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云姬

【摘 要】朱熹的文德思想是理本体的文德合一思想，主要体现为文德合一、文以修德、以文观德三方面。同时，朱熹明确认识到现实生活中“德”与“文”并非直接地、绝对地同一，并从理本论视角阐释了造成文德不一的根本原因。朱熹的文德观内涵丰富深刻、圆融包蕴，是对原儒学文德观的集大成。

【关键词】朱熹，文，德，文德思想

朱熹从理本论视角把本体至善作为道德践履的内在出发点和修养宗旨，落实到写作活动的自觉追求之中，力求通过写作活动来实现天所赋予的至善本性，最终达到文德合一的理想境界。他的文德观内涵丰富深刻、圆融包蕴，是对前人文德观的集大成。目前学术界普遍把朱熹文德观划归为理学家的重德轻文思想，较少对其进行梳理考察。本文对朱熹文德论作一个大致的梳理，以深析朱熹关于文章写作主体道德修养的独特内涵。

一、德体文用，文德合一

朱熹关于“德”的内涵阐释沿用德本义，“德者，得也，得其道于心而不失之谓也”[1]“存之于中谓理，得之于心为德，发见于行事为百行”[2]。在此基础上，朱熹又赋予“德”以明确的本体“仁”的具体内容：“仁，则私欲尽去而心德之全也。”[3]朱熹认为至善之“仁”是“心德之全”。仁德是对诸德的全面概括。在这里，朱熹赋予天理以仁性（德），把天理德性化，又进一步落实于人心之德，道（理）是德，德是道（理）。

正如“道（或理）”是无影无形、不会造作的，需要借助“文”之发用显现。“德”是本体，“德”无影无形不会运转，也需要借助“文”之用来体现，“所谓德者，实无形状，故以‘无声臭终之”[4]。文是道的流行发用，就转换为文是德之发用。这样一来，文道关系就转化为文德关系。现实生活中的为人处世、待人接物、读书作文都是主体德性和思想情感的外在呈现，德便是文，文便是德，德体文用，文德合一。朱熹把文德合一的人生理想境界概括为“成 人”或“全人”：“成人，犹言全人……知足以穷理，廉足以养心，勇足以力行，艺足以泛应，而又节之以礼，合之以乐，使德成于内，而文见乎外，则材全德备，浑然不见一善成名之迹;中正和乐，粹然无复偏倚驳杂之蔽，而其为人也亦成也。”[5]德成于内而文见乎外的“成人”，随心所发，就可以顺应万事之理无不中道。

因此，有德必有言，有内必有外，“有是实于中，则必有是文于外”[6]。学习作文的根本是求“志”（即道德修养），“志”的高低决定文的高下。不必刻意为文，道德修养高，不待学文而能文，“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于高明纯一之地，其于诗固不学而能之”[7]。只要主体道德修养充沛、心性通达、高明纯一，自然而然流露出来，就是文德合一的好文章。

二、修辞立诚，文以进德

1. 修辞立诚是终身事

文德关系中，儒家学者最重要的观点之一是“修辞立其诚”。《易传·乾卦·文言》最早把言辞表达与道德修养联系在一起：“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修辞立其诚”与忠信并列，都是进德修业的手段。二程注：“诚者，真实无妄之谓。”朱熹在二程的基础上，把“诚”阐释为天理所赋予人心至善德性，具有本体地位和属性，“诚者，至实而无妄之谓，天所附，物所受之正理也……诚，即所谓太极也”[8]。在朱熹这里，“修辞立其诚”就成为儒家学者进德修业的根本，也是日常为人处世言语表达、文章写作之根本。

