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从2020年初开始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及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凸显出公共卫生安全的极端重要性。2020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专家学者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构建起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近两年来，党和政府也多次对此作出重要部署，充分彰显了对公共卫生安全的重视。国际公共卫生巨匠温斯洛认为，“公共卫生是通过有组织的社区努力来预防疾病、延长寿命、促进身体健康和提高效益的科学与艺术……需要社会工作者与医生、护士、细菌学家、流行病学家等多类高能力人才的共同参与”。

而在应急管理重心下移的治理背景下，在“动态清零”的抗疫政策部署下，社区以属地化管理的“前哨”优势，当仁不让地成为疫情防控的最前线。

因此，构建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其基础扎根在社区组织和社区治理上。在全民抗疫的关键阶段，中央和地方政府尤其关注社区基层防控状况，曾明确指出“大幅度充实基层特别是社区力量，织密织牢社区防控网”。

而此次疫情作为近年来在国内发生的感染范围最广、传播速度最快、防控难度最大、打击力度最严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给我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同时，也对我国自2003年SARS疫情以来社区公共卫生防控状况进行了一次重大考验，激发了对构筑社区基层防控力量的迫切需求。

公共卫生事件本身会对社会和民众带来较大的心理压力，

M.R.Greenberg, “Insidious Trends and Social/Environmental Justice: Public Health’s Challenge for Responding to Hazard Events,” , vol.104, no.10, 2014, pp.1802～1804.

而疫情期间有不少报道显示，由于社区层层加码的“一刀切”式防疫管制措施限制了居民日常出行活动，不可避免地给人民生活带来不便，进一步加重了社区居民的负面情绪，在情况严重时部分居民甚至出现情绪恶化并引发心理疾病等问题。

但也有诸多社区由于组织得力、措施得当，及时消解了居民的紧张焦虑感，使居民易于接受并适应社区的防控安排，从而顺利渡过了管控、隔离的困难期，迎来阶段性胜利。譬如武汉市洪山区的华大家园小区就凭借着较高的社区组织程度与较快的防控应急反应，确保了全小区共计一千七百名住户没有一起感染或疑似感染病例，成为疫情震中的一片绿洲。盛洪涛等学者通过对武汉前线抗击疫情的调查研究，证实了社区组织在疫情期间的管控、调度、服务、救助等方面均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同时也指出当前社区管理仍存在人员欠缺、组织无序、智慧不足等通病。

以上研究结果与事实例证充分凸显出社区组织和社区治理在公共卫生安全中的重要作用。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蔓延，各种变异毒株加速传播，国内疫情常有反复迹象，人民群众的生活仍不时受到疫情侵扰，其心理状态有可能会因为长期受压和紧迫—放松—再紧迫等系列变化而产生消极的应激反应。而一旦社区居民心理状态回归低落甚至恶化，就很容易对各项防疫措施产生不满和逆反等抵触反应，进而影响抗疫工作成效。同时良好的心理状态本身也是公共卫生追求的目标。鉴于此，本文分析了新冠疫情这一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社区居民在诸多社区防疫管制措施下的心理状态及其规律，将焦点聚焦于社区居民心理状态，并定量分析了社区组织程度等相关因素在影响居民心理状态中的作用，以期为构建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提供有益的理论支撑。

二、文献综述

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初期，人们往往会因为事前没有心理准备而出现紧张、慌乱等不良情绪，也容易因为思维混乱而产生过激的行为表现。某种程度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给人们带来的心理与精神上的负面影响要远远大于对人们造成的身体伤害。

而新冠疫情作为最严重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之一，其极强的传播性与不确定性迫使全国各地不得不及时拉起警戒线并紧急按下暂停键，在此背景下，持续性的封闭隔离生活更让民众感受到强烈的身心煎熬。因此，Choi等学者认为新冠疫情不仅造成了全球健康危机，而且给社区居民的精神状况带来了二次危机，民众的心理状态亟须得到有效的关注与辅助治疗。

K.R.Choi, et al., “A Second Pandemic: Mental Health Spillover from the Novel Coronavirus(COVID-19),” , vol.26, no.4, 2020, pp.340～343.

这点也在Salari等学者的系统性回顾与荟萃分析(meta-analysis)中得到了印证。

N.Salari, et al., “Prevalence of Stress, Anxiety, Depression among the General Population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 vol.16, no.1, 2020,p.57.

