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是突发的世界性公共卫生危机，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遭受了新型冠状病毒的侵袭，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面临过的蔓延最广、伤亡最重的公共卫生灾难。截至目前，全球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人数已超过了3.9亿人次，死亡人数超过了550万人。

Johns Hopkins Coronavirus Resource Cente,“-19 : , 4, 2022”, https://coronavirus.jhu.edu.

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产生巨大的外部需求冲击，造成严重的失业和供应链危机，尤其是疫情的初期阶段，全球防疫物资短缺、对经济金融市场的破坏性尤其剧烈，远超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人类社会的生命健康和财富安全受到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然而普遍性的疫情恐慌并未受到普遍的联合防控。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在应对新冠疫情方面存在的不足加剧了疫情的破坏性，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各国国家治理现代化都提出了新要求。

全球应对新冠疫情逐渐分化为“一病两治”，以及在此基础上演化出的“一病多治”。“清零”还是“共存”成为各国新冠疫情应对之举的主要模式争论。中国政府本着对人民生命健康兜底式负责的政策态度，坚定地奉行病毒“清零”模式，通过强有力的中央组织动员优势克服了疫情初期的严峻挑战以及后续间断性多次外部输入引发的局部感染扩散反弹。英美政府在自由主义传统和资本主导下则奉行“群体免疫”策略，坚持与病毒“共存”模式，这是一种典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政策态度，既然新冠病毒尚无法通过技术手段彻底消灭、将长期存在且不断变异，那就让病毒淘汰免疫力低下的人群、让病毒在不断变异中弱化毒性(流感化)，正如自由市场决定商品价格一般，让自由选择决定每个人的命运。欧洲大陆国家、“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等则倾向在“清零”与“共存”中间选择某种混合模式，这种混合模式受到不同国家的政治局势、政策价值偏好、文化传统等实际国情原因的限制。部分国家应对新冠疫情的政策模式处于不断调整之中，如新加坡在疫情初期奉行“共存”模式、后转变为“清零”模式，然后放弃“清零”模式、再次转入“共存”模式。当然，除了上述国家模式以外，还存在一些无力依靠自身力量维持社会发展稳定秩序的“失败国家”，特别是非洲一些公共卫生应对能力极为脆弱的国家自身无力选择有效的应对模式，只能完全依赖国际社会援助。

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运用到心理效应，心理效应积极与消极并存。在思想政治教育中，不仅教育者要正确运用心理效应，用全面、发展、联系、辩证、实事求是的认知观看待教育学生，同样要带动受教育者正确运用此效应，最终达到教育效果的最大发挥。

本文针对中国抗击新冠疫情实践活动的总结梳理，创造性地提出“中国新冠疫情防控政策供给体系”，阐释中国抗击疫情政策实践。中国新冠疫情防控政策供给体系抽象概括出“8大一级指标”和“35个二级指标”；并依据治理主客体的类型学划分进行进一步凝练提升，将8个一级指标凝练为四大层级排序，将35个二级指标划分为四类过程应对机制、并构建了“抗疫政策矩阵”。在此基础上，结合国际社会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抗疫绩效进行多角度对比分析，探究中外抗疫之道的国际经验借鉴。本文希望能站在全球整体主义的视角，为世界各国抗疫行动和人类健康共同体建设提供有益的探讨分析，这也有助于增进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

二、文献综述

新制度主义强调，“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

国家处于现代社会政治经济结构中的核心地位，是最重要的治理主体。尽管国家能力一词的使用语境和内涵在国际社会中存在不同的解读，但共同点都是以“国家解决当前所面临的重大问题的能力”为核心，即国家能力的作用往往体现在国家试图解决正在或即将面临的挑战中。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涵即在于国家能力在合法性框架下的有效运用，是法治和国家能力的体系化、制度化和规范化。国家治理现代化对国家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有四种代表性的国家能力理论对全球疫情治理产生了深刻影响。其一，迈克尔·曼对国家权力的二元划分：对上为“专制权力”，对下则为“基础性能力”。基础性能力是国家贯彻自己意志的实际能力，如国家是否具备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上级机关对基层行政部门是否有着充分的了解，以及如何在行政过程中克服上下级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等；

其二，福山“强国家”观点，即良好的政治秩序源自国家构建、法治和责任制的平衡。“国家构建”处于政治体系的核心，要能够超越阶级、派系、利益集团和家族的禁锢，进行公正、高效的决策，实现官僚机构的非人格化和自主性；

