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弘兵 谢晓来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楚文化研究所，湖北 武汉 430077)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七月，戍卒屯长陈胜、吴广于四川郡蕲县大泽乡反秦，“自立为楚王，居陈，遣诸将徇地”[1](P337)，各地竞相响应其反秦。而《史记·陈涉世家》载“陈涉乃立为王，号为张楚”，学者常以此认为陈胜建国号“张楚”，将陈胜政权称为“张楚政权”。马王堆帛书《土星占》中出现有“·张楚”的记载，引发了学者对陈胜国号的讨论，主要有“张楚国”“楚国”和未建国号三种观点。因相关史料匮乏，学术界尚未形成统一意见。

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兔子山遗址出土有两件重要文物，即九号井出土的《秦二世元年十月诏》与八号井出土的“张楚之岁觚”，将秦二世即位与陈胜起义这两大事件连接起来。《秦二世元年十月诏》载胡亥诏：“元年与黔首更始，尽为解除故罪。令皆已下矣，朕将自抚天下。吏、黔首其具行事，毋以繇(徭)赋扰黔首，毋以细物苛劾县吏。”[2](P158)然而胡亥并未将这一政策执行下去，刚即位便“行诛大臣及诸公子”“尽征其材士五万人为屯卫咸阳、复作阿房宫”，导致“咸阳三百里内不得食其谷。用法益刻深”[1](P337)，最终导致陈胜、吴广起义反秦。兔子山遗址八号井出土的“张楚之岁觚”，证明苍梧郡益阳县响应陈胜反秦，这是首次从出土文献记载中看到地方响应陈胜起义的记录。

“张楚之岁”意味着陈胜使用楚国人旧有的大事纪年法，“张楚之岁”不是年号而是“张楚政权建立的第二年”。[3]“复楚”“复楚制”是秦末战争时期南方地区的斗争主题之一。“张楚之岁觚”令我们对陈胜使用的制度有更多了解，“张楚之岁觚”还为陈胜国号的争议提供了新的材料。现在我们可以从解读“张楚之岁”出发，进而重新理解已有材料，进一步认识陈胜国号。

一、从大事纪年法看“张楚之岁”

春秋战国时期，楚国曾采用过三种纪年方法：一为王在位年次序数纪年法，如《史记·楚世家》或楚王酓章钟、尃铭文“唯王五十又六祀”；二为星岁纪年法，即屈原《离骚》中的“摄提贞于孟陬兮”；三为大事纪年法。[4]王红星指出楚简大事纪年法是通过国家颁布，用前一年发生的大事作为此后一年的纪年，一年一事[5]，武家璧亦认可这一说法[6](P159)。黄尚明认为：大事纪年法并非始于楚人，而是始于西周，战国时楚国、齐国均使用过大事纪年法。[7]商艷涛整理了先秦与大事纪年相关的古文字材料，认为大事纪年法最早可追溯至商代，战国时期楚、齐、赵、燕都有以大事纪年的古文字记载，并认为大事纪年法因繁琐而被序数纪年法取代。[8]薛梦潇认为大事纪年法相较于序数纪年法，更具纪念碑性的“政治时间”意义，但随着秦始皇统一将纪年统束于秦王(皇帝)纪年，大事纪年法不再使用，秦汉以“帝国时间”替代“战国时间”，达到了“时间大一统”。[9]吕传益、杨涤非总结道，大事纪年法应起源于商周时对重大事件的标记事件，长期使用后演变为专门的纪时法，在春秋战国之际一度成为官方纪年法之一，西汉时期被年号纪年法取代。[10]

大事纪年法在秦汉之际得到短暂复活，是纪年法大一统过程中的小插曲，但在“张楚之岁觚”出土前，我们对此一无所知。作为大事纪年法的绝响，要解析“张楚之岁”的内涵，自然需从大事纪年法的起源说起。

