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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撤并路径选择的深层逻辑

2022-05-01操家齐郑佳俊

领导科学论坛 2022年4期

操家齐 郑佳俊

摘要:在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的大背景下,一些地方的“撤村并居”举措引发广泛争议,而浙江行政村规模调整却能总体平稳推进并获得多数农民支持,背后的原因值得探究。文章通过对浙江省象山县行政村规模调整的调查研究,以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微观层面构建制度、利益与观念同各方主体间交互作用的模型,分析其对政策安排的影响;宏观层面构建社会资本运作下政策执行的模型,分析市场、政府治理理念和公共精神对政策执行的影响。研究发现,制度、利益与观念的交互作用赋予政策务实性的特征;高度发育的市场与社会、开放的政府治理理念和強烈的公共参与意识赋予政策创新性的特征,在各方的共同作用下,推进政策的选择和执行,推动着象山县村庄规模调整的平稳运行。

关键词:村庄撤并;行政村规模调整;历史制度主义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政府作为与农民工创业集群发展实证研究”(21BSH030)。

作者简介:操家齐,宁波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宁波大学中国城乡治理现代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宁波大学中国乡村政策与实践研究院研究员,宁波市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研究基地研究员,博士;郑佳俊,宁波大学中国城乡治理现代化研究中心研究助理。(浙江宁波315211)

中图分类号:C9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5103(2022)04-0018-08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我国行政村规模整体呈现扩大的趋势。特别是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后,撤村并居在全国范围内掀起高潮。在整体顺利推进大规模的村庄撤并的同时,部分地区因政策执行偏差,损害了群众利益,引发争议。对此,学术界掀起了村庄撤并研究热潮,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驱动因素,村庄撤并的驱动因素源自城乡融合的社会需要[1]、土地财政和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的支持[2]、利益主体的多元化需求[3];二是政策选择,村庄撤并政策选择主要包括行政村规模调整、异地搬迁、村改居和城中村改造;三是治理模式,在不同的政策选择下涌现出“社区建设”“党建示范区”[4]“第三条道路”[5]“市场与行政”双合居形式[6]等具有借鉴价值的治理模式;四是政策实效,村庄撤并有助于增加土地建设用地指标、缓解耕地后备资源不足问题,优化土地空间布局,提升农民生活质量[7],但补偿机制不合理、农民心理调适缓慢导致“上楼致贫”、新村(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低[8]。学者主要持三种态度:赞成、反对和中立,号召村庄撤并遵循因地制宜原则,循序渐进,不能“一刀切”。

当前学术界在村庄撤并的驱动因素、政策选择、治理模式和政策实效方面探索出了一些有益成果,但这些研究大多集中于政策及其实施影响的层面,对于政策选择背后的逻辑研究还不够深入。

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山东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充分尊重广大农民意愿,调动广大农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把广大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化为推动乡村振兴的动力。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农村考察时也强调:搞乡村振兴,不是说都大拆大建。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明确提出,要严格规范村庄撤并,不得违背农民意愿、强迫农民上楼,把好事办好、把实事办实。这对于规范村庄撤并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同时也指明村庄撤并是乡村建设的重要手段。在并村必要性及重要性论述颇多的背景下,政府并村策略的选择应是当前研究的重点。其中所处地域的历史和制度因素可能是重要因子,宏观层面路径依赖下的社会资本运作和微观层面制度、利益和观念的交互作用塑造出政府并村策略选择的逻辑。

二、理论基础与框架构建

(一)浙江象山田野调查的启示

本次调研以象山县S镇与M乡为调研对象,运用质性研究方法展开研究,在2020年6—8月共进行二十余次访谈,访谈对象有乡镇干部、村干部以及村民。走访发现,象山县“仅进行行政区域和村级组织的合并,不涉及村庄大拆大建”的并村策略选择与历史因素关系紧密。其一,在民主决策过程中充分吸取上轮并村教训。象山县虽于2004年实施村庄撤并,将713个村并为490个村,但效果并不理想,“并村不并账”“并村不并心”现象普遍,村庄仍旧分而治之。2020年,此轮并村在新政策新规划下重新出发,鉴于上轮并村教训,此轮并村聚焦“并账”问题,并为并村后的“并心”问题提供项目支持。其二,村庄历史恩怨影响并村平稳推进。据乡镇组织委员介绍,村庄历史恩怨是县镇政府考虑的重要因素,根据就近原则选取并村对象时遇到历史恩怨问题,并村工作会陷入矛盾、停滞不前。