其三，王绍光和胡鞍钢“强中央政府能力”主张，在1990年代着重强调了中央财政汲取能力。后来进一步扩展为8种能力，分别为：强制能力、汲取能力、濡化能力、国家认证能力、规管能力、统领能力、再分配能力、吸纳和整合能力；

其四，米格代尔“国家在社会中”的新视角，认为国家能力一方面来源于国家所拥有的资源，另一方面来自国家领袖在获取民众支持国家政策方面的能力。进一步将国家能力划分为国家的社会渗透能力、调节社会关系的能力、汲取资源以及按既定的方式拨款或使用资源的能力。

上述国家能力理论对国际社会应对新冠疫情的主要模式提供了评析维度，加深了对“清零”和“共存”模式的思考。奉行“清零”模式的国家具备显著的组织动员体制优势，中央政府能力强，能够有效克服利益集团的羁绊、迅速做出有效应对处置，国家领袖能够获得民众高度政策支持，民众易于遵守国家抗疫的规制要求。但是由于科层链条较长，行政过程中上下级之间存在突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容易产生“瞒报、漏报和谎报”等官僚主义问题。

奉行“共存”模式的国家深受自由主义传统的限制，“小政府”模式难以支撑国家统一强制性管制要求，陷入“漫长、消耗”的政策辩论当中、加剧社会的撕裂，且难以超越种族、党争、利益集团纷争。尽管如此，资本主导的自由市场会有效调动生产要素，加大疫苗研发和医疗服务投入，进而表现为先进的科学技术与发达的医疗水平，以及具有高度专业素养的行政人员。在部分成功采取“清零”和“共存”有效混合模式的国家，新冠疫情的危机管理成功实现民主合法性和政府能力的有效融合，但这种有效融合要具备特殊的条件，包括有能力的政治家、高度信任的社会、可靠和专业的官僚机构、强大的国家、良好的经济状况、庞大的福利国家和低人口密度等。

Tom Christensen, Per Lægreid,“Balancing Governance Capacity and Legitimacy - How the Norwegian Government Handled the COVID-19 Crisis as a High Performer,” , vol.80, no.5, 2020,pp.774～779.

更进一步地，需要对“清零”和“共存”模式进行成本收益分析。“清零”模式的收益表现为民众生命健康安全和经济繁荣，一旦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国际订单将大幅增长、国内消费和投资也积极扩张，外需和内需双双提升。中国对新冠疫情的有效应对，吸引了大量国际贸易订单的回流，如传统的纺织、加工制造等，这带来了中国外贸顺差的进一步增加。据统计，2021年中国对外贸易规模首次突破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4%，贸易顺差飙升至创纪录的6764亿美元。

但是“清零”模式成本较高，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技术难度大，既有的医疗技术手段尚无法完全消灭“新冠肺炎病毒”；二是经济代价大，国家严格的疫情管制政策降低了经济交往密度，带来了一定的内需萎缩；三是公共财政损耗大，公共财政为疫情患者兜底治疗面临支出公平与效率的讨论；四是国际封闭增强，为了防范国外病例输入势必要加大国际航班管制，带来了国际交往的限制。

Rely on the fact of the simplified distributions of charges stored in the space charge region. The capacity was obtained as follows:

“共存”模式则与之相反。从收益的角度看，最重要的是不影响自由交往，经济金融、商业贸易等经济交往不受限制，虽然目前尚无成熟的技术手段完全消灭新冠肺炎病毒，但通过病毒的自然变异逐渐流感化，以达到自然免疫的状态。而“共存”模式的成本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巨大的负外部性，尤其是新冠感染患者将高扩散性、高传染性的病毒在无管制的交往中传染给他人或其他国家；二是可预见的长期化，国家政策态度默认了新冠疫情的长期化，疫情的反复与恶化成为常态，个体只能接受既定的疫情环境；三是对老年人等高危群体现实威胁最大，而一国绝大多数的政治经济领导人主要是老年人，进而影响了国家政治经济局势稳定。