基于此，国内外不少学者都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社区居民的心理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展开了调研。Kaushal等学者对SARS早期的公众心理做了回顾，发现抑郁、焦虑、谵妄等精神疾病共病现象明显，被隔离的人容易感到厌烦、孤独和愤怒，也容易出现认知障碍，而此次新冠疫情影响下的公众心理症状表现与此有相似性。

K.Shah, et al., “Focus on Mental Health During the Coronavirus(COVID-19) Pandemic: Applying Learnings from the Past Outbreaks,” , vol.12, no.3, 2020,e7405.

孙梦媛等学者通过对疫情防控期间西安市的603名封闭管理社区居民进行线上问卷调查发现，城市社区居民的整体心理状态不佳，容易出现一系列非理性的应激体验。

对此，王维丹等学者通过量化统计与质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浙江省心理援助热线来电进行分析，将疫情期间公众心理经历分成了盲目期、恐慌期、烦闷期和调整期四个阶段。

而张丽全等学者在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心理问卷和自制问卷调研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得到社区居民在对疫情防治认知不足、对社区防控能力感知有限、自我隔离期间长时间压抑等情况下更容易产生焦虑恐惧等不良心理反应。

杨婷等学者则通过便利抽样法抽取了武汉市某社区的333位社区居民，并应用患者健康问卷和广泛性焦虑量表对其进行调查，在对问卷数据进行多因素分析后发现，性别、文化程度、有医护人员亲属等也是影响社区居民抑郁、焦虑情绪的主要因素。

王彩凤和黄辰则进一步指出活动环境的受限、直接交流的减少、信息获取的混乱和消遣方式的单一是影响居家隔离心理与生理变化的重要原因。

除了社区居民以外，承担更多环境风险的社区疫情防控工作者也是不少学者关注的调研对象。张平等学者利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和自制压力状况测量表对近三千名辽宁省城市社区工作者开展问卷调研，并通过心理健康结构方程模型的构建分析出年龄、学历与压力对其心理健康的影响最明显。

鞠玉朦等学者在新冠疫情发生期对湖南省社区防疫工作者和社区居民进行问卷调查，并通过Mann-Whitney U检验、双因素方差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等方法挖掘出较差的心理弹性与对防疫工作的负面认知可能是引起社区工作者抑郁焦虑情绪的主要因素。

而McAlonan等学者通过对SARS暴发期间的一线抗疫人员的两次评估得到一线抗疫工作者的压力留存在一年以上的重要结论，说明对于一线抗疫工作者的压力管理也是疫情防控的重要组成部分。

G.M.Mcalonan， et al., “Immediate and Sustained Psychological Impact of an 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 Outbreak on Health Care Workers,” , vol.52, no.4, 2007, pp.241～247.

同时，张迪等研究发现，个体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隔离过程中虽然会产生消极心理情绪，但社会支持等保护因素可以降低隔离的负面影响，甚至能够促进个体和人际的积极改变。

这也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了积极的社会支持与有效的治理方式可以应对、甚至及时解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带来的心理健康问题。早在2015年，汪晓萍与刘彤就指出了社区心理健康促进工作对于社会建设与社区治理的重要地位，以及其对于共建美好社区的积极意义。

基于上述文献回顾可以看出，目前虽然有部分学者关注到了SARS、新冠疫情等公共卫生事件影响下的社区居民和社区工作者的心理健康问题，但他们关注的重点往往在单个个体或小范围群体，分析的视角不够全面。社区组织作为公共卫生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和基础节点，在维护公共卫生安全风险的工作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理应成为人们研究的焦点，但当前该领域仍留有空白。因此，本文将以社区组织以及社区特征为主要着眼点与最终落脚点，聚焦居民心理状态问题，探讨“有组织的社区努力”如何建构起公共卫生安全的基层体系，以期为后疫情时代的社区更好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提供指引。

三、社区组织程度和社区防疫

2.社区组织程度的相关调节因素分析结果

就社区组织的架构而言，已有学者指出，社区公共卫生架构不仅需要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等正式组织共同构建和完善，

也需要社区居民等非正式组织力量的统筹与协同，形成有机整合体系下的良性互动。回顾社区防疫历程，自上而下组织防疫宣传的社区工作者、管理居民出入的物业服务公司，以及自下而上提供生活帮扶的居民团体、积极对接物资援助的社会组织，

都在社区防疫中贡献了力量。其中，正式组织因其合法性、正规性、系统性，在社区防疫过程中发挥着中坚作用，是防疫力量的主心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21年6月在考察社区基层时强调，“社区要搞好，一定要有坚强的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组织”。