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大事纪年记录大多为金铭、陶文的形式，以“立事岁”为标记事件，出现在手工业制品上。比如“国差立事岁”(《集成》16.10361“国差”)“奠昜陈得再立事岁”(《集成》15.9703“陈璋方壶”)“陈榑三立事岁”(《陶文图录》2.17.2“陈榑三立事岁右廪釜”)[16](P105)。李学勤认为“立事岁”即督造者的莅事之年，“再”“参”是任职届数。[16]李零认为“立事”主体是主管陶量或陶器制造的主官，“立事岁”是任职之年。[17]尹锋超、卫松涛认为“立事”人可能是级别稍低的工官“工正”。[18]孙刚指出“陈璋方壶”同时有“唯王五年”与“奠昜陈得再立事岁”，前者才是真正的纪年，“立事岁”属于适用范围有限的特殊纪年方式。[19]如此看来，这并非是官方统一的纪年，而是在手工业生产中为明确制造时间的铭刻。

赵国有“王立事”(《集成》18.11669“王立事铍”)与“王何立事”(《集成》17.11329“王何戈”)。赵国与齐国不同，所用的“立事”以赵王为主角，若以“莅临任职”为标记事件来理解则显突兀。李学勤、郑绍宗认为“王立事”为“王即位之年”[20]，张政烺转引许印林的观点，许印林认为“王何立事”是“赵王何临事”[21]，陶正刚认为是赵王何“莅事任职”[22]，魏建震则认为是以“赵王亲政”之事纪年。[23]虽然赵国的“立事”与赵王有关联，但仍在手工业制造的范畴内，是否为官方统一的纪年方式可能需要更多材料来证明。

燕国青铜武器“郾王职矛”铭文出现了“郾王职残齐之岁”(《集成》17.11525“郾王职矛”)，正如西周那样的大事纪年，即是以燕昭王伐齐之事为标记事件的纪年。表明燕国可能有以王室大事为标记的官方纪年法，这与楚国文书中的大事纪年比较相似。而“郾王喜剑”铭文“郾王喜立事”(《集成》18.11705“郾王喜剑”)则与赵国类似，以郾王喜“立事”为标记，属于手工业范畴。

楚国的大事纪年法应用广泛，在出土青铜器铭文、楚系简牍官文书和卜筮祭祷书、楚国通关文书《鄂君启节》中皆有出现。根据不同类别将用例分类如下(1)参见陈伟等《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十四种)》，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16.10373“郾客问量”、17.11358“养陵公戈”、17.11285“相公子矰戈”、17.11251“陈旺戟”；周晓陆、纪达凯《江苏连云港市出土襄城楚境尹戈读考》，《考古》1995年第1期；尤仁德《楚伺睘戈考释》，《考古与文物》1996年第4期；凡国栋《古文字读本·金文读本》，凤凰出版社2017年版，第230页“鄂君启节”；唐友波《“大市”量浅议》，《古文字研究》(第22辑)，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29页；殷涤非《寿县楚器中的“大镐”》，《文物》1980年第8期；李学勤《试说江陵天星观、秦家嘴楚简的纪年》，《简帛研究》(二〇〇四)，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页。：

从用例来看，青铜器铭文所使用的大事纪年大多会更简短，简牍则会更长。戈、戟上的纪年较短，可能是因青铜器形制、体积有限，因此会出现如“愝岁”“陈旺之岁”这样不明所指大事为何的情况，“都寿之岁”则是因楚考烈王迁都寿春之事而广为人知。若体积较大，亦有大事全称的用例。比如“郾客铜量”上的“郾客臧嘉问王于哉郢之岁”，与《望山楚简》中的“齐客张果问王于郢之岁”格式完全相同。