从表面上看，“清零”模式和“共存”模式，只是国家应对新冠疫情的不同政策选择，实际上，这种政策选择差异背后存在更深层次的文化传统差异，即文明差异。得益于现代化的巨大成就，英美等西方自由主义国家自负于“自由”理念和“民主”制度，但对自由民主制度内在的局限性缺乏清醒认识，尤其是党争、种族、利益集团等对社会的撕裂以及对过度贪婪的资本缺乏有效的调节，致使松散型社会文化传统盛行，民众习惯性选择“不服从”。与英美等传统自由主义国家不同，中国作为东亚地区儒家文化的发源地，集体主义观念渗透在社会的各个层面。面对公共卫生危机，集体主义文化天然倾向于“共同克服”，在灾难面前会迸发出强大的团结精神。危机面前中国民众表现出对政府疫情防控政策的高度支持和服从，这种维护社会稳定的意愿是紧密文化的关键特征。得益于儒家文化的思想遗产，亚洲地区国家大多与紧密文化联系在一起，诸如中国、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国家，社会普遍更容易达成共识，在COVID-19危机期间遵守政府有效管控遏制和关闭措施。

Yan Bo,Xiaomin Zhang, et al.,“Why Do Countries Respond Differently to COVID-19? A Comparative Study of Sweden, China, France, and Japan,” , vol.50, no.6-7, 2020,pp.762～769.

这两种不同文明特质是理解“清零”模式和“共存”模式政策选择差异的关键。

中国应对新冠疫情的行动，表现出了不亚于应对一次大型地区战争的强大国家能力。这种较强的国家能力主要以中国制度优势为依托，展示了中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积极成效。国家能力理论对中国疫情防控政策实践产生了深刻影响，第二部分所探讨的四种国家能力理论所针对的具体政策要求均能反映在中国疫情防控政策供给体系当中。当然，表现最突出的是“强中央政府能力”，特别是强制能力、汲取能力、规管能力和再分配能力等。而其他三种代表性的理论也都有不同程度的涉及，就基础性能力而言，政府及时准确的疫情信息发布与公开，上级领导下沉疫情一线、靠前指挥等都取得了积极成效。就“强国家”理论而言，中国干部体制在疫情防控中表现出了诸多机制优势，诸如奉献精神、应急管理紧急学习能力、高效的政策执行力等，而中央财政为新冠肺炎病毒感染患者提供兜底性治疗费用等举措，在疫情发生初期极大地稳住了民众“恐慌情绪”、帮助民众逐渐恢复战胜新冠疫情的信心。“国家在社会中”理论所揭示的普遍性道理也得到了充分检验，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抗疫物资的捐助和筹措，国家资源调控能力不断得以充实等，尤为突出的是，中央领导人应对疫情的决策部署得到了民众的广泛支持、激发了全社会的信心，有效凝聚了全社会抗击疫情的共识，卫生防疫部门所推广的科学防疫抗疫手段和方法被民众所普遍接受，并取得了显著的卫生防护成效，培养了全社会健康的卫生防护习惯和意识等。

三、中国疫情防控的政策供给体系构建

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角度，无论一国是选择“清零”模式还是“共存”模式，都应该建立完善的公共卫生体系和成熟的应急管理机制。尽管英美自由主义国家“群体免疫”的政策选择带来西方世界抗疫失败和社会混乱，并招致广泛的批判，但其完善的公共卫生体系、发达的医疗技术服务水平、先进的疫苗研发能力、高度专业化的应急管理素养以及成熟的应急管理经验等是值得肯定的，也恰是基于这些扎实的基础性国家能力，英美发达国家等有足够的政策底气选择“共存”模式，而不担心整个社会系统的完全崩溃。中国在巩固制度和机制优势的同时，也要着重提升技术水平和应急管理能力，这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在后疫情时代，中国要注重完善公共卫生体系和应急管理机制，尤其注重提升干部应急管理素养和专业技术能力。近期，一些城市在突发疫情时暴露的城市应急管理方面的无序、低效、僵化等不足，值得深思。现代化治理的确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长期持续的“精耕细作”，尤其对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应以本次疫情防控为契机，完善公共卫生治理，强化专业性监测和管控能力、凸显应急管理重要性、健全基层疫情防控体系，是补齐我国公共卫生短板的重要努力方向。