但正式组织的运作受限于基层人力财力物力，覆盖广度有限，难以及时对接个体需求，在危急时刻容易捉襟见肘。而非正式组织往往是由于情感、兴趣、需求等而自发出现的开放式的、未经严密组织的群体。其根植于居民自身的情感和需求，拥有深厚的根基和潜在的庞大规模，能在紧急事件中发挥独特作用。但也因为其既没有严格的规章制度，又没有层级分明的组织架构，

难以形成科学合理的管控，削弱了其治理效能。两者在常态化条件下往往各行其是，而在疫情下又都作出了相应贡献。一方面，组织程度高的社区多种力量的融合程度就高、效果就好，反之则弱；另一方面，社区防疫工作也为各种社区力量组织起来实现社区治理效能提升提供了契机。

诸多实例已经说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社区组织程度会影响到社区防疫效果(进而影响居民的心理状态)，但就其影响机制的实证乃至定量研究极少。本文认为社区组织程度影响社区防疫可以从以下三个角度来分析：一是从资源导向视角看，社区组织关联着能够被社区居民所利用的一系列优势资产和资源。易外庚等学者认为社区“硬”“软”资源的协调使用是社区治理的根本保障。

从这一角度来说，社区组织本身就体现为资源优势；且某些优势资产，尤其是无形资产，如与疫情有关的专业信息、资源分配信息、专业化设备的获取和使用能力等，并不单纯与资金有关，而与组织能力密切相关；二是从过程视角看，社区组织程度包括组织结构水平和调动能力。

就工作特殊性而言，社区防疫不是社区工作者和社区物质资源的简单堆叠，而是由诸多贴近、麻烦、复杂、繁琐事务结合在一起运转的系统性工作；它需要有效地组织，使其既服务于防疫需要，又能降低社区居民的不满、焦虑等情绪，使得居民心理状态趋于平稳。徐研辉等提出应将社区组织效率作为衡量社区能力的重要指标；

三是从风险管控的抗逆力视角看，系统自身面临风险的抗干扰能力、个人主观能动性形成的集体行动力以及社区组织的组织领导能力是社区抗逆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单从组织程度的角度可以将其简单理解为对社区公共事务的领导力。

由于人们的意见往往存在差异，且容易因维护自身利益而产生抵触心理，各方行为也会形成冲突，所以在面对既繁杂又存在风险的社区防疫工作时，社区工作者非常容易在重压下显露负面情绪，也会被不利的现实情况与负面反馈打击积极性。而如果社区工作者失去行动力，则极不利于组织防疫工作。此时，强有力的领导力就是社区行动的核心支柱，也因此成为提高社区治理效能、改善人们心理状态的关键。

教育程度、居住区域、工作状态、社区日常封闭程度等变量不显著。其中，居住区域、社区日常封闭程度等差异对心理状态并无明显影响，这可能与此次疫情本身传播的广泛性以及我国防疫工作的普遍化相关联。而工作状态这一变量则可能由于受访阶段生产工作秩序的逐步恢复而降低了对居民心理状态的影响。此外，教育程度的不显著也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了在广泛而严重的新冠疫情面前，部分个人特质无法提供额外的信息或心理支撑，几乎所有人都受到疫情及社区管制措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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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模型和数据

1.计量模型设定

以上的理论分析梳理了社区组织程度和社区防疫之间的关系，本文通过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的实证调查和计量模型来做进一步的探讨。本文选择多元回归模型作为基础模型，将社区居民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的心理状态作为因变量，考虑个人特征、社区特征等因素对心理状态的影响，建立基础模型如下：

式中：y(t)表示t时刻的负荷大小，z(t)j是外界输入的变量，d表示外界输入变量的个数，这里选取日期、室内外温度、室内外湿度、气压、降水量、人员活动情况、光线强度、上周同时负荷、昨日同时负荷等因子，经过数据预处理后作为外界输入变量z(t);e(t)和e(t+1)分别表示t时刻的噪声值和未来误差;l,m,n分别为自动回归(Auto-Regressive, AR)、外界输入(exogenous variables)和滑动平均回归(Moving Average, MA)的阶数;Φ(B)、Ψ(B)和Ω(B)分别表示AR部分、外界输入、MA部分的参数:

=

+

+

+

+

+

+

本文模型变量如下：

社区防控情况(

)：以上社区总体特征对受访者心理状态的影响最终还应结合基本物资可得性、社会援助与志愿者参与度等防控情况。其中，物资可得性指社区附近的药店、医院、商超等基本防疫物品(如口罩、酒精消毒液、非处方药品等)的充足程度。志愿者参与程度与社会援助意味着社区内部与外部的支持力量。显然，以上条件越好，居民心理状态越好。

