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泓

摘 要：近年来，世界经济呈现长期缓慢增长态势，我国经济发展中由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存在，有时呈现出相互竞争的态势，这就使得两者的发展成为经济界关注的焦点，“国进民退”和“民进国退”成为经济学界讨论的主要话题，并表现出周期性争论的现象。分析这一周期性现象的特征及其产生的原因，进而探讨产生这一现象的实质，对认识我国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复杂形势、解决当前经济发展的问题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国进民退”;周期性;实质

中图分类号：F27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22）10-0007-03

一、现象问题

改革开放40年，我国在重大领域都取得了巨大成果与进步，而这其中又尤以经济领域的成功最为称道，党的十九大更是站在新的起点对十八大以来所取得的成就进行了全方位的总结。然而在进行总体肯定的同时，党中央也指出了我们取得成绩的来之不易，其中更是用“过去五年是我们极不平凡的五年”来加以概括，而这“极不平凡”当然也包括了我们在经济改革中所面临的诸多机遇与挑战、成绩与得失。

回顾改革开放40年所走过的历程，我们在经济领域的发展更是关山重重，困难叠遇。一方面，为了主动融入全球经济发展的大流，与世界经济对接，我们开启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大门;另一方面，为了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选择与制度方向，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这样一来，我们的经济建设就自然地面临着“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与“多种所有制（民营、外资、特别是私营企业）经济共存”的取舍与偏重问题。

世界经济的发展虽然从总体上看是处在一种上升的态势之中，但发展的不均衡、地区发展的差异、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自身局限，特别是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贸易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都使得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备受考验，由此而产生的世界经济发展的障碍问题总是间歇性地发生。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建设上所遇到的阻力更是层出不穷。而象征着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经济的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发展，在全面市场经济建设的改革洪流中就很容易成为众矢之的。每当全球经济低迷徘徊或是萎靡不振之时，人们就很容易开始对发展模式、经济体制、经济政策等诸多经济问题进行反思甚至提出质疑，对于以国有大中型企业为代表的国有经济和以中小企业为代表的民营经济就自然地成为关注的焦点，“国进民退”和“民进国退”进而成为经济学界讨论的主要话题。

二、周期性争论

关于“国进民退”之争现象一开始发端于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1]，围绕着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谁最该优先发展这一基本问题，人们总是从体制机制、战略决策、市场因素等多方面提出“国退民进”或者“国进民退”的经济学观点，并对此问题争论不休。考量这一现象，笔者偶然发现，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2年我国全面开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以来，迄今为止，这一现象每间隔一定时间就会成为经济学界讨论的热点话题，已然呈现出十分明显的周期性特征，不仅在它兴起的时间上具有周期性，而且在兴起的原因、争论的焦点上更是具有极高的相似性。

（一）“国进民退”之争兴起的周期性表现

1. 1998—2002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后的第一次争论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性质，决定了以国有大中型企业为主体的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建设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和地位，其他多种所有制只能是完善与补充。但是在1992年以后，我国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征程，要求对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改革以释放出更大活力的呼声高涨，一些国有大中型企业在体制和机制上的弊端逐渐暴露出来。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对民营企业等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的呼唤，开始被经济学界、实业界所关注。而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中国的国有企业出现亏损、倒闭和职工下岗现象，在当时，由于国有经济所占比重相对还比较高，这就引起了全社会的普遍关注。一时之间，要求国有企业退出市场、大力发展民营企业和非公企业的喊声高涨，“国退民进”之声四起。中央也是在这个时候提出了国企三年改革脱困计划，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就是“抓大放小”，希望把国有经济收缩到垄断行业和更具优势的竞争领域，这也从事实上表现出中央当时的“国退民进”的格局。但是很快，为了推进改革重组，2003年国资委成立并提出要求，央企必须进入行业前三名才能避免被淘汰。这样一来，就迫使央企必须要不断扩张、收购、兼并，这就表現出“国进民退”的新态势。这一来一往之间，“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之争开始摩擦生花，这可以说是我国在经济转型发展中的第一次争论。

