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而主要创始人李大钊和陈独秀都没有出席党的一大。这是多年来不少人关切和疑惑的问题，有关论著在提及此事时往往以“因公务繁忙”一语带过。100年过去了，有必要把这个问题详细说清楚。

要说清李大钊、陈独秀未出席一大的来龙去脉，就要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当时的客观条件以及两位创始人所处的环境作具体分析。

先从李大钊说起，他未出席中共一大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北京党支部未选举李大钊出席一大；二是当时李大钊正在北京领导八所国立院校的教职员工，展开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索薪斗争”。

1921年6月，北京党支部接到上海党组织的通知，要求派遣两名代表赴上海出席中共一大。当时北京早期组织正在西城区举办青年补习学校，于是就在补习学校里进行了出席中共一大代表的选举。当事人刘仁静回忆：“1921年暑假，我们几个北大学生在西城租了一所房子，办补习学校，为报考大学的青年学生补课。张国焘教数学、物理，邓中夏教国文，我教英文。正在这时，我们接到上海的来信（可能是李达写的），说最近要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要我们推选出两个人去参加。我们几个人——张国焘、我、罗章龙、李梅羹、邓中夏就开会研究……有的人叫邓中夏去上海开会，邓中夏说他不能去，罗章龙也说不能去，于是就决定由我和张国焘两个人去出席一大。”

1979年9月14日和10月29日，笔者在两次访问刘仁静时，都谈到北京党组织选一大代表问题。他对此作了更为详细的补充：“那时我们并没有意识到，一大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觉得只是各地组织派代表去上海碰个头，不必惊动大钊先生了。第一个提名的是张国焘，此前他去上海就住在陈独秀家，为李大钊与陈独秀联络沟通，并参加全国学联的组织工作，是一个很活跃的人物，因此获得一致通过。第二个提名的是邓中夏，他自己说要到南京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年会，接着还要去四川演讲，时间上冲突了。第三个提名罗章龙，他也说暑期已安排好，不便改动。接着提名刘仁静，因没有特别的安排就定了，我就这样做了个不合格的一大代表。实际上当时并没有推举李大钊，大家心目中大钊先生是指导我们的，这样跑跑颠颠的事我们年轻人去做就可以了。”今天看来，会觉得这些理由牵强而幼稚，如果联系到党的初创时期，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也就不足为奇了。

而实际上1921年上半年，李大钊正在紧锣密鼓地领导北京八所国立院校的“索薪斗争”，“索薪”表面上是为解决高等院校教职员工十分迫切的生活问题，而实质是反对北洋政府的黑暗统治。

那时大半个中国处于北洋军阀统治之下，各派军阀连年混战，政局动荡，法制废弛，民不聊生。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直系军阀吴佩孚在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支持配合下，与皖系军阀段祺瑞发生大规模战争，结果皖军大败，北京政府的统治权落入直系军阀手中，而受到最大伤害的还是平民百姓和教育界。1922年4月又爆发直奉战争。无论是扩军备战，还是战争消耗，都需要巨大的财物支持。那个时期军费开支占中央财政支出的40%-50%，而教育经费只占1%。当时规定国立大专学校由中央财政支出，中小学校由省市财政支出。北洋政府的精力财力都集中于争夺地盘、攫取统治权，将国计民生抛到脑后，连续数月拖欠教育经费，教职员工发不出薪水，生活无法维持。

1921年3月14日，北京国立八所专门以上学校（北京大学、高等师范、医学专门、工业专门、农业专门、法政专门、美术学院、女子高师）统一行动，经各校联合协议，发表《停职宣言》，当日停止上课。八校联席会议推举马叙伦、李大钊等人，前往总统府和国务院呈递宣言，交涉教育经费，并将每日活动情况由《晨报》刊登，向社會公布，争取舆论支持。

4月底，马叙伦患病离职，由李大钊代理联席会议主席。这时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北洋政府悍然断绝北京八所国立学校的教育经费和教职员薪俸，成千上万的教职员工及其家属生活陷入绝境。李大钊临危受命，勇于担当，发扬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和斗争精神，亲临第一线，带病带伤坚守职责，努力为广大教职员工争取正当利益。“索薪斗争”期间，八校联席会议召开76次，加上临时集会共达百余次。当局仍以种种借口应付拖延，拖欠教育经费始终未能解决。