不懈的学习与付出换来了如今的政通人和，公司也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发表了《转型期思想政治工作研究》《社企分离的经验教训》《关停僵尸企业的难点与对策》等多篇论文，公司也被评为江苏农垦“思想政治工作先进单位”和南通市“文明单位”。

涝河灌区干渠现状为浆砌石结构，外表面采用水泥砂浆抹面，渠道为矩形断面，断面尺寸为1.8m×2.2m，渠道顶高程为530.0 m。为减少由于引水埋管对渠道的破坏，本次取水采用正虹吸形式。

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选取社区组织程度为社区治理能力的主要反映指标，即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根据上文探讨，本文定义的社区组织程度是社区组织健全程度、社区资源和人手充足程度、社区行动力情况三项指标的平均值，数值越大说明社区组织程度越高，治理能力越好。前文已经对理论基础进行了阐释。本文认为，社区抗疫期间，尤其在抗疫初期，由于信息不够充分、对未来预期悲观、身边物资紧缺、社区防控措施趋严等多方因素的叠加，社区居民的心理防御容易被击溃，往往会在生活和工作因抗疫受到较大影响时出现剧烈情绪波动，因而在日常生活方面需要得到帮助，在心理情绪上需要得到安抚。面对以上种种困难，如果社区组织程度低下，则难以应对严峻的防疫任务，导致居民满意度下降，进一步影响他们的心理状态。因此，从社区宏观角度出发，社区组织程度是一个重要的解释变量。

控制变量：

个体特征(

)：主要包括受访者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居住区域等。前三者是典型的个体特征，不同特征的人群可能会在同样的环境影响下有不同的心理应激反应与心理状态，因此有必要通过将其设定为虚拟变量，从而在分析过程中控制其相关影响。此处的居住区域，意指受访者的日常生活空间范围在整体上属于城市中心区、城市郊区、县城镇区，抑或是农村。出于对新冠疫情的发展特点、我国社区资源的分布差异以及人群的居住分异加大等原因的综合考虑，我们认为居住区域也可视为一项个体特征。简而言之，不同区域的社区差异本身可能就会带来心理状态的差异。

选取我院自2015年8月至2017年8月收治的80例宫外孕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均经腹部超声确诊,按照平行对照法将其分为观察组与参考组各为40例。观察组:年龄23-40岁,平均年龄(36.25±2.52);孕次1-4次,平均孕次(1.76±0.55)次;其中“习惯性”宫外孕15例。参考组:年龄22-40岁,平均年龄(36.19±2.40)岁;孕次1-4次,平均孕次(1.80±0.56)次,其中“习惯性”宫外孕15例。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通过,两组孕妇组间基线资料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个体状态(

)：个体状态包括疫情期间个人的居所及居住状态、工作状态、生活便捷程度、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关注程度、填写时间等。

居民心理状态是一类过程变量，也是受访者当时当地各种具体情况影响下的集合变量，因此，诸如生活是否便捷、是否被隔离、工作是否正常等也会影响心理状态，应被控制。考虑到2020年上半年疫情发展速度很快，不同的外部信息会影响人们对这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判断和重视程度，进而影响对社区管制措施的认同感，因此填写时间以及对疫情的关注度等标志外部疫情信息强度与受访者信息摄入量的变量也应得到控制，以确保结果的精准。

曹保庆家里3口人都患有慢性病，无经济来源，是建档立卡贫困户。曹保庆对自家的户容户貌进行整治，通过了驻村工作队的卫生考核，获得20积分；积极参加村集体组织的活动，获得5积分；对帮扶措施和扶贫政策较为熟悉，又获得15积分……靠自己的劳动所得，曹保庆在爱心超市如愿兑换到了自己需要的生活用品。

社区客观条件(

)：社区的老旧程度、规模大小、是否存在疫情防控的不利因素

等情况都会对社区防疫难易程度产生影响，进而反映到社区居民的心理状态方面。盛洪涛等对武汉前线的调查研究结果充分说明社区客观条件对疫情防控带来显著影响，也直接影响着居民的心理状态。

此外，一般认为，物业费的高低与物业提供服务的质量亦存在一定相关关系。陈鹏指出，由于物业费是物业公司的主要收入来源，在物业费价格长期难以上涨的情况下，难免出现物业企业提供缩水服务以降低成本的行为趋势。

从居民角度，物业费作为其对物业服务的支付，其定价也与居民对物业服务的要求相挂钩。综合来看，物业费既影响到居民对社区防疫工作的预期，又与社区一线工作者愿意付出的努力相关联，其对居民心理的影响机制较为复杂。

