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思远

四骑狮子狩纹锦，在中国往往被称为“四天王狩狮纹锦”，是日本法隆寺所藏国宝级文物。该锦为绫组织纹锦，长方形，长250厘米，宽130厘米，原为赤地，因年久褪色，现呈浅茶地色。锦面由15个圆形联珠主纹构成，以3行5段排列，每个圆形主纹直径均为43厘米。[1]（图1）据推测此锦可能是由第七次遣唐使河内鲸在天智八年至十年（669-671年）从中国带回日本，极有可能是唐朝政府赠送给日本的国礼。[2](P273-283)

图1 四天王狩狮纹锦局部，唐，法隆寺藏

各圆形主纹内是相同的图案：四位面貌、神态、动作相似的武士骑在翼马上作拉弓状。左右对称的四位骑士，头戴日月冠，五官深邃，有明显的异域特征。他们身下所骑的翼马臀部绣汉字“吉”和“山”。团窠最中间则是菩提树，将画面分成左右对称的构图。

纹样中最能引起人注意的无疑是四位骑士，其形态、动作与俄罗斯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Hermitage museum）所藏的萨珊帝国（Sasanian Empire，224-651年，萨珊波斯）银盘上沙普尔二世（Shapur II，309-379年在位）的形象如出一辙。[3]（图2）除了射猎动作相似，狩猎动物都是狮子这些特征外，两幅图案的骑士脚部均下垂，腹部和臀部紧贴骏马，应该未使用马鞍和马镫。根据西晋墓出土的骑马俑可知，公元3世纪中国已经使用马鞍、马镫（图3），到了隋唐时期，官吏、贵族使用马具更为普遍。因此四骑狮子狩纹锦中的骑士形象极有可能来自于中亚地区。

图2 沙普尔二世鎏金银盘，伊朗，萨珊波斯，310-320年，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藏

图3 陶马，西晋，湖南省博物馆藏

四骑狮子狩纹锦中骑士所戴的日月冠饰也有萨珊“血统”。类似的日月形冠饰在萨珊艺术品中极为常见，比如日本滋贺县美秀博物馆所藏的两件萨珊王朝银盘上的贵族均带日月冠饰。（图4、5）这种装饰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林良一曾指出：日月装饰反映了祆教的太阳崇拜或者来自密特拉的光明崇拜。[4]

图4 王子抱马鎏金银盘，伊朗，萨珊波斯，4-5世纪，滋贺县美秀博物馆藏

图5 国王射猎鎏金银盘，可能伊朗，萨珊波斯或稍晚，7世纪，滋贺县美秀博物馆藏

骑士身下所乘的翼马在丝绸之路沿途各国、地区频频出现，隋唐常见翼马形象（图6）。关于翼马的来源，学术界尚未有定论。有认为翼马形象源自希腊的格里芬（Griffin）和帕加索斯（Pegasus），如李零《论中国的有翼神兽》[5]、李光宗《唐代所见有翼马与东西方文明互动》[6]；也有认为翼马形象是本土起源，如朱希祖《六朝陵墓调查报告》[7]和沈琍《中国有翼神兽渊源探讨》[8]。笔者认为翼马因较早传入中国，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容易被后人误认为源于本土。四骑狮子狩纹锦中的翼马从形态上看与希腊的帕加索斯更为接近（图7），其原型应为帕加索斯（Pegasus）。在伊朗亦有出土帕提亚帝国（安息，Parthian empire）时期（公元前247-224年）的帕加索斯形象的青铜盘（图8），与希腊的形象极为接近，翅膀巨大且高高扬起，有灵动之美。

