路径。

2.稳健性检验。用总交易费用总交易费用=（事前交易费用×29.15%+事中交易费用×25.86%+事后交易费用×20.57%）/（29.15%+25.86%+20.57%）替代事前、事中和事后交易费用，对上述模型重新估计，结果如表5所示。“社会互动→总交易费用→草场转入”成立，即社会互动可以通过降低草场转入的总交易费用进而促进牧户草场转入;“关键网络节点→总交易费用→草场转入”也成立，说明在事前、事中以及事后交易费用的叠加下，关键网络节点的使用增加了牧户草场流转的总交易费用，进而抑制了牧户的草场转入。“互联网使用→总交易费用→草场转入”仍不成立。总体上，上述结果是比较稳健的。

（三）代际差异的调节作用分析

1.社会资本与信息渠道的代际差异。表6显示，新生代牧户占比略高于老生代牧户，但比重均较小;中生代牧户仍然是畜牧业经营的参与主体，占比接近新生代与老生代牧户之和的2倍。从社会资本的代际差异上看，中生代牧户关键网络节点非空的牧户占比最高，且与老生代之间具有显著差异;中生代牧户的社会互动频率最高，且与新生代和老生代之间均有显著差异。从信息渠道的代际差异上看，老生代牧户的互联网使用比例最低，且与新生代和中生代之间均有显著差异。综上，社会资本与信息渠道在代际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这初步说明在草场流转市场上，牧户草场转入凭借的信息和资源获取方式可能存在一定差异。

2.代际差异的调节作用。表7中组间系数差异检验显示，社会资本、信息渠道对牧户草场转入行为的影响存在明显的代际差异。关键网络节点对于牧户草场转入行为的促进作用表现为老生代>中生代，社会互动对牧户草场转入行为的影响的代际差异虽不显著，但也呈现出中生代>老生代>新生代的趋势，互联网使用对于牧户草场转入行为的促进作用表现为新生代>中生代>老生代。图1显示，关键网络节点、社会互动对牧户草场转入行为的影响分别随代际上升呈“U”型和倒“U”型，互联网使用对牧户草场转入行为的影响随代际上升呈持续下降趋势。H3-1、H3-2得到验证。

就新生代牧户而言，关键网络节点、互联网使用对其转入草场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边际效应分别为相对于关键网络节点为空的牧户，拥有关键网络节点可以使其草场转入概率提高30.47%，相对于不使用互联网搜集信息的牧户，使用互联网搜集信息的牧户草场转入概率提高51.52%;而社会互动的影响则不显著。就中生代牧户而言，社会互动对其转入草场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边际效应为社会互动频率每提高一个单位，牧户草场转入概率提高6.05%;而关键网络节点和互联网使用的影响不显著。就老生代牧户而言，关键网络节点和社会互动对其草场转入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边际效应分别为相对于关键网络节点为空的牧户，拥有关键网络节点使牧户草场转入概率提高65.65%，社会互动频率每提高一个单位，牧户草场转入概率提高4.83%，互联网使用的影响则不显著。上述结果意味着，社会资本有助于新生代牧户转入草场，但作用较为微弱，互联网使用是其实现草场转入、提高草场转入率的关键;而中生代、老生代牧户转入草场仅凭借社会资本。可能的原因在于：第一，“圈子”差异。社会互动具有选择性，新生代牧户多基于共同兴趣爱好或与年龄相仿的个体构建起关系网络并进行互动;然而，网络中的个体同样面临缺乏草场的窘境，难以直接通过与同龄人的互动转入草场或者获得丰富的草场流转信息。相反，中生代和老生代的社会互动更为高效，中生代作为最主要的牧业经营参与主体，承上启下，互动范围最广，同时与其进行互动的群体相对新生代而言，拥有更好的草场资源禀赋，了解的草场市场信息也更为充分;老生代牧户更习惯于口头信息交流，其互动对象也以中生代和老生代牧户为主，互动对象不但掌握更多的草场要素，且更易因劳动力不足、疾病等原因转出草场;同时，老生代牧户的活动能力和交易范围受自身人力资本约束更强，对关键网络节点的作用也更为倚赖。第二，网络使用能力差异。新生代牧户相对于中生代和老生代，具有较强的互联网信息搜索和在线社交能力，网络利用效率更高。相对于未使用互联网进行草场流转信息搜集的牧户，使用互联网搜集信息拓宽了牧户的信息来源渠道，丰富了草场流转交易信息，同时进行网络社交加快了交易信息的传递，有利于提高其草场转入概率。