被解释变量(

)：本文选取的被解释变量是社区居民及社区工作者在疫情期间的心理状态，通过对心理状态量表内的各项打分取均值的方式得到每位受访者的心理状态指数，数字越大代表心理健康程度越高。心理状态量表来自世界卫生组织五项身心健康指标WHO-5。

根据以上论述提出本文假设：

H1：新冠疫情防控期间社区居民的心理状态受其个体特征、个体状态、社区客观条件、社区防控状况和社区组织程度影响。限于篇幅，分假设不一一列举。

2.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文以全国范围内的社区居民为调研对象，采用滚雪球抽样法和问卷调研的方式，就疫情期间的生活工作状态、社区情况、心理状态等方面进行调研。华东师范大学东方房地产研究院、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房地产与城市管理政策研究工作室”、上海市房产经济学会物业管理和小区综合治理专委会于2020年3月24日通过线上平台联合发布“疫情期间社区防控情况调查”问卷，并于5月1日截止回收问卷，最终共收回问卷825份，剔除无效问卷后，共计获得有效样本823个。对参与此次调研的有效样本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

柳江古镇的镇口有一棵惹人注目的黄葛树。黄葛树的树干苍劲而粗壮，约莫两三个成年人才能合围得住它。黄葛树下面，是一条潺潺流淌的河流，河流中央，有一个木制水车，水车立于河道围堰下的低洼处，河水冲击着水车的踏板，水车便“嘎兹、嘎兹”艰难地旋转着。柳江古镇虽说是新近修建的集镇，它的街道并不宽绰，全是由青石板铺成，人走在上面，就有了一种恍然隔世的感觉。

从表1可见，受访者以中青年群体为主，年龄主要集中在19—45岁(84.06%)，且主要偏向高学历人士(本科及以上占比83.22%)，女性样本稍多(57.18%)。受访者主要分布在城市中心城区和城市郊区(79.69%)，对疫情关注程度较高(94.28%)。截止问卷回收阶段，大部分受访者已基本恢复工作状态(80.9%)。关于受访者的社区特征，大部分受访者所在社区建成时间大多在30年内(84.54%)，且以有围墙的封闭式与开放式为主(85.52%)。社区规模分布则较为均匀，“200—2000户”区间最多，总占比67.76%，“2000户以上”总占比15.57%，“200户以下”占比16.67%。社区防疫的常见不利因素中，老龄化程度高(20.19%)与租客占比较高(14.48%)是最主要的两项。

无源远程传感系统包括一个掺铒光纤激光器,其中一个谐振腔镜是由光纤环形镜构成的,光纤环形镜具有高反射率和宽反射带宽的特点;另外一个谐振腔镜由布拉格光纤光栅构成,设计中为了同时保证低阈值和较高的激光输出功率,光栅的反射率做了优化。

根据样本个体特征与样本所在社区特征的描述性分析可以看出本次调研覆盖的样本较为全面，但偏向城市和高教育程度群体。结合信息关注程度等指标，可以认为，本研究的主要对象为城市内关注新冠疫情的、具有相当信息收集能力和分析能力的群体。总体而言，受访者对于本文所论述的各类变量处于易感知状态，有助于本文所建立的模型验证。

键槽凸模模块包括气动斜楔组件和凸模组件两部分(图2)，气动斜楔组件包括气缸、气缸固定板、斜楔等，凸模组件包括键槽凸模、固定板、弹簧、调节环等。气缸顶出时，带动斜楔将凸模顶出，气缸缩回时，带动斜楔缩回，凸模组件内的压簧将键槽凸模压回至初始位置。压簧存在一定的预压力，键槽凸模(上模)不会因为重力的作用而掉落，同时更换修理键槽凸模也十分方便。

同时为了检验心理状态量表在本调查中的信度，采用克隆巴赫系数对所用心理状态量表(WHO-5)进行可靠性检验，发现该维度下的信度α大于0.9，说明该指标量表具有较强的内部一致性与良好的统计参考价值。

五、分析结果

1.社区居民心理状态影响因素分析结果

将影响因素逐次分批纳入模型，各模型均整体显著，说明模型成立，且调整后R

逐步增大，说明各变量均对社区居民心理状态产生影响，验证了模型的假设。从调整后R

的增量情况看，社区防控状况、个体状态解释能力最大，其中社区组织程度作为单一变量贡献了0.018(全部为0.124)的R

增量，充分说明这一核心解释变量的有效性和重要性。而根据模型五可知，社区组织程度这一变量的重要性(重要性类似于解释力，为0.230，详可参见张文彤等

)最高，基本防疫物资可得性、社会援助、生活便捷程度其次。可见，实质性因素在影响社区居民心理状态中占据主要地位。

本文基本模型因变量为连续变量，自变量包含分类变量和有序变量。综合考量，采用最优尺度分析方法，选择IBM SPSS Statistics 25软件进行分析(结果见表2)。