“强中央政府能力”是中国国家能力的典型特征，也是本次应对新冠疫情中国组织动员体制优势的关键所在。面临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中国选择“清零”模式、英美自由主义国家选择“共存”模式的直接原因是中国具有比其他国家更显著的“强中央政府能力”。中国政府中央领导力供给充分，这得益于中国党治国家的政治体制以及十八大以来中央全面从严治党所取得的显著成效。英美等国家领导人陷入党争、种族、利益集团等国内利益纷争导致国内社会撕裂加剧而无力有效凝聚中央领导力，政治破碎化瓦解了国家能力、造成中央领导力耗散。而在中国，武汉发生疫情后，中央政府快速反应处置，疫情管控成为中央头号政策议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指挥，2020年1月25日成立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领导下开展工作，加强对全国疫情防控的统一领导和统一指挥。

中央—地方疫情指挥协调机制得以建立并迅速开展工作。尤其可贵的是，按照“国家在社会中”的国家能力学说，中央领导主导的国家抗疫政策得到了全社会普遍性支持，确保了国家的社会渗透能力等，降低了全社会遵循政府抗疫政策的协调成本等，保障了疫情管控的及时高效。

欧洲国家在评估系统中分化比较严重，有些国家如瑞士、挪威和德国得分较高，而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则普遍得分较低。这显示出欧洲疫情防控的内在差异和现实差距，欧洲抗疫环境面临较大挑战，极容易再次成为“疫情中心”。具体原因如下：一是，欧洲国家众多，多数国家盛行多党政治，决策过程更为复杂缓慢；二是，欧洲一体化进程因“希腊债务危机”“英国脱欧”“穆斯林难民”“乌克兰冲突”等屡受破坏，欧盟内部离心化倾向严重，各国应对疫情各自为政，难以形成有效的共同政策议程；三是，意大利等国旅游服务产业历来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欧盟内部边境管制宽松加剧疫情在欧洲恶性扩散；四是，欧洲各国发展水平差异较大，许多国家医疗体系并不发达、难以满足超规模患者需求，面对庞大的疫情感染人数无法提供及时有效的医疗救治，而长久以来的难民问题则进一步加剧了社会保障体系(包含医疗卫生等)的压力使其濒临崩溃。

从图13和图14可以看出，原创比与两个产出指标都呈近似负相关关系，说明设计师原创性的大小与个人产出质量之间没有必然联系。亦有可能原创的作用并未体现在设计师的个人产出上，他们需要通过协作来体现价值(协作是保护原创人员提高其积极性的必要手段)。

中国新冠疫情防控政策供给体系全景式展示了中国政府的抗疫实践。一级指标所凝练的四大层级排序揭示了抗疫政策供给逻辑主线。二级指标所构建的“抗疫政策矩阵”，具体报告了不同疫情场景下四类过程应对机制。具体来看，这四类过程应对机制展示了动态抗疫各环节的侧重点。其中，“业务条线—常态化治理”强调医疗免疫技术应用，“属地管理—常态化治理”强调实时社会动态监测，“业务条线—紧急状态治理”突出人员物资供应保障，“属地管理—紧急状态治理”突出封闭隔离。以上分析也揭示出，中国虽然奉行“清零”模式，但是坚持灵活动态调整，尽量压低管制举措的社会经济成本，并不断完善公共卫生体系和应急管理机制，现代化治理能力在实践中不断提升。

中央领导力供给贯穿了中国疫情防控的全过程，保持了政策连续和稳定。自2019年底武汉突发疫情以来，中国的疫情防控先后经历了“紧急状态治理—常态化治理—普及疫苗接种—外部输入并局部反弹—变异病毒点线传播”等阶段，中央—地方疫情指挥协调机制持续发挥功能，依靠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克服了每一个“危机节点”，确保中央关于疫情防控的管制举措自上到下有序落实，取得了疫情防控的每一个“具体的胜利”。中央领导力供给是中国得以成功实践“清零”模式的关键制度能力保障，有效增进了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央领导力供给充分体现了“强中央政府能力”的理论要求，发挥了中国体制在疫情防控方面的机制优势，同时也充分吸收了另外三种国家能力理论的合理政策内涵，较好地推动了疫情防控现代化治理水平的提升。

四、中央领导力供给：央地指挥协调机制

基于中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政策实践，本文提出了“中国新冠疫情防控政策供给体系”。该政策供给体系涵盖了8个一级指标和35个二级指标。表1具体报告了所有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的归类。其中，8大一级指标依据其在应急管理中发挥作用的重要程度和紧急程度可再凝练为四个层级排序。分别是：第一层级，中央协调机制；第二层级，全域封闭管理(俗称“封城”)和集中封闭治疗(俗称“隔离”)；第三层级，人员物资保障、疫苗研发和社会动员机制；第四层级，科技支撑和国际交流合作等。这四大层级排序构成了中国应对新冠疫情防控的政策供给逻辑主线。