3.敏感性分析。现有文献对年轻劳动者的定义并不一致，而代际划分的不同可能会对估计结果产生影响。为此，以国际劳工组织对年轻劳动者的定义为上限，将新生代界定年龄限定为40～45岁进行敏感性分析。總体上，社会互动、互联网使用的影响对新生代界定年龄并不敏感。关键网络节点的影响对新生代的界定年龄相对敏感（敏感值为40岁和45岁），但影响微弱，体现为影响系数变化较小且方向不变。综上，采用40岁界定新生代牧户比较合理。一方面，新生代界定年龄的改变并未使社会资本和信息渠道对牧户草场转入行为的影响产生根本变化，研究结论比较稳健;另一方面，以40岁界定新生代，代表了80后牧户群体，能更好地反映牧业经营主体的更新换代，研究结果更加精准地揭示了年轻牧户的草场流转特征和现实需求，对于草场流转政策的调整和流转市场的完善更具借鉴意义（篇幅所限未展示，感兴趣可向作者索取）。

四、结论与建议

中国北方草场流转市场正处于从传统以熟人交易为特征的“关系型”市场向以陌生人交易为特征的“要素型”市场过渡的转型期，并表现为高交易费用和卖方市场特征，制约了牧户草场转入，如何提高牧户草场转入效率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基于上述背景，利用2020年在内蒙古和甘肃两省区牧区的820户牧户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社会资本、信息渠道对牧户草场转入行为的影响以及二者间的作用关系，并深入探讨了交易费用的中介效应和代际差异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1）转型市场下，社会资本仍能促进牧户草场转入，但作用方式发生变化，表现为关键网络节点和牧户主动利用社会网络能力的作用凸显，社会资本总量和被动依赖社会网络信息资源流入的作用衰减。（2）网络信息渠道促进了牧户草场转入，但尚未对社会资本的作用形成替代，社会资本与网络信息渠道并行不悖。（3）社会资本中，社会互动通过降低草场流转的交易费用促进了牧户草场转入，而关键网络节点的使用可能增加了交易费用而对草场转入形成抑制;网络信息渠道则未能通过降低交易费用促进牧户草场转入。（4）社会资本和信息渠道对牧户草场转入行为的影响存在显著代际差异，并表现为新生代牧户转入草场更加依赖网络信息渠道，中生代、老生代牧户转入草场仅依赖社会资本。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认为提高牧户草场转入效率应该重点关注以下三点：（1）现阶段中老年牧户仍是最主要的牧业经营参与主体。网络信息渠道尚未健全，应该注重强化牧户社会网络的主动利用能力。一方面，通过完善牧区基层群众组织，丰富牧民的集体性文化娱乐活动等，为牧户开展更为广泛的信息交流创造条件;另一方面，加快建立草场流转实体交易平台，落实“村-镇-县”三级草场流转交易体系，为牧户草场转入信息咨询和交易签约提供便捷场所。（2）加快建立和完善草场流转市场网络信息服务和交易平台。通过微信公众号、手机APP、交易网站等多种形式，破解供需信息不匹配难题，并通过线上线下同步，即时更新市场信息，降低牧户草场转入的信息搜寻费用和签约谈判费用。（3）建立“互联网+”草场流转市场是大势所趋。随着牧业经营参与主体的更新换代，在牧区信息化逐渐完善和牧区地广人稀的居住格局条件下，线上交流和交易将成为牧户获取草场流转信息和完成草场流转交易的主要渠道，线上互动和信息挖掘能力将决定牧户是否能在竞争性市场上抢占先机和改善草场转入效率。加强对牧户电脑、智能手机等网络终端使用能力的培育势在必行。

参考文献：

[1]谭仲春，谭淑豪.草地流转与牧户效率：“能人”效应还是“资源平衡”效应？[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8，28（03）：76-85.

[2]胡振通，孔德帅，焦金寿，等.草场流转的生态环境效率——基于内蒙古甘肃两省份的实证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14，35（06）：90-97.

[3]李先东，李录堂，苏岚岚，等.牧民草场流转的收入效应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19（11）：104-115.

[4]李先东，李录堂.社会保障、社会信任与牧民草场生态保护[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9（03）：132-141.

[5]刘博，谭淑豪.社会资本与牧户草地租赁倾向[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18，32（04）：13-18.

[6]刘博，谭淑豪.信息不对称视角下的交易主体选择与牧户草地租赁行为[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7，38（06）：194-200.

[7]郜亮亮.中国农户在农地流转市场上能否如愿以偿？——流转市场的交易成本考察[J].中国农村经济，2020（03）：78-96.

[8]TAN S，LIU B，ZHANG Q，et al.Understanding Grassland Rental Markets and Their Determinants in Eastern Inner Mongolia，Pr China[J].Land Use Policy，2017，67：733-741.

[9]刘博，谭淑豪.社会资本与年轻牧民草地租赁行为[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19，33（06）：46-54.

[10]罗必良，李尚蒲.农地流转的交易费用：威廉姆森分析范式及广东的证据[J].农业经济问题，2010，31（12）：30-40.

[11]仇童伟，罗必良，何勤英.农地产权稳定与农地流转市场转型——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數据的证据[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20（02）：133-145.

[12]仇童伟，罗必良，何勤英.农地流转市场转型：理论与证据——基于对农地流转对象与农地租金关系的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2019（04）：128-144.