1.持续深度参与国际税制改革进程。在后BEPS时代，中国将继续在平等的基础上参与AP-BEPS的后续工作，特别在AP-BEPS非“最低标准”项目成果升级版设计中贡献发展中国家智慧，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观点和理念渗透到AP-BEPS成果升级版之中，切实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税收利益。

志愿者、填写时间和社区防疫不利因素均显著，重要性居于中等。其中，填写时间重要性不低，说明随着人们对疫情了解程度加深与对社区防疫工作的熟悉，同时伴随国内疫情形势趋于稳定，居民心理状态逐渐转好。而社区不利因素这一变量系数为负，则意味着在未来的社区防疫或其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对此类社区需要更多的关注和资源投入。志愿者作为社区内在组织资源，与社区组织能力有着一定的关联性，其正向显著结果说明未来的社区治理应充分挖掘内部资源，用好内部组织力量。

居所及居住状态、对新冠信息关注度、性别、年龄等个体变量虽然显著，但重要性较低。相对而言，女性、年长者在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社区管制下心理状态较差；居所状态越自由，心理状态越好。以上符合基本认知，说明本次调查的结果具有一般性，侧面验证了调查本身的严谨性。本次调查结果还显示，对新冠信息越关注的居民心理状态可能越差，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对新冠信息越关注并不等同于受访者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越低。事实上，在疫情发生早期，各种信息鱼目混珠，普通群众很难辨别其中的真伪和重要程度，反而有可能因为自身存在的各种切身关怀、不利处境而受到过量信息的侵扰，导致心理状态较差。因此，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及时发布并整合权威性信息对改善居民心理状态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1)通过测量数据中心UPS输出功率作为IT负载耗电量，但该UPS系统往往也同时为其他数据中心以外的重要负载供电，如监控中心或调度大厅的大屏幕及坐席设备等，此部分负荷不属于数据中心IT负载之列，但在实际测量中又难以将其分离。因此，这种测量方式会将很多本不属于IT负载的交叉能耗均统计在内，导致PUE值虚高。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到社区组织程度对于社区治理和社区防疫的重要意义，因而本文认为可以从资源获取、事务组织和核心领导等角度增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的社区治理能力，改善非常态化情形下社区居民的心理状态，从而构建有效的基层公共卫生体系。但在常态下社区组织程度的意义往往遭到忽视，而在非常态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社区组织程度的意义和重要性才被人们发掘。这是本文研究的突出理论意义，也是下文计量模型设定的理论基础。

在当前高度发达的城市生活里，随着社区规模的扩大、涉及事项的专业化程度加深、居民个体性和自我表达需求的提高、社区流动性的加大，社区治理工作越来越需要良好的组织，这也逐渐成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影响居民心理状态最重要的因素。社区组织程度越高，居民心理状态越好，这充分印证了提高社区组织能力的重要性。事实上，前述影响变量中，社区特征和状态一类变量，诸如物资、社会援助、志愿者等，均与社区组织程度有关，也说明了对居民生活不便程度进行识别从而提供针对性援助的快速应急状态，更需要社区具有良好的组织、充足的人手和足够的行动能力。它既是资源等“硬件”的体现，更是基层组织能力等“软件”的集成。

综上，假设H1得到部分验证。

“基层既是公共卫生工作的对象，又是公共卫生工作的目标，也是疫情防控中重要的一环”。

在城市化发展和人口流动的大背景下，社区作为城市基层单元，具有复杂多元的社会阶层结构和明显的内部的异质性与个体化特征，日常治理难度大；在防控疫情的过程中，社区作为直面外部环境冲击的第一线以及关切居民身心安危的最后防线，是公共卫生体系构建的关键一环和主要工作对象。此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也是探索社区组织有效协同、构建社区公共卫生体系的契机。从结果看，有些地区做得比较成功，有些则存在不足。可见这一契机的把握需要有效的社区组织，方能把异质性、多元化的居民组织起来。

