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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苏区廉政建设的发展及时代意义

2017-02-27赵小成

世纪桥 2017年1期
关键词:时代意义廉政建设中央苏区

赵小成

【摘 要】中央苏区进行的廉政建设开创了为政清廉的一代新风,广大党政军民以高度忘我的精神积极投身反腐倡廉建设的伟大运动中。苏区政府实行的廉政举措和反腐经验对新时期,尤其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所推进的党风廉洁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仍具有很强的借鉴价值和时代意义。

【关键词】中央苏区;廉政建设;发展;时代意义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7)01-0010-02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伊始,就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就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1](P.1094-1095)早在中央苏区时,党和政府实行的反腐倡廉建设等举措,就用铁的纪律为廉洁政府定下了基调,“苏区之歌”历久弥新,“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垂范作用为人们所称赞。回顾这一时期反腐倡廉建设的系列举措,对当今所进行的伟大事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 中央苏区廉政建设的背景及发展阶段

1931年11月刚刚诞生的苏维埃共和国,即面临着贪污腐化、浪费严重等问题。为此,“改善与加强苏维埃的工作,节省经济充裕经费,保证一切任务正确的执行,使各级苏维埃成为更坚强更有力地来动员领导群众充分地执行一切战争任务”成为当前的重要任务。为了加强新生政权地建设与发展,大会通过的《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中,首次提出了反腐倡廉的要求,指出为“防止一切腐化官僚化贪污等现象的产生,党必须严格的执行纪律……党应当加紧反对官僚腐化贪污等现象的口号,防止那些现象滋长。”[2](P.477)围绕着支援革命战争这条主线,从1931年11月—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的廉政建设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历程:

第一阶段:1931年11月—1932年12月为反腐倡廉的初始阶段

在通过了《工农检察处问题报告决议案》,决定设立工农检察作为专门的监察机构,随后在《地方苏维埃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中,明确了工农检察部的职责“设立控告局以接收工农的控告事件……检查某机关的工作,以揭破官僚主义者与腐化分子的假面具……审判犯法行为的官僚腐化分子”。之后又进一步强化了工农检察机关的建设问题。3月,项英发表题为《反对浪费,严惩贪污》的文章,严厉谴责苏维埃政权下存在的种种贪污浪费行为,用“反革命的行为”“苏维埃的羞耻”来形容贪污浪费。在这种高压态势下,查处了胜利县委书记钟书谅、主席钟铁青贪污公款案,这是苏区查处的第一起领导干部贪污腐败案,为苏区反腐正式拉开了序幕。

第二阶段:1932年12月—1933年12月为反腐倡廉的全面展开与扩充阶段

1932年12月1日,中央工农检查部发布《关于检查苏维埃政府机关和地方武装中的阶级异己分子及贪污腐化动摇消极分子问题》的训令,决定“要来一个大大的检举运动”,号召要发动各阶层群众,把藏匿在政府机关中的阶级异己分子及贪污腐化动摇分子洗涮出来。12月15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26号训令,对贪污浪费行为从政策角度作了详细规定,这是在不断总结以往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发布的。在当时的条件下对反腐、反浪费具有很强的震慑作用。

第三阶段:1934年1月—1934年10月为反腐倡廉的升华阶段

在1934年1月,以中央工农检查部在《红色中华》上发布《怎样检举贪污浪费》为标志,随即毛泽东在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苏维埃必须吸引广大民众对于自己工作的监督与批评,每个革命的民众都有揭发苏维埃工作人员的错误缺点之权……如果发现了贪污腐化消极怠工以及官僚主义的分子,民众可以立即揭发……而苏维埃则立即惩办他们,决不姑息。这种充分民主精神也只有苏维埃制度下才能存在”。伴随着毛泽东的报告和通过的关于《苏维埃建设的决议案》及此后中央领导人发表的各种署名文章,把反腐倡廉推向了高潮。在这期间,检举和查处了一批贪污腐化,官僚主义作风等重大影响的案件,如于都事件。对苏维埃工作人员来说,具有极大的教育意义。

二、 中央苏区廉政建设的措施

(一)注重思想教育,发挥模范引领作用

作为一个新生的政权,中国共产党非常注重提高苏维埃工作人员的素质,为此,在1932年发布《政府工作人员要加紧学习》的指示,要求凡是政府工作人员,应努力提升自身素质,加紧学习。临时中央政府还开办培训班,创办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苏维埃大学,党中央领导人多次前去授课。与此同时,在经济拮据的情况下,依然坚持出版印刷马恩列斯著作,供工作人员阅读学习。在注重思想教育的情况下,发挥模范引领作用。如方志敏、兴国县创造的“第一等工作”精神。通过树立典型示范,以身作則,让广大行政人员主动向模范靠拢。

