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劭先先生是著名的民主革命战士，民革创始人之一，他为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为民革的建立和发展所做的贡献，永远值得纪念。同时，他还是一位了不起的出版家，在战争年代，在白色恐怖的威压下，他作为一位进步出版人的远见、胸襟、风骨和大无畏精神，对中国共产党的拥护和跟党走的坚定政治立场，同样值得纪念和弘扬。

一、主持广西建設研究会期间的进步出版活动

1937年，以反蒋为主要目的的广西建设研究会成立，陈劭先主持会务，出版了系列进步出版物。这些出版物包含有丛书和定期期刊，其中丛书包括“广西之建设”“列国国势要览”等教材。定期期刊主要有三种：一是《建设研究》，每月出版一次，十六开本，每期七八十页。这是一种集政治、经济、文化为一体的综合性杂志，以宣传广西的“三自政策”“三寓政策”，和所谓“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等口号为主，但也讨论有关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一般问题。二是《时论分析》，十六开本，每期30页左右，分作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四栏。内容以每个月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生的重要问题为中心，介绍国内各方面的报章、杂志对这一问题的评论和文章，具有文摘性质。引用的文章包括《新华日报》《群众》等，目的是不让蒋介石反动派一手遮天掩尽天下人耳目。三是《敌国舆情》，专门摘译日本报章杂志上有关侵略战争的言论，并介绍一些日本报章杂志所透露的战时日本的政治、经济等情况，最初是油印本的内部刊物，专供有关人士参考，后来改为十六开铅印本，出刊日期和页数视材料而定。

值得注意的是，在出版这些刊物的时候，陈劭先经常会因所选取的内容进步倾向明显而受到内部一些人员的反对和抗议。他们认为，这些内容，具有明显的亲共倾向，宣传了中共的政策和主张，因而极力阻挠，甚至把状告到主政广西的长官面前，请他出面压制陈劭先。每遇此事，陈劭先都要据理力争，寸步不让。通过在这些刊物中从事的进步出版活动，陈劭先团结了千家驹、陶孟和、张志让等大批民主人士，助推了大后方的文化抗日氛围不断高涨。

二、主持文化供应社时的进步出版活动

文化供应社是抗日战争时期广西最大的一家地方出版发行企业，成立初衷即为“从事文化生产，以适应国民文化之需要”，与国际新闻社，《救亡日报》并称为“桂林三大进步团体”。陈劭先是文化供应社的首任社长和发起人之一，始终指导和维护文化供应社的出版工作，以出版为文化阵地宣传进步思想，支持和保护进步文化出版人，为抗战时期进步文化的传播做出了贡献。

文化供应社正式成于1939年10月。为避免重庆方面的审查和给予编辑们更多的创作空间，在与文化供应社编辑部主任胡愈之商量后，陈劭先表示不插手文化供应社的编辑和出版的具体业务工作，而是主要负责为文化供应社成员提供各方面保障，维护文化供应社运营。文化供应社初期为配合抗战宣传、推进通俗教育文化运动起见，以编刊大众读物为中心，兼及干部训练及抗战必需的工具书。后来涉及少年读物、青年读物和一般学术图书的编纂。因为战时学校教材匮乏，1940年冬，开始编印初中课本。

1938年9月，广西书刊审查委员会奉国民党中央当局饬令进行改组，并依照《地方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组织通则》更名为广西省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负责对抗日期间桂林的出版业进行更为严厉的审查。在抗战期间的三次反共高潮过程中，这种针对出版业中进步出版机构、书刊的审查尤为突出。但陈劭先对此都做了坚决斗争和灵活处理，最大程度保障了文化供应社编辑出版活动的正常开展。

陈劭先还利用自身的影响力，保障相关人员的安全。邵荃麟从浙江撤退来到桂林，加入文化供应社并担任《文化杂志》主编。在该杂志发刊词上，邵荃麟根据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的论点发表了《我们对于当前文化建设工作的意见》，引起了广西国民党省党部的警觉，并要求陈劭先辞退邵荃麟。陈劭先并没有妥协，而是反问：“你说他是共产党员有什么证据？他在一个民间文化团体当一个编辑怎么不可以？现在不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吗？”面对陈劭先的质问，省党部的人只好作罢。

1939年至1940年，第一次反共高潮中，中共湖南地下党省委所办的《观察日报》被查封，其所属印刷厂有被没收的危险。桂林八路军办事处主任李克农与陈劭先商量，希望桂林的进步出版力量能够尽可能进行抢救。陈劭先答应下来，并动员新知书店、生活书店和文化供应社共同出资，将《观察日报》及所属印刷厂迁来桂林，成立新的西南印刷厂，为文化供应社所用。

1940年，重庆当局查封了桂林许多进步书店，又命令生活书店桂林分店停业，新知书店的门市部也遭到多次审查，许多图书不能重印，面临经营困难。在这种情况下，陈劭先出面将生活书店和新知书店的一些门市部接管过来，改为文化供应社的营业处，将两所书店的一些工作人员转入文化供应社工作，一部分存书收入文化供应社，改换封面和书名之后重新出版。之后，国民政府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派专员来查问此事，陈劭先也出面做了掩饰，保存了进步出版力量。

1945年，中国民主同盟希望在桂林办一个刊物，报道政治形势和民主运动发展情况，想借此改变桂林目前的沉寂现状，恢复昔日的“文化城”样态，推进广西的民主运动。这就是桂林版《民主》杂志的创刊。杂志创刊后，由于国民党的阻挠，印刷成了一个问题。事情传到陈劭先那里，他主动提出让文化供应社来承印《民主》杂志，促进了战后民主事业的发展。

三、支持出版《广西日报》昭平版

1944年湘桂大撤退，在中共地下党的组织推动下，《广西日报》昭平版创办。陈劭先对此大力支持，自任社务委员会主任，继续宣传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和进步的主张。昭平县是广西八步专区的一个县，属于广西管辖范围，在这个地区的一举一动，处处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牵制。陈劭先巧妙地利用自己在广西的特殊地位和声望，很快取得广西当局创办《广西日报》昭平版的批准，并利用此地与南宁隔绝、没有书报检查的环境，大量宣传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政策，严厉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真实面目和国统区的腐败现象。这些行动，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恐惧和仇视。他们散布谣言说昭平已经变成了延安，《广西日报》昭平版就是延安的《解放报》，并通过广西当局对陈劭先施加各种压力。陈劭先始终不为所动，依旧继续支持《广西日报》昭平版的出版发行。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陈劭先回到桂林，以极大的毅力进行恢复文化供应社的工作，继续从事反对蒋介石政权的民主活动。1947年，他被迫离开广西，抵达香港。

陈劭先在抗战期间所从事的进步出版活动，不仅使他结识了一些中共党的地下工作同志，与他们广交朋友，并为他们提供隐蔽身份的场所，为抗战时期西南大后方的文化事业做出了贡献，而且自己也从中进一步明白了很多革命道理，更加深信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对于他后来坚定跟着中国共产党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都有极大的推动作用。诚如千家驹前辈所说，“我们永远怀念陈劭老，永远怀念他在抗战期中为进步的文化事业，为抗战的统一战线所做出的卓越的贡献”。

（赵文娟，《民主》杂志副主编/责编 刘玉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