（1）Setup：输入安全参数 k，系统选择一个阶 q为 2k≤q<2k+1的群G，令g为G的生成元。系统选择2个安全的密码哈希函数H1,H2:{0 ,1}*→Zq，并随机 选择 s∈RZq作为系统主私钥。最后，系统秘密保存s并公开参数

中央领导力供给压实了各级防控责任、责任到人，疫情防控问责制得以确立。疫情在武汉发生初期，武汉市和湖北省领导干部因缺乏公共卫生专业素养和应急管理能力，产生了严重的“谎报、瞒报、漏报”问题，中央政府快速反应、及时对相关干部进行问责，调配了新的领导干部就任一线指挥。同时派驻中央指导组到武汉现场指导地方抗击疫情。中央指导组组长孙春兰和副组长陈一新等熟悉了解地方工作、应急管理能力突出的领导干部下沉到疫情第一线，和县委书记等基层干部建立畅通的工作协同机制，缩短“决策距离”，解决了决策链条过长、层层上报延误时间及信息失真的问题，有效提高了迈克尔·曼所谓的国家“基础性能力”。地方政府的各个责任人同样下沉到抗疫一线，靠前指挥工作、明确每一步疫情防控责任人(见图1)。据此，从中央到疫情现场建立了完整的疫情防控工作机制，即“中央领导人—中央工作小组—中央指导组—地方主官—责任人”，从而明确了疫情防控问责制，干部体制得以迅速高效展开疫情防控工作。

任期调控发挥了重要功能。中央领导力供给还表现在通过采用任期调控的方式，选派公共卫生专业素养高、应急管理能力突出、综合协调能力强的干部替换湖北省和武汉市政府主官，以修补地方领导力不足的局面。对于渎职失职的干部予以严肃问责处置，有效遏制了干部“迟疑、畏惧、不作为”的消极行为。这符合福山“强国家”理论的政策内涵，确保官僚机构的非人格化和自主性，破除各种利益羁绊，以免延误最佳管控时机、造成疫情的大规模扩散。同时，强化激励举措，将治理绩效优异的干部提任到更高的党政领导岗位，对于治理绩效不佳的干部则作出相应的职务职级调整或其他处理。这套“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淘汰”的任期调控机制有效应对了疫情防控阻击战中的信息不对称性，充分调动了各级领导干部的责任担当，夯实了疫情防控责任机制，有效防止了决策信息失真以及政策决策和执行“两张皮”的弊病。近期，一些城市突发疫情也出现了武汉疫情初期所暴露的问题，甚至由于城市管理的不足进一步滋生了政策疲民等系列消极现象，尤其是出现了管理机械导致的极端医疗事件等，产生了恶劣影响，进一步凸显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性。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总结的中国新冠疫情防控政策供给体系是对自新冠疫情发生以来中国成功应对经验的总体概况，站在了国家整体层次的视角。具体到每个城市的疫情防控，尤其是突发疫情的处置等，管理成效存在显著差异。备受关注的“精准防控”得到了许多赞许，而近期一些城市突发疫情防控则出现了管理方面举措不当而招致了广泛批评。作为国家层面的疫情防控政策供给体系梳理是极为必要的，这为各地疫情防控提供了可参考的成熟经验，也为国际疫情防控合作提供了支撑。但也要特别关注各地尤其是以城市为单位的突发疫情防控的具体实践举措，国家治理现代化并不能一蹴而就，需要建立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础上，这是一个持久性“精耕细作”的过程。对各地实践举措的反思有助于增进中国应对新冠疫情防控政策供给体系的成熟与完善，同样，也为各城市带来了突发疫情防控的现实治理考验。

而建筑木模板组件由于主体采用了胶合面板，恰好能够解决建筑钢模板组件存在的上述缺陷，但是现有的建筑木模板组件中对胶合面板进行定型限位的紧固组件大都是采用卡箍，其结构中在弧形模板片体外就是箍设了型钢环形抱箍（卡箍）。由于卡箍本身尺寸、规格以及所能够承受荷载大小（卡箍在使用中其受力点主要集中在卡箍的环形搭接收紧调节螺栓处，受力点比较集中，其所能承受的荷载较小）的限制，因此，现有的型钢环形抱箍建筑木模板组件均在大型圆形直筒结构混凝土结构支模时难以形成严密封闭的受力体系[1]。