[13]王晓毅.市场化、干旱与草原保护政策对牧民生计的影响——2000-2010年内蒙古牧区的经验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2016，127（01）：86-93.

[14]钱龙，洪名勇，龚丽娟，等.差序格局、利益取向与农户土地流转契约选择[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5，25（12）：95-104.

[15]LIN N.Building A Network Theory of Social Capital[J].Connections，1999，22（01）：28-51.

[16]罗必良，汪沙，李尚蒲.交易费用、农户认知与农地流转——来自广东省的农户问卷调查[J].农业技术经济，2012（01）：11-21.

[17]洪名勇，龚丽娟.农地流转口头契约自我履约机制的实证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15，36（08）：13-20.

[18]陈浩，王佳.社会资本能促进土地流转吗？——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研究[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6（01）：21-29.

[19]杨卫忠.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中的农户羊群行为——来自浙江省嘉兴市农户的调查数据[J].中国农村经济，2015，362（02）：38-51.

[20] LIN N.Social Capital：A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Action[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4.

[21]郭士祺，梁平汉.社会互动、信息渠道与家庭股市参与——基于2011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2014，49（01）：116-131.

[22]唐林，罗小锋，张俊飚.社会监督、群体认同与农户生活垃圾集中处理行为——基于面子观念的中介和调节作用[J].中国农村观察，2019（02）：18-33.

[23]黄敏学，王琦缘，肖邦明，等.消费咨询网络中意见领袖的演化机制研究——预期线索与网络结构[J].管理世界，2015（07）：109-121.

[24]BALA V，GOYAL S.A Noncooperative Model of Network Formation[J].Econometrica，2000，68（05）：1181-1229.

[25]张景娜，张雪凯.互联网使用对农地转出决策的影响及机制研究——来自CFPS的微观证据[J].中国农村经济，2020（03）：57-77.

[26]AKER J C，GHOSH I，BURRELL J.The Promise （and Pitfalls） of LCT for Agriculture Initiatives[J].Agricultural Economics，2016，47（01）：35-48.

[27]DIXIT A K.Lawless and Economics：Alternative Modes of Governance[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4：59-96.

[28]LYONS S，KURON L.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Workplace：A Review of the Evidence and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J].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2014，35（S1）：139-157.

[29]董小苹.寻找朋友、选择友谊与青少年的社会化（上）——兼论中、日、美三国中学生的择友取向[J].当代青年研究，1993（05）：27-30.

[30]赵联飞.70后、80后、90后网络参与行为的代际差异[J].中国青年研究，2019（02）：65-72.

[31]褚力其，姜志德，王建浩.牧民草畜平衡维护的影响机制研究：认知局限与情感依赖[J].中国农村经济，2020（06）：95-114.

[32]GRANOVETTER M.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73，78（06）：1360-1380.

[33]KNIGHT J，YUEH L.The Role of Social Capital in the Labour Market in China[J].Economics of Transition，2008，16（03）：389-414.

[34]蔡起华，朱玉春.关系网络对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影响——以农户参与小型农田水利建设投资为例[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7（01）：108-118.

[35]钱文荣，李宝值.初衷达成度、公平感知度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及其代际差异——基于长江三角洲16城市的调研数据[J].管理世界，2013（09）：89-101.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Capital and

Information Channel on Herders’ Grassland Renting-in

Behavior Und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Grassland Renting MarketSHI Yuxing，ZHAO Minjuan*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Northwest A&F University，Yangling，Shannxi712100，China）Abstract：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grassland renting market，this study used the survey data of 820 herders in Inner Mongolia and Gansu to empirically examine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capital and internet information channel on herders’ grassland renting-in behavior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and further discusses the mediation effect of transaction costs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intergenerational differences.The results show that：（1） Social capital can still promote grassland renting-in behavior of herders， but its mode of action has changed.The role of key network nodes and herdsmen’s active use of social network capacity is highlighted，while the role of the total amount of social capital and the passive inflow of social network information is reduced.（2） The internet information channel has promoted the renting-in behavior of herders，but it has not yet replaced the social capital，and the social capital and the internet information channel operate independently.（3） Social interaction promotes the grassland renting-in of herders by reducing the transaction cost，while key network nodes and internet information channel do not.（4） There are significant inter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capital and internet information channel on grassland renting-in behavior of herders.The new generation herders renting-in grassland rely more on internet information channels，while the middle generation and old generation herders renting-in grassland only rely on social capital.Accordingly，we put forward corresponding policy recommendations.

Key words：social capital;information channel;grassland renting-in;transaction costs;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責任编辑：张洁）

收稿日期：2021-04-13DOI：10.13968/j.cnki.1009-9107.2022.01.13

基金项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软科学项目（2019131039）;农业农村部、财政部重点专项（CARS-07-F-1）;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研究生科技创新项目（JGYJSCXXM202101）

作者简介：史雨星，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资源经济与环境管理。

*通信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