前述分析已经说明，在社区防疫这一特定背景下，社区组织程度是影响居民心理状态最重要的因素。但其具体的作用机理是较为复杂的，可能会受到特定因素的调节作用。

从微观层面看，居民的心理状态与个体本身面临的现实需求、压力、满足程度等有着必然的联系；从宏观层面看，社区整体情况既会影响防疫实际工作的状态，从而改变居民的个体状况，又会从认知层面影响居民对于现状的判断从而改变其心理状态。因而社区组织程度对居民疫情期间心理状态的影响可能不仅与社区防疫客观特征有关，也与居民对社区此类现状的认知有关。本文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H2：新冠疫情防控期间社区组织程度对居民心理状态的影响受到多种因素的调节作用。

其中，调节变量包括基本防疫物资可得性、社区规模、社区封闭程度、社区防疫不利因素和物业费。社区周边基本防疫物资可得性可能与社区组织程度有关，但更多的是作为外生变量。因为在物资充足的条件下，基本物资带给社区居民的物质与心理支撑更容易消解居民心中的恐慌情绪，也会在无形中降低居民对社区组织程度的要求。同样，社区规模小、封闭程度高、防疫不利因素少等特征也会从主客观两方面让居民觉得社区组织程度的弱势对现状的影响不大，因而社区组织程度对心理状态的影响就小。

而物业费则是一个复杂的因素，如前所述，物业费的高低与物业提供服务的质量存在一定相关关系，也与居民对物业服务的主观要求、疫情期间行动受限的不满意度相挂钩。因此这一因素对居民心理的影响机制较为复杂。

分别加入以上因素与社区组织程度的交叉变量，以及全部加入交叉变量，采用IBM SPSS Statistics 25软件进行分析，结果见表3。

从表中可见，以上调节效应均显著成立，其重要性由高到低依次为基本防疫物资可得性、社区日常封闭程度、社区防疫不利因素、物业费和社区规模。可以发现前三者均属于比较直接影响到整体防疫形势的社区特征变量，而物业费和社区规模的影响则比较间接。

例题贵在精而不是贵在多，数学是需要思考的，数学教育的目的也不是培养熟练的工种[18]，因此有理数例题的配备除了注重学生运算能力，也要注重学生对有理数概念的理解与掌握，不能只注重是什么，更要知道为什么．RJ版教科书有理数的例题全部出现在有理数加减乘除运算的小节中，在1.2.1有理数小节中没有出现例题，这一定程度上体现出RJ版教科书重运算而轻概念．相反，CM教科书在每小节的KEY CONCEPT（核心概念）模块后都列举一或两道例题来帮助学生理解所给概念．

从交叉变量系数的正负性看，基本防疫物资可得性、社区规模、社区防疫不利因素系数为负，物业费系数为正。前三者结果符合前述假设机理；后者结果则说明，物业费越高，居民对整体秩序、社区氛围、隐患控制等的要求越苛刻，对社区组织程度的要求越高，以期能通过较小的经济成本获取较大的利益空间。

该结果也进一步印证了引言所述的应提升社区治理能力的重要性。在人民群众生活水平逐渐提高的当下，居民所追求的不仅是物资丰富等硬性条件，还对社区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比较有意思的是，社区日常封闭程度在单独纳入模型时系数为负，全体纳入时系数为正。这可以被理解为这一因素与其他调节因素之间存在一定的相互作用关系，在其他因素被控制后，社区封闭程度越高，则社区组织程度对居民心理状态的影响越大。例如社区封闭程度与社区档次之间就可能存在一定的关联性。一般而言，日常封闭程度高、管控力度大的社区往往档次较高，由此居民对社区组织程度和社区防疫工作效果的要求就更高，其机理与前述物业费类似。

综上，假设H2得到验证。

六、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理论分析梳理了社区组织和建立基层公共卫生安全体系的关系，并通过问卷调查数据检验了个体特征、个体状态、社区客观条件、社区防控状况以及组织程度对新冠疫情防控期间社区居民心理状态的影响。其中，社区组织程度(及相关变量，如志愿者等)的影响最大，且这一变量对心理状态的影响受到一系列社区特征变量的调节作用。这些充分证明，社区组织程度高能有效改善疫情期间防控状况下社区居民的心理状态。据此，本文从提升社区组织程度的角度对疫情常态化影响下的社区防疫工作提出以下建议，以期为疫情常态时期的社区公共卫生安全体系建设提供有益支撑。

“还有，”坤二少爷进一步说道，“男女姻缘，前世所修；龙来凤舞，相生相克——请老爷把您和两位太太，还有三房的生辰八字写给我看看！”

