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硕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在中国，有这样一批伟大的历史学家，他们学贯中西，但始终坚持从中国文化、中国话语的角度研究历史，为中国史学的独立与光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下面就让我们聚焦其中的几位，从他们的身上感受厚重的历史魅力吧。

人物故事

陈寅恪是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他通晓的语言文字有二三十种。在20世纪20年代的清华园，陈寅恪被称为“教授的教授”，因为只要他讲课，很多教授都会来听。教授的教授

1890年，陈寅恪出生于江西修水的一个书香世家，十几岁开始便在多国留学。不过，他并不把获得学位作为自己的目标，而是把所有时间都用在学知识、找资料方面。他说：“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个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

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之初，梁启超向校长曹云祥力荐陈寅恪，曹云祥却因其一无学位、二无论著而拒绝。梁启超力争说：“我梁某也算著作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这才说服了曹云祥。于是，年仅36岁的陈寅恪来到了清华园任教。他曾言：“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因此，他的课连教授们也常来听。有人称他为“活字典”，也有人称他为“教授的教授”。

一问九不知

中西交通史研究专家方豪曾回忆与陈寅恪的初次见面。那是1939年的秋天，他在一次宴会上见到了大名鼎鼎的陈寅恪。因为自己研究中西交通史，又知道陈先生研究过梵文和几种中亚古文字，也通拉丁文，而这些对了解早期中西交通情况大有助益，方豪便“一连串提出许多中西交通史方面的疑问，请求解答”。结果“陈先生是一问九不知，一再地谦称对此实在毫无所知云云”。这让方豪颇为失望，但也对陈寅恪的谦虚与真诚钦佩不已。

据另一位历史学家王永兴回忆，陈寅恪在填写履历表时，在“懂何种外语”一项只简单地写了“德语”二字。对于他熟悉的二十多种外语，包括一些已经消失的语种，他从不炫耀，也不提及。谈到历史，陈寅恪虽然对三代两汉之书均有卓识高见，也有著述问世，却说：“寅恪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而喜谈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可见其虚怀若谷的品质。一言定边界

陈寅恪晚年双目失明，仍坚持做学术研究。虽然目不能视，凡需文献资料，他皆能记住在哪部书中的几页几行。旁人按照他说的去查找，均准确无误，令人惊叹不已。

1962年，中印边界争端恶化，印度网罗众多学者，摆出了印度应该拥有争议领土主权的所谓“证据”，来势汹汹，志在必得。于是，中国政府派人找到陈寅恪，向他征询如何应对印度方面的“学术侵略”。双目失明的陈寅恪沉思片刻，即表示四十多年前由英国人策划的“麦克马洪线”已让中国领土主权遭到损害，中国吃了大亏，现在印度方面的“领土要求”很不合理。随后，陈寅恪旁征博引，口述了有关清朝官员的日记、朝廷奏议等史料线索。依据这些重要史料，中国用大量的事实证据有力地驳斥了印度政府非法的“领土要求”，让世界了解了中印边界问题的真相。

人物解读

在陈寅恪、唐筼夫妇长眠的庐山植物园，有一块醒目的墓碑，上面镌刻着陈寅恪践行一生的座右铭———“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并不是一个乖僻之人，用今天的话来说，他只是坚持原则。他学富五车、满腹经纶，又很难摆脱“修齐治平”的文人情结，终生牢记家国遗恨。陈寅恪的一生透着时代的波澜壮阔，而在他身后的漫长岁月中，一个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的光辉形象巍然屹立在人们心中。

适用话题

追求真理、虚怀若谷、治学严谨、文人风骨、家国情怀……

人物故事

吕思勉是著名历史学家严耕望口中的“中国史学四大家”之一。他毕生勤于写读史札记，着重综合研究，讲究融会贯通，著有《白话本国史》等，在史学界影响深远。

卡片学问

吕思勉的治学是从系统阅读传统典籍入手的。他把二十四史反复阅读了好几遍，再参考其他史书以及经、子、集部文献，将辑录的史料加以排比考订、综合分析，一生所写札记超过100万字。

钱穆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中曾提到他的老师吕思勉写断代史时使用的“材料卡片”：“案上空无一物，四壁亦不见书本，书本尽藏于其室内上层四周所架之长板上，因室小无可容也。及师偶翻书桌之抽屉，乃知一书桌两边八个抽屉尽藏卡片。遇师动笔，其材料皆取之卡片，其精勤如此。”

后人在整理吕思勉留存的各类遗稿时，发现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他撰史时使用的材料，它们被分门别类地包扎好，其中有一包是撰写《宋辽金元史》和《明清史》的史料摘錄。这一包史料摘录分成“宋史”“辽史”等五小本，都是从正史上抄录的材料。

吕思勉做“材料卡片”时，所用的纸张并不讲究，有些是剩余的考试纸，甚至还有旧时店家的广告纸。“孤岛”上的斗士

抗日战争时期，上海沦陷，吕思勉居住的租界地区成为“孤岛”，老家常州亦被日军侵占。常州城门口设有岗哨，进出城门的人必须向日本士兵脱帽鞠躬。于是，吕思勉便不再回乡，任凭老宅倾倒，木料和砖瓦被盗一空，也不顾惜。他说：“我已年过半百，大半辈子过去了，决不向日本鬼子低头。”困居“孤岛”租界的吕思勉潜心治史，先后完成了《吕著中国通史》上册和《先秦史》。