“诚”是表里如一、言行一致，“诚是实理，是人前背后都恁地”[9]，“诚是表里都恁地实……惟其表里皆然，故谓之诚”[10]。主体领会了道理，也能够真诚地用言语表达，无一言不实，言之所发便是道理， “如今人持择言语，丁一确二，一字是一字，一句是一句，便是立诚”[11]。“诚”是不仅要知到极处，即“知终终之”，还要力行到极处，即“知至至之”，把所知用于所行，亲身践履。“修辞，只是‘言顾行，行顾言之意。”[12]“‘修辞立诚是做到真实极至处。”[13]要对事物穷尽至极处，心所知之处，行动也要一一去做，这样，天下义理都可一一通达。可见，朱熹所主张的“修辞立其诚”，实质上是知行合一。

朱熹强调“诚”不是一时一事之真实，也不是浅尝辄止，而是自始至终长期坚持。“为善而不终，今日为之而明日废，则不诚矣。”[14]作为与“进德修业”密不可分的“修辞立其诚”也是如此，“忠信进德，修省言辞立诚，是终身事”[15]。今日“修辞立其诚”，明日又“修辞立其诚”，文章言辞无一不实，是此心真实知得事理，又真实见于行事，行天下之正理。知行合一，自始至终长期坚持，就是“诚”。

2. 学文本是修德

朱熹把读书学文、修辞立诚视为修道进德的基础，并不忽视“文”。他认为现实生活中“文”（即情）比主于内之德性更重要，只不过在观念上要认识到德性是本，文是发用，德先文后。“凡言发于外，比似主于中者较大。盖必冲积盛满，而后发于外，则发于外者岂不如主于中者。然主于中者却是本，不可不知。”[16]朱熹认为，只要明白了读书学文本是修德，修道进德是第一义，学诗作文、著书立说与修道进德并不妨碍。朱熹鄙视那种陷溺于雕章琢句而忽视道德修养、本末倒置的做法：“今执笔以习研钻华采之文，务悦人者，外而已，可耻也矣！”[17]

朱熹文德合一观决定了他对学诗作文的态度并不像程颐、周敦颐等理学家那样冲突对立。《朱子语类》中有一段师生讨论程颐关于著书害道的观点：“伊川语龟山：‘勿好著书，著书则多言，多言则害道。如 何？曰：‘怕分却心，自是于道有害。”[18]朱熹虽替程颐辩解说担心著书分心影响修道，但是根据他的思想逻辑来看，显然并不同意程颐的观点，他又说：“凡吾身日用之间，无非道，书则所以接凑此心耳。”[19]“学者轻于著书，皆是气识淺薄，使作得如此，所谓‘圣虽学作兮，所贵者资;便儇皎厉兮，去道远而！盖此理浓醲厚，非便儇皎厉不克负荷者所能当。”[20]朱熹以本体论的文德合一观为依据，认为万事万物都是天道之德的外在体现，同样，写作和著书也是道德品性的外在体现。只有那种对道理领悟透彻、心性沉稳、意志坚定的人才有能力著书，而气识浅薄、投机取巧的人著不了书。可见，朱熹的文德观相比于二程等人更包蕴圆融。二程虽然认为文是德的外显，学文作文是修道进德的手段，但是因为理论上的不完备，把文与道对立、文与德对立，认为作文、著书皆害道，导致无法协调作文与修德之间的矛盾。朱熹站在本体论视角，对作文与修德的关系作出完满的解释，弥补了二程的不足。5831760F-8CE3-4ADD-9B8A-586364E6592E

三、以文观德，以德论文

朱熹的文德思想还涉及一个重要命题，即论人论文的标准问题。在朱熹看来，人的本性至善是永恒不变的。但是，由于气质、后天环境、物欲等因素的影响，人的本性受到不同程度的蒙蔽，正邪善恶复杂多样。一个人为人处世的态度是其内在道德品性的外在呈现，同样，怎样的道德品性就呈现怎样的文章水平。也就是说，德可以论人、论世、论 文;反过来，“文”也可以观德、观人、观世。是否文德合一，是朱熹衡量为人处世、读书学文等一切生活实践的理想依据和恒常标准。