图6 翼马石雕，唐乾陵，咸阳市乾县梁山

图7 帕伽索斯青铜像配件，古希腊，公元前550-前525年，卢浮宫藏

图8 有帕加索斯形象的青铜盘，伊朗胡齐斯坦省马斯吉德苏莱曼（Masjed Soleyman）出土，帕提亚帝国，收藏处不详

四骑狮子狩纹锦中的翼马翅膀短小紧贴马身，翅翼向内收卷，似乎受到祆教神兽森莫夫（Senmurv）的影响（图9）。森莫夫是中国时期波斯文化圈流行的一种象征吉祥的神兽形象，在萨珊波斯和粟特艺术中较为常见[6]。它最典型的特征是前半身像犬、后半身像鸟，羽翼短小，向内卷曲。装饰华丽但不飘逸。四骑狮子狩纹锦中的翼马翅膀显然与森莫夫更加接近。由此可见，中国隋唐时期的翼马形象并非直接来自希腊、罗马，而是经过萨珊、粟特文化影响、消化后再传入中国。

图9 森莫夫（Senmurv）织锦残片，伊朗或中亚，7-8世纪，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藏

综上，法隆寺所藏四骑狮子狩纹锦具有鲜明的萨珊文化特征，几乎直接承袭了萨珊王朝的纹样风格，根据波斯萨珊王朝最后一位国王亚智德哥尔德三世时期的织法看，萨珊王朝的织技落后，所用丝线粗糙[9](P110-129)，无法与四骑狮子狩纹锦精湛的工艺相媲美，四骑狮子狩纹锦极有可能是中国工匠仿造萨珊织锦纹样制成的。四骑狮子狩纹锦中翼马的臀部绣有汉字“吉”“山”。汉晋时期织锦盛行织文字以点缀，最典型就是1995年新疆尼雅出土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图10）。当时流行绣祈祷延寿、子孙蕃昌的吉祥语，如“延年益寿大宜子孙”“安乐”[10]四骑狮子狩纹锦上绣汉字可能为汉晋遗风。

图10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护膊，新疆民丰县尼雅墓地出土，东汉，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纹样最外围的联珠纹则是隋唐时期中国境内较为流行的萨珊纹样。关于联珠纹的来历，说法不一。虽然有些学者认为早在汉代甚至更早的新石器时代中国就已经出现以联珠纹为装饰的艺术品。但从锦内的骑士、翼马、狮子等组合来看，联珠纹显然是受到萨珊艺术影响。联珠纹在萨珊工艺品、织锦中使用频率极高。联珠纹在萨珊王朝国教——琐罗亚斯德教中，象征着神圣之光[3]。

中国境内发现的萨珊式联珠纹最早可以追溯到北齐徐显秀墓。（图11）该墓壁画上有多处使用联珠纹以装饰，一种是以佛像头作主题的联珠纹，另一种是联珠纹中的对狮和对鹿图案。虽然两者都为联珠纹，四骑狮子狩纹锦的联珠纹与北齐徐显秀墓壁画上的联珠纹存在差异。四骑狮子的联珠松散，中间有方形图案将联珠纹分为四分。而北齐徐显秀墓中，联珠纹仅靠大小一致的圆珠连接而成。这一细小的差异，反映了联珠纹传入中国之后不断被改造的事实。

图11 徐显秀墓壁画，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郝庄乡王家峰村东“王墓坡”，北齐

中古时期，中国流行的联珠纹与中亚艺术有直接的关系。当时联珠纹由连续的圆珠构成，它们有时排列成条带，出现在装饰主题或者作品的边缘；有时组成菱格形，中央填以花卉；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围成圆形的珠圈，即联珠圈纹，以之环绕装饰的主题，主题可以是花卉，也可以是各种祥禽瑞兽或者人物。波斯的安息时代延续了早期的联珠纹，到萨珊王朝后日益成熟，钱币、丝绸乃至银器上都有联珠纹装饰。[11]

