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文凯

(安徽大学 徽学研究中心，合肥 230039)

“关学”即关中理学，或谓“关西理学”，自宋代起与濂学、洛学、闽学齐名，是理学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流派。因其创始人张载家居关中，故以“关学”命名其学说[1]。管及所见，目前学界对于关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关学学人(1)主要研究成果参见刘莹《贺瑞麟与晚清关学的复兴》，载于《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王晓如《吕大钧及其乡村自治的实践探索》，载于《唐都学刊》2018年第5期；师海军、加纯华《清代关学家刘绍攽的文学思想与创作》，载于《榆林学院学报》2019年第5期；王美凤《论晚清关学的多元走向——以柏景伟的学术思想为中心》，载于《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贺红霞《王心敬“明亲止善”之学研究》，载于《地方文化研究》2017年第3期等。、关学思想(2)主要研究成果参见刘莹、米文科《明代关学的形成与发展》，载于《甘肃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王美凤《关学清麓一系在晚清民国的学术走向与特点——以孙迺琨、牛兆濂为中心》，载于《中国哲学史》2019年第6期；高华夏、许宁《从三原马理看明代关学思想特征》，载于《人文杂志》2016年第7期；卢晓瑞、贾三强《晚清关学诗人群诗学思想的演变》，载于《人文杂志》2018年第5期等。以及关学特征(3)主要研究成果参见常新《金元时期关学的学术面向》，载于《中国哲学史》2018年第3期；常新《明末清初关学的学术面向》，载于《孔子研究》2018年第6期；刘宗镐《论关学的心学化及其价值》，载于《人文杂志》2018年第12期；李云《论明代关学的基本特征》，载于《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等。的研究；同时对于关学学人著作的整理也是关学研究的重点；以《关学编》为中心的研究成果也有不少(4)主要研究成果参见魏冬《冯从吾〈关学编〉及其补续“关学”观念内蕴发抉——兼论关学史研究所面临诸问题》，载于《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第3期；刘峰《清末关学的朱子学面向：以贺瑞麟《关学续编》为中心》，载于《学术研究》2020年第2期；魏冬《清代关学学人对〈关学编〉补、续文本源流述略——兼论清代关学学人对关学传统的自我建构意识》，载于《唐都学刊》2016年第1期；张波《〈关学编〉的编纂动机、体例特点及其学术史意义》，载于《唐都学刊》2010年第4期等。。但对关学学人群体分布所表现出的地域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尚不充分，有学者提出“关中”在关学谱系建构中并不是一个恒定的地域范围，而是一个随着关学历史发展，以原来的关中地域为核心，不断向周边辐射的动态地域观念[2]。但是关中地区作为一个整体，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同一历史时期，不同地区之间的发展进度是不同的，即历史进程与历史道路的不同，而关学学术群体主要是以关中为“根据地”进行学术活动，所以在关中地区，每个小区域之间的差异性就决定了关学群体在关中分布的地域差异。

《关学编》(附续编)是由明代大儒冯从吾首撰，后经清代王心敬、李元春和贺瑞麟相继作《关学续编》而成，共收录关学学人120位，其中104人籍贯均属关中地区。这些学人历经宋、元、明、清四朝，每个时代的学人在地域上是怎样分布的、影响学人分布的因素又有哪些？本文以《关学编》(附续编)为中心，从时空维度探讨关学学人群体分布所呈现出的地域特征及影响因素。

一、关学学人的时间分布

《关学编》共收录了自宋以来至清代的120位关学学人，除去宋代1位、元代1位、明代8位、清代6位不属于关中地区的学人外，共计有104位关中地区的关学学人，笔者通过整理，绘制成表1。

表1 关中地区关学学人时代分布统计表

从表1可以看到，明清两代关中地区关学学人所占比重为78.85%，几乎是宋、元的4倍。这可能是由于受明清两代政治环境影响，致使士人无意于科举而转向讲学授课、专心学术，同时明清经济的繁荣也为学术活动提供了物质基础。关学学人中亦不乏经商之家，比如李元春之父“(李)文英诸生时游贾”[3]116，而且诸多关学学人均有购书的爱好，若无充裕的经费，何来购书之资。随着时代的变化，时代越后，不属于关中地区的关学学人数量也越多，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明随着时间的变化，关学影响也在不断扩大。

二、关学学人的空间分布

图1 宋朝至清朝关中地区关学学人籍贯分布示意图

通过对关学学人籍贯的统计，自宋至清共有120人，属于关中地区的有104人，另有天水2人、河内1人、秦州2人、宜川3人、肤施1人、兰州1人、山丹卫1人、洛南2人、南郑1人、泾州1人、城固1人。笔者将属于关中地区的104位关学学人的籍贯进行分类整理，绘制出图1。

从图1来看，关学学人在关中地区形成了三个比较大的关学学人群体圈：第一个是以朝邑县、同州县、华阴县和潼关为中心的渭南关学学人圈，辐射渭南县以及蒲城县；第二个是以泾阳县、三原县为中心的咸阳关学学人圈，辐射临潼县、高陵县以及富平县；第三个是以长安县和咸宁县为中心的西安关学学人圈，辐射鄠县以及蓝田县。

