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李静云（1997-），女，山东曲阜人，硕士，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摘 要：面对世界网络化大潮，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信息化技术发展和网络安全问题，为应对现代媒体格局深刻调整给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解决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建设遭遇的现实梗阻以及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渗透和技术压制造成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等问题，多次发表关于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重要论述，提出一系列新论断、新思想、新举措，形成了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观。通过探究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观的三方面生成逻辑，有助于对国内外网络发展大势进行深刻把握，推动维护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具体实践。

关键词：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观;生成逻辑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22.11.051

党的十八大以来，网络社会发展呈现新规律、新动向，先进网络技术在为意识形态工作创造新机遇、提供新平台的同时，也深刻改变着传统的媒体格局、网络意识形态的生态和西方网络渗透的形态，给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带来严峻冲击与挑战。习近平以“在互联网这个战场上，我们能否顶得住、打得赢，直接关系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这一重要论断为理论起点，明确指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极端重要性;以其审时度势的理论品格，指出在全媒体时代，更要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以其高瞻远瞩的国际视野，指出国际社会应加强对话与合作，构建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将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工作向双边、多边国际交流合作方向推进。习近平总书记敏锐把握当下网络舆论场的演变及其影响，就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一系列时代问题作出了深刻阐释，逐步形成了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观，为开创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工作新局面提供思想武器，为国家战略发展提供方向指引，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对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观的生成逻辑进行探究，有利于在深刻把握其理论内涵的基础上，将建设网络强国的实践探索提升到新的高度。

1 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观是顺应现代媒体格局深刻调整的应为之举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蓬勃发展和广泛运用，信息传播方式日新月异，新兴媒体层出不穷，不仅弥补了传统媒体的缺陷，而且逐渐取代传统媒体成为信息传播的主要方式。新媒体的出现给传统的意识形态传播模式带来了新的挑战，为此，传统主流媒体也正在朝网络空间拓展和延伸，新兴媒体与传统媒体优势互补的融合趋势日益凸显，逐渐形成全媒体传播格局。

1.1 新兴媒体普及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实效显著提升

全媒体视域下信息高速高效汇集、传播、交流，媒体转型时期微信、微博等新兴媒体迅速普及，各类社交媒体逐渐成为人们的第一信息源。以往国家的政务信息多以报纸、杂志等纸质媒体，或是广电媒体等形式进行公开，如今处于网络时代下，通过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全方位、多领域的传播优势，便能以前所未有的方便快捷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教育作用于网民，使绝大部分民众都能知悉国家政务，加快了国家内政外交、军事国防等各方面大政方针的传播速度，从而实现主流意识形态在人民大众中的全方位普及、认同和拥护。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抓住信息化给我们带来的发展机遇，发挥出媒体融合的整体优势，他指出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之间并不是此强彼弱的取代关系，而是此长彼长的迭代关系。推进媒体融合、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使其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服务成为我们面临的一项紧迫课题。

1.2 媒体格局变革使网络舆论生态治理充满挑战

国际和国内信息相融通、线上和线下传播相结合、虚拟和现实边界难厘定，现代媒体格局呈现出“零门槛”“去中心化”“无界性”等特点，构成了日益复杂的大舆论场，在广泛传播积极健康文化的同时，消极腐败的东西也充斥其中，权威信息的发布稍加落后，虚假的信息就会趁势而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洞悉网络发展给意识形态工作带来的双向影响，指出互联网“深刻改变着舆论生成方式和传播方式，改变着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全媒体时代使意识形态信息日益复杂化。面对现代媒体格局深刻调整之势，习近平总书记做出顺势而为、应势而动的重大选择，积极为新旧媒体融合谋篇布局。

2 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观是消除网络意识形态现实梗阻的必然选择

网络无形，但网民有形。网络虚拟性、隐匿性所派生出的网络造谣、网络犯罪等不和谐的声音，给网络安全带来诸多挑战。青年群体、中等收入和较低收入群体不仅是我国网民的主要构成群体，还是易受误导而产生激愤情绪的易感人群，从而成为负面思想舆论在网络上大肆传播的突破口。如何管控治理这些现象，成为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现实难题。

2.1 网络自身特性及网络监管缺位

网络所具有的开放性、共享性、平等性、自发性、匿名性、无界性等诸多特性使得在网络空间中，意识形态出现根本性变化。各种信息和文化相互交织，鱼龙混杂的意识形态交融交汇交锋，信息发布容易但控制难，网络事件和网络舆论引发的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种种新情况新现象的出现使网络成为意识形态矛盾斗争的“集散地”，成为意识形态安全的“最大变量”。然而当下我国不仅面临网络信息监控的技术困境，网络监管的法治化、规范化体系建设也尚不健全，且网络意识形态建设专业人才量少质低，导致主流意识形态的网络宣传滞后。因此，网络监管难度加大，把关不严，管控乏力，收效甚微，网络隐私泄露屡见不鲜，网络犯罪比比皆是，若不加以有力惩戒只会纵容其日益猖狂，因此网络意识形态治理工作的深入开展迫在眉睫。