2. 2008—2012年“美元次贷危机与欧洲债务危机”之后的第二次争论

第一次争论的硝烟尚未完全熄灭，美元次贷危机与欧洲债务危机相继爆发，其影响很快波及全球，全球经济低迷徘徊，美国、日本等经济放缓，欧元区经济零增长，发展中国家增长缓慢，俄罗斯经济负增长。为了应对这一轮危机所带来的巨大风险，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鼓励国有大中型企业在新一轮竞争中站稳脚跟，要更多地参与市场竞争和引导国民经济支柱发展，这就带来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有没有必要大量保留国有企业”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不要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争论。

这一轮争论观点尖锐，参与者众多，双方正面交锋激烈。对国有企业的发展持反对意见者主要代表人物如许小年、茅于轼、张维迎等，他们把“国进民退”现象与改革开放相联系，认为这是改革开放的倒退。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在《国进民退与改革开放背道而驰》中认为，“‘国进民退与改革开放背道而驰”，“会制造社会不公平”，“权贵资本主义”正在抬头[1]。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茅于轼针对山西煤炭资源整合重组发表观点说：“（山西煤改）现在看来是改革的倒退。”[2]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说：“我们的所有制结构不合理，国有部门比重太大，占有资源太多，这使得2009年发生了明显的‘国进民退现象。我们的出路就是要重新启动‘国退民进改革。”[3]AEEC48EA-20D5-4AC5-8BF5-A859F541BCDC

有质疑也有肯定。对于“倒退论”观点，上至国家统计局主要领导人，下至企业董事等，都给予了反驳与回击。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表示，目前中国的统计数据不支持总体上存在“国进民退”的现象[4]。中国建材集团董事长宋志平也表示，“国进民退”问题本身就不成立，“中国大型企业在前进，央企也由于投资者和股民的参加，进一步多元化，进一步走向市场。央企收购一些中小企业来进一步扩大它的实力，有资本的融合，也有企业组织的融合。这是一个双向进步。”[5]针对民航业“国进民退”的说法，中国民航局局长李家祥也表示，航空业兼并重组问题是公司的市场化行为，民航局认为只要有利于民航业的发展，就应该积极支持。民航业并不存在“国进民退”的问题，各个航空公司的股权结构是多元化的[6]。

更有持不同意见学者认为，“国进民退”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是一种市场化的选择，谁发展得快一些、好一些，谁发展得慢一些、困难一些，这都是市场行为，不存在谁进谁退的问题[7]。

不论其究竟是伪命题，还是现实存在，“国进民退”俨然已成国民焦点。这一阶段是争论最为激烈的阶段，它表现为以下几方面特征。

一是争论激烈，参与者众多。从中国知网等渠道搜集相关数据发现，2009—2013年期间是参与争论的文献最集中的时期，其总量接近300余篇，占全部搜索文献的80%左右，2010年更是达到了一个峰值，单年发文超过100余篇。

二是争论的内容、双方交锋的主要观点上互不相让，各抒己见，把这场争论推向了一个高潮。

三是这一次争论推进了我国经济学界对国企与民企各自的优势与不足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我国国企和民企对自身发展的定位，也推进了我国经济的新一轮发展。一个明显的表现就是，我国在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后，逐渐拉开了与日本的距离，同时一步一步地缩小了与美国的差距。

3. 2018年至今“美国民粹主义掀起全球贸易战至贸易保护主义全球蔓延”之后的第三次争论

如果说前两次争论还停留在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所引发的阶段，“国进民退”也好，“国退民进”也罢，都是一种经济发展现象。而2018年3月过后，以美国特朗普政府悍然掀起的“全球贸易保护主义”为核心，实行“美国优先”的单边贸易保护措施，对全球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对未来经济发展笼上了沉重的阴影。为了谋求美国经济的发展，帮助美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获得优势，美国政府在全球施压，其表现是一种典型的国家力量帮助企业发展的新态势，被视作新的“国进民进”现象，即政府主打、企业跟进。在这样的态势下，各国遵守世界贸易规则的“模范企业”，在与这样的对手进行竞争中就自然地处于劣势，从根本上丧失了竞争能力。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想与政府撑腰的美国企业竞争就根本不可能。所以当前要求以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参与国际竞争的呼声再次响起。一些学者强调，要想在世界范围内赢得竞争，民营企业在与有政府支撑的强大对手竞争时很难立足，那就需要国有企业参与，自然地需要“国进民退”。