三、关学学人空间分布的特征

关中地区关学学人主要分布在关中中东部地区，但在每个时期都呈现出不同的特色。笔者将关中地区的关学学人按照宋、元、明、清划分为四个时期，分别绘制出这四个时期关中地区关学学人的籍贯分布图(如图2所示)。根据图2可以看到，宋代关中地区关学学人多分布在武功县、鄠县、蓝田县、华阴县、高陵县和三水县，这一时期关学学人群体主要集中在关中西部和南部地区；元代关中地区关学学人分布在奉元(5)西安在元代名为奉元。、高陵县、泾阳县、蒲城县、乾州、三原县和长安县，与前代不同的是武功县、鄠县、蓝田县在元代没有出现关学学人，这一时期关学学人群体主要集中在关中中部地区；明代关中地区关学学人分布在泾阳县、三原县、同州、咸宁县、蒲城县、渭南县、朝邑县、凤翔县、潼关县、富平县、高陵县、蓝田县、临潼县、陇州、西安府、长安县和中部县，这一时期关学学人群体主要集中在关中中部地区，并且关中东部地区也出现了少量的关学学人；清代关中地区关学学人分布在朝邑县、华阴县、同州、武功县、蒲城县、鄠县、咸宁县、大荔县、宝鸡县、盩厔县、三原县、临潼县、泾阳县、韩城县、富平县、凤翔县、澄城县和邠州，这一时期关学学人群体主要集中在关中东部地区。

图2 关中地区关学学人籍贯分布变迁示意图

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中地区关学学人的分布范围越来越大，从宋代的7个州县扩展到清代的18个州县，变化不可谓不大。关中地区的关学学人群体历经宋、元、明、清，呈现出由关中西部向关中东部渐进的一个过程，尤其是明代以后，这个趋势更加明显。明代关中地区关学学人群体的咸阳关学学人圈基本形成，到清代以后关学学人的数量在关中东部地区已经占有绝对优势，尤其是以朝邑、同州、华阴为中心的渭南关学学人圈的形成。

四、关学学人地域分布的影响因素

(一)经济发达、交通便利的优越条件

由经济原因所导致文化中心的转移，使文人的分布中心也随之发生变化，这成为文化中心地位确立与转移的重要因素[4]。关学人才亦是如此，关中地区的关学学人群体历经宋、元、明、清四朝，关学学人的地域分布经历了由以关中西部为主到以关中中部为主再到以关中东部为主这样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逐渐形成以朝邑、同州、华阴和潼关为中心的渭南关学学人圈；以泾阳、三原、高陵为中心的咸阳关学学人圈和以长安、咸宁为中心的西安关学学人圈。与此同时，这些地方也开始大规模建设书院。有研究表明，关中地区宋代的书院主要集中在今天的宝鸡和咸阳地区，元代的书院主要集中在今天的宝鸡和西安地区，明代的书院主要集中在今天的宝鸡、西安和渭南，清代的书院主要集中在今天的宝鸡、咸阳和渭南，而且渭南地区的书院几乎是宝鸡地区的2倍，是咸阳地区的1.5倍[5]。

宋、元、明、清时期之所以关中各地区书院数量的变化与关中学人在地域分布上的变化一致，是因为书院的重要经费来源来自当政者和一些有志之士的捐赠。清代的民间捐输仍是书院经费的可靠来源，特别是在兵资、战乱致使官方捐输不能及时到位的情况下，民间捐输甚至成为维持书院日常运行的中流砥柱[6]。比如三原学古书院由元代邑人李子敬出资五万贯建立。根据《关学编》记载：“李子敬，字恭甫，为人质谨孝友。家素裕，族党因其资而葬者三十余丧，婚者八十余姓。捐千金创学古书院，又割田以供释奠，廪师生学士。”[3]25再如泾阳的泾干书院，由乡绅姚憨、姚德捐银一万五千两修建，又捐银五千两作为经费，发典生息，左宗棠曾题匾，表彰姚氏义举[7]。又如三原宏道书院：“欲作书院，锓疏遍告里之富而好礼者、商贾之游于其地者，鸠缗钱若干，择地之爽垲，得永清坊之普照废院。”[8]