5月22日，李大钊仗义执言，对各报刊记者发表谈话，尖锐指出：“世界上断绝教育经费，使教育陷入一片黑暗的这种状况，除了我国，恐怕再没有第二个国家了。”“这种政府只能说是胡闹，谈不到责任。在这样的政府之下，教育事业不仅现在得不到真正的发展，也绝无真正发展的希望。这种教育机关即使关门也没有什么可惜之处。我国不能安于这种政府，对之容忍姑息，而应当彻底改变它，这一时刻的到来已经不远了。”李大钊这次讲话的矛头直指北洋政府，而且提出了“彻底改变”的战斗号召。

6月3日，八校校长、教职员以及学生代表千余人冒雨前往新华门总统府请愿，从上午9时到下午4时，官员不但始终拒绝会见，竟然还出动大批卫兵、军警进行武力镇压，刺刀和枪托一齐猛刺狠打。“北大校长蒋梦麟受伤不能行动，法专校长王家驹、北大教授马叙伦、沈士远头破颅裂，血流被体，生命危在旦夕。李大钊昏迷在地，不省人事。此外受重伤者三十余人、轻伤者百余人，似此野蛮横暴虽土匪盗贼何以如此。”

北洋军阀政府无理拒绝高等学府教职员的正当要求，竟在光天化日之下对手无寸铁的国家精英、知名教授痛下毒手，使人们进一步认清了北洋政府的反动本质，激起了社会的愤慨，纷纷对大学教工表示同情和支持。远在广东的孙中山先生也十分理解北京八校教工的处境，对他们的斗争表示声援，并电邀八校教职员南下就职，对此北京教育界深受感动和鼓舞。

1921年7月，“索薪斗爭”进入关键时期，北京政府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经过李大钊领导的八校教职员的坚决斗争，终于被迫接受了高校教工的合理要求，与八校代表签订了复课复职协议。这场“索薪斗争”终于取得了重大胜利，显示了社会正义的力量。

李大钊因领导“索薪斗争”，“此刻已经成为北京政府关注和监视的人物，他知道即使自己想去上海，此时也是无法离开北京的。因此，去上海参加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可能性几乎是不存在的”。

李大钊未能出席中共一大留下了历史遗憾，但他亲自带领八校教工队伍在总统府前英勇抗争，负伤昏迷后刚一苏醒，又带伤投入斗争。这种不畏强暴、甘冒风险维护广大教职员工切身利益的精神，激励了成千上万的教育界人士，并通过经济斗争达到了反对军阀统治的政治诉求。李大钊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站在斗争的第一线，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创始人的光辉形象。

再说陈独秀，他未出席中共一大，同样有着身不由己的特殊处境和具体情况。

20世纪20年代初叶，中国出现了一个奇特的政治现象：一个国家两个政府。北京有北洋军阀政府，广州有孙中山领导的国民政府。

早在1920年1月初，广东军政府就决议，从广东海关余额中拨出100万银圆筹办西南大学，并慕名邀请陈独秀共同筹办。

那个年代，在俄国十月革命的激励和影响下，人们的热情很高，社会主义成了时髦的风尚和追求，连当时在福建漳州的粤军司令陈炯明也自我标榜为社会主义者，一度还与苏俄政府建立联系。1920年8月，粤桂战争爆发，陈炯明兵分三路攻打盘踞在广东的桂军，于10月29日攻克广州。11月1日，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11月28日由上海到广州重建军政府（大元帅府），并于1921年5月就任非常大总统。

1920年11月初，陈炯明致电邀请陈独秀去广东，主持教育工作。陈独秀接电后，曾写信征求李大钊意见，大钊先生认为领导广东教育的同时，还有两个重要作用：一是可将新文化和社会主义思潮带到广东；二是可以在那里发动共产党组织。

建党初期以及后来的秘密工作时期，党员都不是职业革命家，党组织也要求党员尽量职业化、社会化，一方面可以隐蔽党员身份，另一方面也能维持本人和家庭生计。

陈独秀出于办好新教育新文化的社会责任感，对广东地区抱有希望，于是向陈炯明提出应聘的三个条件：一是教育独立，不受行政干涉；二是以广东收入的1/10拨充教育经费；三是行政措施与教育事业作同一之趋势。

12月11日陈炯明电促陈独秀来粤，并保证支持教育经费。于是陈独秀决定应聘，12月17日与袁振英等同行，由上海登船经香港转广州。在香港短暂停留时，还有个意外的收获：香港先进青年李义宝等三人慕名上船拜访陈独秀，并带来他们办的刊物。陈独秀鼓励三位青年深入学习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三人听后回到李义宝家中即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成为香港青年团和共产党组织的创始人。”12月25日陈独秀到达广州，一开始住在大东酒店，后定居回龙里九曲巷11号三层楼房的第二层，并自撰“看云楼”，意指观察南国的政治风云。