中国的联珠纹丝织品集中出现于6世纪中叶到7世纪80年代，正是粟特人大量进入中国、中原胡风盛行之日。此时粟特人自身丝织并不发达，尚需大量进口萨珊波斯的丝绸，因此粟特人如实地传承了萨珊纹饰，其中联珠纹也成为了粟特织物最流行的纹样，粟特人入华后又将其传入中国。而后，联珠纹主要发展成两种形式：一类是纯粹的联珠，它又可分带式联珠和散点联珠两类，如四骑狮子狩纹锦和北齐徐显秀的联珠纹；另一类是联珠与其他装饰性纹样的配合，如两圈联珠的配合、联珠与花蕾的配合等。（图12、13）

图12 唐双龙对珠纹绫纹样

图13 唐敦煌壁画菩萨服饰纹样

然而这两种形式并非并存，前者时间要早于后者。根据法隆寺所藏的另一幅狩猎纹锦（图14）和正仓院藏赤地凤凰唐草丸文臈缬絁（图15）可以清晰地看出隋唐时期中国对联珠纹的改造过程。联珠纹从早期的纯联珠到后期的在联珠圈外装饰卷草，再到中国风格的卷草完全替代西域风格的联珠圈，最终形成中国纹样中的固定搭配。联珠圈内的主题从胡人骑马射狮到骑马射豹。骑士的面容不再异域，射猎动物也从外来的狮子到中国固有的豹子。而正仓院的卷草凤舞纹锦的主题则彻底成为中国的祥瑞——凤，展示了联珠圈一步步汉化的过程。

图14 狩猎纹锦，唐，法隆寺藏

图15 赤地凤凰唐草丸文臈缬絁，唐，正仓院藏

除了形式的改造，联珠纹也发展出新型的骨架。主要可以分为八大类[10]（图16），其中规矩骨架、簇四骨架流行时间和范围广，具有代表性。规矩骨架通常是菱形或方形的骨架。菱形者是以联珠和卷云配合形成的骨架。方形者单由联珠带形成，但在交叉处有圆形联珠环，中间是小花。簇四骨架又被称作球路，四骑狮子狩纹锦就是这一形式的演变，它用卷云、联珠或卷绳等纹样构成环状团窠，再将各团窠四方相连，骨架内填有成对的动物纹。

图16 联珠纹常见排列骨架

隋到初唐，簇四骨架中的动物数量是逐渐减少的。对比法隆寺四骑狮子狩纹锦与年代稍晚于前者的日本正仓院所藏狩纹锦（图17），可知日本正仓院所藏狩纹锦簇四骨架中的动物减少，辅助花纹消失，团窠面积缩小。从北齐到初唐，联珠纹在华的演变呈现出以下特点：第一，联珠纹形式增加，从单纯的联珠到带式联珠、双圈联珠、联珠圈外装饰卷草等；第二，联珠纹骨架增多；第三，联珠纹团窠内纹饰从内容庞杂到简化，并加汉字吉祥字以装饰；第四，团窠外的辅助花纹减少。

图17 狩纹锦，日本仿萨珊波斯风格，6-7世纪，正仓院藏

综上所述，日本法隆寺藏四骑狮子狩纹锦的联珠纹以及骑士佩戴的日月冠饰、缺失马鞍、马镫等特质都与萨珊王朝和琐罗亚斯德教文化有较为密切的联系。骑士所乘的翼马原型有可能来自于希腊神话中的帕伽索斯（Pegasus），笔者推测其传入中亚之后与祆教神话中的森莫夫（Semurv）结合形成全新的翼马形象，再以此形象传入中国。翼马臀部所绣的汉字除了象征吉祥外，还反映了当时流行在丝绸上绣字点缀的做法。而纹样正中的菩提树却是佛教的象征。这幅尺寸不大的织锦将中国、波斯、日本，汉族文化、佛教与祆教这些截然不同的文化与地区联系在一起。赵丰认为此织锦为中原仿制的波斯锦，绣工则为何稠。[12]何稠为西来胡人。作为国礼的狩文锦其上却有诸多外来文化因素，正是隋唐文化开放自信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