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泽 肖芊芊 丁绪辉

摘要：本文旨在研究長江经济带各省市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耦合协调度，提出建议以期对新时期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和促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有所帮助。基于2008—2017年长江经济带相关数据，计算长江经济带各省市人口与土地城镇化指数，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实证检验长江经济带各省市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发展度，以此来综合评价城镇化发展水平和协调程度。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各省市人口城镇化落后于土地城镇化，区域内各省市人口和土地城镇化发展水平和协调程度差异明显，总体上呈现协调发展度逐年上升、增速放缓的趋势，城镇化推进工程绩效明显，但仍待进一步解决矛盾。为促进人口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应当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灵活调整土地政策，完善城市规划，发挥城市圈作用。

关键词：长江经济带;协调发展度;熵值法;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

中图分类号：F299.27     文献标志码：A     论文编号：cjas20200100001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andLand Urbanization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TIAN Ze1， XIAO Qianqian2， DING Xuhui3

（1Low Carbon Economy Institute， Hohai University， Changzhou 213022， Jiangsu， China;

2College ofBusiness ，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1100， Jiangsu， China;

3College of Finance and Economy， Jiangsu University， Zhenjiang 212013， Jiangsu，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aims to study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and landurbanization in the provinces and municipalities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and put forwardsuggestions to promote the new urbanization strategy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 in the newperiod. Based on relevant data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from 2008 to 2017， the paper calculated thepopulation and land urbanization index of the provinces and municipalities in the region. Through the couplingcoordination degree model， the paper empirically tested the degree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populationurbanization and land urbanization. This method could comprehensively evaluate the level of urbanizationdevelopment and the degree of coordin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of the provincesand municipalit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lagged behind the land urbanization. The level of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and the degree of coordination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mong the provinces andmunicipalities. Generally， the degree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was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and the growthrate was slowing down. The performance of urbanization projects was obvious， but the contradictions still need to be resolved.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population and land urbanization， we should take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as the core， flexibly adjust land policies， improve urban planning， and give play to the role of urban circles.

Keywords：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degree; entropy method;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land urbanization

0引言

城镇化是指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技创新的进步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其社会由以传统乡村型社会向现代城市型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改革开放42年（1978—2020年）来，中国经历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党的十八大强调，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毫无疑问，城镇化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新时代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城市化是多维的概念，城市化内涵包括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社会城镇化，其中最核心的是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稳定平衡状态时人口数量与土地资源生产潜力总量成正比[1]，二者的良性互动、协调发展对于实现高质量的新型城镇化目标至关重要。

长江经济带区域跨度广，以长江为发展轴，覆盖了周围11个省市，包括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江西省、湖北省、湖南省、重庆市、四川省、云南省、贵州省，面积约是国土面积的20%，但其人口和GDP 均超全国40%，具有独特优势和巨大发展潜力，是中国经济稳增长的重要支撑。2016年3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纲要提出了提高城镇化质量、城镇化率达到60%以上的目标。当前，长江经济带城镇化率大约是58%，其中上海的城镇化率达到了87%，贵州城镇化率大约是46%，区域内部差异明显。此研究测度长江经济带各省市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比较区域内各省市城镇化发展质量和水平的差异，以期对制定相关策略提供参考，推进城镇化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城镇化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城镇化水平也不断提高，但是城镇化推进的过程中仍然出现了不少问题。由经济政策的城市倾向而导致的城乡分割比较严重，城市在事实上单方面拥有城乡政策的决定权，这导致了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2]。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省区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较低，其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建设压力都很大[3]。Ai[4]指出城市化与生态系统质量之间的协调度呈U型倒数曲线，说明在城市化建设水平较低阶段，会出现生态系统质量下降的问题。城镇化进程中出现了“不平等效应”，新城镇居民难以公平分享城镇化带来的福利，阻碍了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5]。从全国角度来看，人口城镇化指数与土地城镇化指数均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2002年后土地城镇化指数增长速度明显加快，从2007年开始土地城镇化指数超过人口城镇化指数，中国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程度偏低[6]。

围绕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问题，有学者对其空间差异与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在空间上，2015年中国东部地区人口城镇化水平和土地城镇化水平大于中部地区，西部地区较为落后[7]。地区城镇化水平有所差异，这与劳动力、投资水平、经济发展、政府能力、基础设施以及产业结构等因素相关[8]。另外，中国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不协调，原因有很多，比如说城市蔓延，这种分散地、低密度地城市化扩张对人口的“吸纳效应”有限;土地财政，政府通过出让土地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加剧了土地城镇化发展;现有的户籍制度限制了人口城镇化;农地使用期限的延长，使农民获得了收益保障而不考虑城市收益[9]。