楚国青铜器、简牍与燕国“郾王职剑”所使用的大事纪年法，应当是直接继承自商周的大事纪年法。燕国出土器物只见“郾王职残齐之岁”一例，用法与楚国“王复于蓝郢之岁”等一样，以王为主角的大事作标记事件。西周时期已经出现以大臣为主角的大事作标记事件的用例，这种用法在楚国屡见不鲜。楚国对大事纪年法还作出了改进，以军国大事为标记事件可能会出现某一年无事可系的问题，因为并不是每年都有大事发生，楚国将外交大事也纳入到选取标记事件的范畴中，这一改进使大事纪年法应用更为广泛，在楚国一直延续使用到战国末年。

楚国采用的大事纪年法，以此前一年的大事为标记事件，一年一事，官方统一颁布，广泛用于官文书、手工业制造、卜筮祭祷书中，成为了楚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作为楚制的大事纪年法这一角度，就能够理解“张楚之岁”的意义。

“张楚之岁觚”是较小的木片，六面体且方正(2)作为木片的“觚”，是古人练字的用具，有些觚会记载一些当时的文书，比如玉门花海出土的一枚诏书八棱觚，所记载的是汉高帝临死时的遗诏。“张楚之岁觚”亦是这种情况，记录下了我们以往从未见过的一个“岁名”。据见到实物的专家所述，此觚“六面体方方正正的，一丝不苟，显示出秦制度谨严的一面”(参见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二十年风云激荡，两千年沉寂后显真容》，《中国文物报》2013年12月6日第6版)。此觚出土于兔子山遗址八号井的第六层。据八号井第六层的底部平面图，该层出土遗物为2片“残竹篾片”，1片陶片，可见“张楚之岁觚”较小，仅可称为“残竹篾片”(参见周西璧《洞庭湖滨兔子山遗址考古：古井中发现的益阳》，《大众考古》2014年第6期)。，可供镌刻的位置有限，因此岁名“张楚之岁”我们尚不能排除它是简称。结合《史记·陈涉世家》所载“号为张楚”，它也有很大可能是全称。陈伟已指出“张楚之岁”是一个岁号，用来称呼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24]“张楚之岁”所取大事便是陈胜自立为王建国之事，《史记·陈涉世家》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攻陈，……乃入据陈。数日，号令召三老、豪杰与皆来会计事。三老、豪杰皆曰：“将军身被坚执锐，伐无道，诛暴秦，复立楚国之社稷，功宜为王。”陈涉乃立为王，号为张楚。[1](P2354～2355)

楚国在秦始皇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便已经灭亡，陈胜称王建国实际上是“复楚”，也就是三老、豪杰所说的“复立楚国之社稷”。若将“张楚”理解为“复楚”似乎可通，但如此为何不直接将岁名定为“复楚之岁”？对“张楚”的解释一般沿用《史记索隐》引李奇曰“欲张大楚国，故称张楚也”[1](P2356)，但李奇并没有解释“张大楚国”的具体含义，“张大楚国”和“复立楚国”的差异在哪？这应当从陈胜的行为出发，其中的关键便是陈胜对其所建国家的定位。陈胜自立为王后，令诸将徇各地，以统治各地，获得资源与兵源，可看出陈胜认为自己应当拥有的地域范围：

当此时，诸郡县苦秦吏者，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乃以吴叔为假王，监诸将以西击荥阳。令陈人武臣、张耳、陈余徇赵地，令汝阴人邓宗徇九江郡。……

葛婴至东城，立襄彊为楚王。婴后闻陈王已立，因杀襄彊，还报。至陈，陈王诛杀葛婴。陈王令魏人周市北徇魏地。武臣到邯郸，自立为赵王，陈余为大将军，张耳、召骚为左右丞相。陈王怒，捕系武臣等家室，欲诛之。柱国曰：“秦未亡而诛赵王将相家属，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立之。”陈王乃遣使者贺赵，而徙系武臣等家属宫中，而封耳子张敖为成都君，趣赵兵，亟入关。……

周文，陈之贤人也，尝为项燕军视日，事春申君，自言习兵，陈王与之将军印，西击秦。行收兵至关，车千乘，卒数十万，至戏，军焉。秦令少府章邯免郦山徒、人奴产子生，悉发以击楚大军，尽败之。周文败，走出关，止次曹阳二三月。章邯追败之，复走次渑池十余日。章邯击，大破之。周文自刭，军遂不战。

