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墨子的“尚同”思想在其十论之中属政治维度的主张，常与“尚贤”思想相提并论。墨学作为中国本土的传统文化，历经千年的沉淀与发展，其尚同思想以极具启发性的内涵与意蕴进入大众的视野。对尚同思想进行合理的扬弃与解读，进而构建出符合新时代党建发展要求的合理内核，有利于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组织领导力和思想引领力。

关键词：尚同思想；党的全面领导；时代意义

作者简介：管邦棋，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西桂林541000）。

中图分类号：D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5103（2022）04-0108-04

随着我国全面改革的不断深化与推进，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日渐加速带来的西方意识形态渗透，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挑战，我国面临的世情、国情、党情发生了深刻变化。把握时代发展脉搏，从传统文化视域中发掘与创新理论价值就显得十分重要。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政治维度的主张，墨子尚同思想表达了先秦学者的政治诉求与理想希冀，遗憾的是他们无法突破时代的局限，实现自身的政治和社会理想。跨越历史长河与墨子进行思想的“交流”，可以看到尚同思想与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存在着共同的价值取向。因此，对尚同思想的再探究与重构势在必行。

一、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本质特征蕴含尚同思想的理论

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强调，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加上前缀“中国”，是因为它脱胎于中国，根源于中华大地，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有着天然的血脉联系与思想呼应。事实上，墨学作为先秦显学，其十大基本主张从伦理、政治、经济等维度上塑造了影响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底蕴，影响着后人的思想与人格精神。透过现象，洞悉本真，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这一本质特征始终蕴含着尚同思想的理论意蕴。从尚同思想的自身特质出发，继而结合中国共产党的价值取向进行分析，可以厘清重构尚同思想对新时代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意义。

就尚同思想自身而言，为实现政治上的兼爱，墨子在政治维度上提出了尚贤与尚同的主张，为的是能够使政治生活整齐划一、上下通达以及高效有序。通常来说，政治维度上的尚贤、尚同是一个思想共同体，对于其中任何一方的理解，都离不开对两者的结合把握。“任用贤才，不计出身贵贱，一依能力为准”[1]65是尚贤思想的内涵所在，把任人唯贤的范围延伸到农工与商肆当中，打破阶级与血缘的界限，就当时来说已是极大进步。“一切有关善恶、是非的意见都必须统一、服从于上级”[1]65是尚同思想的题中应有之义。尚同思想集合了思想合一与政治集中两种特质，要求人们在行动上与上级保持一致，唯上是同。事实上，唯上是同隐含的要求是下级无条件服从上级，但其中还暗含了一个基本前提——上级须是贤者。因此，尚同包含着两层含义：一是选贤，一是上同。选贤是上同的前提。墨子认为，要“选择天下贤良、圣知、辩慧之人，立以为天子”（《墨子·尚同中》），这种主张超越了时代，极具先进性。尚同思想所追求的贤人政治以及美好的政治追求，与永葆党的纯洁性先进性的价值理念异曲同工，因为他们的最终价值归宿都是为了实现大同社会，让人民安居乐业，这就为尚同思想融入党建领域提供了极大可能，让尚同思想在新时代重构有了重要的现实价值。

毋庸讳言，尚同思想仍存在一定局限性，若要将之与新时代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相联系，则需要对其进行扬弃，继而构筑起合理内核，使之同当下国情与民意相适应，使理论切合实际。

二、尚同思想的利弊分析与内核重构

（一）利弊分析

由古代尚同思想到新时代尚同理念的转变，是社会制度与生产力发展交织同构下的必然产物。对新时代尚同理念的构建，需要明确其利弊，有针对性地凝练其合理内核。

就利之一面而言，《墨子·尚贤上》提到“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换言之，尚同思想具有促使高官厚禄之臣时刻自省自发、常存敬畏及恪尽职守之优势的同时，还能促进形成平民百姓相互勉励、崇尚志趣、争做贤德的社会氛围。此外，尚同思想带来的专制统治放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并非完全不可取，因为当时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快速整合国家的各种纷繁复杂的意志，极大避免了意见难以统一、决策难以尽快执行的弊病。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意志的统一也可以对破坏社会规则的人实行限制，这有利于社会的良性治理”[2]。更重要的是，《墨子·尚同上》谈到“夫明乎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立天子应以唯才尚贤为标志，并且由百姓的认同和意志而立，这具有追求民主的理论意蕴。