而反对者仍然坚持认为，大规模的“国进”让民营企业看不见曙光，这不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从长远来看，极容易走回原有的老路上去。

就当前情形来看，在美国咄咄逼人的单边贸易保护主义旗帜下，要求“国进民退”的观点占着主导。

（二）“国进民退”之争兴起的原因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很容易发现，每一次争论的兴起，都与经济发展的影响有着密切的关系。每当经济发展萎靡徘徊之时，为了摆脱困境，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希望国家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利用国有企业的优势来整合发展，希望国有企业能扭转不利态势，而这个时候，国有企业则表现得不辱使命;每当经济形势有了较好的发展势头之时，民营企业为了获得更大的生存发展空间，就希望国有企业尽可能退让出市场，以利于民营企业的发展。

很显然，“国进民退”之争的出现，已然成了经济发展反映的晴雨表，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有着极大的影响，需要正视。

三、“国进民退”之争的实质

“国进民退”之争，实际上是在中國经济中要不要让国有企业成为市场竞争主体的问题;要不要让国有企业有一个良好的发展态势的问题。否定者更多的是从西方市场经济原教旨主义理论出发，认为国有企业就是市场经济的“另类”，它的存在旨在弥补市场失灵，而不是作为市场竞争的主体，而这样的理论确实在发达国家、一些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得以验证。但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应该是基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现实、传统文化，而不是基于某种理论或他国实践。检验的标准应是这样的发展模式是否带来了经济的发展，是否能够为这个国家所接受。

十多年来，争论的重大分歧主要聚焦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国进民退”的真伪与规模的问题;二是“国进民退”与基本经济制度和改革开放关系的问题。争论的实质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还是反对和削弱这个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还是动摇和削弱公有制。党的十八大全面重申要加快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全面重申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政策主张，这是对所谓“国进民退”炒作的明确回应。

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计划与市场”都是服务于社会主义经济不同的两个手段而已。所以我们今天讨论是“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这样一个命题，不是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性问题，而根本性的问题是，无论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应该充分尊重市场经济发展规律，都要按经济规律来办事，而不是借助于“第三方手段”来寻求发展。当然，面对当前国际经济发展的新变化，特别是美国发动的单边贸易保护主义，又特别是在对中国发展进行极限施压的背景下，我们更要坚持我们的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加强对国有企业改革，保护民族民营企业的利益，确保两条腿都走好路，中国经济才能在美国极限施压的淫威下获得突破。否则，我们不但无法战胜强大的敌人，还很有可能在“自相残杀”中不攻自破，这正是我们的对手所希望的。

参考文献：

[1]  许小年.“国进民退”与改革开放背道而驰[N].东方早报，2009-09-27.

[2]  王红茹，张伟.“国进民退”真伪[N].中国经济周刊，2010-03-22.

[3]  邓伟.“国进民退”的学术论争及其下一步[J].改革，2010，（4）.

[4]  杨新铭.对“国进民退”争论的三大问题的再认识[J].经济纵横，2013，（10）.

[5]  卫兴华，张福军.当前“国进民退”之说不能成立——兼评“国进民退”之争[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3）.

[6]  袁恩桢.“国进民退”与“民进国退”的争议背后[J].探索与争鸣，2010，（6）.

[7]  许保利.国进民退之争：根本分歧在何方[J].国有资产管理，2012，（6）.

[责任编辑 毛 羽]AEEC48EA-20D5-4AC5-8BF5-A859F541BC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