1940年，吕思勉的学生范泉在上海一家挂着洋商招牌的抗日报纸编副刊。他向先生约稿时，事先声明“稿费很低”，但吕思勉一口答应下来。他说：“即使不给稿费，我也写。”后来，范泉在《回忆“孤岛”时期的文艺战友们》一文中写道：“谁都不会相信，一位年老体弱、成天钻研古史的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竟在‘孤岛’时期变得那样年轻，用‘野猫’‘六庸’一类的笔名，写下了一系列富有文艺气息的文章，如《武士的悲哀》《眼前的奇迹》等，为中国民族伸张了浩然的正气。”事实上，这一时期吕思勉一家的经济状况并不乐观。为了给夫人治病，他甚至卖掉了自己的大衣。

做一个“真正的学者”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租界沦陷，吕思勉任职的光华大学停办，他只得率家眷回到故乡常州，在那里的两所中学授课。1943年秋，已经六十出头的吕思勉由于健康原因辞去了教职，专心撰写《两晋南北朝史》，靠开明书店预支的稿酬养家糊口，一家人生活得极为艰难。当时，常州有一些实业家举办国学讲座，曾经邀请吕思勉主讲。对吕思勉来说，这类讲座可谓驾轻就熟，无须备课而且报酬丰厚，但他还是婉言谢绝了。他对那些发“国难财”的实业家很是反感，因此坚决不去。相反，1944年，常州一所中学邀请吕思勉为毕业班做考前辅导，他却一口答应，停下了手头的研究工作，精心备课，还认认真真写了一篇数万字的复习提纲请学校油印，发给学生。这份写于抗战胜利前夕的中国史大纲，至今仍可用作学习中国历史的提纲挈领的入门读本。

吕思勉曾说：“有志于学问者，当绝去名利之念。如此，才可以做一个‘真正的学者’。”

人物解读

“历史是维新的证佐，不是守旧的护符。惟知道历史，才会知道应走的道路，才知道自己所处的地位、所当尽的责任。”吕思勉一生以教书著述为业，很少兼任其他行政职务，但他绝不是一位“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斋学究”。他潜心学术的同时，也关心国家的前途命运，是一位朴实诚恳、真心向学、立身以正的纯粹学者。

适用话题

勤奋好学、扎实治学、爱国精神、淡泊名利……

人物故事

陈垣，字援庵，广东新会人，历史学家、教育家。20世纪初，在中国史学近代化的进程中，他总结、改造了我国的传统史学，在宗教史、元史、历史文献学等领域做出了开拓性贡献。陈垣是故宫博物院的早期创办者之一，在20世纪20—30年代为故宫博物院的创建、维持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弃医从文，以笔为刀

陈垣出生于1880年，21岁时参加科举考试，获新会县试第一。1905年，科举制被废除后，陈垣和几位有志青年在广州创办了《时事画报》，宣传爱国思想。1907年，因西医手术治愈了父亲的结石，他便考入美国教会办的博济医学院学习西医，后因不满美国教师对华人师生的歧视，又与友人共同创办了广州光华医学专门学校。在学习医学的过程中，陈垣深感治疗个人疾病对国家命运缺乏助益，对于“有志天下之学”的他来说，实为小道。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他又主编了《震旦日报》及其副刊《鸡鸣录》，以迎接革命。“鸡鸣录”乃取“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意思。这段时间，陈垣以笔为刀，写了大量时文和医学文章，家国情怀的滋长和科学研究方法的养成，对他的一生影响深远。

参与创立和保护故宫博物院

1924年，溥仪被驱逐出宫，清室善后委员会成立，陈垣被推荐为常务委员，主持常务工作。清室善后委员会对宫内文物进行清点和整理后，次年，故宫博物院成立。

1926年，溥仪还宫声浪又盛，代国务总理杜锡珪派遣两名清朝旧臣接管故宫博物院院务，引发了社会各界的警觉。为保护新生的故宫博物院，陈垣等人开会商议后决定，交接故宫博物院时要坚持三条原则：政府明令声明不得将故宫发还溥仪、不得变卖故宫、不得毁灭故宫；组织成立移交委员会，逐项点交、接收清宫物品，以明责任；发起监督同志会，监督办理交接事宜。最终，两名清朝旧臣辞职，但陈垣也因得罪军阀势力遭到逮捕，经多方营救才得以释放，获释后仍被监视居住多日。在此过程中，陈垣始终表现得从容不迫、刚正不阿，同时继续认真研究学问，发表了诸多重要文章。

立志把汉学研究的中心夺回中国

陈垣无限的学术激情，源于他要把汉学研究的中心地位夺回中国的决心，这充分体现了一位历史学家的爱国心。1923年，他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举行恳谈会时说：“现在中外学者谈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西京（京都）如何，没有提中国的。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此话，他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也是陈垣这样一位爱国历史学家毕生的使命感所在，他数十年如一日的艰辛研究、他对故宫博物院的倾力保护、他公开出版珍贵文献与史料的无私行为，无不受此影響。1948年，北平解放前夕，国民党多次邀请陈垣南下，而他始终予以拒绝，选择留在北平，迎接新社会的到来。

人物解读

早在20世纪20年代，陈垣便已经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为中国史学开辟了新天地，与陈寅恪并称“史学二陈”。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认为，只有陈垣与王国维才称得上“中国近代之世界学者”。他那苦学博学、心系天下的品质，在时代大浪淘沙的过程中愈加闪亮，也愈加珍贵。今天，人们对陈垣的追忆和怀念，正是时代对那些美好品质的呼唤。

适用话题

心系天下、不畏强权、刚正不阿、文物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