就弊之一面而言，从墨子的思想出发，尚同要求自下而上逐级上同，从天子到基层，每一级都应推选贤者主政，从而建立一个权力集中的政治体制。他的这种政治诉求反映的是先秦战乱走向统一的意愿，虽说不能简单批评其尚同思想为专制主义，但确实带来了国家行政管理一言堂的专制统治的消极影响，也制约了普通民众的言论自由。而且在这种模式中，如果上级腐化乃至于下级失德，必然导致冯友兰先生说所的“国家的性质必然是极权主义的，国君的权力必定是绝对化的”结果[3]55。

而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既反对了个人专断的家长制倾向，也反对了极端民主化的倾向。在民主集中制的六条基本原则中，“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以及“党的上级组织要经常听取下级组织和党员群众的意见”“保证党的领导人的活动处于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等要求，保证了集中的有效性和民主性。

（二）内核重构

基于尚同思想的利弊分析，以“取精华去糟粕”原则发扬尚同的优点，克服其缺点，对尚同的内核进行重构，可使之在为新时代党的建设和文化自信服务过程中再现光彩。对于尚同思想合理内核，可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考察归纳：一方面，尚同需要在“上”的贤者必须是人民的公仆，以为人民服务为初心和准则，以宪法和法律为根本规范，并且要始终保持着先进性与纯洁性，否则，“上”者也就失去了得以安身立命的根本。另一方面，则在于“同”。即“下”者对“上”者的政治领导、组织领导与思想领导的普遍认同乃至是自觉的监督。作为社会历史的主體与创造者，人民群众拥有着令社会进行飞跃与革新的决定性力量。唯有“下”者的拥护与支持，“上”者才能走得更远；只有坚持“上”者即党的正确和绝对领导之下，才能实现“上下”的和谐发展，巩固彼此关系，实现稳步前进。

以现代视角来看，尚同隐含着最初的协调民主的意蕴。此前提到的主张在“下”者都要无条件地服从“上”者的观点，其先决条件是唯上以贤，即在“上”者必须是贤者，因为唯有贤者才会忧国忧民，切实地关心爱护人民。

唯上以贤离不开唯下以德，两者一体两面，相促相生。“上”为贤，起承转合处为理念及文化的认同，而“下”则需德。“下”是相对于“上”来说的，没有具体人员类别的划分。无论是高官还是普通百姓，都需要以“德”行天下，拥有基本德行修养，能够“听党话跟党走”。而“德”还有一个隐含要求：“下”者在法律法规、德行德育影响下能够参与对“上”者的制约和监督之中，如此“上下”才能正常和谐运转。历史与实践证明，唯有在贤者即党的领导下，人的主体性才能得到充分发挥，人的利益才能得到维护与实现，而人民所要做的是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始终围绕在党中央周围，遵循法律、社会道德和规范，铸就道德人格并参与监督体系中。因此，尚同思想的内核重构为：唯上以贤与唯下以德的交相并行、相互统一。

三、尚同思想融入新时代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路径

（一）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

唯上以贤与唯下以德的统一对构筑社會主义和谐社会、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具有前瞻性意义。“和合”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包含着哲学思辨之美、道德伦理之美以及理想社会之美等，而墨家的尚同和兼爱所构筑的理想社会皆在此列。

当前国际国内形势纷繁复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键在于党的领导。只有坚持“上”者即党的领导，紧紧依靠“下”者即基层组织和民众，坚持尚同思想的“上下”和谐统一内核，才能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实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并从根部强化党的政治领导。党的政治领导力是中国共产党政治建设的核心素养，是一种总体性政治行为[4]。要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筑牢党的政治根基，才能使各项工作取得最大综合效益。党的政治能力建设是衡量党组织工作成效的指标之一，构建党的政治能力建设的目标体系，并以让人民满意作为党建工作实效的“试金石”，是新时代党建发展的必然要求与探索过程。这不仅有助于有效整合党内、党外资源，握准党的组织政治能力建设的发力点，实现不同地域、不同行业、不同部门党组织共建协同的发展态势，还能更好地贯彻服务人民群众的宗旨与原则，净化社会风气，凝聚社会力量，为新时代党的政治领导能力建设汇聚广阔的力量资源，以形成强大底气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风险与挑战。