离开上海时，陈独秀把上海党组织书记一职交给李汉俊（1921年2月由李达接任）；《共产党》月刊由李达主编；《新青年》由陈望道主编。

陈独秀就此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相当于省教育厅长）兼大学预科校长，其间会议、座谈、发文、演说十分活跃，“单是1921年1月间，大型演说就有七次之多”，以强烈的热情传播新思想、提倡新教育观。陈独秀上任后，仍保持惯常作风，观点激进，雷厉风行，大刀阔斧，先后制定出“教育委员会组织法”“全省学校系统图”“教育经费概算表”，均被孙中山总裁、陈炯明省长完全接受。同时，他还积极筹办编译局、宣传员养成所、贫民教养院、劳动补习学校等，大力传播新思想，倡导新文化。

陈独秀在广州期间，曾以不少精力重建和指导广州早期组织的工作。1920年底建立的广州党组织，主要成员都是无政府主义者，陈独秀团结带领谭平山、谭植棠等与他们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样，无政府主义者退出了党组织。在陈独秀的主持下，于1921年春‘开始成立真正的共产党，当时取名为‘广州共产党”。广州党组织的重建，实现了他与李大钊的约定。

1921年5月初，李汉俊、李达派包惠僧到广州，要陈独秀回上海主持党务或把党的机关搬到广州，陈均不同意。5月中旬，因李汉俊催返，加上教育经费延拨，陈独秀提出辞呈。陈炯明亲自登门慰留，并限省署10日内拨80万元开办编译局、宣讲所、第一师范，两个月后再拨20万作为筹备西南大学之用。

6月中旬，陈独秀接李达来信，请他回沪主持党的一大。陈独秀召开广州党员会议，表示他不能回上海，因为他兼任大学预科校长，正在争取建校舍的一笔款子，他要一走款子就办不成了。“可以派陈公博和包惠僧两个人去出席会议，陈公博是办报的，又是宣传员养成所所长，知道的事情多，报纸编辑工作可由谭植棠代理。包惠僧是湖北党组织的人，开完会后就可以回去。”

1979年4月至6月，笔者先后四次访问包惠僧，比较详细地谈到他两次去广州的情形：当时陈独秀抓广东教育的力度很大，提出一系列改革措施，遭到守旧势力的强烈抵制，在报刊和会议上几次围攻陈独秀，骂他为“陈毒兽”。陈独秀坚持己见，顶着顽固势力的攻击，一项项抓实，所以他觉得这个当口上不能离开。至于参加党的一大，陈公博代表广州，既然他去不了，委托包惠僧去吧。那时陈独秀的威望很高，一言九鼎，他定了其他同志也就认可了。

其实，陈独秀对党的发展和建设也是有思考的。他要陈公博带去一封信给与会各同志，提出四条意见：“一曰培植党员；二曰民权主义指导；三曰纪纲；四曰慎重进行征服群众政权问题。”并对发展党员、党内的民主生活、加强党的纪律和制度，以及发动群众、建立工农政权的准备等问题，表达了自己的意愿和建议。

中共一大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马林多次提出要陈独秀回沪主持中央工作，并说世界各国共产党都没有领导人在资产阶级政府做官的先例。上海同志又派包惠僧去广州汇报，并接陈独秀回沪。8月17日，陈独秀再次向陈炯明辞职，当时陈炯明在广西，仍然慰留。9月11日，陈独秀以治疗胃病的名义请假回沪，包惠僧偕行，仍住在上海老渔阳里2号，主持中央局工作。10月4日陈独秀在住宅被法租界巡捕房逮捕，经各方面营救，于10月26日宣判罚洋100元结案释放。

李大钊、陈独秀虽然都未能亲自出席主持党的一大，但并未影响中共一大的召开，建党活动仍按原定的议题进行。

党的一大召开24年之后，毛泽东在延安作七大预备会议口头报告时说“他（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对陈独秀、李大钊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的地位作用，给予充分肯定。

党的一大召开有力推动了各项实际工作的进展。8月11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作为党领导工人运动的机构；9月1日，人民出版社创建，开始有计划地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11月，发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这是第一个中共中央文件，对党团发展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并对工人运动、传播革命理论的出版工作以及青年、妇女运动作出初步规划。

1922年1月，以香港海员大罢工为起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掀起了第一次高潮，在一年多时间里爆发的罢工斗争达100多次，参加罢工的工人有30万以上。中国共产党以新的姿态，迈开了扎实的步伐。中国革命的面貌开始焕然一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