2.2 网络受众特性及社会环境影响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2月，我国总计有9.89亿网民，在网民的职业结构特征上，身份为“学生”的占比为21.0%，高于其他年龄群体，因此，青年是我国网民的构成主体。而青年正处在身心发展由稚嫩向成熟、“三观”建立由萌芽到定型的重要过渡阶段，充满激情且易冲动，缺乏正确的判断力，倘若不对其加以正确引导，极易被荒诞不实的舆论所误导，被不良思潮蚕食思想观念，以致陷入极端，走向歧途。除此之外，中等收入和较低收入群体占我国网民的32.7%，高于其他收入群体占比。因抱有对生活现状的不满态度等悲观情绪，这些人也成为易受公共事件或社会舆論煽动和利用的一大网民群体，易受引导而产生愤怒情绪，引发盲目从众心理，甚至表现出过激行为，便会以不可预料之势加剧消极舆论的传播和发酵，为瓦解主流意识形态势力推波助澜。譬如2020年在举国上下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之时，面对突如其来的重大传染性疾病，各种思想和观念频现，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在各大新媒体平台上迅速发酵、融合和传播。相当一部分国民受流传在网络上甚嚣尘上的不实信息和不良思潮鼓动，逐渐冲破认知底线，产生思想混乱，使内心的恐慌和焦虑被无限放大，进而做出不利于管控的应激行为，扰乱疫情防控期间的社会秩序，不利于事实真相的澄清与普及，也不利于健康思想的倡导和树立。习近平总书记以敏锐的洞察力看到了互联网普及应用的两面性，深刻洞见了破除我国网络意识形态现实梗阻这一任务的迫切性。

3 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观是回应西方网络意识形态攻击的必由之路

我国已成为互联网应用大国，但并不意味着我国已跻身于“网络强国”行列，中国在互联网信息输出方面仍然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发达国家的打压。这些国家凭借其在互联网大平台上的话语优势，极力将西方政治思想和价值观念向其他国家，尤其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进行输送，试图对其实施西化战略，使其在网络意识形态领域失声失语。习近平总书记以开阔的国际视野，积极回应西方国家在网络空间内对我国的意识形态攻击，坚决捍卫我国在国际社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

3.1 隐藏在资本和文化产品中的境外意识形态渗透问题长期存在

其一，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思潮借助网络信息传播平台，利用网络的开放性、隐蔽性特征，攻击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大肆宣扬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言论，向中国人民兜售“西方中心主义”思想，灌输“网络自由论”，宣扬网络无国界等观点，忽视网络主权。其二，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以网络为突破口，向中国输出带有其政治观念色彩、利益倾向和情感诉求的商业文化产品，譬如通过向中国市场投放依靠尖端科学技术拍摄出的科幻电视电影作品，来鼓吹所谓的“英雄主义”“普世价值”，以此来攻击和削弱我国的文化价值理念。其三，一些西方国家向中国民众散布诸如“强国必霸”“中国威胁论”等极力歪曲和歧视中国政治制度、蓄意污蔑和抹黑中国国家形象的不实言论，借此使中国人民对国家政权的信任度降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建设道路丧失自信心和自豪感，进而影响国家和社会精神文明建设。

3.2 西方发达国家试图利用核心技术优势占据意识形态霸权地位

掌握信息技术优势，就等同于掌握了信息生产和发布的优势，掌握了文化发展和意识形态斗争中的主导权。我国在尖端技术制造、网站设立等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差距，长久以来，超过三分之二的国际互联网信息均为美国提供的英文信息，中文信息尚未占据互联网信息总量的1%。除此之外，一些西方国家针对中国缺乏核心技术这一劣势发起猛攻，大肆宣扬中国“无芯论”，凭借其在信息技术领域掌握发展主动权这一优势，制定网络霸权战略，恶意贬低和诋毁我国的技术发展，试图用割裂行为来摧毁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直至影响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指导地位，产生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借机来实现干预中国政治、颠覆中国国家政权的意图。核心技术上的竞争实则反映的是国家之间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斗争，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核心技术在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中的重要作用，指出“互联网核心技术是我们最大的‘命门’”，强调加大网信技术发展力度，积极应对西方网络意识形态攻击，稳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

保证国家安全和政权稳定，是新时代我国所要面对和解决的重大课题，使中国能够在国际互联网平台上发出强有力出的声音，实现国家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已经刻不容缓。为此，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观的生成围绕如何正确引导网络舆情，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指导地位;如何大力提升我国的国家形象和国际地位，打破西方国家在网络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垄断局面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做出了系统全面的谋划安排和战略部署，彰显了我们党与时俱进、攻坚克难、开拓进取的政治本色和使命担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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