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一段2021年国家医保目录药品谈判现场的视频引发热议。“其实我们谈判组对底价可以调整的空间是零。我们就是按照底价（谈判），你们踩进来，我们相遇，踩不进来，我们就是平行线。真的很艰难，我觉得我眼泪都要掉下来了。”在经过6轮报价后，国家医保局谈判代表张劲妮说。“我们也是，我们也快掉眼泪了……”同样想掉泪的还有企业代表。最终，经过8轮报价和反复协商，这款治疗脊髓性肌萎缩症的药品从第一轮的5.368万元每瓶，降至每瓶3.3万元。

密封的底价

張劲妮所谈判的药品，名为诺西那生钠注射液，因为可以治疗罕见病脊髓性肌萎缩症，每瓶的价格曾经高达70万元人民币。它被纳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的消息公布后，全国患者和家属都激动万分。有患儿家长表示，按3.3万元价格计算，除去医保报销部分，每年自费药价约10万元，比过去有大幅下降。

“这款药的降价幅度确实很大，让大家感到惊讶。但事实上，这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并非医保药品降价的普遍现象。”曾连续两年担任国家医保目录调整药物经济学专家组组长的北京大学教授刘国恩说，在进行药价谈判时，要根据药品的竞争性、上市年限、市场规模等综合考量。

“具体到诺西那生钠注射液，它2016年就在美国上市了，企业的研发投资已经获得较好回报，所以能有较大的降价空间。另一方面，研发这款药的企业希望进入中国这个大市场，如果能被纳入国家医保，可以扩大其市场份额，这就进一步为降价提供了条件。”

总之，药品的降价幅度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个结果来自3个专家组的意见：临床医生专家组对药物进行评价、打分，提供基础参考信息;药物经济学专家组根据药品给病人带来的获益，提出测算价格;医保基金专家组测算药品对医保基金的影响，提出建议价格。医保管理部门在综合测算价格和建议价格后，最终确定一个底价。

这个底价会被封入一个信封，直到谈判开始前才打开。只有当药企报价不超过底价时，谈判才能成功。

刘国恩告诉记者，药物经济学专家组由30多位中青年学者组成，在两周左右的时间里，他们会进行系统而细致的测算，主要从两方面考量：第一，该药品的治疗效果如何，对患者生存率的提升、生活质量的改善有多大帮助;第二，患者使用该药品的综合费用，单位生命质量的改善要花多少钱。

“仅靠降价是不够的”

2018年，反映特效药价格问题的电影《我不是药神》上映，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多年来，药价问题是社会高度关注的焦点之一。刘国恩认为，国家近几年对药品价格的调整取得了不少进展，包括国家医保局与企业进行的药品谈判、集中采购等，都是不断完善和进步的体现。

“总体来说，这几年药品的降价幅度要比过去大。但我个人以为，药价问题只是医疗改革问题的一个方面。仅靠药品价格的大幅调整是不够的。未来，我们仍需对整个医疗服务体系进行不断完善，才可能更好地系统性解决问题。”

对医药企业来说，每一款新药的研发都面临着不确定性：在成千上万种化合物中，寻找到对某种疾病有效的成分，然后进行长达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持续投入，直到药品成功上市，消除或缓解患者的痛苦，也有可能研发失败，投资血本无归。

因此有人担心，“灵魂砍价”是否会影响药企的研发积极性。刘国恩表示不必过度担忧，因为很多创新药还是具有价格竞争力的，而那些已经过了专利保护期、有了仿制药，或者市场上已经有相当收益的药品，即使医保部门不采取大幅降价的动作，市场竞争本身客观上也会对它们形成下行压力。

大众总是希望被纳入医保的药品越多越好，但医保基金的总量是有限的。刘国恩表示，国家医保药品目录一定是有选择、有取舍的，未来还是以常见病、慢性病为重点，这是中国医疗服务体系一个长期的、重要的任务。如果慢性病能够得到更好的控制，会节约大量医疗费用，从而更好地帮扶罕见病患者。

（摘自《环球人物》第8期）D0F23CC6-C940-415F-BDD7-509E68B5E11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