五、他山之石：国际疫情防控实践对比

特别要指出的是，美国在疫情防控的政策供给方面存在较大失误，主要体现在四大方面：一是，缺乏对疫情传播链的有效阻断措施。特朗普政府并未采取任何全域封闭管理或集中封闭治疗的措施，反而出于总统竞选的需要在多个州举办竞选集会活动，致使疫情在美国国内迅速传播；二是，缺乏强有力的中央统一协调机制。无论是对人员物资的保障供给还是在联邦政府层面对全美疫情防控采取必要的统一协调，特朗普政府习惯性“甩锅”，将疫情防控不力原因归咎于地方政府，尤其是民主党人领导的州政府；三是，以单边主义对抗和瓦解国际疫情防控合作。特朗普政府在疫情全球大流行时期突然宣布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在全世界掀起轩然大波，美国长期以来力图塑造的“全球领导者”的形象轰然倒塌。甚至在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病毒检测试剂出现问题紧急调回重制的情况下，依然拒绝使用世卫组织分发的德国病毒检测试剂；四是，忽视社会动员机制、无力弥合社会裂痕。尽管拜登政府上台后试图树立“团结”旗帜、修复社会撕裂，但是美国社会深陷种族问题和党派纷争的漩涡。一方面，弗洛伊德事件使美国种族歧视矛盾激化，民众无视疫情防控政策走向街头进行激烈乃至暴力抗议；另一方面，美国政治精英质疑炒作拜登胜选的合法性，特朗普煽动示威者攻占破坏国会大厦，进一步加剧了国内疫情防控政策的分歧。美国政治极化加剧了社会冲突和对立，影响了疫情防控等。

英美则在国际评估系统中得分较低，尤其是美国招致了广泛的国际批评。为什么历来的“优等生”——美国在各大国际主流抗疫绩效评估中都取得了较低的得分，成为了“劣等生”？这恰恰验证了福山对“强国家”必要性的辩护，切中了美国当下政治发展的要害。英国和美国在某种程度上面临着共同问题，新冠疫情发生后，一面是需要尽快控制住疫情影响、维护执政地位的政党，另一面是深陷“警惕公权力侵犯私权利”逻辑圈的大众，双方“想管又不好管”“想信任又根本上怀疑”，这种矛盾感撕裂了政府的公信力，社会陷入了分裂，政治也随之破碎化。英美等国倡导的自由主义价值观以及“群体免疫”政策成为各利益集团的掩护旗帜，英国面临脱欧后的深刻社会危机、政策反应被动迟缓，美国黑人群体“Black Lives Matter”游行示威愈演愈烈，特朗普与拜登为争夺总统相互攻讦后来竟煽动支持者攻占“国会大厦”，这些都恶化了疫情管控举措、造成社会混乱。

中国抗疫实践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深化了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认识。当前国际智库、独立研究机构等对世界各国抗疫绩效进行了深度经验研究和绩效评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评估有三种：新加坡独立民调机构黑箱研究(Blackbox Research)发布的“全球各国抗疫表现排行榜”(Global Ranking of Countries’ Performance Against the Epidemic)、深知集团(Deep Knowledge Group)发布的“COVID-19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排名”(COVID-19 Regional Safety Assessment 200 Regions)和牛津大学发布的“新冠疫情政府响应追踪系统”(Oxford COVID-19 Government Response Tracker)。在这三种系统性的评估报告中，中国得分排名稳居世界前列。深知集团构建的评估指标，覆盖了六大类维度，即隔离有效性、检测和监测能力、政府风险管理效率、医疗体系准备度、紧急应变能力和区域弹性。