中国的城市化面临着复杂的背景，发达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发展起来的城市化理论和框架都不能在中国直接应用，中国的研究目的是根据该国的实际情况和特点形成独特的城市化理论[10-12]。在研究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鎮化协调发展程度时，国内学者大多以省域[13-16]、市域[17-19]、县域[20]为研究对象。孔凡文等[21] 从发展速度协调度与质量协调度两个方面对辽宁省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发展协调状况进行了分析。段禄峰等[22]认为发展协调并是不指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发展速度相同，因此，他将实际城镇建成区面积与通过城镇人口的实际数量推导的理论城镇建成区面积进行比较，用这种方式来分析中国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发展同步性。长江经济带横贯中国东、中、西，是中国人口、城市密集的重要轴线，包括了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长江经济带是中国重要战略支撑带，其城镇化建设对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本研究以长江经济带各省市作为评价对象，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其人口与土地城镇化发展水平和协调水平进行测度，纵向研究协调发展程度变化趋势，横向比较协调发展程度省市差异，以此提出建议，以期对新时期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和促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有所帮助。

1理论模型

本研究首先利用熵值法计算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的综合得分指数，然后，利用2个综合得分指数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熵值法是由克劳德·艾尔伍德·香农（Claude Elwood Shannon）提出，是一种客观赋权法，可根据各项指标观测值所提供的信息的大小来确定指标权重，最终算得综合得分。耦合模型原本用于研究2 个或多个电磁波模式间耦合的一般规律，修正后可用于研究2个系统相互影响而彼此作用的现象。

1.1 熵值法

人口城镇化是指农村人口转变为城镇人口、农业人口转变为非农业人口的过程，这一过程首先会带来人口结构的变化，比如说非农业人口比重的变化，城市人口密度的变化，另外生活水平可能也会发生变化，因此，可以从人口结构和生活水平2个方面选取人口城镇化的指标。土地城镇化是指非城镇用地转变为城镇建设用地的过程，这一过程首先会带来城镇建成区扩大等土地结构的变化，另外，城镇建设用地的增加是为了非农产业产出的增加，也要考虑从土地投入产出水平这个角度选取指标[23]。

基于系统性、典型性、简明性、可量化、综合性原则，本文构建如表1所示的长江经济带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

由于各个指标单位不一，数值差异较大，因此所选的数据在做分析前先进行标准化处理，无量纲化的过程见公式（1）～（2）。

正向指标： xij′= max（xj）- min（xj） ……………（1） max（xj）- xij

式中，xij指第i年第j项指标的原始数值，max（xj）指xj（j=1，2，…，12）中最大的数值，min（xj）指xj（j=1，2，…，12）中最小的数值，xij’指第 i年第j项指标标准化后的值，同理可得到yij’的值。在所有的指标中只有城市居民恩格尔系数是负向指标。

然后，计算熵值和效用值，如式（3）～（5）。

其中，pij为0时，为使公式有意义，赋值为0.0001[24]。

最终，由式（6）～（7）算得综合得分f（X），同理可得g （y），其中n为目标层下的指标数量。

1.2 耦合协调度模型

本研究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如式（8）～（10）所示。其中，发展度（T）能够综合评价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发展水平，反映地区城镇化发展层次的高低，其计算如式（8）所示。

式（8）中，T的取值范围是[0，1]。α是人口城镇化的权重、β是土地城镇化的权重，由于在发展度中，二者的地位相当，因此取α=β=0.5。f（x）、g（y）分别指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综合得分指数。

协调度（C）指的是衡量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之间协调程度的综合评价指标，其计算如式（9）所示。

式（9）中，C 的取值范围是[0，1]。k指的是系统调节指数，在这个系统中，k=2。

协调发展度（D）能够综合评价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发展水平和协调程度，其计算如式（10）所示。

式（10）中，D 的取值范围是[0，1]。D越大，说明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越同步协调发展。根据协调发展度的高低，将协调发展类型分为高度协调发展、良好协调发展、一般协调发展、一般失调、严重失调，具体见表2。

2实证分析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统计年鉴。运用Excel 软件完成对所得数据的标准化处理，然后依据11个省市的时间序列数据，运用熵值法计算每个省市各个指标的权重，依据式（7）即可得到各个省市的人口城镇化指数f（X）与土地城镇化指数g（y），具体结果见表3，依据式（8）、（9）、（10）可求得发展度（T）、协调度（C）和协调发展度（D），具体结果见表5。