当此之时，诸将之徇地者，不可胜数。周市北徇地至狄，狄人田儋杀狄令，自立为齐王，以齐反击周市。……

陈王初立时，陵人秦嘉、銍人董緤、符离人朱鸡石、取虑人郑布、徐人丁疾等皆特起，将兵围东海守庆于郯。陈王闻，乃使武平君畔为将军，监郯下军。[1](P2356～2360)

陈胜及所遣诸将所徇之地，《史记·陈涉世家》所载的便有：陈胜攻韩地三川郡荥阳县、武臣徇赵地、邓宗徇楚地九江郡、周市徇魏地、周文击秦并收兵至关、周市徇齐地狄县、武平君畔前往楚地东海郡郯县监军，加上益阳兔子山出土的“张楚之岁觚”可知陈胜可能遣人徇楚地苍梧郡。

武臣自立为赵王后，陈胜不得已顺水推舟立其为赵王，张耳、陈余为其谋：“赵南据大河，北有燕、代，楚虽胜秦，不敢制赵。”而后武臣“遣故上谷卒史韩广将兵北徇燕地”[1](P2358)，说明陈胜要求武臣所徇之地应有代、燕，武臣也认为燕地是属于他的。周文收兵至关，这里的“关”应是函谷关，此为秦地。周文驻军的“戏”地在函谷关西，《史记·项羽本纪》有“使当阳君等击关。项羽遂入，至于戏西”[1](P393)，路径与周文相同。周文“走出关”，“次曹阳”，曹阳在三川郡最西处、函谷关东，说明陈胜是令周文攻秦，入关中并收兵，惜败。

另外，从陈胜所封的封君封号也可看出陈胜对自己的定位。战国晚期封君有两种，一种以美名而封，如秦国的武安君白起、武信君张仪等；另一种是以属地封君，如秦国商君、魏国安陵君、楚国鲁阳君等。陈胜所封之封君，有“房君”蔡赐、“成都君”张敖、“甯陵君”魏咎、“武平君”畔。房君应是以房县为封，在汉中郡；成都君以成都为封，在蜀郡；甯陵君以甯陵为封，《汉书·地理志》载有宁陵县[25](P1558)，在陈留郡襄邑之东，秦属砀郡，战国为魏地，很可能是以此地封魏咎；武平君不知是美名还是地名，《续汉书·郡国志》陈国下有武平县[26](P3429)，《汉书·地理志》无载，不排除是以地名而封。以战国封君制来说，都是以本国属地而封，陈胜却以秦地蜀郡成都封张敖、以魏地砀郡甯陵封魏咎，说明陈胜以秦蜀地、魏地皆囊中之物，有统一天下之意。

陈胜令诸将徇地收兵，或以地封王、封君，所涉范围之广，已经远远超过楚国故地，除楚地外还包含了秦、韩、魏、赵、燕、齐故地，七国之地皆有涉及。这表明陈胜的定位并不仅仅是复楚，而是要将楚的疆域扩展到整个华夏，要统一全国，故称“张楚”而非“复楚”。

“张楚”亦是以陈胜自己取代故楚王室，陈胜信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1](P2354)，楚国亦不仅仅是熊氏之国。陈胜不愿立故楚王室为楚王，而是自立为王。张耳陈余劝陈胜立六国后，陈胜不听。[1](P3105)随后葛婴在东城立襄彊为楚王，闻陈胜已自立为王便杀襄彊，陈胜因此事将葛婴处决。正因陈胜要统一全国而非固守楚地，他起初不愿再立六国后人为王。陈胜最初也不愿裂土封王，武臣自立时，“陈王怒，捕系武臣等家室，欲诛之”[1](P2358)。后来不得已封武臣为赵王后，想立非六国后的周市为魏王，但因周市拒绝而无奈转封甯陵君魏咎。[1](P2359)反秦形势所迫及章邯的反击才使陈胜不得不封武臣为赵王、韩广为燕王、魏咎为魏王。解读陈胜“张楚”，不能以后来形势所迫去理解，应当从起事之初“号为张楚”时的想法和行为出发。