(二)注重制度建设,发挥党政监督作用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存在虽然只有三年时间,但就在这三年的时间里,苏维埃政府为建立一个廉洁、清明的政权,仅关于反腐倡廉,反官僚主义颁发的文件、条例、训令就达到了二十几部。这其中还不包括中央领导人的指示、谈话、发表的文章等。从《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到《政府工作人员惩办条例》,从初步尝试到总结经验教训,逐渐加强反腐倡廉力度。同时,发挥党政监督作用,把党内监督和政府监督相结合,设立从中央到地方各级专门监督机构和检举委员会,又不定期地派出巡视员或检查团,设置控告箱,对下级政府机构的工作进行指导和检查。这种工作方式不仅起到了监督和督促各地方认真执行中央决议的作用,而且也能对发现的问题予以指导改正。

(三)注重法纪要求,发挥民主参与作用

早在中央苏区政府成立前,1930年3月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颁布的《政府工作人员惩办条例》中就对“怠工、行为乖张、违反决议案,侵吞公款、受贿、借公报私为”分别予以撤职查办、剥夺权利等规定。而对“侵吞公款至三百元以上”“受贿至五十元以上”枪决。在此基础上,1933年12月,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在参照与借鉴闽西工农大会制定的条例基础上,更进一步细化惩罚条例。同时,苏维埃政府也注重健全民主制度,“给予一切革命民众安全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与罢工的自由”。政府给予工农民众以充分的民主权力,吸引积极分子参与国家行政事务管理,这不仅符合苏维埃政权的性质,也是全民参与反腐倡廉的要求所在。

(四)注重民主监督,发挥舆论导向作用

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会1932年12月颁布的《关于检查苏维埃政府机关和地方武装中的阶级异己分子及反贪污腐化动摇消极分子问题》的训令,指示坚持群众路线,充分动员民众积极检举,对检举的组织、工作、联系、总结等方式都有详细要求。同时,以各级党政机关、团体、部队的报纸和刊物为载体,鼓励工农群众在报纸上批评政府工作人员,这可以说是一个创举。例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红色中华》就开辟了“红板”“黑板”和“反贪污浪费”专栏,分别刊登廉洁奉公、消极怠工和贪污浪费的事迹,形成鲜明对比。对披露的案件,跟踪报道最终的处理结果,正是在党和苏维埃政府的支持下,苏区各类传播媒体的舆论监督和导向作用得到了充分发挥。

三、 中央苏区廉政建设经验的时代意义

中央苏区的廉政建设,在中国廉政建设史上具有开天辟地的示范作用。在新时代下,反腐倡廉建设彰显了新的时代价值。中央苏区廉政建设的一系列举措对今天进行的伟大事业仍具有借鉴意义。

(一)着重强调从思想上入党,进行专题教育广大党员干部

作为一名党员,首先要有坚定的信仰,明白自己入党为了什么;作为人民公仆,要干什么。必须提高自己的思想认识,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深入推进长效机制建设,使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成为新常态,端正政治立场,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广大党员干部有党性,讲修养、守规矩,建设廉洁的政治生态。

(二)着重完善体制机制,以制度制权用人

中央苏区政府三年之间共颁布了二十几部法规条令,正是为了应对不断发展变化的现实情况。而在新时期,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法规条例,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就是对发展变化了的形势的充分体现和写照。通过完善一系列制度法规来保障体制防线,加强制度建设,形成“有权必有责、有权必担责、滥权必追责”[3]的制度安排,使得反腐倡廉建设有了强有力的制度支撑和依靠。同时,加强制度管权用人,规范和纯洁党内同志交往。

(三)着重创新监督方式,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

中央苏区政府在加强上级检查机关监督的同时,也注意发动群众积极参与反腐倡廉,这一创新在今天仍有很大的作用。十八大以来,形成了“党中央统一领导,党委(党组)全面监督,纪律检查机关专责监管督,党的工作部门职能监督,党的基层组织日常监督,党员民主监督”的党内监督体系的同时,也不断创新监督方式和途径,借助网络、媒体等方式,畅通表达渠道,鼓励人民群众依法依规监督政府人员,发挥主人翁作用。

(四)着重汇集民心民力,以真抓实干净化党内风气

老一代革命先辈们在苏区艰苦的条件下,身体力行,以身作则,为反腐倡廉做出了表率,树立了标杆。十八大以来,中央领导同志率先垂范,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坚定不移地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整饬党风,严惩腐败,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凝心聚力,抓住主要领导这个关键少数,以党章为依据,突出问题导向,规范党内生活,强化党员服务意识,大局意识。老老实实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守规矩,扬正气,“把责任扛在肩上”,坚持群众路线,持之以恒,标本兼治。不忘初心,砥砺前进,把党的伟大事业传承好、发扬好、开拓好,以务实真干的态度赢得党心民心,为社会主义伟大事业顺利实现奠定群众基础。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M].北京: 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

[3]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 公报[N].光明日报,2016-10-28.

[责任编辑:秦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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