在上述历史因素的作用下,此轮并村遵循一条原则:政策制定重视百姓意见,政策实施鼓舞百姓参与。据乡镇组织委员介绍,并村政策制定阶段会成立并村小组深入各村进行情况摸排,汇总调研结果后召开县镇和镇村会议加以讨论,并由村干部召开党员村民代表大会和村民说事会议,向村民解释并村事宜,并听取和汇总村民的意见和诉求,作为政策制定依据的一部分。政策实施阶段,村名拟定、村办公地点设置问题,由村民参与讨论决定。

(二)历史制度主义的启发与对话

作为新制度主义的一个重要分支,历史制度主义高度重视历史在制度与制度变迁中的关键性作用。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9]669道格拉斯·C.诺思提出,制度变迁决定了人类历史中的社会演化方式,因而是理解历史变迁的关键。他所说的制度既包括“正式的规则”也包括“非正式的约束”以及它们的“实施特征”。诺斯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即“先存的心智构念”(preexisting mental constructs),这个概念描述了人的行为总会受到早先的正式、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同时也将影响随后制度的形成、维系和变迁,使得人类社会变迁中存在“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和“锁入(lock-in)效应”。诺斯的理论对于制度的形成与变迁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因而受到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引起了20世纪90年代理解制度的一场革命[10]2,10。历史制度主义强调路径依赖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也重视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历史关系对制度的影响。调研发现,象山的很多措施似乎是一种自然而然的“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其做法不仅深受现有政策制度的影响,也明显与其所在地域历史形成的非正式规则及正式制度有关联。因此,本文立足于历史制度主义,分别在微观层面与宏观层面构建分析框架,以期提炼出政府并村策略选择的深层逻辑。

(三)分析框架构建

本文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构建分析框架,以分析多方主体利益与观念的交互作用、社会资本的运作对浙江象山村庄规模调整政策的影响。

首先是微观层面:制度、利益与观念的交互作用。制度、利益与观念作为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变量,在村庄撤并过程中,形塑了村镇干部、村民间不同行为主体的互动关系,成为并村障碍的主要来源。微观层面村镇干部、村民间观念、利益的交互作用,对象山县村庄规模调整政策推行造成现实压力,成为并村政策选择考虑的重要因素。笔者从历史制度主义出发,通过构建制度、利益与观念的理论模型(见图1),分析并村主体的行为逻辑,展现出微观层面各方主体利益与观念的交互对象山并村政策选择与执行的作用。

其次是宏观层面:路径依赖下的社会资本运作。历史制度主义分析框架中,“路径依赖”概念揭示了制度历史发展所具有的“报酬性递增”或“正反馈效应”,导致政策的选择和执行会受到宏观层面路径依赖的作用。罗伯特·D.帕特南在研究意大利民主改革时注意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意大利的南方和北方在制度执行的绩效上存在明显差异,通过长期的跟踪研究,他发现社会资本通常具有自我增强性和可积累性,并得出社会环境和历史可以深刻影响制度的有效性的结论[11]4,192。在分析象山县村庄规模调整政策的选择逻辑时,分析微观层面的制度、利益与观念的交互作用尚不全面,对其社会资本的分析也是必不可少的。社会资本这一概念最早由法国学者布迪厄提出,指的是人们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给他们带来的资源[12]。社会资本是一种制度化的社会关系资源,具有累积性的特点。笔者从历史制度主义出发,从路径依赖角度,构建社会资本作用于政策执行的框架(见图2),分析由市场、政府与公共精神构成的社会资本对政府政策执行的影响,进而深入地研究象山县村庄规模调整政策的选择逻辑。