1. 以文观德，文如其人

朱熹认为，诗文是对主体思想感情和道德修养的彰显，与主体内在情感、道德修养密切相关。“容貌辞气，乃德之符也。”[21]“是有那性情，方有那词气声音。”[22]“诗见得人。”[23]“于词气间，亦见得人气象。”[24]由于主张文如其人，朱熹在评价诗文时极重视通过文字剖析作者内在心志。“大抵吾友诚恳之心似有未至，而华藻之饰尝过其衷，故所谓文亦……无沉潜温厚之风。”[25]“陈同父才高气粗，故文字不明莹，要之， 自是心地不清和也。”[26]“仲舒为人宽缓，其文亦如其人。”[27]“其诗浑厚质直，恳恻条畅，如其为人。”[28]在 《朱子语类》中，通过文章言辞剖析作者内在涵养和道德品性的讨论极多，评价诗文切中肯綮。

朱熹以文观德，把诗文的情趣意态与主体的心性涵养相结合，往往能够深刻体察和发掘诗文主体幽微精细的心性情感，如“尝诵诗以示学者云：孤灯耿寒焰，照此一窗幽。卧听檐前雨，浪浪殊未休。 曰：此虽眼前语，然非心源澄净者不能道”[29]，朱熹认为作者对功名富贵看得平淡，才能创造出平淡含蓄、韵味无穷的诗文风格，表现出“道”的气象。又如，他说李白诗歌“不专是豪放，亦有雍容和缓底”，陶渊明诗歌“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30]。他能道前人所未道，于李白诗歌的浪漫豪放中读出雍容和缓，于陶诗“道”的气象中读出豪放，这与他深刻体察写作主体的内在心性密切相关。

2. 以德论文，言行合一

既然能以文观德，反过来也能以德论文。朱熹的文德合一观认为，一个人如果对圣人之道是“真 知”，不仅写得好文章，同时也能自然而然地乐于付诸行动。若仅是文章写得美、口头上说得好，却没有践行并弘扬圣人之道，说明并未真知圣人之道。这样写出来的文章即使再好，也是无本无实之文，并不利于发扬圣人之道。朱熹对历代文人学者的批评便是以文德合一的标准进行观照的。其中，朱熹对韩愈、欧阳修、苏轼等唐宋大家的批评最具代表性。

朱熹对韩愈的评价是：“‘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其徒和之，亦曰：‘未有不深于道而能文者。则亦庶几其贤矣。”[31]一方面高度肯定韩愈关于道体、儒家道德修养的思想主张，只有深谙儒家之道的人才能表达出来，所以说韩愈接近贤人。另一方面又批评韩愈于“道”上并没有践履服行和体察玩味，实际上只能言其大体、空见得道体本原，剖析不够精微细密，“退之却见得大纲，有七八分见识，如《原道》中说得仁义道德煞好，但是他不去践履玩味，故见得不精微细密”[32]，“韩退之虽是见得个道之大用是如此，然却无实用功处”[33]。因此，朱熹认为韩愈并不真正识道体，导致师徒之间教学授受不是以修道进德为第一义，而是以文为重、汲汲于作文，文章虽然写得好，实际上对儒家之道的传承和发扬作用不大。

在朱熹看来，宋代影响深远的欧阳修、苏轼等与韩愈存在类似的问题。他对欧阳修的评价为： “其文之妙，盖已不愧于韩氏。而其曰‘治出于一云者，则自荀、扬以下皆不能及，而韩亦未有闻焉，是则疑若几于道矣。然考其终身之言与其行事之实，则恐其亦未免于韩氏之病也。”[34]他认为欧阳修文章写得极好，对道体认识大体精确，但并未真正践履服行圣人之道，同样存在言行不一、为人与为文相悖的弊病，其实质是将文与道、文与德割裂开来。朱熹认为苏轼文章写得极高妙，也不是先体会道理再作文，“他都是因作文，却渐渐说上道理来，不是先理会得道理了，方作文，所以大本都差”[35]， “大概皆以文人自立。平时读书，只把做考究古今治乱与兴衰底事，要做文章，都不曾向身上做功夫，平日只是以吟诗饮酒戏谑度日”[36]。朱熹对唐宋大家的批评的共同之处是：他们文章都写得好，都有极为高明的道德之论，但在现实生活中并没有真正践履服行圣人之道，导致知行不一、文德分离。