牛津大学关注九项评分指标，包括关闭学校、关闭工作场所、取消公众活动、聚会限制、关闭公共交通、公共信息宣传、居家、限制国内人口流动和管控国际旅行。

这些国际评估系统关注的指标同中国新冠疫情防控政策供给体系的指标设计存在密切关联，甚至是重叠。这意味着中国应对新冠疫情的政策实践符合国际社会疫情防控的客观规律。

完整理解中国抗疫政策实践，需要抓住两大视角，即治理主体视角和治理客体视角。选择治理主体视角，是基于疫情治理主体(最主要的是政府)具有巨大的主观能动性。治理主体视角又可以进一步区分为业务条线(即“条的逻辑”)和属地管理(即“块的逻辑”)。而选择治理客体为另一大视角，则是充分认识到新冠肺炎疫情的特殊性质。治理客体视角主要关注治理困境的议题类型，尤其是具有突发性、应急性、冲击性特点的紧急状态治理议题。中国抗疫的阶段过程从初期的紧急状态应对，逐渐转向疫情防控常态化治理，以治理客体视角对抗疫经验进行梳理总结，较为准确客观。依据治理主体的视角和治理客体的视角，将这三十五个二级指标建立2*2矩阵，即为“抗疫政策矩阵”。该矩阵具体区分了四类过程应对机制，分别为“业务条线—常态化治理”“业务条线—紧急状态治理”“属地管理—常态化治理”和“属地管理—紧急状态治理”。通过表2的矩阵分布，可以更加清晰看到中国应对新冠疫情危机实践中，职能部门与地方政府面对紧急状态和疫情常态化相对应的政策工具选择。

但是欧洲也有其自身的优势，结合中国的防疫政策体系来看，欧洲完全有能力在疫苗研发和国际交流合作方面做得更好。在疫苗研发方面，欧洲发达国家众多，英国、法国和德国等国家在尖端医疗科技领域一直稳居世界前列，对新冠疫苗的研制有着雄厚的医学、生物学和病理学基础，有足够的科技研发能力通过联合实验室或专家组方式加快关键技术突破进程。在国际交流合作方面，欧洲因为历史、文明、制度、意识形态和霸权体系等原因常与美国“同进退”，但却长期忽视和亚洲地区的交流合作。此外，欧洲潜在的防疫优势，特别是完善的公共卫生体系、社会保障制度、高度专业化的应急管理能力等方面值得中国学习借鉴。

他带她出入各种场合，给她展开一个很盛大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她眼花缭乱。他教会她用西餐，教会她泰然地与那些名流交谈，教会她在什么场合穿什么样的衣服，配什么样的鞋子。他给她灌输一个淑女该有的品德。李若的朋友们都说她变了，更加光彩夺目，艳光四射，还有她的高跟鞋，也越来越多，越来越昂贵。

东亚地区新加坡的抗疫成效在国际社会也受到较高的认可，但目前面临较大压力。作为亚洲重要金融与航运枢纽的新加坡，起初在未实行普遍隔离政策的情况下，较有效地控制了疫情的扩散。然而，自2020年3月末起，其境内新增病例开始出现失控迹象，政府不得不在当年4月7日起实施“断路器”措施——持续一个月的严格社会隔离政策。

但新加坡主要依赖自上而下的司法管制以惩治违反隔离禁令的个人与组织，但这未能有效落实社会隔离政策并阻断病毒扩散。

后来，新加坡政府主动放弃“清零”模式，而选择“共存”模式，结果是一个月之内的新冠死亡人数超过了之前总和的两倍，新冠感染病例也快速攀升。几经调整，当下新加坡政府决定正式迈向“与新冠病毒共存”。特别要指出的是，新加坡是在“常态化防控”阶段出现了问题，即便“一刀切”也未能及时有效隔断传染链条，这显示出新加坡国家治理现代化存在深刻的局限性。中国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治理阶段也面临局部地区疫情反弹或者个别病例点线传播，但中国在“因地制宜”方面的政策调控更为成熟，这是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显著提升的表现。