一般来说，如果f（X）<g（y），城镇化类型属于人口城镇化滞后型;f（X）>g（y），属于土地城镇化滞后型;f（X）=g （y），属于人口与土地城镇化同步型。依据这一原则，可以对各省市2008—2017年的城镇化类型进行分类（表4）。2012年后，长江经济带大部分省市处于人口城镇化滞后型，即人口城镇化落后于土地城镇化。中国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不协调问题可能更适合用土地利用的财政化理论说明[25]。根据土地财政的基本理论，地方政府通过土地运作来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土地是政府增加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政府通过出让土地获得土地出让金，或者利用工业土地招商引资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促进房地产和相关产业链增加地方税收收入，这些显性的收入促使地方政府不断扩张城市建设用地，从而使土地城镇化迅速发展，土地城镇化指数最终超过人口城镇化指数。

为更加直观地观察各个省份的协调发展度变化，作出各省市协调发展度曲线图（图1）。从整体上看，各省市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发展度呈上升趋势，意味着各省市的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从效益和质量方面都有所提升。在观察的时段内，2009 年，云南省的协调发展度较前一年有所下降，主要原因是城市设施建设未能跟上人口的增长变化，土地城镇化的表现不如人口城镇化，造成了协调度下降到低位，另外云南的发展度是逐年上升的趋势，2009年的发展度在整个时段内也处于低位，因此2009年云南的协调发展度在观察时段内最低。2010年，上海市的协调发展度下降明显，究其原因是城市建成区面积激增，城镇人口增幅不大，城市设施建设不足，发展度与协调度有所下降，造成协调发展度滑落。将2008—2017年大致地分为3个阶段，2008—2010年，協调发展度高速上升期，2011—2014年，协调发展度稳步上升期，2015—2017年，协调发展度缓慢上升期，本研究仅以10年为观测期去观察各省市的协调发展度的变化，2017年的协调发展度较基年2008年有了很大的提升，但是离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的总目标还很远，人口与土地城镇化同步并未成为常态。在土地城镇化超前发展的当今，应当通过控制城市扩张来提升土地利用规划的效率[26]。

依据表2协调发展类型的评判标准，对各省市进行协调发展类型的划分，划分结果见表6 。上海市首先进入一般协调状态，在长三角区域中处于城镇化发展优先地位，浙江省2008—2011年城镇化发展速度很快，最快进入良好协调发展状态，重庆在进入一般协调发展状态后城镇化进程缓慢，还未进入高度协调发展状态，主要原因是多年来重庆人口呈现净流出状态。

3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运用熵值法获得了长江经济带各省市逐年的人口与土地城镇化指数，比较二者大小划分了城镇化类型，然后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算得发展度、协调度与协调发展度，从而比较人口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的时空差异。本研究的结论主要有：（1）2012年后，长江经济带大部分省市处于人口城镇化滞后型，即人口城镇化落后于土地城镇化;（2）2008—2017年，各省市人口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发展度呈上升趋势，城镇化推进工程绩效明显;（3）协调发展度改善的情况有所减缓;（4）浙江省人口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状况良好，浙江省在编制城市化发展“十二五”规划时提出，将城镇化的重心从外部城镇体系转移到城镇内部空间提升，各省市可以借鉴这一点。

新时期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和促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为此，提出以下建议：（1）当前长江经济带各省市都处于人口城镇化滞后的状态，为使人口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应当首先促进人口城镇化，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有序放开城市落户限制，实现城市常住人口逐步市民化;（2）发挥城市群作用，根据资源禀赋进行优势互补，缩小区域内部差距。发挥好中心城市对周围地市的辐射作用，城镇化发展带动新兴产业发展，增加就业岗位。大力发展科技文化，提升软实力，吸引知识型人才，推动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3）地方政府从土地的低价征收和高价转让中获取巨额的财政收入，促使土地城镇化超速发展，使得城市人口密度下降，从有利的角度来说，城市扩张能减少交通拥堵，带来交通成本的降低，商业和工业向城市外围发展，能够更快地创造就业，但从不利的影响来说，一方面城市扩张破坏了生态环境，另一反面也造成了城市资源的浪费。考虑到社会发展大局，地方政府应该同时考虑城市蔓延的收益和成本，从而灵活地调整土地政策;（4）寻找人口与土地城镇化失调的原因，注重协调城镇化各因素之间的关系，制定相应的城市规划。当前长江经济带各省市人口与土地协调发展度上升趋势放缓，意味着仍有很大的矛盾还未解决，未来应该根据当前的城镇化实践中不断暴露的问题进行战略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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