在关中关学学人集中的朝邑、同州、华阴、泾阳、三原、长安、咸宁7县，“俗尚商贾”。咸宁县“土瘠民贫，俗尚商贾”(6)参见陈怡修、雷以諴纂《咸宁县志》卷1，清同治五年(1866)刻本。、“同州府……富者皆弃本逐末，各以服贾起其家，蜀卓宛孔之流甲于通省，而朝邑富人尤甲一郡”(7)参见李恩继、文廉修、蒋湘南纂《同州府志》卷21，咸丰二年(1852)刻本。。明嘉靖、正德时，朝邑人韩邦奇在其著作《苑洛集》中描述朝邑八里庄和大庆关时写到“庄虽数百家，俗兢艺黍稷，远服贾”“万余家，皆习商贾”(8)参见韩邦奇《苑洛集》卷7。。泾阳、三原、朝邑、同州、长安、咸宁、华阴7县或为商贾辐辏之地，或为交通咽喉所在，明清时期崛起的陕商就主要分布在渭北川道的各大县，其中泾阳、三原因优越的地域交通位置而成为中国西部的商务中心和金融枢纽[9]。经济的繁荣和发展为士人提供了衣、食、住、行及从事文学活动所必需的笔、墨、纸、砚，为图书的印刷与流通提供了便利，尤其是明清以来陕西刻书业的发展更是为学术人才的培养提供了物质载体。明代西安、朝邑、大荔、三原、泾阳、凤翔等地均有刻书业的存在，至清代三原、西安、朝邑、华县等地形成了陕西刻书事业的中心[10]。

表2 清道光间关中地区府、厅、州、县考语统计表

1968年版，第894-924页。

从国家管理层面来看，对于交通要道的州县重视程度也比其他州县的要高。清代雍正以后，府、州、厅、县，按照“冲、繁、疲、难”的考语分为不同等次。考语字数越多，地位就越重要。“当孔道者为冲，政务纷纭者为繁，赋多逋欠者为疲；民刁俗悍，命盗案多者为难。”(9)参见方菊人《平平言》卷1，光绪十三年(1887)刊本。表明国家通过对交通、政务、赋税和治安四要素的综合考虑，来确定州县等第，笔者将关中地区关学学人所在府、厅、州、县的考语以及等第制成表2，据此可知，关中地区关学学人分布密集的三个区域，都是交通便利和经济发达之地。关中东部以朝邑县、华阴县、同州、潼关为中心的分布区等第分别是繁难、冲繁、冲繁难、冲繁难；关中中部以三原县、泾阳县为中心的分布区等第均是冲繁难；关中南部以长安县和咸宁县为中心的分布区均是冲繁疲难，可以看到，在这几个关学学人分布比较集中的州县，交通因素和关学学人数量的增减关系是仅次于经济因素的。

(二)重视礼教、笃实践履的关学精神

讲“礼”则是关学思想体系的核心内容,所谓“世有渊源,皆以躬行礼教为本”[11]。礼教与社会风俗的转变相辅相成。关学“崇尚笃实践履，强调‘礼教’与‘有用的结合’”[12]。如宋代张天琪曾就任陕西凤翔普润县令，“摄令华州蒲城，蒲城剧邑，民悍使气，不畏法令，斗讼寇盗，倍蓰它邑。先是，令长以峻法治之，奸愈不胜。先生悉宽条禁，有讼至庭，必以理敦喻，使无犯法；间召父老，使之教督子弟服学省过；作记善簿，民有小善，悉以籍之。月吉，以俸钱为酒食，召邑之高年聚于县廨以劳之，使其子孙侍，因劝以孝弟之道。不数月，邑人化之，狱讼为衰”[3]6；蓝田吕大钧“家居讲道，以教育人才，变化风俗，期德成而致用”[3]9，后张载称赞其为“秦俗之化，和叔有力”[3]10；泾阳第五居仁“宏度雅量，能容人所不能容。尝行田间，遇有窃其桑者，先生辄避之，乡里高其行义，率多化服”[3]25；三原王承裕更是开门授徒，先后讲学佛堂以及宏道书院并“刊布蓝田吕氏《乡约》《乡议》诸书，俾乡人由之。三原士风民俗至今贞美”[3]39。关中学人不仅为改善关中地区的民风做出了极大贡献，而且对于其他地方民风的改变也有一定的贡献。比如泾阳人郭郛在出守四川马湖之前该地是“西南夷故地，俗陋易嚣”，郭郛到任后“恩威并济，礼让躬先”[3]58，使其民风大为改观，不仅教化民众，更是为民族团结做出了巨大贡献；同州马理在任济南府通判其间，“政暇，即与诸生有志者讲明学术，宣讲《乡约》，诲谕反复，尤谆复于忠孝节义之防，士民蒸蒸向风”[3]79。

综上所述，通过对冯从吾《关学编》中所收录的关中地区关学学人籍贯的统计可知：从时间上来说，关中地区关学学人的分布主要是在明清两代；从空间上来看，关中地区关学学人的分布主要以朝邑县、同州、华阴县和潼关县为中心的关中学人渭南分布圈；以泾阳县、三原县、高陵县为中心的关学学人咸阳分布圈和以长安县、咸宁县为中心的关学学人西安分布圈。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关学学人的分布呈现出由宋金时以关中西部为主到元明时期以关中中部为主，再到清代以关中东部为主这样一个动态变化过程。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几乎没有哪一个学术流派能像关学一样，历经千年而基本只在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内发展和成长，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便利的交通条件成为关学学派发展的基础保障，而经济的发展又是以地理环境和交通条件为依托。毋庸置疑，关中地区这样独特的人文地理条件对于学术流派的成长影响是巨大的，这种影响不仅有时空分布方面，更体现在思想理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