六、结论与讨论：迈向现代化治理

2019年底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给全球带来了恐慌，在实际抗击疫情进程中，中国面对此次公共卫生灾难摸索出了中国抗疫方案、构建了中国新冠疫情防控政策供给体系，增进了国家治理现代化。本文针对中国抗击疫情的政策实践，将其抽象总结为8个一级指标和35个二级指标，并进一步凝练了四大层级排序和四类过程应对机制，据此阐释了中国抗击疫情的政策逻辑。这一政策供给体系不仅是中国抗击疫情的政策实践智慧结晶，而且部分政策对国际社会的疫情治理现状也具有一定的普适性参考意义。当前国际社会存在“清零”模式和“共存”模式的争论，这有助于各国优化防控疫情的政策供给，降低疫情带来的破坏。从国际疫情防控实践对比看，国家能力对世界各国疫情防控具有重要意义，政策反应被动迟缓、决策分裂混乱无助于疫情的有效应对。新冠疫情也进一步凸显了公共卫生体系和应急管理能力的重要性，对国家治理现代化提出了新的要求，尤其凸显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性。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泰国公立崇华新生华立学校高中学生对汉语学习状况总体比较满意；认为学校选用的汉语教材比较适中；认可目前的教师与教学语言；大部分学生喜欢学习汉语，并认为自己的汉语水平在不断进步。但同时，我们也发现在教学过程中趣味性活动少，实用性欠佳，为此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强中央政府能力”成为有效应对新冠疫情的必要条件。中央领导力供给是中国应对新冠疫情防控政策供给的有力保障，克服了其他国家不同程度存在的政治内耗、分裂混乱、被动迟缓等问题，快速反应、迅速建立中央—地方疫情指挥协调机制，从中央到疫情一线层层压实防控责任、建立问责制。并通过任期调控，强化问责激励机制，克服官僚体系的消极行为、增强正向激励，充分调动干部体制的疫情防控积极性。从紧急状态治理到常态化防控，中央领导力供给贯穿了中国疫情防控的全过程，保持了政策连续和稳定，面对局部疫情反弹和个别病例点线传播，及时精准处置并“因地制宜”采取恰当的防控举措，中国疫情防控模式具有更强的弹性、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也尽量降低到最小程度，国家治理现代化程度不断提升。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地方政府在疫情防控实践中应急管理较低的情况，进一步凸显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性。

借鉴国际社会抗疫实践的经验总结和教训反思，中国的疫情防控实践仍有可改进的空间。第一，加强科技支撑和对专家与智库评估意见的重视，做好公共卫生危机早期大数据监测、建立预警机制。无论是武汉市突发的疫情，还是后来局部疫情反弹或变异病毒点线传播，都显示出基层管理人员专业素养和应急能力的欠缺，在危机大范围蔓延前的黄金干预时期认识不到其严重性。应将“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办”，要畅通“技术—政策”沟通渠道、认真聆听专家建议，不抱侥幸心理，及时“拉响警报”；第二，完善公共卫生和医疗保障体系、强化应急管理体系建设，使公共卫生应急理念、制度设计、政策实践和干部素养等满足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西方发达国家成熟的公共卫生体系、社会保障制度、应急管理体系，以及高度专业化的行政管理人员职业素养等非常值得学习借鉴；第三，进一步增强疫情防控管制的弹性，建立精准动态监控防控机制。应探索先进的疫情监控处置政策，谨防“一刀切”，增强管制举措的弹性和精准性，降低社会的经济成本；第四，大力提升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真正做到“以人民为中心”优化管理质量。尤其是应改进机械管制、破除利益羁绊、畅通民意反馈渠道、防止劳民伤财等。在后疫情时代既要做好有效疫情防控，也要保持社会经济发展活力，在合法性框架下增强国家能力并进一步提升能力绩效，这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患者的安全是医院管理的核心内容之一，护理管理者应了解影响护理不良事件上报的因素和程度，采取相应的措施，变废为宝，使不良事件成为宝贵的管理资源，应用科学的管理原则，建立更完善的不良事件报告系统，为患者创造安全的就医环境，确保患者就医安全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

时下国内疫情防控局势骤紧，疫情防控现代化要求超越模式之争，专注于提升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在外来输入的巨大压力下，国内新增疫情病例呈现“多点、分散、多链条传播”的新特点，这对疫情防控带来巨大挑战。“清零”和“共存”作为国际社会应对新冠疫情危机的两种模式，具有各自特点，不能简单评价孰优孰劣，其适用成效也取决于各国自身现实国情。如果不考虑本国和地区实际情况而贸然选择某种“模式”、甚至陷入“模式之争”，为了“某种主义”而选择疫情防控应对模式，这是不负责任的做法。治理的本质在于解决真实问题，现代化更强调治理绩效，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疫情防控政策要立足于务实高效，专注于提升改进疫情防控实际效果。未来随着疫情防控局势稳定，伴随着国家公共卫生和医疗保障体系的完善以及国家整体现代治理水平的提升，国内疫情防控政策也要适时根据实际需要作出相应的优化和调整，一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较高的城市也可以率先做出探索。