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伊晗

那是一个寒冬。我第一次坐“绿皮车”，这儿可比我想象中破多了。周围的人多是农民工模样，个个裹着厚重的军大衣，皮肤被晒得黑黑的，皱皱的，他们把头缩在衣服里，但也盖不住满脸的窘迫。

我瞥了一眼身旁的女人。她蓬乱的头发被红绳胡乱地扎成一股，额头上一条又一条皱纹就像随意画出的黑线条，蚯蚓一样跟着她抽搐的脸颊一起抖动。黝黑的双手紧裹着身上的军大衣，她还不时往手上哈气。我一脸厌恶地望着她，把身子往里贴着我妈妈坐，正巧碰上了她的目光。她似乎也意识到了什么，赶忙侧过身子往外挪，本就微红的脸更红了。

窗外的风更烈了，吹得路边的枯树枝左右摇摆。风透过窗缝灌进我的脖子，引得我一身凉意。那大铁窗竟关不上，我只好蜷成一团，缩在妈妈怀里。不久，我感觉身上发寒，脸颊烫得心里火辣辣地疼。我趴在妈妈肩头，有气无力。

“妈，我感觉好不舒服啊……”我在妈妈耳边呼着热气，她赶紧伸出口袋里的手，摸了摸我的额头，让我半躺着。

邻座的那个女人似乎瞧出了不对劲，小声地问我妈妈：“孩子不舒服啊？”妈妈紧皱着眉，简单地应着。那女人竞忽地站起来，理了理皱乱了的军大衣，满脸热情地伸出手，说：“让孩子躺下吧，这样蜷着肯定不舒服。”妈妈和她推托了一番，终究还是让我躺下了。

绿皮车不停地颠簸着，我躺在座位上，浑身发烫。窗外的风更烈了，依旧吹着发烧的我。她盯了我一会儿，伸出脖子，对妈妈说：“有沒有被子？给孩子裹裹，出点汗就好了。”妈妈望着我，无奈地摇摇头。她见状，立即脱下自己身上的军大衣，递给妈妈，露出里面一件小棉袄。妈妈吃了一惊，不肯接，她笑笑，说：“没事，我们乡下人身子硬，又穿得多，冻不着！孩子发烧了，可冻不得。”我微睁开眼缝，她憨憨地望向我笑着。乱蓬蓬的头发不见了，脏兮兮的肤色不见了，蚯蚓一样的皱纹不见了，我眼里只有她的笑脸……

军大衣被裹在身上，大衣里还带着她热乎乎的体温，我睡着了，做了一个好梦。梦里，一排排穿着军大衣的农民工坐上了绿皮火车，他们提着破旧的大麻袋，仿佛提着一整年的希望，喜气洋洋地回到家乡过年。梦醒时，火车已快到站，我枕在妈妈的腿上，身边却空荡荡的，好像少了什么。

“刚刚那个阿姨呢？”

无人应答。也许，谁也没有听到我这个疑问吧，就像谁也不会注意农民工们什么时候下车一样。他们用力量馈赠城市，以淳朴对待陌生人，带来了太多，带走的很少。我们却站在他们搭建的高楼之上，俯视着他们蓬松的头发、黝黑的皮肤、蚯蚓般的皱纹。一时间，我竟不知道谁的心灵更高贵，谁的灵魂更落魄。

我呆呆地望着窗外，沉默了良久，良久。

指导教师：王洁

（图/李酉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