“张楚之岁”即是陈胜意图以“楚”统一天下而“张大楚国”的宣传之号，这一意图是以陈胜本人为主导，排斥旧有七国贵族势力的统一。作为一件大事，“张楚”成为陈胜在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之初所发布的“岁号”，秦二世二年在陈胜一方即“张楚之岁”。

二、“张楚之岁”与马王堆《五星占》中的“张楚”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五星占》里的“土星占”中出现有“张楚”：在秦第三十八年，也就是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有“·张楚”标记。田余庆认为这应是以“张楚”纪年，既是国号又是年号。[27](P135)通过上文我们已经对“张楚之岁”有了初步的认识，从“张楚之岁”出发再重新解读马王堆帛书的“张楚”，应当更能贴近《土星占》记载的真实涵义。

首先将《土星占》的原貌根据整理者的排印，列表如下。

表1 马王堆帛书《土星占》

秦始皇帝元年正月，填星在营室，日行八分，卅日而行一度。终□行□〔晨出三百四十三〕日，伏卅二日，凡见三百七十七日而复出东方。丗岁一周于天，廿岁与岁星合为大阴之纪。[28](P37～38)

《土星占》中纪年的体例，起始以“元”，不计十位，但每至十年则标明“十”“廿”(二十)、“卅”(三十)、“卌”(四十)。秦的纪年起始于秦王政元年，结束于秦二世三年，直接从“元”至“卌”以年数纪年，秦有四十年，在“元”旁标记“·秦始皇”，不以“秦始皇”“秦二世”纪年。而入汉以后，则以在位序数纪年法将各个统治者的纪年标明。各个纪年记以“·汉元”“·孝惠元”“·高皇后元”“·元”，因纪年止于文帝前元三年，故将文帝元年记为“·元”。

如果按秦王政元年标记“元·秦始皇”，秦三十八年应当标记“·秦二世”，但这里标记的是“·张楚”，这可能是汉初有“尊楚”或“贬秦二世”的问题。但这里的“张楚”并不是纪年，纪年仍为秦三十八年。这里的“·张楚”并没有变更纪年序数，若是纪年应当为“·张楚元”，以下应为“二”“三”，不会仍是秦纪元之内的“八·张楚”。“·张楚”应当与“·秦始皇”一样是一个标记。辛德勇结合马王堆帛书中的《太阴刑德岁徙表》中的“张楚”标记，已注意到《土星占》的“·张楚”只是一种附记。[29](P275～279)

结合我们对“张楚之岁”的认识，“张楚之岁”是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即《土星占》中的秦三十九年。“张楚”是大事，发生于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正是标记“·张楚”的秦三十八年。因此《土星占》中的“·张楚”是对“张楚”、陈胜反秦建国这件大事所作的标记，它并非是纪年。

以往学者未能见到2013年出土的“张楚之岁觚”，由于资料匮乏，便将《土星占》中的“·张楚”理解为国号、纪年。然而《土星占》的作者并没有使用“张楚”为序数纪年之号，也未将陈胜死后的纪年改用“楚”“怀王(义帝)熊心”纪年，仍然将“秦”纪年延续到第四十年，至汉王受封才改为“·汉元”。这表明“·张楚”与国号、纪年法皆无涉，仅仅只是对“张楚”大事(陈胜建国)的标记而已。有了“张楚之岁觚”的帮助，我们才能够进一步认识到《土星占》“·张楚”的真实含义。

三、陈胜所建国号为“楚”

