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时代到来了！1949年10月1日，梅兰芳参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受邀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了阅兵式。

从梅巧玲到梅雨田，都曾供奉过清廷，即便他们的技艺再高，说到底还只是供人娱乐的戏子。当年他们进入这宏伟壮丽的巍巍紫禁城，不知是从哪个角落的偏门躬身而入，几曾登上过这雄伟的天安门城楼，俯瞰这皇城十二衢。然而，他们的后人梅兰芳做到了。

为了与梅兰芳的道义之交，齐如山放弃了他的仕途。在他的回忆录中对当年的景况这样写道：“吾国社会中有一种传统的思想，再前不必谈，明清两朝，几百年的风俗，凡是正人君子，都不肯与戏界人来往，尤不敢与唱旦角的熟识，免招物议。所有与戏界来往者，都是纨绔子弟。倘某人与他们稍微亲近，则亲戚本家，便可与某人断绝来往。一直到宣统年间，这种思想，还仍然存在，也无怪其然。因为明清两朝的法律，凡唱戏人的子弟，不但不许做官，且三辈不准考秀才。彼时不许考的人，不止唱戏的，还很有几类，如衙役、妓女、剃头师傅等等都不许考。”

齐如山说的那个时代一去不复返，新的时代真的到来了！

就是这样一个戏剧演员，唱旦角的梅兰芳，作为戏剧界的代表人物，被选为全国政协的常务委员。

在这个新的国家，戏剧演员与工人农民一样，都是主人！梅兰芳感觉到这是他的新生，是整个梨园行的新生。多年来，梅兰芳一直在为提高戏剧演员的政治地位而努力，尽管他自己广受欢迎、追捧和拥戴，但他知道那与真正意义上的“尊敬”是两回事。在全国政协会议期间，梅兰芳曾在大会上发言：“我在旧社会是没有地位的，今天能在国家权力机关讨论国家大事，又做了中央机构的领导人，这是我们戏曲界空前未有的事情，也是我祖先们和我自己梦想不到的事情。”

几看人间岁月新。作为旧社会的“伶界大王”与新社会的政协常委，这是要经历戏里戏外多少的悲欢离合，才会生出如此这般一番感慨。

梅兰芳也曾面临抉择，君向潇湘我向秦的歧路而别。

1948年冬天，与梅兰芳亦师亦友的齐如山决定要去台湾，临行之际来沪与梅兰芳告别，曾套用戏中的话“再思啊再想”劝梅兰芳与他同行，梅兰芳并没有走！从来对齐如山言听计从的他这一次没有听从老友的意见，并劝齐如山说：“你向来不管政治，只是从事戏剧的工作。这些年来我们永远在一起，往苏联演戏，一切都是你筹备的，所有宣传品都有你的名姓。我想到时候，我们还在一起工作，一定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对于梅兰芳而言，齐如山是个简单的人，就像梅兰芳说的那样，齐如山从来就是个只管戏剧而很少过问政治的人。

齐如山摇摇头，他还是走了，梅兰芳选择了留下来。1949年的春天，上海解放前夕，夏衍受中国共产党组织委托，与熊佛西一起来到马斯南路的梅宅，动员梅兰芳留在上海迎接新中国的诞生，梅兰芳欣然同意。其实在这之前，梅兰芳与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已经颇有些渊源了。

在周恩来同志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一直注重团结爱护文艺人才，被誉为“文艺界人士的知心人”。1946年，周恩来到上海主持中共与国民党的谈判工作，也住在马斯南路，公馆南面隔着花园正好与梅宅相望。梅兰芳作为戏剧界的代表人士，自然受到周恩来的格外关注，他曾让自己的堂弟周翕园去看望梅兰芳，与之探讨国内国际形势。据说周恩来还在朋友余贺的家中与梅兰芳有过会面，并热情诚恳地对他说：“希望你不要随国民党撤退而离开上海，我们欢迎你！”梅兰芳深为周恩来的诚意所感动，明确表示：“我是哪儿也不会去的。”

梅兰芳没有失约。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梅兰芳与市民代表们一道上街欢迎解放军。几天后，在上海南京大戏院，梅剧团连续演出3天，热情慰问解放上海的解放军。第一天演出结束的时候，陈毅市长在夏衍的陪同下来到后台向梅兰芳表示了谢意，并邀请他参加几天后举行的上海各界知名人士座谈会。

1949年6月下旬，梅兰芳作为上海文化界的代表离京北上，参加全国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梅兰芳的秘书许姬传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形：“梅先生带了葆玥、葆玖、王少亭、郭岐山、顾宝森和我等，从上海到北平参加第一次文代会。事先周而复、冯雪峰、熊佛西告诉我，这次大会拟请梅先生演出，要带行头。所以我们这一组不但人多，行李也最多。”

这次代表大会上的演出，梅兰芳选了自己的代表作《霸王别姬》。演出那天，毛泽东主席坐在台下興致勃勃地观看了演出，谢幕时也同大家一道起立鼓掌。这是毛泽东主席第一次看梅兰芳的戏，梅兰芳自己也很激动，演出归来与家人说：“我一出场就见到了毛主席。说实在话，这个戏我演了1000多场，都没有今天这样淋漓酣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