三、历史与现实约束下象山村庄规模调整实践

(一)制度、利益与观念交互作用下的政策安排

1.遵循政策民意回应机制,确保并村程序公正。浙江高度发达的民营经济促进了市场社会的良好发育和开放包容政府理念的形成,使其市场化改革和地方政府创新走在全国先列,涌现出“最多跑一次”“数字治理”“民主恳谈”“村务重大决策村民听证制”“村民说事”等治理模式。在日益高涨的政治参与热情、迅速发展的自治性社会中介组织[13]的背景下,浙江逐渐形成了政策民意回应机制,并不断在实践中积累强化,持续发挥着作用。

政策民意回应机制通过为百姓利益诉求表达提供渠道,以增强政策执行的代表性和权威性。此次象山县推行村庄规模调整严格遵循这一机制以增强政策的程序公正和合法性。在调研过程中,笔者获悉,象山县委办沿用这一机制,在指导意见中明确规定政策推行必须征求百姓意见,方案通过必须达到2/3以上多数并要经过公示期才正式生效。村镇干部为确保政策的民意代表性和程序公正性来回奔波,程序烦琐、任务艰巨却始终严格依法办事,“还是要按照程序来,要不然有人就盯着你的程序看,还是会有风险。”(20200703,WYL)①。

2.整合不同主体利益诉求,推进并村平稳运行。不同主体的利益诉求是象山县村庄规模调整政策平稳运行的重要障碍,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村干部的人选与面子问题;二是村民关注的实利问题。如何整合不同主体的利益诉求成为并村平稳运行的关键,针对这一问题,象山县在政策中采取以下两种举措,实现主体间利益诉求的整合。

第一,尊重历史与现实,妥善处理各类关系。每一个村庄都有自己的历史,原有村庄的治理格局是其历史、文化和利益平衡的结果。村庄撤并大概率会打破该平衡,比如村庄撤并涉及村干部职位与人数的变动,会产生现有干部的“落选”与“连任”问题;承接于并村工作的书记主任“一肩挑”政策,会造成原村书记和主任并村后何去何从的问题。新村干部人选和干部落选后的面子问题成为影响并村进程的核心问题,具体表现为部分村干部出于并村后职位和薪资待遇等方面的考虑,不愿意并村;而部分村干部以并村为契机,出于扩大自己势力的考虑,积极主动地支持并村,这种矛盾影响并村工作的顺利推进。对此,《中共象山县委办公室、象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开展行政村(社区)规模优化调整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等并村文件对“村(社区)干部待遇保障”“破解干部分流难”等问题予以引导,减少了村干部的疑虑。此外,村民也有较为关切的并村实利问题,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并村后村名与村办公地点的设立问题。被合并的村一般存续百年,村落的消失并非人人都能接受;新村办公地点与村民办事的方便性密切相关,促使各村百姓都希望将办事场所设置在本村。在此问题上,象山县委、县政府给予各村充分的自主权,“村办公场所是村民讨论决定的,是在充分的思想博弈过程中才会最终决定的”(20200706,WYL CZZ)②,由各村协商确定村名与村办公地点的设立问题。二是并村后新村代表性和整体发展的问题。新村成立后,村领导班子需要重选,届时县内会下发项目资金给新村,原村村民都希望本村人能当上新村村干部从而为本村争取更多项目资金。对此,象山县采取政府项目资金扶持和各村互相协调的方式来应对这一问题。在《意见》中,明确对项目资金的统筹使用作出规定,村集体项目优先安排或立項给新村。在访谈中笔者了解到,DA村书记向DAT村保证并村后至少有一位干部进入新村村组织,并答应帮助DAT村修缮文化礼堂,从而获得了该村村民的支持。除了干群间各自的考量与诉求,村庄间的历史恩怨问题也是影响并村平稳运行的因素之一,象山县委、县政府吸取上轮并村教训,根据因地制宜、实事求是的原则,充分尊重历史关系,将具有历史矛盾的村庄排除在并村的范围之外。