朱熹敏锐地察觉韩柳欧苏等人所领导的詩文革新运动最终没有实现儒学复兴的理想，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并未真正领会圣人之道。因此，朱熹从理本论视角把儒学重新拉回现实，阐明文章写作与主体道德践履的密切关系，提倡文德合一、知行合一。儒家学者只有知行合一，践履圣人之道，在践履中体察道体的深刻精微，才能做出文德合一的好文章，而这样的文章才真正有助于明道传道。

四、关于文德不一现象的哲学阐释

朱熹明确认识到现实生活中“德”与“文”并非直接地、绝对地同一。他注释孔子《论语》中的“有言者不必有德”说：“徒能言者未必有德也。”[37]注释周敦颐《通书·文辞》说：“曰：‘人之才德，偏有长短，其或意中了了，而言不足以发之，则亦不能传于远矣。故孔子曰：‘辞达而已矣。程子亦言：‘《西铭》吾得其意，但无子厚笔力不能作耳。正谓此也。然言或可少而德不可无，有德而有言者常多，有德而不能言者常少。学者先务，亦勉于德而已矣。”[38]从这些阐释中可以看到，朱熹虽说“学者先务，亦勉于德而已矣”，但他不仅认识到“有德而有言者常多”的普遍现象，也敏锐地看到“有德而不能言者”“徒能言者未必有德”的事实，还认为人的资质有高下之分，具备不同资质、道德学问水平的人，其文章水平高低也不同，有德者未必能以言称，“随它资质做得出来，自有高下大小”[39]。

朱熹从理本体角度揭示了现实中“德”与“文”不同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是理气问题。德是理、是性。 德（理、性）无形质、无形影，不能活动运转，需要通过气流行运转。“理”“性”对宇宙和人生的主宰地位实际上受到“气”的制约。“气强理弱。理拗不转气。亦如气生形质，形质又强过了气，气又拗不转形质。”[40]5831760F-8CE3-4ADD-9B8A-586364E6592E

人禀赋仁德而生，由于受到形气的影响，德性就有偏正不同，呈现为不同的等差和层次。[41]圣人秉受“气清纯粹”之正，不待学习，天生就能做到全都是“正”大之理，纵横妙用变化无穷，无所不可、无不中道，文章写作自然能夠做到“有德者必有言”，文德合一;众人秉受昏浊之气的蒙蔽，资质已偏，再加上后天物欲、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失其本心之正，就很难做到圣人那样变化无穷而不失其正，导致出现“文德不合”“有德者未必能以言称”的普遍现象。

朱熹承认的文德不一现象，与文德合一观并不矛盾。现实中只有圣人才能真正做到文德合一，众人资质已偏，文德不一是普遍现象。在朱熹看来，只有认识到现实不完满但人之本性完满至善，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后天长期坚持的学习实践、格物致知逐渐祛除蒙蔽，恢复本性至善完满，就可以实现圣人那样语默动静无不中道的理想，发而为文就能到达心与理合、文与德一的境界。

朱熹从理本体视角出发把本体至善作为道德践履的内在出发点和修养宗旨，落实到写作活动的自觉追求之中，学诗作文的过程也就是主体道德不断自我完善、回溯天理赋予的本性至善的过程。那么，道德与作文、人品与文品就是一元论的体用、内外关系，无论是萧纲的“立身与文章异”说，还是程颐的“作文害道”说都是不成立的。在朱熹看来，人文分离也罢、文以害道也罢，本质上都是二元论，违背了理一本论。可以说，朱熹的文德观既是对原儒学文德观的发展创新，又是对原儒学文德观的集大成，比原儒家学者（包括理学家）的文德观更丰富深刻、圆融包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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