（二）协调“上”与“下”的发展，提高党的组织领导力

“上”代表着最高意志，“下”代表基层组织和民众，而“同”则是对整个社会价值体系或理念认同的要求。“同”以“上”为立足点、“上”“下”以“同”为衔接处，他们彼此之间交织互促、缺一不可，是构成一个阶级或社会有序稳定、人民安定的重要因素。若缺失了“上”的领导，则会导致无政府主义；若丧失了“下”的制约监督，则会导致集权主义；而没有了“同”的衔接，“上”“下”就容易发生断层，继而发生统治领导权威与政治民主化背离的现象。“上”“下”的协调发展表现为在党的最高意志的统领下，根据唯上以贤的合理内核，加强党员干部的党性德性修养，并阶段性地开展干部唯下以德的实践锻炼，把教育、管理和监督从严按质地抓紧，进而打造一支高水平的干部队伍。在“下”的基层党组织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最后一公里”。要想有效把握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的科学内涵和实践要求，就需要基层党组织对尚同思想的合理内核进行有效汲取，并在此基础上，坚持目标与价值、问题与方案、过程与结果相统一原则，准确把握落实组织领导的基本要求。更重要的是，在“上”“下”通畅协调中，要不断保持纯洁性。“上”者要不断进行自我革命、自我扬弃、自我升华，不断用最新理论成果丰富和发展自己，不断学习先进管理方式，保持创新动力，为组织领导方式不断创造新动能，还要用严明纪律约束自己，以增强自我净化、管理能力。“下”者要深刻认识自己在加强党的建设中的特殊重要性和肩负的重大责任，注重加强历练、积累经验，才能起到榜样作用。如此，在协同建设当中，推进党的组织架构建设和人才队伍框架建设的有效落实，可以使党组织领导力得到增强，助力党的全面领导变得愈加巩固、更为具体。

（三）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增强党的思想引领力

思想引领力，不是外在的强制力，也不是简单的物质诱惑力。外在的强制力可能在一种特定的环境和短暂的时间内形成形式上的聚合，简单的物质诱惑力也可能在一定范围内形成暂时的团体组织力，但真正的凝聚力，是建立在共同思想认识基础和共同理想目标追求之上的自觉自愿的向心力。这是一个民族在历史洪流中饱尝艰辛而不屈、千锤百炼而愈加坚强的动力之源。尚同思想作为中国古代的文明成果，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在尚同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人十分重视和谐局面的实现和保持，这对于维护社会稳定起了重要促进作用[5]78。研究墨学并对尚同思想进行现代重构，能够进一步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对新形势下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增强党的思想引领力具有持久的现实价值和意义。

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总体态势积极向上，主流思想舆论发挥主导作用的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但是，意识形态领域仍然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对发挥思想引领力作用形成严峻挑战。比如，一些西方国家的不良思潮渗透一刻也没有停止，且其途径更加多样和隐秘。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必须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一是增强政治认同。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统领党的建设的其他方面，这充分印证了增强政治认同在意识形态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旗帜、性质、道路和方向。二是理论创新。在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一直把理论创新作为思想建设、提升思想引领力的重要抓手。实践证明，正是秉持这种创新精神，中国共产党才在纷繁复杂的时空环境中不断创造、传播具有引领力的思想。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要提升党的思想引领力，首要之处就是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是制度保障。思想观念具有多变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容易受外在环境的影响，一时解决并不意味着一劳永逸地解决。因此，在强调思想引领的时候，理应与制度保障相结合。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统一，既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根本任务，把制度建设贯穿到党的各项建设之中”[6]。

四、小结

加强党的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和战斗性，深化党的全面领导等问题，一直是党和人民不断追求和研究的永恒课题。在不断追求新事物新认识的过程中，要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上，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视野，强化党的政治领导力、组织领导力和思想引领力，把党打造得更加坚强有力，使之成为能够抵御各种内部外部风险的战斗堡垒，并带领全国人民继续奋发进取，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

参考文献：

[1]冯达文，郭齐勇.新编中国哲学史·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金紫薇，司明宇.论墨子的“尚同”思想[J].湖北社会科学，2019（1）.

[3]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赵复三，译.长沙：岳麓书社，2018.

[4]赵洪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加强政治能力建设研究[D].兰州：兰州大学，2020.

[5]童恒萍.墨学精神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6]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把从严治党引向深入[N].人民日报，2018-01-12（1）.

责任编辑：钟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