首先，应当加强社区组织意识，提升社区应急处理能力。社区作为承载了公共卫生事件临时响应行动的常态性场所，

可能会经常面临突发性事件的防控压力；而其是否具备足够的核心应急能力与水平，则直接关系到突发事件的处置成效。

因此尽早培养社区组织意识和能力，不仅对提升社区防灾韧性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也能带给社区居民“遇事不慌”的心理慰藉和底气。经本文实证研究分析可知，社区组织健全程度、资源和人手充足程度以及组织行动力是增强社区组织程度可以努力的三个方向。因此，各社区可以针对疫情防控中暴露出的问题调整当前人员调配、物资储备、协调方式，并通过化用高效组织形式与技术要素，激发社区组织动员活力，提升社区服务能力与专业化的危机处理能力。本次调查发现，社区组织程度越高，获得外部社会援助的可能性也越大(相关系数为正且显著，为0.214；在排除物业费的影响因素后仍然为正且显著)。可见，社区组织能力意味着主动性和自助行动能力。同时，在社区防疫中，也要密切关注社区居民生活是否存在困难、困难能否得到帮助解决、物资是否充沛等直接性问题，将社区组织发挥的效用落到实处，以实现稳定居民身心健康的最终目的。

其次，就社区组织工作的主要承载者——社区一线工作者而言，他们需要得到更多的关注。正式组织是提升社区组织程度的主力军，也在本次疫情中承担了繁重任务。本次调查发现，防疫工作中有34.00%的社区工作者感到“压力比较大”和“非常大”，40.00%感到“有时有压力”。在此情况下，选择“靠自己排减压力”的占了38.00%，“向家人倾诉”的占了21.60%，而选择“向单位领导或是同事倾诉”以寻求支持的仅占14.40%，可见正式组织在成员支持方面的工作不够到位。在自我认知方面，有45.35%的被访者认为自己在“网络和新媒体相关能力”和“公共卫生专业知识”方面存在不足，也有17.49%的被访者认为“与居民的沟通能力”不足。值得注意的是，居民对于社区工作者满意与否的关注点则主要在于服务态度(22.06%)、工作是否尽责(19.88%)、工作是否流于形式(17.71%)；而专业程度是否到位(15.58%)和工作技能是否熟练(8.70%)等排序反而偏后。因此，从以上两则偏差可以发现，在完善社区组织程度、提升社区治理效能方面还有许多工作值得深入分析、持续提高。

第三，还要完善志愿服务机制，补充社区组织后备实力。志愿者作为社区内部资源，是提升社区组织能力的潜在支持者，也是社区人力资源的特殊组成部分，能对物业服务人员和社区工作者起到很好的补充作用。本次调查发现，社区组织程度越高，志愿者发动情况也较好(相关系数为正且显著，0.236)。因此，应善用组织能力，积极组织建立社区志愿服务队伍，完善志愿服务管理机制，这对于推动社区治理工作有效开展、安抚并稳定居民情绪状态等方面有着重要作用。具体来说，可以建立社区官方志愿服务平台，并明确居民参与志愿服务的各项制度规定，实现志愿者准入、退出程序的规范化，提高群众参与社区治理的主体意识。

与此同时，还可以对积极参与志愿服务并有突出表现的群众予以一定奖励，以鼓励更多居民投入社区治理，增强社区组织整体实力。

最后，还应关注社区整体情况，根据社区客观因素有针对性投放资源，这实质上也是有效组织的另一面。现阶段，新冠肺炎疫情虽然在我国得到较好控制，但仍是未来发展不可忽视的重要风险性因素，国内也将持续存在“外防输入、内防扩散、人物同防”的压力。

因此，坚守好社区防疫堡垒仍然任重道远。由上述实证结果可知，老龄化程度高、境外人口和租客人数多等客观因素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社区居民的心理状态有直接影响，又会通过对社区组织程度的调节作用产生间接影响。所以在社区日常管理中，要对此类状况予以更高关注，尽早完善医疗物资储备与应急管理制度，真正实现“藏储于民”，减轻突发事件中的社区应急压力。

同时，保障社区的信息通达度，使不同人群及时了解突发事件的最新情况和社区内部组织安排，也是做好此类社区防控工作、缓解居民紧张状态的关键。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频率低、影响大，社区作为公共卫生体系的基础，是打赢当前防控持久战的关键防线；而社区组织程度作为其中的重要抓手，也必将在未来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自SARS暴发以来，我们又一次经受住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考验，但也暴露出诸多不足。值此“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点的关键时刻，更需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获得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提炼，通过相关基层组织提高居民对公共卫生安全的认识，排查排除所在社区的公共卫生隐患，进一步加强社区组织能力建设，从紧从细从实夯实公共卫生体系，坚决防止出现疫情社区传播扩散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