第二,协调村集体资产合并。在村庄撤并过程中,百姓的务实思想决定了经济利益的协调与平衡。在2004年象山县并村实践中,因协调与平衡老村与新村间的利益不充分,导致新村“并账”搁置,直接导致新村内部分而治之,并村效果难以体现。此轮并村,《意见》对“并账”进行专门规定,强调在组织实施阶段必须全面清产核资,在总结完善阶段需要做到“三资(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融合”。为激发并账的动力,还规定“实现三资融合的给予20—30万的奖励、并村后优先给予新村项目建设”等政策优惠。在经过全面清产核资走向“三资融合”的过程中,需要协调好老村间的村集体资产处置问题。该问题主要有三种情形:一是都盈余(数量上有高低);二是都负债(数量上有高低);三是有盈余有负债。针对这三种情形,象山县委、县政府通过具体举措加以解决(见表1)。

资料来源:《意见》

3.凝聚主体认同,推动并村向好发展。村庄撤并主要涉及村镇干部和村民,两者的行为会受其并村观念影响,作用于并村政策的推进。浙江改革与治理创新的实践营造出民主的基层环境,推动着村镇干部观念的革新。然而,受制于信息不对称和自身文化水平,部分村民的观念走向异化革新,即糅合着民主观念的务实性小农思维。据乡镇组织委员所述,“我要讲民主,要老百姓发挥自己的意志,但老百姓发挥自己的意志肯定不是从大局出发,还是有小农思想在里面。”(20200703,DAS01 WYL)①。受挫于上轮并村,部分村镇干部对此轮并村存有疑虑,行动上消极推进并村。如何妥善引导村镇干部和村民走出观念困境,成为并村能否持续向好发展的重要因素,对此,象山县委、县政府采取以下两种举措凝聚主体认同,推动并村向好发展。

(1)整合“三层”诉求,实现并村。村庄规模调整的首要目标是村庄合并,村庄撤并能否成功取决于各层主体差异化诉求能否实现统一。对于政府,并村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有效途径;对于干部,要保证并村政治任务的完成和县乡有效治理的实现,获得上级和百姓的认可;对于百姓,并村能够带来获得感和幸福感。在上轮并村实践中,并村认识不到位、并村政策代表性缺失、并村后发展导向短视,致使百姓幸福感和获得感的提升无从实现,干部的基层治理诉求落空。吸取经验教训,此轮并村过程中象山县出台《意见》,有效地将上层、中层与下层利益主体的诉求统一起来,真正实现了并村。在具体实践中,以SZH村和ZH村为例,因ZH村拥有鱼塘资产可供发展虾塘经济,其村庄规模和经济条件都相较SZH村好。并村时简单地将鱼塘合并势必难以协调两村之间、村和投资人之间的关系,对此,政府制定政策时专门作出了“土地(林地)承包关系与订立的各类有效经济合同不变”的说明,有效保障了村与投资人、投资人与鱼塘的法律关系,化解了直接合并鱼塘带来的ZH村民的不满。

(2)凝聚“三种”认同,走向“并心”。以村庄撤并优化乡村空间布局和整合乡村发展资源,必須依靠全体村民共同奋斗。象山县在推进村庄规模调整过程中注重引导并凝聚三种认同。其一,中央的要求、地方的发展与村庄村民的诉求相统一。国家层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要求需要充分考虑地方的发展需求;地方在贯彻国家要求的基础上,充分考虑村民意愿,将政策制定、实施和村民诉求相统一,在政策落地的同时切实增强民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实现地方的有效治理。象山县委、县政府在思想指引和实际操作中致力于人民导向的实现:思想指引上,为“实现规模调优、资源整合、班子建强、服务提质,着力提高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为加快建设N市现代化滨海城区夯实基层基础”;实际操作中,注重村民发声、百姓参与、政策惠民,从而实现中央要求与基层诉求的统一。其二,参与并村的各个村庄对新村的认同统一。村庄作为村民生活的场域、社会关系的存续结构而存在。各个原有村庄对新村认同的统一来源于村民对新村的认同感,这需要建立在内部成员足够的互动、对新村文化单元的强烈认同和由内而外萌发的归属感的基础之上,即经过行政合并与资产合并—政策引导融合—自发融合—认同统一的完整逻辑链条。目前象山县村庄正处于政策引导融合的过程,行政上的融合引导主要涉及住房、经济平衡、基础设施建设及用地规划等方面,是在利益平衡和生活水平提高的基础上保证下一步自发融合的实现。其三,村干部和村民对于新村发展目标和认识的统一。新村建立伴随着村域面积的扩大、“三资”的融合,如何有效整合发展资源、合理规划新村布局成为每一个新村都必须考量的发展问题。由于新村初成,内部隔阂感未有效消解,统一村干部与村民对新村发展的目标和认识迫在眉睫,这种统一建立在提高村民获得感与幸福感的基础上。在此轮并村中,象山县注重增强村民的获得感与幸福感,指出新村发展需要从“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作出发,美化村庄环境,加快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创建生态宜居的环境;同时加快产业建设,提高村民的收入水平。