对于陈胜所建国号的问题，由于秦汉之际资料匮乏，过去学者尚未形成统一意见。刘乃和[30]、田余庆[26]、马道魁[31]、张政烺[32]、肖应召[33]等人认为陈胜的国号为“张楚”，张政烺还认为“张楚”既是国号，也用于纪年。郑慧生认为“张楚”并非国号也非年号。[34]张舜徽[35](P233)、张耕[36]、鲍善淳[37]、李雷[38]、芮忠汉[39]等人认为陈胜的国号为“楚”。王宗征则认为陈胜没有建国号。[40]基于上文得出的认识，我们可以重新讨论陈胜的国号，更进一步解答这一问题。

认为“张楚”是国号的，所依据的材料有五条，即《史记·秦始皇本纪》的“七月，戍卒陈胜等反故荆地，为‘张楚’”[1](P337)；《史记·陈涉世家》的“陈涉乃立为王，号为张楚”[1](P2355)，与《史记·高祖本纪》的“秦二世元年秋，陈胜等起蕲，至陈而王，号为‘张楚’”[1](P441)；《史记·天官书》的“其后秦遂以兵灭六王，并中国，外攘四夷，死人如乱麻，因以张楚并起，三十年之闲兵相骀藉，不可胜数”[1](P1600)；以及马王堆《土星占》中的“·张楚”。

首先，《史记·秦始皇本纪》“为‘张楚’”的记载紧接着下一句便是“胜自立为楚王，居陈，遣诸将徇地”[1](P337)，既然司马迁在此处已记载陈胜自立为“楚王”，又如何能够以此记载证明立国号为“张楚”之说呢？肖应召将此解释为秦廷不明所以，将在楚地称王的楚人陈胜自然地当成是“楚王”。[33](P99)可无论是文书行政较为发达的秦廷，还是掌握汉朝官方记录的司马迁、班固，不太可能都搞不清楚陈胜的王号、国号，皆“错称”其为“楚王”。何况刘邦为“楚隐王陈涉”安排十家守冢[1](P487)，作为同时期楚人的刘邦总不能也搞错王号。这样解释仅是为了在“张楚”说的前提下弥合同一则材料中的矛盾而已，如此解释只是将该则材料否定，试图仅以“号为张楚”、《土星占》“·张楚”来达到逻辑闭合。

《史记·陈涉世家》中有“号为张楚”，《史记·高祖本纪》亦如此记载，持“张楚”说的学者以这两条作为核心证据。但正如张耕、李雷所指出，关键在于对“号”和“张”字的理解上。这里的“号”并没有明确指出是国号，而“号为张楚”仅此两例。前文已述此“号”实际上是宣传之号，“张楚”所指便是陈胜建国这件大事。这在《史记·张耳陈余列传》中便有对应的记载：“陈王奋臂为天下倡始，王楚之地，……今已张大楚，王陈，使吴广、周文将卒百万西击秦。”[1](P3106)这里的“今已张大楚”便是指陈胜已建国并击秦。前文亦已论证“张楚”即是将“楚”扩大并超越故楚国的范畴，即一统天下，并不是简单对应“复楚”，如此便不当将“号为张楚”理解为建国号。

《史记·天官书》提到“因以张楚并起”，实指秦始皇灭六国杀戮较重，所以陈胜等“张大楚国”并起反秦。这里的“张楚”仍是指陈胜建国之事。结合司马迁《史记·陈涉世家》所说的“陈胜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1](P2364)，便可知“张楚”之事即是秦末“诸侯并起”之滥觞，故称“因以张楚并起”。《土星占》的“·张楚”前文已有解释，是对陈胜建国大事的标记，并非是国号，更非年号。结合“张楚之岁”铭文，亦可证明“张楚”作为事件指陈胜建国，又为陈胜的宣传呼号，不是国号，陈胜建国之后时人张耳、陈余便称“已张大楚”。