在制度、利益与观念的交互作用下,象山县委、县政府采取不同举措,推动村庄规模调整,实现“并村”“并账”,引导“并村”走向“并心”,形成具有地方逻辑与特色的政策安排(见图3)。

(二)深层逻辑:路径依赖下社会资本运作中的政策执行

1.高度发育的市场与社会:对政策的影响与制衡。调研发现,浙江象山的市场与社会对于村庄撤并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有重要影响。象山县不少村庄都有资产上亿的企业家保留村民身份的情况,这次并村方案也要求他们参与投票。在象山,许多村干部有家族企业,“富人治村”是一个普遍现象,不少企业家深度参与了村庄撤并的各项流程。市场化程度越高,市场与社会对公共政策的影响程度往往也会越高。

纵观近代历史,相较于改革开放前落后的交通建设、低水平的经济发展程度、缓慢的市场与社会发育,改革开放后的浙江迎来了经济快速发展期。浙江经济的快速发展推动着市场和社会的发育。浙江逐步形成了发育程度较高的市场与社会,民营经济发达、市场活力充沛、法治环境良好、创新能力突出成为其标志性特征。市场与社会的健康发展,促进民营企业和社会中介组织数量的增长,形成对地方政府政策制定的影响力。因此,在高度发育的市场与社会背景下,浙江象山县在选择和制定并村政策时,会受到来自民营经济主体、社会中介组织等力量的制约,使其政策内容具有更强的包容性和普适性。

2.开放的政府治理理念:文化、改革作用下的务实与创新。历史制度主义重视文化、观念等“非正式约束”对制度形成与制度变迁的影响,政府治理理念的形成与所处地域的历史文化、改革发展的历程密切相关。村庄撤并作为一种制度变迁,明显受到象山当地的历史和文化观念的影响。在历史视野下,浙江作为临海边地,山多地少的地形特征使得浙江人民靠海谋生,形塑了“开放包容”“敢闯敢拼”“质朴务实”的文化特征。这种文化特征的典型代表是越文化,浙江人民在寻资源求生存的历程中,逐渐培养出了“务实”与“创新”的精神。面对生存需要,学会务实;面对海域,学会拼搏和探索未知。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中,浙江文化呈现出务实与创新并存的特征,对政府治理理念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

地域文化通过将其特征内化于政府治理理念来对经济社会施加影响,地方政府的改革发展历程则通过路径的选择和延续,形成政府治理理念转变的动力。回顾浙江改革历程,在不同时期,政府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在改革开放初期,政府注重实践,“多做少说、只做不说”[14]3,激发了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浙江经济发展奠定基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政府转变职能,运用宏观调控为市场经济发展打造良好环境;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时期,注重战略规划和矛盾协调,为经济发展指明方向。在改革历程中,浙江围绕“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在实践中深化认识,形成了“有所为有所不为”“有事情找市场”的具有地方治理特色的路径。政府恪守“老百姓愿意干的不阻拦,老百姓不愿干的不强迫”[15]“能用市场解决的就用市场解决”的思想,充分放权,打造民本型和服务型的政府。在务实、创新、放权、包容、开放的政府治理理念的浸润下,社会创新活力迸发,涌现出许多地方治理的经验模式,推动着浙江朝着数字治理、网络治理的方向发展。

开放的政府治理理念应用于村庄撤并的实践中,通过影响政策执行的方式来施加作用。在象山县的村规模调整中,开放的治理理念促使政府本着公正、透明、公平、有为、爱民的心,推进并村工作。在操作层面,象山政府本着一颗公正的心,对村民负责,着眼于村民切身利益和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目标,推进并村;本着一颗透明的心,做到政策制定公开透明、政策执行公开透明、并村过程充分发挥民主;本着一颗公平的心,平衡各方利益;本着一颗有为的心,推进象山村庄建设和振兴;本着一颗爱民之心,切实为村民谋利益,做到“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政为民而行”。

在务实开放的治理理念和并村操作的“五心”原则的影响下,象山县创新式地推进村庄撤并工作,制定了一系列村庄规模调整的政策,促使并村平稳运行。

3.强烈的公众参与和责任意识:积极入世的精神。公众的参与和责任意识,主要在地方风气的浸润中和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中孕育而成,是百姓对公共事务的热情和当家作主的主人翁精神的体现,有助于政府政策制定的可接受性和合法性的实现。

地方风气的形成得益于先贤思想的浸润,王阳明“致良知”“知行合一”的思想,为人们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地发挥提供了基本依据;黄宗羲“经世致用”的主张,为人们学以致用、回馈社会的抱负提供了基本动力。在浙东学派思想的影响下,人们关心时事、奉献社会的意识得到激发。典型代表是浙商群体,他们具有宽厚、诚信、包容的特点,有商德、有敬畏、懂报恩、有担当。叶澄衷经商之余致力于教育事业,创办澄衷蒙学堂,培养出胡适等人才;创办义学,培养出世界船王包玉刚和商界传奇邵逸夫[16]。开放进取、务实创新、敢于担当的企业家精神在浙江大地上薪火相传,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浙江人民,对制度、管理、治理理念和模式等方面的革新作出了巨大贡献,如浙江杭州的城市大脑建设、网络信息政务等。优秀的企业充当中介角色,在涉及公众利益的领域与政府展开协商,形成了良好的治理路径,为公众的积极参与提供了方便。

地方风气作用于公众意识的觉醒,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关系孕育出公众参与的路径,对公众积极入世的精神起着强激励的作用。浙江政府在改革的历程中,把握民本导向,致力打造服务型政府,注重基层的治理创新。温岭“民主恳谈会”、镇海“村务重大决策村民听证制”、德清“乡贤参事会”和象山“村民说事”等基层治理经验,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公众的利益诉求渠道,增强了政策的公众代表性。在拓宽公众参与渠道的同时,浙江政府也推进政务公开,致力于信息公开制度体系的构建,有效减少了信息不对称对公众参与造成的不便和影响。

在此次象山县行政村规模调整中,以村民为代表的各方主体参与讨论、进行协调与平衡,让并村政策表现出更强的代表性和科学性,从而推进村庄规模调整的平稳运行。

四、研究结论

本文从微观层面入手,构建制度、观念与利益交互作用下的政策安排框架,发现象山县并村政策的制定深受政策民意回应机制、干部和村民的利益和观念的影响,政策的形成实质上是各方利益平衡的结果;从宏觀层面入手,在历史视野中分析浙江的社会资本构成,发现高度发育的市场与社会对政策制定起着制衡作用,开放的治理理念使得政策制定更具务实性和创新性,强烈的公众参与和责任意识使得政策具有更强的民意代表性和合法性。

因此,浙江象山县的并村政策是在历史与现实的约束下,在微观和宏观层面交互作用下所形成的一种选择,历史制约路径的选择,现实影响制度变迁。微观层面的利益与观念的碰撞、程序公正的要求,让政策具有更强的务实性;宏观层面的社会资本运作,让政策执行的方式更具创新性。历史与现实辉映,微观与宏观共生,共同推进了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推动着象山县并村工作的平稳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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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罗钰涵

①2020年7月3日,在访问乡镇组织委员时,乡镇组织委员指出按照程序来能减轻风险。

②2020年7月6日,在访问乡镇组织委员和县财政时,他们指出村办公场所确定等问题由村民自主决定。

①2020年7月3日,在访问DA村书记和乡镇组织委员时,他们指出小农思维是并村工作中需要注意处理的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