认为陈胜未建国号的，所基于的材料是司马迁在《史记》中称其为“陈王”，但这种解释直接忽略了司马迁也将项羽称作“项王”，而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1](P399)，同时也有记载项羽为“楚王”的史料，《汉书·天文志》载“(汉)三年秋……是时，项羽为楚王”[25](P1302)。项羽王号是“西楚霸王”还是“楚王”，不在此赘论，但其王号决不可能是“项王”，也不会没有国号。因此，称陈胜为“陈王”仅仅只是与其他“楚王”作区分，一如“项王”。

在《史记·陈涉世家》中，大量出现“楚”，而“张楚”仅见一次。“张楚之岁”铭文又将“张楚”的性质确定为陈胜建国这一大事，“号为张楚”不应当定位为国号，而是宣传之号。《史记》《汉书》皆有称陈胜为“楚王”、谥号“楚隐王”，时人武臣、张耳、陈余、召平皆将陈胜之国称为“楚”，项梁还曾为楚王陈胜的上柱国。因此陈胜的国号就是“楚”，并非“张楚”。以往将陈胜政权称作“张楚政权”并不合适，应称为“陈胜楚国”，与战国之楚、项羽之楚、韩信之楚相区分。

四、余论

从大事纪年法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重新理解“张楚”的内涵，并进一步确认陈胜所建国号为“楚”。陈胜“张楚”不仅仅是“复楚”那么简单，他还要统一并主命天下，要摆脱六国旧势力的影响，以证“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但客观条件使其不得不借助分封诸侯(如立武臣)、利用六国旧贵族势力(如立魏咎)以反秦。此后的项羽亦自我定位“为天下宰”，刘邦选择秦楚融合而一统天下。由此而观，秦的统一确实扩大了六国民众的世界观，将大一统的思想传播开来。

陈胜起事后，群雄竞逐仍不忘以“为天下宰”、一统天下为目标，皆因秦制的推行使六国故民看到以天下并为一国的可能，不再满足于复国割据一方。即便是齐国，经历了秦统治之后，齐王田儋在闻陈胜死而秦嘉立景驹为楚王时，竟称“楚安得不请而立王”，《史记·秦楚之际月表》载此事为“让景驹以擅自王不请我”[1](P922)，公孙庆反驳道：“齐不请楚而立王，楚何故请齐而立王！且楚首事，当令于天下。”田儋因此杀公孙庆。[1](P2362～2363)从这一事例便可知，楚、齐皆有“令于天下”之心。就连陈胜所封的赵王武臣与张耳、陈余亦有得天下之心。张耳、陈余说武臣曰：“赵南据大河，北有燕、代，楚虽胜秦，不敢制赵。若楚不胜秦，必重赵。赵乘秦之獘，可以得志于天下”。[1](P2362～2363)秦末六国反秦起事，明为复辟，内里大多有“得志于天下”之心，此皆因秦的统一树立榜样。

在古代社会，历法、纪年的颁布是表政权正统性的政治行为，陈胜作为“楚王”，发布“张楚之岁”的大事岁号，令下属遵从使用，亦是确立陈胜楚国之政治正统性的做法。陈胜不立熊氏为楚王，选择自为楚王，具备开创性，但他需要面对正统性的问题。陈胜在此时恢复了“楚制”，恢复了上柱国、令尹、上将军，又恢复了战国楚国通行的大事纪年法并发布“张楚之岁”，一方面是为“复楚”乃至“张楚”，一方面是为了与秦制抗衡，同时还有弥补非故楚王室出身的意味在其中。但由于资料匮乏，且陈胜楚国存在的时间太短，我们目前无法得知更多陈胜楚国的具体情况。

据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介绍，益阳兔子山遗址出土简牍的时代“从战国楚经秦、张楚、两汉到三国孙吴时期”，内容基本是益阳县的文书档案[23]，明确提到有“张楚”也就是“陈胜楚国”时期的益阳县档案。待《兔子山简牍》正式完整公布，我们对陈胜楚国的认识当能更为深入。虽然陈胜楚国时间短暂，但其影响巨大，“陈胜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1](P2364)，对陈胜楚国的研究应予以相当的重视，才能更好地理解秦汉之际的历史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